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造謠《論持久戰》抄襲陳誠可以休矣

　　原標題：胡新民：什么是陳誠的持久抗戰論?

　　本文原載《歷史學家茶座》2014年第三期。

　　引言：筆者發現流傳甚廣的《抗日“持久戰”思想究竟是誰最早提出的》一文的作者，可能沒有讀過或者沒有認真讀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蔣百里的《戰爭論》、《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以及其他有關論述。為此，筆者先后在《黨史文匯》《文史天地》《黨史博采》和《歷史學家茶座》發文五篇，進行商榷。這些文章在網上均可查閱到。下面是發表在《歷史學家茶座》2014年第三期的《什么是陳誠的持久抗戰論?》全文。

　　在中國的著名的歷史人物中，蔣介石是比較喜歡記日記的。1927年蔣的地位鞏固以后，他寫日記很明確的一點是要給后人看的。因此，有些日記是經過反復修改，幾經定稿才發表的，例如在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期間的日記就是一個例證。

　　2007年4月2日，美國胡佛研究院宣布公開了蔣介石1931年到1945年的日記。有些關心中國近代史的人士對此十分關注，有的專家學者對日記進行了解讀，有的還特別注重聯系到當年的國共合作的歷史背景中進行解讀。例如有一套兩本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中的《國民黨人中的“持久戰”思想》(即《抗日“持久戰”思想究竟是誰最早提出的》)【編者注：該文作者楊天石】，就特地強調：蔣介石的部下蔣百里、白崇禧和陳誠，都在毛澤東的1938年5月的《論持久戰》發表以前就提出了“持久戰”思想。

　　但是這位專家在提出證據方面卻相當不足。除了引用了這蔣、白和陳三位一些碎片式的言語外，就告知：蔣百里的持久戰之說“均未形成文字”，白崇禧的的持久戰之說“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是“應該”在1938年1月27日至29日之間說的。至于陳誠，他在1936年10月底就就向蔣介石提出了一份有“相關問題”的報告，但是，“可惜此文件至今未見。”后來西安事變期間，陳誠失掉了隨身攜帶的兩個皮篋，因此關于“持久戰”的文件也“可能”失落了。

　　在此以前，社會上出現了一些熱衷重新評價蔣介石的學者和民間人士。他們之中也有喜歡探究抗戰時期關于“持久戰”的問題。有人發現了一本1937年11月14日出版的《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因而在坊間引發了一個毛澤東1938年5月發表的《論持久戰》是抄襲陳誠1937年11月的文章的說法。有一位專業研究人員還就《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寫出了一篇論文。最受那些人熱捧的是網絡上的一個帖子，是這么說的：“沒想到，山寨王陳誠這廝居然在1937年就偷偷地原文抄襲了1938年毛主席金光閃閃的光輝著作，更可恨的是，還有更翔實的論據。”但非常有意思的是，那位專家卻并沒有采信這個“更翔實”的倫據。

　　那位專家在《國民黨人中的“持久戰”思想》一文中認為，蔣介石沒有受到過毛澤東《論持久戰》的影響，因為蔣介石在日記中沒有記載。他認為“一個可能是，蔣介石這時候還沒有讀到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第二個可能是，讀到了，但不以為然。”這兩個“可能”同樣也可以用在這位專家看待《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問題上，就是說，一種可能，這位專家可能還沒有讀到這本書;第二種可能是讀到了，但不以為然。

　　那么，《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到底講了些什么呢?這本書是否與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與中國共產黨的抗日觀點有關呢?

