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記憶里，有一段比較深該的印象，那是上世紀70年代上半期，我大概五、六歲的樣子，獨自沿著公路去公社醫院看母親，我只知道母親住到了醫院里，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半路上，碰到了從醫院趕回來的小姑，她見我一個人在路上走，因擔心我的安全，還把我訓斥了一頓，又把我領回了家。后來大了，我才知道那次母親住院是做結扎手術，村里在醫院做這個手術的還有不少的婦女。
毛澤東時代就進行計劃生育了。
一些年輕人聽了往往很不相信，毛澤東不是鼓勵生育嘛，“人多力量大”是毛主席親口說的嘛，“錯批一個人，誤增三個億”是誰都知道的事情嘛。前幾天我在一家論壇上還跟人為這個事爭論了好長時間，甚至一些平時對毛澤東持肯定態度的人也認為我說的不靠譜，他們十分肯定地說毛澤東時代獎勵多生多育，生十個孩子政府就授予“英雄母親”榮譽，發光榮牌，還可以上北京接受表彰，說的有鼻子有眼，儼然真的一樣。
可是，毛澤東時代真的是進行計劃生育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而且“計劃生育”這個詞，還是毛澤東叫響的呢。毛澤東對人口要進行計劃生育的思想，其實也是由來已久的，例如1919年12月1日，他在《和森兄子升兄并轉在法諸會友》信中表達對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懷疑時說：“這種社會狀態是定要造成人類死率減少而生率加多的，其結局必至于人滿為患。如果不能做到(一)不吃飯;(二)不穿衣;(三)不住屋;(四)地球上各處氣候寒暖，和土地肥瘦均一;或是(五)更發明無量可以住人的新地，是終于免不掉人滿為患一個難關的。因上各層理由，所以我對于絕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及德謨克西拉的主義，依我現在的看法，都只認為于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
新中國成立以前，由于長期戰亂、貧窮、疾病、饑荒等原因影響，中國人民的生活困苦悲慘，死亡率出奇的高，人均壽命只有35歲左右，其慘景觸目驚心，拿美國記者白修德在《中國的驚雷》一書的描述是：“中國有一半的人不到三十歲就死。亞洲每個地方的生活都浸染著一些驚人的必然遭遇——饑餓、屈辱和暴力，不論戰時或平時，荒年或豐年，公路上或城市的街道上橫陳著人的尸體是很普通的事情。在上海，早晨在工廠門口收拾童工的尸首成為例行公事。”因此，中國人口長期處于增長停滯的狀態，一直保持在四億附近。新的國家需要建設，要建設就需要有人力，所以，毛澤東在1949年9月16日批駁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人口太多導致了中國革命的謬論時說：“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像馬爾薩斯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干干凈凈，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根據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于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軍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只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在這里，毛澤東的人口眾多是一件好事的觀點是與當時的歷史背景相符合的，歷史上任何一次戰爭結束后都需要休養生息，都需要人口的增長來恢復國家的元氣。新中國成立以后，政局穩定，戰亂消除，經濟好轉，加上國家大力普及以預防為主的醫療衛生保健，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口實現了快速增長。至1955年，中國人口突破6億。面對新的人口形勢，毛澤東對人口生育進行計劃的思想也應運而生。
1955年3月1日，黨中央在批轉中央衛生部黨組的報告中提出：“節制生育是關系廣大人民生活的一個重大政策性問題。”
1956年10月12日，毛澤東在同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談話時指出：“過去有些人批評我們提倡節育，但是現在贊成的人多起來了。夫婦之間應該訂出一個家庭計劃，規定一輩子生多少孩子。這種計劃應該同國家的五年計劃配合起來。目前中國的人口每年凈增1200萬到1500萬。社會的生產已經計劃化了，而人類本身的生產還是處在一種無政府和無計劃的狀態中。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對人類本身的生產也實行計劃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們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節育。”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為什么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難道還有人不知道我國有六億人口嗎?