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寅初事件背后的“陰謀”

　　馬寅初（1882-1982）在家中

　　原標題：馬寅初事件考

　　劉社建

　　筆者最早聽到馬寅初先生的大名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高中老師講起因為馬寅初受到錯誤批判而導致多生三億人口。相信絕大部分人和筆者一樣，認為馬寅初在建國初期因為提出新人口論而受到錯誤的批判，結果“錯批一人，誤增三億”。但是，梁中堂研究員歷十余年完成的新著《馬寅初考》，忠實地還原了那段被人不斷誤讀的歷史。

　　《馬寅初考》明確指出并不是馬寅初先于毛澤東提出了計劃生育，也不是毛澤東批判了馬寅初，對馬寅初的批判更與康生、陳伯達無涉。實際情況是，建國初期當馬寅初聽到毛澤東提出的計劃生育的建議時寫出了《新人口論》，而這個后來被予以極大關注的《新人口論》最早只是馬寅初所著《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的四篇附錄之一。

　　1958年到1960年年初，馬寅初確實受到過兩次批判。但批判馬寅初的起因和內容，是批判馬寅初《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并不是因為《新人口論》，盡管在被批判的內容中《新人口論》也是其中之一。馬寅初之所以被批判是因為在當時背景下，由于知識分子所具有的“原罪”即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需要改造所導致的批判，在當時屬于“常態”，北大馮友蘭、翦伯贊等幾乎所有的教授無一幸免。正如《馬寅初考》中所說，并不是因為馬寅初有《新人口論》而受到批判，也正如其他知識分子沒有《新人口論》也受到批判一樣。

　　《馬寅初考》中用一半多的篇幅考證了當時馬寅初被批判和康生、陳伯達并無關系。那么，“文革”結束后在為馬寅初平反的過程中，為何極其強調其由于《新人口論》而受到批判，以及為何特別強調康生、陳伯達在其中發揮的作用?這或許與當時政府推進一胎化的計劃生育政策有關。在長期多子多福觀念的影響下，推行一胎化的計劃生育政策勢必受到多方面的阻礙與反對。通過宣傳強調馬寅初由于《新人口論》受到批判，尤其是通過“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極力制造推進計劃生育政策的輿論，更容易獲得公眾對推進計劃生育的認可與接受。可能正是由于此原因，在當時有意無意地把馬寅初被批判的事件放大。

　　為完成該書的寫作，梁中堂研究員收集了1958年至1960年《光明日報》以及相關年份的《北京大學校刊》《新建設》雜志等和批判馬寅初的文章有關的雜志，書中的推理極為嚴謹，凡資料來源均有出處以及相應注釋。比如對在馬寅初平反時有關人員寫的《國內動態清樣》的相關內容以及有關批示等，一項項條分縷析，深入分析論證。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馬寅初考》，梁中堂著，中國發展出版社，2015)

　　附：馬寅初事件始末（節選）

　　八、從北大離職到平反前的馬寅初

　　馬寅初離開北京大學以后，則繼續履行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和職責。有不少的文章都說馬寅初被罷免了全國人大常委職務，這是不確的。因為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會的罷免都必須經過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告，查1960年-1964年期間第二屆全國人大歷次會議，都未有罷免馬寅初的公告。另外，根據馬寅初女婿提供的馬寅初生平，從沒有人大常委被免之說。相反，提及1962年1月，還有馬寅初到浙江嵊縣視察。也就是在這次視察中，馬寅初因“患肺炎，此后元氣大傷，雙腿行動不便”。1965年，一條腿癱瘓。1972年，患直腸癌。(165)

　　期間，馬寅初的其他政治和生活待遇均未發生變化。1964年年底到1965年年初的兩會期間，第四屆全國政協會議上，馬寅初頻頻出現在大會執行主席的名單上，以83歲高齡由上屆政協委員改任常務委員。(166)雖然不再做人大常委了，但在黨和政府的人事制度上，同一級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都屬于同等職務的人事安排。1965年8月7日，周恩來主持茶話會歡迎李宗仁，馬寅初應邀出席。(167)黨和政府決定隆重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馬寅初被列為以劉少奇為籌委會主任的籌委會委員，和劉少奇、宋慶齡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出席有關活動。(168)根據徐湯莘的材料，馬寅初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沒有受到沖擊，1972年還有周恩來對馬寅初治療方案的批示，以及周恩來逝世后馬寅初到醫院向遺體告別，都說明馬寅初還享有正常的待遇。(169)1977年5月1日，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社會各界第一次盛大活動，馬寅初參加了有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華國鋒出席的游園活動。(170)1978年年初，鄧小平第3次復出后擔任第五屆全國政協主席，馬寅初96歲仍被安排任全國政協常委，并出現在全國政協大會的執行主席名單上。(171)

