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新文化運動的學術貢獻

　　原題：以學術展現前所未有的新型社會理想和人生理想 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新文化運動的學術貢獻

　　【核心提示】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是一個規模不大的群體，既受到反動當局的政治迫害，又面臨其他思潮的激烈競爭，但他們卻以理論的自信，無所畏懼，努力探索，艱辛開拓，用自己的學術勞作和成果，昭顯了馬克思主義的學理優勢，為新文化運動作出了重要學術貢獻。

　　100年前發生的新文化運動，除了在思想上產生了深遠影響外，在學術上有沒有取得重要成就?如果有其成就，是哪些方面的學者作出了重要貢獻?對于這些問題，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在文化保守主義者看來，新文化運動旨在“反傳統”，是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大破壞，并無學術成就可言。在自由主義者看來，新文化運動當然有其學術成就，而這些成就主要是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派學人取得的。五四運動后出現的以李大釗、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是否對新文化運動作出了重要學術貢獻，則似乎成了一個難以闡明、無法定論的問題。甚至在一些人看來，他們只是革命家，專事破壞，而無建設，哪有什么學術建樹?而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中的一些人，也相信了這種說法，以為這些先驅者對中國學術發展過錯有余、貢獻不足，因而總有一種在學術上不如人家的愧疚感，缺乏應有的理論和學術自信。

　　不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確實是一群英勇無畏的革命家，他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了最初的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實現了國共兩黨的第一次合作，發動了以國民革命為旗幟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但同時，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又是一批具有深厚學養的知識精英，他們既受過舊學的熏陶，又有著追求新知的熱情，特別是與新文化運動有著密切的聯系，或是這一運動的領袖和中堅，或是在這一運動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新青年，對新思想新學理的追求與探索正是他們的文化性格。因此，在他們的革命生涯中，革命與學術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他們既是革命家，又是學問家，是集這兩者于一身的優秀人物。“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李大釗這副贈予友人的對聯，可以說是他們的共同寫照。正因為如此，他們在開展革命活動的同時，又力圖從學理上研討和闡發馬克思主義，揭示馬克思主義的來源，發掘馬克思主義的內涵，深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使馬克思主義為更多的中國人所了解所掌握。他們的這些工作，不僅有力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大規模傳播，而且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內涵，豐富了新文化運動的成果，對新文化運動作出了重要學術貢獻。

　　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新文化運動的最大學術貢獻，無疑是唯物史觀的大規模傳播和多維度闡釋。在新文化運動中，各種外來思潮紛紛引入中國思想界，如胡適對實驗主義的介紹，周作人對新村主義的宣傳，黃凌霜等對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的推廣，梁啟超等對基爾特社會主義的鼓吹。這些思潮固然在一時間產生了很大影響，但卻都無法與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所傳播的唯物史觀相比擬相抗衡。政治力量弱小的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何以能在理論上占有優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們不是照抄照搬馬列的本本，而是立足中國的實際，對唯物史觀展開多維度闡釋，使唯物史觀顯示出學理的深刻性和徹底性，煥發出獨特的思想活力和理論魅力。其中，李大釗主要結合歷史學闡釋唯物史觀，陳獨秀主要結合政治哲學闡釋唯物史觀，蔡和森主要結合人類學古史研究闡釋唯物史觀，楊明齋主要結合東西文化關系問題闡釋唯物史觀，都具有各自的特色與風格。中國人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批學術著作，如李大釗的《史學要論》、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楊明齋的《評中西文化觀》，由此而問世。李達的專著《現代社會學》，則總結了這些不同維度的闡釋，對唯物史觀作了一種更系統的理解和更全面的說明。

