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北大教授質疑袁偉時：國民黨與袁世凱的較量可以如此曲解嗎?
作者：尚小明(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史學研究講究實事求是，要求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有三分材料不說四分話。4月22日，團結網發表了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尚小明的文章(原題《國民黨與袁世凱的較量可以如此曲解嗎?——袁偉時《遲到的文明》閱后小記》，現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就涉及這個問題，值得重視。
不久前，友人送我一冊線裝書局2014年所印《遲到的文明》，著者袁偉時先生。書中收錄了袁先生近十余年來的演講、訪談等類文章近30篇。袁先生的大名，早已如雷貫耳，于是我認真拜讀了一番。書中有句話特別引起我注意，袁先生說：“中國近代史是我的正業。”(第261頁)的確，我們看他的文字，常會論及中國近代史事，且多“驚人之語”。然而，冷靜思考之后，卻又覺得他的一些認識實在膚淺、迂腐，乃至荒謬。若不信，請看他對民初國民黨與袁世凱的較量是如何發表“高論”的。(該書容甚為駁雜，這里僅論與此主題相關內容，并非評價全書，讀者務請注意。)
“政治就是妥協”，國民黨到底懂不懂?
袁先生認為，國民黨的“思想高度不理解政治就是妥協，不理解政治上有些東西要尊重現實，做出很多錯誤的舉動，使穩定的局面一再被破壞”。(第167頁)甚矣，如此荒誕不經之言，袁先生竟也敢講!
稍具近百年中國政治史常識者，何人不知民初革命黨不論在同盟會時期，還是在改組為國民黨后，其實很懂“政治就是妥協”之理。以辛亥鼎革南北議和為例，革命黨若不明妥協之必要，孫文怎會辭去臨時大總統而舉薦袁世凱，國家又如何能夠不經劇烈震蕩便由君主專制走向民主共和。在實力不濟的情況下，孫文等人的抉擇難道不是“尊重現實”的“妥協”嗎?革命黨以妥協換取袁世凱贊同共和、迫使清帝退位，難道不具有“思想高度”?
再從國民黨之誕生看，宋教仁等若不懂妥協，如何能夠將主張不盡相同的一些黨派吸納進來，組成一個大政黨，又如何能夠在首次正式國會選舉中獲得優勢。還有，孫、黃若不懂妥協，怎會有1912年秋與袁世凱在京共商國計的“盛舉”，又怎會有國民黨支持袁世凱親信趙秉鈞組閣，而趙亦加入國民黨之事。袁先生既然自稱中國近代史為其“正業”，何以對這一系列基本歷史事實視若無睹?難道歷史解釋可以視同兒戲?
1912年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3年就任正式大總統。圖為歐洲畫報封面上已就任大總統的袁世凱。
“宋案”豈是純粹的法律問題?
話說至此，袁先生定會以“宋案”發生后孫、黃等發動“二次革命”為例，來證明國民黨“不理解政治就是妥協”，以致“法治中斷，轉向武斗”，最終“誤國、害民、辱己”了。(第197-198頁)我們且看袁先生又是如何對“宋案”解決發表“高論”的，他說：
“當時民國初建，出現了20世紀中國罕見的政務比較公開、司法相對獨立的年代。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在收到租界會審公堂移交的證據后，把罪犯應桂馨和國務總理趙秉鈞、內務部秘書洪述祖之間往來的秘密電報和函件的要點以‘通電’的形式向海內外公布，把罪犯與袁世凱及其追隨者的密切關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迫使趙秉鈞不得不發出公開電報為自己辯解。與此同時，上海地方檢察廳也公開傳訊在位的國務總理趙秉鈞。雖然趙氏拒絕到上海應訊，但一個地方司法機構傳訊總理和地方官員，公布政府最高官員與殺人罪犯密切往來的證據，真不愧為20世紀中國司法史上空前絕后的大事。在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下，袁世凱被迫批準他辭去總理。這個過程說明，遵循依法追究的原則，案件本身固然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解決，而人們的法制觀念的提高和國民黨威望的上升更是難以估量的。可是，孫文沒有選擇依法解決的途徑……”(第197-198頁)