　　九、結束語

　　(一)馬寅初在新中國初期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是當時中國最高權力機關，馬寅初是參加毛澤東主持的政府工作會議和參與制定法律、決定國家大事的政府官員。除此之外，馬寅初還擔任其他不少行政職務，并以經濟學家的身份發表了大量宣傳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文章。《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是馬寅初有關社會主義經濟論述的代表作。

　　改造知識分子是黨和毛澤東必定要發動的一場政治運動。馬寅初所領導的北京大學教授的政治學習不僅使得黨和毛澤東終于找到了一種恰當的形式實施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政策，而且通過馬寅初及其執掌的北京大學把這一運動傳遞到了全國。馬寅初的舊知識分子和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雙重身份以及所執掌的北京大學等許多主客觀因素，都天成地就地促成了馬寅初順利充當改造知識分子運動的“二傳手”角色。但是，隨著新中國政治過程的進展，馬寅初和其他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逐漸遠離國家權力的核心，作為舊知識分子需要接受批判改造就是一種必然了。

　　(二)在新中國最初的幾年里，黨和政府主流的意識形態都是把節制生育當作馬爾薩斯主義予以批判的。與此同時，政府主管部門也嚴格限制避孕和節育活動。這些傳統觀念和國家制度勢必與工業現代化過程中的城市青年的生活發生沖突。所以，黨和國家的上層領導對避孕和節制生育的態度也隨之發生了改變。1954年前后，黨和政府已經形成贊成節制生育但暫不登報宣傳的方針政策。邵力子和馬寅初都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能夠及時獲悉黨和國家領導人對節制生育問題的具體認識，也比較早地在一些場合表達了他們的一貫主張。1955年7月，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浙江小組會議上有關控制人口和節制生育問題的爭論，雖然主要發生在參加第一次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那些民主人士之間，但實際反映了黨和政府在前后兩個不同時期的認識和中央既定政策但尚未公開宣傳狀態期間的一些情況。1955年以后，黨和政府已經在各大城市宣傳和推行節制生育的政策。1956年黨的八大會議上，黨中央通過周恩來的報告公開向社會表明了這一方針。特別是毛澤東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中提出計劃生育這一概念以后，節制生育和計劃生育很快就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不僅報刊媒體廣為宣傳，而且社會名流和知識界也多有著述。馬寅初1957年3月1日所謂在中南海的最高國務會議上的發言和7月5日公開發表的“新人口論”，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說馬寅初的發言和“新人口論”比黨和毛澤東對有關問題的認識還要早，是對黨和毛澤東的“直諫”或“諫言”，都不符合歷史事實。

　　(三)馬寅初最早受到的沖擊和批判是在1958年席卷全國的“雙反”運動中發生的。“雙反”運動的基本方法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領導干部“引火燒身”和“人人寫大字報，人人被貼大字報”都是這次運動的特點。馬寅初作為校長和有成就的經濟學家在運動中被師生貼大字報和給別人貼大字報，都是正常的。與一般知識分子不同的是，馬寅初針對群眾的批判張貼了不少辯護性的和反批評的大字報。

　　《光明日報》批判馬寅初是從其“讀書”欄目刊登“選自北京大學的大字報”開始的。在《光明日報》以前，《計劃經濟》已經發表了就計劃經濟中的綜合平衡論、價值規律以及“團團轉”等問題與馬寅初商榷的學術性文章。事實上，《經濟研究》和《教學與研究》啟動批評和批判馬寅初的時間也要早于《光明日報》。《光明日報》刊登批判和批評馬寅初的文章期間，也曾發表了馬寅初兩篇長篇答辯文章。因為批判和被批判的內容都必然地局限于直接的現實問題，所以，批判活動是無法持續的。1958年12月之后，《光明日報》再也沒有刊登批判馬寅初的稿件。

　　但是，馬寅初卻不愿意就這樣結束。從1959年11月開始，馬寅初利用《新建設》發表新作《我的經濟理論和哲學思想》先期挑戰《光明日報》，繼而要求刊登“重申我的請求”又反對《新建設》，不僅重新挑起新一輪的批判活動，更引出《新建設》聯手北京大學黨委把批判之火燒回到北京大學，導致了馬寅初的終結。

　　北京大學黨委接到《新建設》的公函后，不失時機地把馬寅初拋了出去，煽動學校師生揭發批判馬寅初，特別是校辦秘書的揭發對馬寅初的打擊最為嚴重。他認為1956年工商業改造以后，只有一些資本家才擁有股票和股份，靠定息過著不勞而獲的“資產階級腐朽生活”。馬寅初至今還持有巨額股票和股份，還在拿定息和收取房租，不僅與其領取高工資、享受領導人待遇的國家高級領導干部身份極不符合，而且由此證明了馬寅初為什么要說“定息不是剝削”和頑固地站在資本家立場為資本家辯護。再加上馬寅初對土改中地方政府沒收他的土地不滿和對右派分子表示同情等問題，這就不再簡單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站在資本家立場為資產階級辯護的問題，而是剝掉了馬寅初“無時無刻不與共產黨在一起”的偽裝，暴露出地地道道的資本家和資產階級的政治面目。馬寅初血壓陡升而住進了醫院。此后，馬寅初不再與論敵交手，事實上也就退出了戰場。一場表面由學術問題引起的批判，終因非學術問題而結束。

