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亞非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到達萬隆，受到萬隆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 資料圖片
各國代表熱烈歡迎周總理在會議上發言，休息時紛紛找周總理簽名留念 資料圖片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亞非會議在萬隆召開，因此又稱萬隆會議。這是亞非地區舉行的沒有殖民主義者參加的第一次歷史盛會。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總理在大會上發言，闡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和政策，并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為各國普遍接受，為會議成功奠定了基礎。亞非會議是亞非各國人民民族解放運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一轉眼，萬隆會議召開至今已整整56年了，萬隆會議精神至今仍作為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合作的普遍原則，而受到全世界的尊重、遵守。當年曾任印尼開國總統蘇加諾私人顧問、華語翻譯，隱居于澳門的司徒眉生先生，接受記者專訪時，詳細披露了萬隆會議發起及經過。遙想當年，自始至終以記者和工作人員身份，參加萬隆會議由籌備到結束全過程的司徒眉生，面對記者的追問，無不感慨地說：“要說的話，實在是太多了！”
重大使命
“最初提出召開亞非會議設想的人是蘇加諾總統。”司徒眉生道，“也是他欲實現其政治抱負的一次大膽行動。”早在1928年，蘇加諾就發表過一篇反映其思想啟蒙和政治思維的文章：《印度尼西亞和泛亞細亞主義》，強調正在為爭取獨立和公平的亞洲各民族之間團結覺醒的重要性，大力宣揚：“如果中國的龍和印度的水牛、埃及的人面獅、緬甸的孔雀、泰國的白象、越南的蛇、菲律賓的老虎以及印度尼西亞的公牛，都能團結一致，奮勇抗爭，必能把國際殖民主義的枷鎖砸得粉碎！”正是在這一理想的追求下，第二次大戰后，蘇加諾帶領印尼人民掙脫了荷蘭殖民者的長期統治，獲得了國家獨立，當上了開國總統。與此同時，世界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蓬勃興起，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亞國家相繼獨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取得抗法戰爭的勝利；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等非洲國家舉行反帝武裝斗爭，等等。到萬隆會議召開前夕，亞非地區出現了近30個民族獨立國家。這一歷史的大趨勢，給了蘇加諾巨大的鼓舞與信心，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充滿豪邁與自信：實現自己泛亞細亞主義理想的時刻真正來臨了！
1954年4月的一天，即將動身前往斯里蘭卡出席南亞五國(印度、巴基斯坦、緬甸、斯里蘭卡、印度尼西亞)總理會議的印尼總理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前去總統府領命，總統面授機宜說：“３０年前，我們在爭取民族解放斗爭中就提出要加強亞洲各民族間的團結，現在又加上了非洲，你在五國總理會議上如果能爭取大家同意召開這樣一個會議，并由印尼來主辦，我就很滿意了！”
這倏然而至的重大使命，讓阿里心里感到沉甸甸的。
邀請中國
在五國總理會議上，阿里總理瞅準一個機會，婉轉地提出舉行一次更廣泛的亞非國家會議的設想。他先從亞非地區政治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講起，接著列舉出殖民主義不甘心自己在亞非地區失敗的種種動向，最后分析了新興國家相互支持，團結一致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的必要性。在阿里總理巧妙游說下，與會者雖然反應不很熱烈，但也沒有人表示反對。最后，總理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接受印尼總理的建議，由印尼進行其可行性的調研。”聽了阿里總理的匯報，蘇加諾咧嘴笑了。連阿里也沒有想到，他帶回來的這個連自己都不滿意的結果，卻正中蘇加諾總統的下懷。蘇加諾總統緊緊抓住五國總理的“授權”，立即投入巨大的精力和熱忱，命令外交部全力進行籌備。并且明確指示：不是調研，而是進行會議準備！
阿里總理和外交部深感肩頭責任重大。阿里認為，首要的工作是取得印度的全力支持，因為當時印度在亞非國家擁有很高的威信和影響。經過多方面深入細致的工作，阿里總理先是說服了印度總理尼赫魯發表了聯合聲明：“兩國總理討論了舉行亞非會議，一致同意這個會議是必要的，而且對維護世界和平是有益的，希望能盡快舉行。”不久，阿里總理又飛赴仰光與緬甸總理吳努簽署了同意召開亞非會議的聯合聲明。與此同時，以印尼外交部亞洲、中東司司長蘇卡佐為首的籌備班子特別忙碌，也特別積極，幾乎天天與亞非各國駐印尼使館聯絡疏通，以爭取更多國家的支持。
1954年10月底，尼赫魯應邀訪問中國，他在同周恩來的會談中，希望南亞五國總理準備的萬隆會議得到中國政府的支持。周恩來明確地向他表示：“中國政府支持印尼總統創議的亞非會議，支持尼赫魯總理對亞非會議的贊助，我們愿意參加這個會議。”在尼赫魯總理訪問中國一個月后，緬甸總理吳努于11月30日至12月16日應邀訪問了中國。毛澤東主席在同吳努總理談到亞非會議時，毛澤東主動說：“對于亞非會議，我們很感興趣。尼赫魯總理告訴我們，亞非會議的宗旨是擴大和平區域和反對殖民主義。我們認為，這個宗旨很好，我們支持這個會議。如果各國同意，我們希望參加這個會議。”
