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辭去蘇聯總統職務，飾有鐮刀斧頭和紅色五角星的蘇聯國旗最后一次從克里姆林宮的旗桿降下。一個走過七十年、橫跨歐亞大陸、曾令世界為之戰栗顫抖的紅色大國，一瞬間就灰飛煙滅，成為歷史。
沒有人猜到的結局
無論從戰略、地緣政治，抑或是社會變革的角度看，蘇聯解體都算得上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具決定性意義的大事之一，讓政治家、蘇聯問題研究專家和媒體大吃一驚。更為諷刺的是，蘇聯解體發生之突然，過程之迅速，甚至讓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家情報機構——中央情報局和克格勃都措手不及，這與他們一直以來灌輸給全世界的那場時刻存在著的冷戰威脅更是截然不同。“是什么導致了盲點的產生?”從中情局到克格勃，從英國的軍情六處到法國的對外安全局，從意大利的軍事情報局到以色列的摩薩德，“為什么那么多頂尖專家，有著豐富外交、情報及學術經驗的專業人士，看不到蘇聯正走向滅亡?為什么意識不到蘇聯對西方已不再構成威脅并注定走向解體?”
在轟動一時之作《西方情報機構與蘇聯解體》中，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官員戴維·阿爾貝爾與以色列著名記者、作家蘭·埃德利嘗試回答自己所提出的這一系列尖銳問題。在兩位作者看來，“情報機構內部個人、政治以及意識形態的紛爭，及其與政治人物、決策者和其他情報機構的復雜關系”，是這些失誤的最主要原因。
一般人總愿意相信，那些享有神秘的經驗和知識、特殊的地位和威信及大量預算資金的情報組織，擁有著通曉和塑造政治、戰略變化的特殊能力，負責收集信息，提供評估，促使政治家做出理智周密的決策，而且其中立客觀的態度立場不會受到個人、小集團或者現實政治的影響。但事實上，情報機構往往只能做出戰略評估和趨勢預測，卻缺乏更為精細確定的預計;政治家和決策者也常常被成見和政策所牽累，只會選擇性地甚至隨心所欲地使用情報信息和采信評估。“在整個冷戰期間……對蘇聯變化的忽視和誤讀帶來了破壞性的后果——美國的生活方式和蘇聯式共產主義模式水火不容”。在“非友即敵”的原則下，整個世界都變成了角斗場，每一場戰爭都會被兩個超級大國利用，而且每一次都抱著針對對方的態度。于是，每一個發生在某個偏僻角落的小摩擦都成為了全球沖突的一部分，在個別國家具體、暫時、偶然的活動都被解讀為企圖引發連鎖效應的大陰謀。
也正因如此，沒有預見到蘇聯的崩潰，并不是聲名顯赫的各國情報機構在那十年間第一次遭遇的尷尬意外：“克格勃領導人尤里·安德羅波夫沒能正確評估阿富汗對蘇聯入侵的反應，以色列受人吹捧的情報機構沒有及時洞察巴勒斯坦民族主義運動，英國的軍情六處未能預見阿根廷出兵馬爾維納斯群島，所有的西方情報機構都沒想到薩達姆·侯賽因會進軍科威特”。美國情報機構“一直將蘇聯視為真實存在的威脅，對其政策變化的種種明顯跡象視而不見”，也徹底忽視了蘇聯經濟的糟糕表現以及在電子、計算機和通信方面的落后。美國政治與軍工集團千絲萬縷的聯系，更是讓其情報機構沒能或者沒敢提出來自蘇聯的威脅已極大地減小，沒有必要花如此多的錢用于國防。
“有民主黨的情報，還有共和黨的情報”
美國情報體系包括12個機構，主要的有中情局、國防部的國防情報局、美國國務院情報和研究局、聯邦調查局、陸海空三軍的情報網絡以及規模最大的國家安全局，所有這些機構都渴望獲得總統重視，但能夠受到專寵般地“趴在總統耳邊說話的專屬好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情報機構負責人終于明白，自己身處一個競爭激烈的行業，必須要讓總統和其他高層政治家從喧嘩眾聲中聽到自己說出的關鍵信息。