這真是一段令人捧腹之論。袁、趙是否為刺宋主謀迄今并無定論(此處暫且不論)，不知袁先生何以認定趙秉鈞就是“殺人罪犯”?袁先生將民初視為“20世紀中國罕見的政務比較公開”的年代，也不過是他的錯覺而已，有似癡人說夢。而他將上海地方檢察廳傳訊趙秉鈞說成“20世紀中國司法史上空前絕后的大事”，則適見其出言不謹，所知有限。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京師地方檢察廳檢察長戴修瓚就曾公開傳訊執政段祺瑞，袁先生怎敢說“絕后”?袁先生強調“宋案”應“依法解決”，實質是怪罪國民黨“太極端和幼稚”(第263頁)，不懂得“妥協”。在他看來，“遵循依法追究的原則，案件本身固然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解決”，袁世凱在強大社會輿論壓力下被迫批準趙秉鈞辭職，不就是證明么?可要命的是，袁先生的這個有力“證據”，不過是他虛構出來的。
從“宋案”發生直至“二次革命”爆發，何曾有過袁世凱在強大社會輿論壓力下被迫批準趙秉鈞辭職之事?我們只須認真翻翻《政府公報》和當時一些報刊便可知道，趙秉鈞于“宋案”發生后，為自證清白，曾屢屢提出辭職，可袁世凱的態度很明確：請病假可以，辭職不準!于是，我們便看到趙秉鈞遵從袁世凱的意思，一次次續請病假，并以病體未復為由抗不到案，最終拖到“二次革命”爆發，“宋案”不了了之，袁世凱這才允許失去“擋箭牌”作用的趙秉鈞解職。袁先生連“宋案”的這些基本史實都不清楚，卻振振有詞，大發其謬論，實在有些匪夷所思。
其實，從上海地方檢察廳兩次發出傳票而趙秉鈞拒不出庭(背后實有袁世凱支持)，我們已可清楚看出，當時欲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宋案”，根本就行不通。孫、黃等人也并非一開始便決定武力反袁，他們也曾想利用法律手段找出“宋案”真相，可結果如何呢?在司法機關軟弱無力、不能真正獨立的情況下，寄希望于一個表面聲稱要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宋案”，實際卻不遵法律的政府，不是南轅北轍，緣木求魚么!何況“宋案”發生與民初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較量密切相關，并非純粹的法律問題，袁先生之論何其迂哉!
袁先生治學的特點其實就是兩個字：“敢說”
更值得警惕的是，他這種建立在虛構史實基礎上“高見”，“流毒”卻不淺。有名喚張耀杰者，就寫了一本書，叫做《誰謀殺了宋教仁：政壇懸案背后的黨派之爭》(團結出版社2012年)，看看其中某些論調，與袁先生的“高見”何其相似!當然，其人無論如何不能與袁先生相提并論，其書以扭曲心態敘述宋案，識見之淺薄、邏輯之混亂、史料之匱乏與曲解、結論之草率，是極為典型的粗制濫造之作。僅就史料而言，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宋案史料，該書作者根本不知，其中包括多達數千頁的共進會檔案，而被作者利用過的史料中，又有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未能準確理解，甚至完全不解。然而，令人震驚的是，就是這樣一本書，卻有幾位“知名教授”甘愿為之吹捧，袁先生更是頭號吹鼓手，竟然說什么“不管人們是否同意他的結論，都不能不承認這部書不愧是20世紀中國研究的新收獲”。(見該書推薦語)顯然，袁先生不僅對民初政治史一知半解，而且未曾仔細閱讀該書，否則他怎能說出如此不知輕重之言?!
由袁先生之書可以看出，他對陳寅恪先生是很敬服的，可惜他對歷史太缺乏陳先生所云“了解之同情”。他怪罪國民黨不懂得妥協，不循法律途徑解決問題，說到底是因他內心對“革命”不感冒。他甚至認為辛亥革命不該發生，因為它“打斷了”“大清帝國”“開始進行現代社會的制度建設”的進程。（自序，第3-4頁）看起來，在袁先生頭腦中，君主立憲還是要好過民主共和。他的一些論斷實際上是建立在假設革命沒有發生的前提下，可革命畢竟一次次發生了，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客觀事實。與其漠視歷史事實，立足于虛假的前提和虛構的史實高談闊論，何如直面真實歷史，汲取經驗教訓，不是更令人信服，更能給人以啟發么？
袁先生還很喜歡談他對治學的理解，稱“學術就是不斷求真、不斷證偽的過程”。(第262頁)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袁先生本人對歷史的解釋卻常常背離基本事實，甚至可以說糟蹋歷史，這在民初政治史研究方面體現得尤為明顯。袁先生治學的特點其實就是兩個字：“敢說”。有一分材料敢說三分話，有三分材料敢說五分話，有五分材料敢說十分話，至于所說是否與史實相符，是否會誤導讀者，袁先生毫不在意。然依愚見，對當今中國學界而言，沒有什么比嚴謹治學更重要的了。我們需要研究者一絲不茍，扎扎實實去做，而不是僅知皮毛，便信口雌黃，嘩眾取寵。不知袁先生以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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