知道是知道的，不過辦起事來有些人就忘記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緊縮得越小越好。抱有這種小圈子主義的人們，對于這樣一種思想是抵觸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并且盡可能地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偉大的事業服務。我希望這些人擴大眼界，真正承認我國有六億人口，承認這是一個客觀存在，這是我們的本錢。我國人多，是好事，當然也有困難。我們各方面的建設事業都在蓬勃地發展著，成績很大，但是，在目前社會大變動的過渡時期，困難問題還是很多的。又發展又困難，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應當解決，也是完全可以解決的。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無論糧食問題，災荒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各種愛國力量的統一戰線問題，少數民族問題，以及其他各項問題，都要從對全體人民的統籌兼顧這個觀點出發，就當時當地的實際可能條件，同各方面的人協商，作出各種適當的安排。決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煩難辦，推出門外了事。”他在會議上還講到了計劃生育的問題：“要提倡節育，少生一點就好了，要有計劃生產。我看人類對自己最不會管理，對于工廠的生產，生產布匹，生產桌椅板凳，生產鋼鐵，他都有計劃，對于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這樣下去，我看人類是要提前毀掉的。中國六億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億，那時候就快要接近滅亡了。我今天不著重談節育問題，因為我們邵力子先生是個專門的名家，他是大學?？飘厴I的，比我高明。還有我們李德全部長，也很注意這個問題。關于這個問題，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或者設一個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因為要解決技術問題，設一個部門，要有經費，要想辦法，要宣傳。”“人口控制在六億，一個也不多啦?這是一種假設，就是講有一個時期，比如講條件沒有具備，無非是糧食、衣服、房子、教育等等，現在一年生一千多萬，你要它不增，很難講，因為現在是無政府主義嘛!必然王國還沒有變成自由王國咯!在這方面這個人類完全不自覺，沒有想出辦法來，我們可以研究這個問題，應該研究。政府應該設一個部門，那天我講了，政府應該設一個部門或者一個委員會，人民團體可以廣泛研究這個問題，可以想出辦法來，人類總而言之是要控制自己就是了，有的時候使它能夠增加一點，有的時候停頓一下子，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劃的生產，這是一種設想。這一條馬寅老講得好，今天講的好哇!我跟他是同志，以前他的意見百花齊放沒有放出來，準備放就是人家反對，說是不要他講，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但這個問題還很值得研究，政府應該設機關，還有一些辦法。人民會不會有這個要求，還是我們主觀的，人民是要求這個東西的，不是每個人要求，而是很多人要求，比如農民要求這個，人口太多了的家庭，他要求節育。城市里頭農村里頭都有這個要求，說沒有要求是不適當的。”毛澤東在會上第一次公開提出“計劃生育”這一概念。
1957年3月1日，最高國務會議又組織了包括馬寅初在內的16位民主人士發言，馬寅初的發言主要針對毛澤東關于實行計劃生育的講話部分，他表示擁護毛澤東計劃生育的觀點。后來經常有人所津津樂道的“馬寅初中南海向毛澤東諫言”的說法，都來源于此。毛澤東在這次大會上有關計劃生育的講話之后，“計劃生育”的提法開始在全國流行，馬寅初的有關人口與計劃生育的文章以及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新人口論》，也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馬寅初的人口觀點與毛澤東的人口觀點是基本一致的，而且還得到了毛澤東的表揚，哪里來的“諫言”之說?而所謂的毛澤東批判馬寅初的說法自然也是空穴來風，無稽之談了。
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我看中國就是靠精耕細作吃飯。將來，中國要變成世界第一個高產的國家。有的縣現在已經是畝產千斤了，半個世紀搞到畝產兩千斤行不行呀?將來是不是黃河以北畝產八百斤，淮河以北畝產一千斤，淮河以南畝產兩千斤?到二十一世紀初達到這個指標，還有幾十年，也許不要那么多時間。我們靠精耕細作吃飯，人多一點，還是有飯吃。我看一個人平均三畝地太多了，將來只要幾分地就盡夠吃。當然，還是要節制生育，我不是來獎勵生育。”對于計劃生育，他說：“人口節育，要三年試點宣傳，三年推廣，四年普及推行，也是十年計劃，不然人口達到八億再搞就晚了，初步達到計劃生育。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計劃生育，要公開作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我主張中學增加一門節育課，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