　　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新文化運動的另一個學術貢獻，是對辯證唯物主義的引入和闡釋。1923年，瞿秋白在國共兩黨聯合主辦的上海大學任教時，開始系統介紹辯證唯物主義，并在講義的基礎上撰成《社會哲學概論》一書出版。他指出，哲學的任務不只是思考社會歷史，更在于探求宇宙根底，“統率精神物質各方面的智識而求得一整個兒的宇宙觀”。這樣一來，哲學就會遭遇到“我”與“非我”、“認識”與“實質”、“靈魂”與“自然”等根本問題，產生出唯心論與唯物論的不同說明;而只有“唯物主義的互辯律的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才能對此作出正確的回答。這樣一來，就使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有了更全面更完整的了解。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否包括宇宙觀問題上，陳獨秀持有不同的看法。他當時把哲學分成兩類，一是“實驗主義的及唯物史觀的人生哲學”，二是“本體論、宇宙論的玄學，即所謂形而上的哲學”，認為前者屬于社會科學，是科學的內容，后者則是胡想亂說，根本不是科學，因此只能贊成前者，反對后者。瞿秋白作為陳獨秀的晚輩和下級，卻能夠在學術上發表不同見解，可見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學術探索中具有開放的心態和平等的精神，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前提下，能夠容納對馬克思主義的不同理解，這本身也是新文化運動學術精神的體現。

　　新文化運動中，不同思潮相激互動，引發了一系列思想文化論爭，如東西文化問題論戰、問題與主義論戰、社會主義問題論戰、科學與玄學論戰。這些論戰既有意識形態的內容，也有學術探索的內容，因而從一個方面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學術發展。對于這些論爭，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都以積極的態度和鮮明的立場參與其中，敢于同其他思潮代表人物進行學理上的爭論，從爭論中顯示自己的思想鋒芒和理論優勢，一些重要的學術成果往往由此產生。如發生在1919年的問題與主義論戰，時間不長，規模很小，主要在胡適與李大釗之間展開。論戰過后，胡適并未寫專文對他主張的自由主義加以學理上的細致論證，而李大釗卻以很大精力撰寫成《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篇劃時代長文，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階級斗爭理論和剩余價值學說作了較系統的闡發，從而使中國人接觸到的馬克思主義具有了更為深厚的學理依據。因此，李大釗的這篇文字，不僅是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大規模傳播的里程碑，而且也是對新文化運動的一大學術貢獻。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這些學術著述中，展現了一種中華民族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社會理想和人生理想。用李大釗的話說，這種理想既包含了人類對個性解放的追求，又包含了人類對大同團結的向往。他指出：“現在世界進化的軌道，都是沿著一條線走，這條線就是達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類共同精神聯貫的脈絡……這條線的淵源，就是個性解放。個性解放，斷斷不是單為求一個分裂就算了事，乃是為完成一切個性，脫離了舊絆鎖，重新改造一個普通廣大的新組織。一方面是個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團結。這個性解放的運動，同時伴著一個大同團結的運動。這兩種運動，似乎是相反，實在是相成。”這種理想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把中國人世代追求的大同理想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結合起來，把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群體價值的精神與西方近世文化的強調個性解放的精神結合起來，既承繼了中國文化傳統的精華，又吸納了西方文化傳統的優長，更對這兩者作了適合于現代中國的創造性轉化。為了這種理想在中國的實現，一批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英勇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這種理想，這種為理想所作出的犧牲，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學術貢獻中最獨特最閃光的精華所在，也是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學術成果中所不具有的內容。在衡論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新文化運動的學術貢獻時，這些內容絕不應被忽視被遮蔽。

　　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是一個規模不大的群體，既受到反動當局的政治迫害，又面臨其他思潮的激烈競爭，但他們卻以理論的自信，無所畏懼，努力探索，艱辛開拓，用自己的學術勞作和成果，昭顯了馬克思主義的學理優勢，為新文化運動作出了重要學術貢獻。正是這樣，在新文化運動百年反思之際，撥開種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對這些先驅者業績的遮蔽，昭顯他們留下的寶貴精神遺產和學術貢獻，從而增強今日后繼者的理論自信，以推進馬克思主義在21世紀中國的發展，是我們需要下功夫去做的工作。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哲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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