　　審視事件始末不難發現，批判馬寅初的活動是由1958年北京大學“雙反”運動中師生的大字報產生的，即使后來的《光明日報》和《新建設》的批判活動，也都具有一定的自發性質。所謂自發性，是指與運動中由黨組織決定的有組織和有領導的批判活動相區別的。像馬寅初這一類有政治身份的國家干部，如果在運動中被批判都要按照干部管理的權限履行審批程序。被黨組織明確決定的批判活動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和有組織有領導的政治行為，批判前就有計劃要達到某種預定的結果，運動后期還要對批判對象做一定的政治結論和進行組織處理。馬寅初事件則不具有上述特征。分析批判活動中的幾次關鍵性環節，都是因為馬寅初和《光明日報》、《新建設》以及北京大學3個學會較真、叫板和互動的結果。1958年北京大學師生給馬寅初張貼大字報隨同其外出視察就基本停止，《光明日報》在馬寅初不再做回應后也已經偃旗息鼓。在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的批判活動中，無論《光明日報》、《新建設》，還是北京大學的幾個學會，都是隨著馬寅初住院退出戰斗而不了了之的。事實上，如果馬寅初能夠像傅鷹總結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在運動中那樣表現，“罵你三分混蛋，你承認五分”，也早就“鼓掌通過”了。

　　(四)馬寅初是一位經濟學家。用經濟學知識詮釋和宣傳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是馬寅初自以為的本分和得心應手的事情。馬寅初寫作并出版《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不僅是要用自己的經濟知識解釋和宣傳社會主義的成就，而且要表明自己已經完成了向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的轉變和解決了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政治立場問題。但是，用毛澤東和周恩來關于舊知識分子的公式來套，馬寅初與其他人并沒有什么區別。所以，馬寅初這時出版的代表作正好給人們的批判活動提供了一個具體的靶子。該書提出來的綜合平衡論的經濟學觀點、團團轉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問題，始終是被批判的核心問題。馬寅初把“新人口論”當作附錄收入該書，說明人口論并不是他理論觀點的主要內容。那些有關人口問題的批判文章，也不是爭論該不該控制人口和要不要實行節制生育，而是批判馬寅初人口論所體現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的。

　　(五)黨和政府沒有批判馬寅初，康生、陳伯達也沒有插手過批判活動。除了北京大學的大字報和辯論會以外，公開發表的批判文章也主要限于民主黨派和學術界的一些報刊。從中央到地方黨委主辦的機關報刊則基本上沒有參與和介入批判活動，表現了共產黨對馬寅初這一類有政治身份的民主人士所具有的政治原則。

　　馬寅初不僅感受到了黨和政府對他的政治擔當，而且也完全清楚地知道是《光明日報》對其發難以及該報在整個批判活動中所起到的推波助瀾作用。為此，他才有“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的悲壯“聲明”，“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馬寅初的示威和宣戰既是針對民主黨派主辦的這張報紙，更是針對它的負責人楊明軒、陳此生。再追溯1955年在全國人大浙江小組會議上受到宋云彬、李世豪等人的批駁和批判，北京大學內樊弘對他糾纏不休，馬寅初在一些關節點上受到的非難，都是來自于和他一起參加過第一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那一批民主人士。馬寅初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之間的一些微妙關系及其恩恩怨怨。

　　(六)作為舊知識分子，本應和其他人一樣是歷次運動的對象。馬寅初因為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地位和執掌北京大學而能夠在最初的那次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中充當領導和動力。但是，隨著新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政治架構的變化，馬寅初等民主人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漸式微，被批判的命運就在劫難逃了。在這個問題上，馬寅初是否思想深邃、學術造詣非凡、著述豐厚，以及有沒有《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和“新人口論”，都不重要。歷史并不是因為馬寅初有本“新人口論”才受到批判，如同其他舊知識分子并沒有“新人口論”也照樣改變不了被批判的命運一樣。批判馬寅初事件只不過是新中國歷史上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需要反復接受批判改造的總體事件中的一個具體個案。

　　(七)馬寅初并非因“新人口論”罹禍，人口問題也不是批判他的重點。但是，20年之后，事情卻變成了馬寅初因為“新人口論”遭到不公批判，特別是中央愿意抹殺當年對其曾有過的政治擔當而承擔不曾組織批判的責任，反復督促北京大學黨委為其“平反”。相反，那些當年被黨和政府直接組織批判的眾多知識分子，甚至包括那些被康生、陳伯達點名的老教授如馮友蘭、賀麟反而未能得到應有的擔當。歷史何至于此，倒是需要后人深思和研究的問題。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