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孔丹口述：難得本色任天然》藝術，米鶴都編撰，中港傳媒出版社出版，內地版即出。】
原編者按：2012年底，十八大后，因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中，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等人都曾有過知青下鄉的經歷，知青一度成為社會上高度關注的話題。之后，習近平與李克強都曾在多個場合提到過自己的那段經歷。與習近平一樣，孔丹是一個出身于高干家庭的標準“紅二代”，都在文革中受到沖擊，都曾到自然條件極其艱苦的陜北下鄉插隊，又都在“九·一三”事件后先后回到北京。
關于知青上山下鄉，目前為止的主流敘述包括兩種。一種是梁曉聲等作家為代表的“傷痕”敘事，即上山下鄉浪費了他們寶貴的青春，對農村生活深惡痛絕；另一種敘事是王朔筆下那種“動物兇猛”（姜文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式的大院子弟的狂歡敘事。前一種失之于太過“傷痕”，后一種則未免太過浪漫。孔丹在回憶錄里提供的也許可以算是第三種，既不覺得青春被浪費，也沒有把農村寫成田園牧歌，而是他和當地農民一起，一切都是為了生存下去。
因為經歷相似，從孔丹對知青下鄉的反思，我們也許也可以理解那段經歷給習近平留下了什么。
農村這幾年給我留下點兒什么?我覺得應該這么說：比較艱難的生活對意志品質是一種錘煉。從我的家庭環境來說講，作為高干子弟，雖然我們從小沒有什么過于優越的生活，但客觀講畢竟是有一些特定的生活內容。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說北戴河，我父親每年都會去的，他辦公時，我們兄弟倆就跟過去，普通人是沒有這個條件的。三年困難時期，雖然白薯面也好，榆錢兒也好，槐花也好，我們都吃過，但還不是那個時期最窘迫、最困難的人群。包括文革中，我們家里被關的關，死的死，但那時我一個月還有15塊錢生活費，還能隔一段時間改善一下伙食，吃個炒餅什么呢。比起那些更艱難的家庭，可能還要好些。從整體來講，從一生下來到今天，應該說生活最困苦的一段還是在農村，那是一個經年累月的過程。
直接跟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你就能很直觀地看到生活的不平等、命運的不平等。這個感覺到我離開陜北時特別明顯：他們永遠留在那塊土地上。一個農民，一輩子就是盼著吃飽飯、娶個媳婦、生個兒子、掙副棺材板。就這樣過來了，這就是他的一生啊。因為環境比較艱苦，他們的壽命也比較短。他們直接跟我表達的生活理念，受苦人活一輩子就是這個樣子。他們的歡樂，他們的悲傷，就拴在這么大的一個天地里。聽聽他們唱的歌，你就感覺出來，他們就是在這樣一個生活基礎上經歷著所謂的歡樂啊、痛苦啊。這種不平等在今天都是我們必須面對和改進的。
我們下鄉，一下子面對的就是社會最底層的，甚至在中國農民里頭最苦的一群人。這個也是很難得的，這才是對人民的了解、對中國國情的了解。現在看，我插隊的那些地方，其實都應當移民出來，不能再那樣生活，對人、對生態、對環境都不好。嚴重的水土流失，把那山削的全剩下貧瘠的黃土，沒有植被。再加上放羊，就說那梢林吧，我離開的時候就已經消退了。
后來，我在中信集團時，按照中央的要求和安排到云南扶貧，我們開汽車沿山路走，從紅河地區開車三四個小時還到不了那個扶貧點。我們扶貧干點什么事兒呢?我們拿錢給他們硬化道路，就是修水泥路，建廁所，建公共的小學校。但是那些孩子們的的生活、學習狀態，還是處在很低、很艱苦的水平。我在想，這種狀況如果任其自然發展下去，這群人永遠沒有力量，從這個社會的底層走出來。孩子們基本上沒有上學的機會，基本上沒有通過高考這樣一個哪怕是千軍萬馬走獨木橋的機會走出來，那他們怎么改變自己的命運呢?所以，通過下鄉，我當時對那種不平的感覺很強烈，真是感到了身為一個陜北農民的命運有多么宿命式的無助。
我在村里關系最好的一家人姓高，他家里有三個娃，大娃、二娃和三娃。大娃是一臉的苦相，二娃、三娃的形象也還都在我腦子里頭呢。我記得很清楚，后來三娃娶了個米脂姨婆，長得很俊秀，所謂“所謂米脂姨婆綏德漢”嘛。女方家就嫌這里太窮，拉著個臉。要不是沒飯吃，怎么會嫁到高家川，簡直就是沒盼頭。所以說要跟農民溝通，先決條件是你和人家要處在一個階層，那時我們做到了。今天雖然身處另一個階層，但我們的那種感受、那種溝通是不可磨滅的，而且會帶給你動力。我的思想里，依然認可共產黨的宗旨，這些不平等我們都解決不好，人民還是那樣的生活，我們怎么對得起人民呢?
我覺得這是我實實在在的心態，可能我們黨的隊伍已經有相當一個數量的人早就忘記了這樣的宗旨了，他奮斗的目標已經不是原來的了。但我還是這個想法，小平同志還講共同富裕呢，財富的分配還得調節，這既是經濟學處理公平和效率關系的重大主題之一，也是重力式發展的要求。反過來說，這也是執政黨生存的基礎。所以，在農村的經歷不僅對我們是一種鍛煉，還加深了和人民之間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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