　　《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與淞滬會戰

　　《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是一本文章匯編本，其中有署名陳誠的三篇文章，分別是《持久戰應有的認識》、《持久抗戰的幾個重要點》和《持久抗戰的戰局談》，注明是錄自《救亡日報》。書中的其它文章包括郭沫若的《持久抗戰的必要條件》，洛甫的《抗日民族戰爭的持久性》，史良的《持久抗戰的目的---最后勝利》、一篇譯自美國民族周刊史德華的文章《持久抗戰為中國勝利的關鍵》和《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另附有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的《工作綱領》。

　　這本書的書名突出了陳誠，而這本書又出版于陳誠參與指揮的淞滬會戰結束的第三天。如果回顧一下陳誠參加淞滬會戰的過程以及當時的背景，或許有助于我們了解陳誠的這三篇文章。

　　淞滬會戰是1937年8月13日起中國軍隊抗擊侵華日軍進攻上海的戰役，又稱作“八·一三淞滬戰役”，這場戰役是中國抗日戰爭中第一場重要戰役，也是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戰斗最慘烈的戰役，前后共歷時3個月。據有關史料，日軍投入9個師團和2個旅團30萬余人，宣布死傷4萬余人;中國軍隊投入75個師和9個旅75余萬人，自己統計死傷30萬人。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

　　1937年8月14日，在江西廬山的陳誠被蔣介石急召前往南京。8月20日被任命為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率領增調的部隊參加淞滬會戰。戰斗到11月9日時，陳誠發現淞滬陣地此時已陷入日軍大包圍圈中，只得全線撤退。盡管此時九國公約國也正在開會，蔣介石指望能得到國際上的支持(這次會議日本拒絕參加，后來會上國民黨政府代表甚至未能說服與會國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和葡萄牙同意將日本定為侵略國)，令陳誠再支持三日。但無奈部隊秩序已亂，國軍官兵在撤退中死傷甚眾。陳誠于11月25日撤退到了安徽宣城。

　　值得一提的是，陳誠的軍事才能評價不高。無論在淞滬會戰還是在后來的武漢會戰，被同行詬病甚至被蔣介石嚴厲批評的地方很多，比如蔣介石嚴厲責備擔任武漢衛戍總司令的陳誠在撤出武漢時的表現是個“既不奉命又不受命的蠢人”。至于在淞滬戰場上的表現，當時參戰的一些指揮官都在回憶錄中有所披露：“陳誠的指揮毫無計劃性，亂七八糟地調動部隊。大軍從淞滬退卻，連戰斗地區也沒有劃定，后方也沒有掩護部隊收容部隊，以致潰逃時亂成一團，這次大潰退陳誠應首負其責。”(《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 第98頁 上海文史)“陳誠指揮作戰太不機動，只知固守陣地打死仗，以致傷亡甚大。這樣的打法那里擋得住敵人的飛機大炮!”(《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二輯第137頁 中國文史出版社)還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學者楊天石在談到淞滬會戰時也承認，雖然蔣介石認識到抗戰要打持久戰、消耗戰，但打起來卻是“愚蠢的”單純防御戰。因此，有位參戰的高級指揮員指出：淞滬會戰末期“造成正面幾十萬大軍的潰退。潰退的損失竟比戰斗的損失大得多。”當然，國軍許多官兵的“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精神和松滬戰役對于整個抗戰的積極的一面還是應該肯定的，這在學界已有基本一致的看法，在此不贅。

　　《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注明陳誠的這三篇文章是錄自《救亡日報》。《救亡日報》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機關報，于1937年8月24日創刊。郭沫若任社長，夏衍任總編輯。周恩來指示該報總方針是宣傳抗日，團結、進步，要辦出獨特風格，辦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喜歡看的報紙。11月12日上海失陷后，該報堅持出版至11月22日第85號，終被日本侵略者壓迫停刊。

　　1938年的1月28日，由救亡出版社出版的《持久抗戰與組織民眾》一書，陳誠的《持久戰應有的認識》同樣收錄其中，作為第二篇排在郭沫若的《持久抗戰的必要條件》之后。

　　不過，陳誠的這三篇文章的題目，雖然都可以與“論”持久戰聯系起來，但其內容還是相當淺顯的。盡管可以起到一定宣傳鼓動作用，但就軍事指導作用而言，則基本上是沒有什么實用價值的。