1957年10月13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對計劃生育問題說：“除四害，也是要求幾年試點，大概要三年試點，五年突擊，兩年掃尾，十二年已經過去了兩年，還剩下十年。如果在這個方面搞出一點成績來，人民的心理狀態會變的。如果這個事情搞起來了，節制生育我看就有希望了。我看節制生育也是幾年試點，幾年突出，幾年掃尾。這個事情也可以經過大辯論。除四害要搞大鳴大放，大爭，大字報，在農村里頭，在城市里頭，究竟滅不滅得了蒼蠅、蚊子、老鼠?我說我們這個國家是有希望的。右派說沒有希望，那是不對的，完全錯誤的。他們沒有信心，他們沒有信心是有理由的，因為他們不想搞這個事，那也當然沒有信心。我們是想搞社會主義，我看是完全有希望的，包括滅掉老鼠、麻雀、蒼蠅、蚊子，包括掃盲，包括有計劃的生育，要做的事情很多，那四十條里頭有好多事情。那僅是農業計劃，還有工業計劃，還有文教計劃。”
1958年1月28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說：“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么，現在勞動需要人。但是要節育，現在是：第一條控制不夠，第二條宣傳不夠，目前農民還不注意節育，恐怕將來搞到七億人口時就要緊張起來。現在不怕人多，有人怕沒有飯吃，那我們大家就少吃一點，人多一點，士氣旺盛，這是我有點樂觀，不是地大物博嗎!但我不是說不要宣傳節育，我時贊成節育的。要像日本、美國那樣節育，不要象法國那樣節育，越節越少。邵先生六道講得對，現在不對，達到極點就趨向反面。人多沒飯吃，就少吃點。據說東方人吃素對身體健康有益，這是黃道之學(黃炎培)。中國人平均每月吃肉三斤，二人六斤，匈牙利每人吃二十多公斤，這是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除匈牙利外，帝國主義國家吃肉多，都肉食者鄙。我們吃四錢油，五錢鹽，也行。至于提倡吃素，我看不行，因為理論與實際脫節，可見黃道之學不學也可。過去孔夫子很講究排場，食不厭精，每餐要吃點姜，鬧腦溢血。我看還是少吃點好，吃那么多，把肚子脹那么大干啥，象漫畫上畫外國資本化那樣。”
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就人口問題說：“要破處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來認為耕地太少，其實每人二點五畝就夠了。宣傳人多造成悲觀空氣，也不對，應該看到人多是好事，實際人到七億五到八億再控制。現在還是人口少，現在很難要農民節育。少數民族，黑龍江、吉林、江西、陜西、甘肅不節育，其他地方可以試辦節育。一要樂觀，不要悲觀，二要控制。到趕上英國時人民有文化了，就會控制了。”
1960年4月，在全國人大二屆二次會議上通過的、毛澤東主持制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列出了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條款，規定：“除了少數民族地區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過重的生活負擔，使子女受到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業的機會。”
1960年5月27日，毛澤東在與英國前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就糧食增長與人口增長進行交談時說：“糧食增長快于人口增長，而且我們也在控制人口的增長。”
1964年12月16日，毛澤東在與斯諾談話時指出：“我們提倡計劃生育。這方面工作在城市收效比較大，特別是學校、工廠、機關里的青年承認晚婚好，并且愿意結婚后計劃生育。計劃生育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需要做好宣傳教育工作、并且需要時間。二十世紀內，如果能使中國人口凈增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那就太好了。現在，日本已經實現了這個指標。”
1965年1月9日 毛澤東在回答美國作家斯諾關于“對中國計劃生育的進程感到滿意嗎?”的提問時說：“不滿意。在農村還沒有推廣。最好能制造一種簡便的口服避孕藥品。”
1965年8月20日，毛澤東在接見衛生部負責人錢信忠時談到：“天津計劃生育不要錢，看來國家出了錢，實際是劃得來的，國家出點錢保護生產力是合算的。藥錢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你們開展農村衛生工作后，要搞節制生育。”
1965年8月23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中國人口在二十世紀末生育率能降下來，皆大歡喜，最好避孕器械、藥品不要收費，當然不是從明天起就不收費了。最好是口服藥，省事。要說服農民晚婚，他們是要解決勞動力的，所以對晚婚和少生孩子不容易想通。避孕是個戰略思想，要同備戰、備荒和科學試驗結合起來，爭取使人口增長率下降到百分之一，爭取二三十年內做到，要做長期工作。”