于是，每家情報機構都盡力推銷自己的“商品”，希望能用自己對于國家利益的不同理解去影響國家政策，雖然他們都聲稱自己依靠的專業數據和客觀分析完全沒有受主觀考量的影響。
更嚴重的是，就算情報機構能做出正確評估，“這一評估也不會到達決策者那里”。政治家與決策者幾乎都認為自己是牽涉其中的政治事務的專家，他們會決定自己接受哪些信息，不接納哪些情報，參考哪家機構的觀點，無視哪個來源的結論。
有那么有趣的一種共識——如果一次政治行動成功了，那么成績歸功于政客。反之，如果事件變得錯綜復雜或失敗的話，情報機構則將承受失敗苦果，有時機構負責人還得搭上自己的烏紗帽。這是因為雙方都認為，“情報機構就是政客的保鏢：如果有人想射殺政客，他們就得挺身而出擋子彈。”這樣做并不存在個人恩怨或者險惡用心，而是彰顯了體制的智慧，“保護領導人，保證他們能夠繼續執政”。
實際上，塑造美國的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更多地是“壓力、恐懼和利益”，而不是平衡的情報評估。情報的內容不能超越政治共識，因為對情報的解讀是各方利益妥協的產物，當中還摻雜著政客和軍工集團等利益方的力量，這些人影響了報告撰寫者。用曾任中情局副局長的理查德·克爾的話來說：“政客不會先讀評估報告再形成政策。他們通常在收到報告前就形成了自己的觀點和理念。不過，情報文件能夠讓討論的主題具有國家層面的重要性”。于是，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美國對自己敵人的看法為何往往混淆了虛構與現實的邊界。
在前后幾任國務卿中，詹姆斯·貝克認為自己根本不需要情報機構告訴他蘇聯正在發生什么;他的前任喬治·舒爾茨對中情局的評價也不高，認為“我們關于克里姆林宮的信息非常單薄”。亞歷山大·黑格最為坦率地承認：“我從來不信中情局那幫小兔崽子。”
事實上，黑格是如此清楚情報評估可憐的價值與客觀性，以至于他精辟地總結道：“有民主黨的情報，還有共和黨的情報。”正如古德曼所說，“離高層越近，離情報來源、一手資料和評估過程就越遠。你拿出的就是政客們想要的，完全是客戶和老板的關系。”
騙子、偽君子、滑頭和兩面派
“在莫斯科，情報文件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蘇共中央委員會國際部、克格勃、軍事情報機構以及外交部等四個機構都能向總書記、政治局委員以及中央委員發放自己的情報文件。有意思的是，“中央委員會本身需要情報機構服務，自己卻也做評估報告，借此以顯示其力圖監管信息流的決心”。在兩位作者看來，“這種方法在極權國家顯然比在民主國家更有效”，以便在客觀情報和意識形態之間取得平衡，而“在政治局眼中，意識形態方面只有中央委員會做得好”。
蘇聯情報機構覆蓋的主題或許狹窄一些，圖片和打印的質量可能差一點，但結果與他們在華盛頓的對手別無二致：“情報機構的競爭讓政客或決策者得以選擇符合自己心意的報告，而忽略那些與自己世界觀矛盾的因素，哪怕這些信息來自克格勃主席”。
曾任克格勃信息局局長的尼古拉·列昂諾夫認為信息局的工作是“專業、客觀、誠實的”，“我們是獨立的。沒人干擾我們的分析工作”。但列昂諾夫完全忽視了一個事實，即：在政治局之下，沒有人愿意和敢于質疑和干擾官方的看法。
1981年5月，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在克格勃高級官員的年度會議上向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匯報剛上臺的里根政府對蘇聯構成的核威脅。會后，克格勃和蘇軍總參謀部情報總局格勒烏被要求聯合行動，調查清楚華盛頓針對蘇聯的核意圖，“以揭露美國和北約的邪惡用心”。這一歷時三年的大規模情報搜集行動被命名為代號為“萊恩”(RYAN，核導彈進攻行動的俄文縮寫)。“克格勃很多高級官員都認為安德羅波夫夸大了西方的核威脅，他們知道這是大空話，卻也一絲不茍地執行了這項新任務”。克格勃在所有西方國家的駐外站組都接到命令要把“萊恩”行動當作重中之重，10000名特工參與其中。