　　陳誠三篇文章和書中其它文章的內容

　　陳誠的三篇文章都不長，標題分別是《持久抗戰應有的認識》、《持久抗戰的幾個重要點》和《持久抗戰的戰局談》。下面就分別簡述一下文章要點。

　　一、《持久抗戰應有的認識》。該文前言稱：淞滬會戰“經過兩個月苦斗，敵人固于疲于奔命，處處暴露了儒怯的丑態與難堪的破綻...其在國際地位更陷于孤立。”“所以目前的戰局和國際形勢，在客觀上都朝著有利于我們的方向發展著。”按時間推算，此文發表日期是10月中旬。戰役后來是怎么繼續發展的，就不用筆者贅述了。接下是該文的四點內容：

　　1、“不能不可存依賴心理而限制戰斗”：說的是“作戰不受地形限制”“同仇敵愾隨時隨地均可聚殲敵人”，即使“背水陣”(后來南京保衛戰就是背水陣---筆者附注)也不改變。

　　2、“精神戰勝一切”：只要有了“敵來即殺”的精神，“則一切物質的困難和缺陷，無疑都是可以克服和補救的。”

　　3、“務存必勝之決心”：如果沒有“勝利的決心”“將必然招致全軍的潰敗。”

　　4、“要不惜任何犧牲”：“要求戰爭的最后勝利。唯一的秘訣是不怕犧牲”。

　　該文最后的結論是，“挺戰三至五年，犧牲到千百萬兵員，甚至退守到蘭州迪化，我們也還能一心一德，繼續奮戰，與敵人決最后的雌雄...將來戰爭延長半年以上，誰能說敵人國內，不發生政治經濟的崩潰，引起內部的叛亂，和國際的干涉呢?”

　　二、《持久抗戰的幾個重要點》。從文中可以推算出時間，是出戰淞滬會戰之際說的話。共有五點內容：

　　1、對倭寇作戰之性質：“純為賭國運之存亡。”“決不能掉以輕心”。

　　2、對倭寇作戰之方法：“必須實行持久戰與消耗戰。”“兩方消耗的程度，在同一時間內，必然是我輕而敵重...才可以確切認識消耗戰的真意義“。

　　3、最后勝利之信念：日本侵華導致“龐大預算，不僅是竭澤而漁，簡直是財政自殺，非至經濟崩潰不止。此外，如國際地位的孤立，國內思想的分化，演變所至，均足以為日本的致命傷，所以只要我們能與之相持三五年，最后勝利必屬于我們的。”

　　4、帶傷服務之精神：“領袖常常教訓我們，精神戰勝物質。”因此，“即令偶爾受傷，亦應帶傷服務。”

　　5、嚴守軍風紀：“敗壞了軍風紀便是軍隊的自殺”。

　　三：《持久抗戰的戰局談》。因淞滬會戰期間，陳誠曾接受過采訪，本文是否為采訪內容，不能肯定。共有有六點：

　　1、“倭寇對我侵略，國策早定”。

　　2、“要堅持三五年”。

　　3、“中途妥協即是投降，委曲求全即是自殺”。

　　4、“我國(經濟)之基礎日固，倭寇之實力必竭，實為無可疑之事實。”

　　5、“捐送物品者，多不合戰地實際之用，不免等于浪費，而捐送金錢者，士兵不得實惠，多入官佐私囊，尤助長驕奢。所以今后只有將慰勞捐款，一律解交政府”。

　　6、“拖到一年半載，三年五年的時候，敵人軍實耗盡，經濟崩潰，國本動搖，一定要在我們面前曲膝的。”

　　綜上所述，陳誠所說的的持久戰主要是精神戰勝一切，認為只要拖上三五年，拖到國際干涉，拖到日本經濟崩潰，戰爭就勝利了。這種持久戰的思想，與蔣介石的持久戰思想相似之處甚多。武漢會戰以后，蔣介石曾在南岳召開過四次軍事會議。從1938年11月25日的第一次會議開始，就認為盡管一次又一次的單純防御戰遭到失敗，但實際上中國人在精神上勝利了，抗戰進入了轉敗為勝的第二階段。到了1944年的第四次會議，由于英美的參戰，蔣介石更是認為勝利唾手可得。但結果是軍事上的豫湘桂戰役的大潰退(國軍250萬參戰，傷亡50萬;日軍51萬參戰，傷亡7萬)和經濟上的“逐步崩潰”(見《1944年12月20日唐納德.納爾遜先生致羅斯福總統函》)，使蔣介石悲哀道：“1944年對中國來說是長期戰爭中最壞的一年”。而共產黨領導下八路軍新四軍，堅持毛澤東《論持久戰》的指導思想，從1944年春到1945年夏，消滅日偽軍47萬余人，收復大片國土。(見《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第165頁)