1969年3月，周恩來總理在全國計劃座談會上的報告中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結婚的人多了，生孩子的多了，要計劃生育，要節育。這件事毛主席至少講過三次。一次是訂一五計劃的時候，一次是大躍進的時候，一次是訂三五計劃的時候?？傊?，八億人口快要到了，節育工作一定要抓好。”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與斯諾有一段交談：
斯：但是現在沒有人反對節育了。
毛：你這個人受人欺騙喲!農村里的女人，頭一個生了是個女孩，就想要個男孩子。第二個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個生了，還是女孩，還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個，年齡也四十五歲了，只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現在反對節育的人不多了，年輕人不反對了。
毛：重男輕女。這個風俗要改。我看你們美國可能也是重男輕女，要有一個時間才能改變。
1972年7月24日，毛澤東與衛生部負責人談話時說：“關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門去，避孕藥物、器械這些東西，免費提供，挨家送，因為人家不好意思來領嘛。人體的八大系統都要研究，包括男女關系這種事情。要編成小冊子，挨家送。不然，人家不好意思啊。”
1974年底，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關于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歷史上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一方面與整個世界人口的增長期相吻合，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結束了百年亂世，人民實現了安居樂業，為人口的快速增長提供了堅實的保障。與時同時，毛澤東時代并沒有放任人口的自然增長，而是開創性地實施了人類歷史上最有效的計劃生育，因此，盡管中國人口在短短的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實現了翻番增長，但又不是過度增長，中國經濟的增長滿足了人口增長的需要，最有說服力的是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從建國前的35歲提高到了65歲。1975年1月13日，周恩來總理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全國解放以來，盡管我國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糧食增產一點四倍，棉花增產4.7倍。在我們這樣一個近8億人口的國家，保證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新中國沒有象西方一些人所預測的那樣將會被人口增長擊垮，反而成功地解決了人口問題，這有賴于毛澤東“革命+生產+計劃生育”的戰略思想。在毛澤東人口思想的指導下，新中國計劃生育的架構一步步建立起來。
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準了衛生部《關于節育問題的報告》，并第一次以正式文件發出了《關于控制人口問題的指示》。
1959年，黨中央在《中共中央對衛生部黨組織關于節制生育問題報告的批示》中指出：“節制生育是關系人民生活的又一項重大政策的問題。”
1962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當前城市工作若干問題的指示》中提出：“今后一個長時期內，對于城市、特別是大城市人口的增長，應當嚴格加以控制。”
1962年，國務院根據毛澤東1957年關于計劃生育的設想成立了計劃生育辦公室。12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通知》，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計劃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從完全無計劃的狀態逐漸走向有計劃狀態，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既定政策。”
1964年1月15日，國務院召集有關部門開會，研究成立國務院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兼任委員會的領導工作。5月21日，國務院計劃生育委員會、財政部、衛生部聯合下發《關于計劃生育指出財務管理的幾項規定》，節育費用全部由財政負擔。
1965年2月21日，毛澤東在關于衛生工作的指示中說：“計劃生育工作應先搞城市，農村要有重點地結合社教工作來搞，避免強迫命令、要求太急等。由計劃生育辦公室搞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加強領導，技術指導工作衛生部門要搞好。”
1971年，國務院轉發衛生部《關于做好計劃生育的報告》。中央提出了人口控制規劃，舉辦了十三省、市計劃生育學習班，總結經驗，積極推廣。
1972年，國務院發文件正式指出：“實行計劃生育，使人口增長與國民經濟發展相適應”。要求婦女不要“早、密、多”生育子女。