在安德羅波夫當選為蘇共總書記后，到了1983年年初，東歐衛星國的情報機構也被要求加入這一行動，并“注意美國準備進行核攻擊的跡象”。同年9月，蘇聯空軍戰機擊落大韓航空KAL007航班客機導致的美蘇關系趨緊，1983年年末北約舉行的名為“優秀射手“的軍事演習，里根和撒切爾嚴厲的反共言論以及在歐洲部署“潘興Ⅱ式“導彈和巡航導彈的決定，都成為蘇聯疑慮加深、更為偏執的理由，“恐懼妄想從情報機構間升級為軍隊間的恐慌”。
專業的克格勃官員并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證明美國正準備對蘇聯發動核攻擊，因為事實上美國也并無此意。但是在那四五年間，蘇聯政治家、決策者和情報機構負責人反復命令克格勃找尋“證據”，而克格勃情報人員又不敢站起來反對這些事實上毫無意義的命令。“在勃列日涅夫人生走到盡頭，安德羅波夫疾病纏身，契爾年科年事已高，核博弈已經到達萬分危急的關頭，雙方的情報機構都無法緩和對方的恐懼和懷疑。”
用叛逃到西方的克格勃倫敦站站長奧列格·戈德爾維斯基的話來說，在“優秀射手”軍事演習期間，“自1962年導彈危機以來，世界沒有如此接近戰爭”。由于美國情報機構截獲蘇聯高級別警戒傳輸，得悉莫斯科真的懼怕美國在準備先發制人的核襲擊，為避免情報機構誤讀導致事態升級，這一演習才最終被取消。
“說到底，蘇聯政策還是受到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正如一份名為《蘇聯對美國的評估》的美國情報研究報告所說，蘇聯的情報評估是由精英統治階級完成的，“24名政治局成員以及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成員塑造了蘇聯政策，而他們做出決定的基礎是已有觀點和意識形態，收到多少情報根本不重要。”這份報告的結論是，“蘇聯對美國的評估十分主觀，很大程度上都是跟著黨的意識形態走。一般來說，政策不會得到客觀的評價，受決策者政治或個人興趣影響很大。”
如此說來，蘇聯解體前最后一任克格勃主席瓦季姆·巴卡京對這個機構的點評也就不難理解了：“我從來沒有在一個機構中遇到這么多騙子、偽君子、滑頭和兩面派。”
華盛頓傾向于將軍備競賽、國際恐怖主義、第三世界的部族戰爭等等都歸罪于蘇聯。西方情報機構的這種思維或曰偏見，讓他們在蘇聯崩潰前夕還不愿承認，曾不斷擴張的北極熊已不再構成威脅。
據兩位作者分析，沒有情報機構能成功預測到蘇聯的解體，恰恰說明了情報工作中幾個最基本的難題：“評估未來走勢十分困難;容易忽視眼前發展;情報機構工作人員往往為了迎合政客而‘調和’其預測;政客總是忽略情報評估”。可以說，美國情報機構的評估失誤，蒙蔽了所有西方情報機構以及整個西方世界的蘇聯問題專家及媒體。蘇聯本身的神秘以及西方情報機構有計劃的“爆料”制造出的西方反蘇陣線，也讓人們對近在眼前的變化毫無察覺，排除了制定任何新政策的可能。
“原則上，人會變，政治議程會變，但情報工作的本質不會變。”如何警惕各種臆測、偏見與先設立場的負面作用，如何限制不確定的復雜環境以及不完全信息的影響，如何減少有限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無論對情報工作還是組織運籌、管理決策等方面的理論與實踐來說，都有著同樣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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