　　再來看看這本書的其它內容，就可以發現，其中兩篇最具特色的文章和一個文件都是宣傳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的。

　　洛浦即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張聞天。他的《抗日民族的革命戰爭的持久性》最先是發表在延安的《解放》周刊上。文中指出：“單面的政府抗戰，是十分危險的。它在抗戰過程中可能取得局部的軍事上的勝利，然而不能取得最后的勝利。”“國民黨今天的抗戰還只是政府的單面抗戰，還沒有實現共產黨所提出的全面的民族的抗戰的主張，所以國共的合作還沒有徹底成功。共產黨提今天所出的抗日救國的十大綱領，是保障抗戰最后勝利的唯一正確的主張。”“只有共產黨今天所提出的十大綱領成為全民族的綱領時，中國的抗戰才能取得最后的勝利。”緊接在該文后面的就是《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另一篇是來自美國的文章，即美國民族周刊中署名史德華的文章《持久抗戰為中國勝利關鍵》。這篇文章的要點是通過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歷經曲折卻越來越強的事實，來說明共產黨游擊戰的威力。這個論述也可以從一個側面證實了：“成就共產黨的不是西安事變”(楊虎城嫡孫，歷史學者楊瀚語)。史德華在文中寫道：“日本的戰線愈延長，游擊戰術愈足以摧毀他們的力量。近年最善用游擊戰術的，恐怕要算是中國的共產黨。”“中國蘇維埃不僅比最初增強，而且取得中國一大部分農民對他們主張的信仰。假使中國紅軍要全靠人數，那么在許多年前就已經消滅了。但共產黨卻老早就發展一種組織后方農民的技術，那種策略證明著有無限的助力。”順便提一句，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的突出貢獻之一就是把游擊戰提高到戰略高度來認識。

　　還有值得注意的是，《陳誠將軍論持久抗戰》一書共68頁，陳誠的文章占20頁，洛浦、史德華的文章和《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占到了34頁。

　　該書的其它兩篇文章是兩位進步人士郭沫若的《持久抗戰的必要條件》和史良的《持久抗戰的目的---最后勝利》。郭沫若認為持久抗戰對必要條件是確定好外交路線，補充軍火和兵員。史良的比較簡短，主要強調即使淞滬會戰失利也不能喪失抗戰必勝的信念。

　　陳誠的反省

　　1946年國民黨的國防部史料局編制了陳誠署名的《八年抗戰經過概要》一書，陳誠對淞滬會戰的得與失作了總結。盡管他認為“淞滬會戰是所得多于所失的”，但就軍事而言，這個“失”實在是太大了。陳誠的那三篇文章，除了“持久抗戰”四個字與“持久戰”可以掛上鉤外，對照他的反省內容可以看出，那三篇文章在軍事方面的價值是微乎其微的。

　　下面就來談談陳誠總結的四條“失”。

　　“一、淞滬會戰，我軍使用兵力約達七十余萬，敵軍使用兵力亦達三十萬左右。敵軍外線作戰，而使用兵力尚不及我軍之半數，終能獲致勝利者，唯一原因就是他們的裝備優良。精神雖說勝過物質，可是血肉筑成的長城，事實上是抵御不了無情的炮彈的。所以我軍雖多，終不免于敗北。財物的損失不計，光是兵員的損失，我軍超過敵軍的數目，至少在一倍以上。‘人海戰術’是殘酷的，淞滬會戰，我軍雖未嘗有意使用此種戰術，但其結果卻與使用此種戰術者沒有多大區別，這是我們應有反省的勇氣的。”