1973年，國務院和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衛生部門設立了計劃生育辦公室，縣以下各級開始設立計劃生育辦公室或有分管計劃生育的工作人員，從1973年開始，人口發展列為國民經濟計劃。在制定第四個五年計劃時，正式提出：“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在毛澤東的建議下，周恩來提出：“計劃生育屬于國家計劃范圍，不是衛生問題，而是計劃問題。你連人口增長都計劃不好，還搞什么國家計劃? ”
1973年12月，全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在北京召開，會議貫徹了毛澤東提出的避孕藥具一律免費并送貨上門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傳口號，并針對不同地方不同情況作了具體部署。
1976年12月，全國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在北京召開。
由于實施了有效的計劃生育措施，中國人口的增長勢頭逐漸慢了下來，1977年凈增人口從1971年的1950多萬減少到1100萬，6年中少增加了3100多萬人，自然增長率下降了11.3%。70年代人口平均增長率比50年代和60年代減少了3.1個千分點。
歷史的事實無可爭辯的證明了毛澤東時代實施了卓有成效的計劃生育，而那個流毒甚廣的“錯批一個人，多增3個億”又是怎么回事呢?事實是，1958年-1960年掀起對馬寅初批判的是當時由民主黨派主辦的《光明日報》，主要針對的是馬寅初的政治立場，而與節制生育和計劃生育毫不相干。馬寅初下戰書的標題為《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雙方在《光明日報》、《新建設》、《北京大學學報》等輿論陣地上唇槍舌劍，爭論不休。而這場曠日持久的所謂批判主要在學術刊物上進行，黨報黨刊自始至終未參與其中，由陳伯達主編的《紅旗》雜志未發表一篇批判文章。在這場批判與反批判期間，黨報黨刊宣傳計劃生育和介紹計劃生育先進典型的文章一直都沒有間斷，馬寅初的社會活動也未受到影響，他頻繁出席各大會議，包括毛澤東召集的小型會議，1959年4月換屆會議上仍舊當選全國人大常委，并兼任全國政協委員。毛澤東又何曾在計劃生育問題上批判過馬寅初呢?又哪里來的“錯批一個人，多增3個億”?早在馬寅初之前，政國院政務委員邵力子于1950年就提出了節制生育的主張，1954年9月，邵力子在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發言強調了節制生育和傳播避孕知識，黨報《人民日報》還進行了刊登。1955年7月，馬寅初在一屆人大二次會議上作了《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的發言，提出了人口控制理論。1957年7月5日，《人民日報》以《新人口論》為題發表了馬寅初在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關于人口控制的發言。對于邵力子和馬寅初的人口觀點，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及外交等多種場合，屢次表示了肯定并推介。新中國出現兩次生育高峰，第一次為1952年至1957年，在馬寅初遭批判之前;馬寅初遭批判后幾年，中國人口是負增長;第二次為1962年至1967年，國家已明確支持節育，并采取了相應的計劃生育措施，與批馬寅初也無關聯。1958年，我國人口6.59億;1979年，我國人口9.69億。期間人口增加3.1億，這種增長是正常的增長，把這種增長與錯批馬寅初聯系起來是簡單而粗暴的，是經不起推敲和實踐檢驗的，而把正常的人口增長一律稱之為“誤增”，也缺少了對人的基本尊重。從1979年8月5日《光明日報》發表《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文章至今已近40年，謬種依然廣為流傳，它已成為抹黑毛澤東的一灘泥污，在許多人的思想里，這儼然成了一個既定事實，而實際上它卻是一個枉顧事實的徹頭徹尾的謊言。
毛澤東是計劃生育的積極倡導者和推行者，我們從毛澤東的人口思想里，能夠讀出他對中國傳統生育觀的尊重，他對傳統風俗的尊重，他對人性的尊重，他把計劃生育與國家的長遠規劃結合起來，與社會宣傳結合起來，通過廣泛宣傳來實現人民生育觀的改變，將計劃生育化為人民的一種自覺行動。50年代，是計劃生育開始宣傳的階段;60年代，是計劃生育開始試行的階段;70年代，是計劃生育開始推行的階段。毛澤東時代是中國歷史上首次推行計劃生育的時代，是計劃生育從無到有的階段，是計劃生育開始深入人心的階段，是構筑人類歷史上最人性化的計劃生育框架的時代，這在中國這個“多子多福”觀念根深蒂固的國家無疑是一件居功至偉的創舉。
“中國人多也好也壞，中國的好處是人多，壞處也是人多。”這是毛澤東于1957年2月14日接見學聯委員時說的一句話，這是毛澤東關于人口問題的辯證法。因為有好處，所以人口要增長;因為有壞處，所以人口要節育。毛澤東在這個好與壞之間尋求一個最佳的平衡點，他要找的是一條人口存量與增量、人口數量與質量最有利于中華民族繁榮昌盛的人口發展道路。
“錯批一人，誤增三億”這種違背歷史事實的謬論已經傳的太久了，該讓它有個去處了，讓它去哪里好呢?就讓它見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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