然而，局勢的發展并不樂觀。司徒追憶到此，情緒激奮起來，他憤憤地說：“試想一下，在冷戰時期，要召開一個脫離西方國家，為捍衛民族主權和反對殖民主義的亞非會議，豈能不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反對？！”美國為了阻止亞非會議的召開，把矛頭首先對準中國。1955年1月，美國國會授權美國總統為所謂“防護和保衛”臺灣和澎湖列島“不受武裝進攻”，可以“使用美國武裝部隊”。2月，美國完成了批準美蔣條約的立法程序。3月，美國總統和國務卿多次叫嚷要準備同中國打一場全面戰爭。在此期間，美國還捏造中國要“奪取亞非世界領導權”，利用政治拉攏和經濟引誘的辦法加緊對一些與會國施加影響，要它們在會上既要“同共產主義影響作斗爭”，又要“抵抗中立主義的壓力”。
正是在這種冷戰局勢的壓力下，1954年12月28日，南亞五國總理會聚印尼的茂物開會，會議其中的一個議題，就是要不要邀請中國參加亞非會議？果然不出所料，會議出現了分歧：反對邀請的意見認為，由于許多中東國家沒有和中國建交，他們會因邀請中國而不參加亞非會議；而支持邀請的意見則認為，如果沒有中國參加，這次會議就沒有任何意義。眼看著會議出現了僵局，會議主席阿里總理卻表現得異常冷靜與持穩，他秉持民主的態度，巧妙地發揮印度和緬甸兩國總理的鼓動性和影響力，又主動挑重擔，把說服中東國家參加亞非會議的責任攬到自己身上。這樣，似乎沒了爭論的話題，會場驀然無聲。最后，與會者終于達成了一個有先決條件的決議：“在印度尼西亞總理承諾向阿拉伯國家做工作和說明后，會議同意邀請中國參加。”至此，召開一次“表明亞洲和非洲在受到西方國家二百年來的統治和剝削后的覺醒”(注：印度總理尼赫魯語)的亞非會議曙光，已經清晰地顯露出來了。
力挽狂瀾
會議的籌備工作已經到了最緊要的關頭。為了應對各種莫測的變化，一天，蘇加諾又找來總理阿里、外交部秘書長兼亞非會議籌備組秘書長魯斯蘭·阿卜杜甘尼等人商量。
蘇加諾說：“出于周全的考慮，我們要設法將茂物會議的情況透露給中國，以便讓他們早有預料，早有準備得好。”大家都覺得非常有必要，并商量了一個口徑，交由魯斯蘭負責去落實。
從總統府出來，魯斯蘭心里就在琢磨：怎么和中國談呢？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剛剛到任，彼此還不熟悉。再說走外交途徑，有些話不好說，弄不好就造成誤會；最好是通過民間途徑。突然，他想到了司徒眉生——“他是新聞記者，又是中國血統，和中國使館的人也熟悉。對，就找他去傳話！”此時的司徒眉生，雖然仍掛著總統私人秘書的頭銜，常來常往于總統府，但一直還在《新報》任記者，從籌備到結束的整個亞非會議期間，他始終以雙重身份參與其中，與魯斯蘭相知很深。
所以，司徒一進魯斯蘭家，魯斯蘭便開門見山地說：“給你個重要任務，你得幫幫我啊。”接下來，魯斯蘭詳盡地談了所傳話的主旨，即：印尼方面希望中國能來參加亞非會議，但有人反對；不過問題總會解決的。同時，也讓中國方面了解一點其他國家的顧慮與分歧，以便采取一些靈活的外交策略。
聽明白魯斯蘭意圖后，司徒一口應諾：“我一定想辦法完完整整把話傳到中國朋友那里。”他態度十分積極。其后的幾天里，司徒以記者的身份，幾次登門拜訪中國大使館幾位他熟悉的負責華僑事務的領事，與他們“閑聊”中，若無其事地將要傳遞的話透露了出去。很快，黃鎮大使就找了個由頭約司徒眉生先生來使館“閑聊”了一次。黃大使只是聽，不表示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雙方都意會到了對方的潛臺詞，根本不用再說什么。后來，亞非會議勝利召開的第二天，也就是1955年4月19日上午，一位亞洲國家的總理在大會發言中，突然把矛頭轉向中國，大罵共產主義是一種“新形式的殖民主義”。整個會場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引起普遍的憂慮和不安，特別是包括蘇加諾、阿里在內的幾位出席會議的印尼領導人，心里更是忐忑不安：不知中國將怎么表態？如果反擊，會議就失敗了。
19日下午3時，中國代表在亞非會議上進行大會發言的時刻到了。周恩來健步走上掛滿與會國國旗的主席臺，先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掃視了一下氣氛凝重的會場，然后，用溫和中透著從容的語氣道：“我們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的不是來吵架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的不是來立異的……”這位出語不凡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發表的出乎不少人意料的精彩發言，充滿了寬容、靈活的精神，核心是四個字:“求同存異。”他指出，雖然與會國有著不同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但應多從自身的共同點出發考慮問題，求同存異、加強團結，本著反對殖民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主旨把會議開好，而不要陷入不利于達成協議的爭論；會議應把大家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來，這是最主要的；我們并不要求人們放棄自己的見解，因為這是實際存在的；但是，這不應該妨礙我們在主要問題上達成共識。在發言的最后，他鏗鏘有力地說：“十六萬萬亞非人民期待著我們的會議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國家和人民期待著我們的會議能為擴大和平區域和建立集體和平有所貢獻。讓我們亞非國家團結起來，為亞非會議的成功努力吧！”他的話音剛剛落下，會場立刻爆發出一陣暴風雨般的掌聲。發言如一陣柔風，把反對邀請中國參加亞非會議一方的顧慮全部化解了，整個會場的緊張氣氛一下子舒緩下來，蘇加諾、魯斯蘭等也大松了一口氣。
司徒欣慰地告訴記者：“當時，我就坐在會場后排的記者席上，親耳聆聽了周恩來這番發言，有一個突出的感覺：周恩來總理不是臨時想起來才這樣說的，而是早有預料、早有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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