　　“二、淞滬會戰之初，我軍士氣的旺盛可謂達于極點，但因傷亡慘重，人海究竟不是火海的敵手，所以到了蘇州河撤守的時候，士氣一落千丈，幾至無法維持。南京在崩潰的士氣之下，也便輕易地失陷了。”

　　這兩條基本否定了他先前的“領袖常常教訓我們，精神戰勝物質”，“精神戰勝一切”，“一切物質的困難和缺陷，無疑都是可以克服和補救的”。當時的有的國軍戰士，就是因為受到了這種精神教育，甚至造成了他們的“傻氣”。“日本飛機來炸，他們不肯疏散，說我們來打日本人，難道怕他們的飛機。”(《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 第101頁 上海文史)

　　“三、大兵團在一個狹小的地區作陣地戰，后方的支持關系最為重大，諸如給養彈藥的補充，戰地傷兵、難民的醫護、收容與管理，都是后方極重要的作業。而淞滬會戰中，前線官兵竟有幾個月不發餉，幾天得不到飲食的怪事，而傷病軍民輾轉道途，無法治療，尤屬觸目皆是。大軍轉移的時候，沿途遺棄的糧秣、彈藥、武器、汽油等，隨處可見，這些現象充分暴露我們后方沒有支持前方大兵團作戰的能力，顯示中國仍然是一個組織管理十分落后的國家。”

　　這一條是對他的“作戰不受地形限制”，“同仇敵愾隨時隨地均可聚殲敵人”的一種否定。至于更深層次的東西，本文后面還會提到。

　　“四、我們抗戰的決策是持久戰、消耗戰，勝敗的關鍵原不在一時一地之得失。此種道理，早經宣告中外，人所共知。然淞滬一役，寸地必爭，犧牲慘重，適與我們所標榜的抗戰決策背道而馳。這現象顯示我們似有決策，似無決策，足以引起人心的猜疑。”

　　這一條是相當坦誠的。也就是說，國軍在實際作戰中，往往把持久抗戰看作是被動挨打，一線一線地頂。明知自己武器裝備處于劣勢，還經常擺好架子讓敵人來攻。或固守孤城，或死守工事。這確實消耗了敵人不假，但自身的被消耗的程度往往是超過了敵人的若干倍。這與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提出的幾個基本原則，諸如“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防御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都是背道而馳的。同時也是“適與我們所標榜的抗戰決策背道而馳。”雖然這種戰法在當時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特別是淞滬會戰和隨后的南京保衛戰。因此，幾位知名的民國史家指出：“蔣介石的戰略思想上缺乏堅定的信心，一不對日宣戰，二不動員群眾，三不積極捕捉戰機，結果從‘七七’事變到武漢廣州失守，以大半個中國的空間換取1年零3個月的‘時間’，國民黨方面付出了百余萬人的生命代價，贏得這樣的時間和花費這樣的代價，中國失去的‘空間’太大了，中國人遭受的災難太重了。”(《中國國民黨史》 鷺江出版社 2009 茅家琦 徐梁伯 馬振犢 嚴安林等著 第382頁)

　　在這四條“失”中，最重要的還是第三條。這一條的隱含了陳誠沒有認識到的最重要的問題，也就是抗日持久戰最核心的問題：群眾路線。陳誠雖然認識到“中國仍然是一個組織管理十分落后的國家”，但怎樣改變這種狀況則無從論及。實際上，國民黨在抗戰中越戰越弱而共產黨越戰越強的根本原因，就是誰有能力能夠把這個國家的民眾組織得更好的問題。國民黨之所以打不好持久戰，主要原因還是沒有走好群眾路線，基本上沒有走出片面抗戰的圈子。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發表以后，就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經久不衰。2010年，美國紐約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中國問題專家，清華大學特聘教授瑞貝卡.卡爾女士在她的2010年的著作《毛澤東與20世紀的世界中的中國簡史》中，把毛澤東的“持久戰理論的中心”歸納為“群眾路線”。這是歸納得相當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