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某主持人攤上大事兒之后，有學生很認真地問我，你怎么看?我也很認真地想了想說，我不認可如此戲謔地調侃“智取威虎山”，即使在任何場合都有些不太妥當。與這個戲謔的態度相比，我更無法認同他所調侃的內容。這不是情感上的，而是理智上的。不是先“站隊”后說話，而是有了認識再選擇立場。當然我知道那個學生問我的時候，其實已經有了自己的判斷，他是憤憤于央視的“處理”。在一個“后革命”的時代，當然不能指責這名學生，所以我在說了上面這番話后，又補充了一句：我也不認可這種“行政”處理。理由是，在現在這樣的語境下，一個“行政”處理，除了激發更多的情緒和意氣之爭外，還能有什么作用?是的，公開認錯了，但是真的“幡然醒悟”嗎?你信嗎!(當然這個理由我沒有和學生說，跟他說顯得有點“說教”。)那么，要真地“說服”他認同我的看法，我覺得還是有必要詳細地談一談。當然全面反駁太困難(不是難以反駁，而是反駁起來要說上幾天幾夜)，尤其對其中涉及開國領袖的問題，所以只想對其中所說的“地主招你惹你了”，進行一個“事關正義”的辯論。現在為“黃世仁”抱不平的人太多了，而在我看來這種抱不平或者太陰險或者太糊涂，不得不辯。而為了說清說實我的觀點，我打算介紹一本叫作《翻身》的書。
《翻身》是“中國人的老朋友”美國人韓丁(William Hinton)1966年寫的一本書，正如書名副標題“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所顯示的，韓丁深入土改第一線，客觀記錄下了山西省下一個普通村莊——張莊的土改全過程，對“地主到底有沒有招惹到我們”這個問題做出了讓人信服的回答，并且不回避土改中出現的問題：暴力、濫用權力、腐敗等，但后者并不夠成對前者的否定。這一切都使其不僅可信，而且具備相當厚實的思想穿透力，從而贏得了左右兩派學者的一致認可，例如曾做過國民黨下級軍官的史學家黃仁宇就在他的回憶錄《黃河青山》里不惜篇幅地討論和稱贊過此書。
“翻身”無疑是最能說明土地改革的關鍵詞，它不僅僅指打到地主并分他們的房屋、田地與財產，從而改變農民在經濟上的受剝削地位，而且指的是“翻心”，是心靈獲得解放，擺脫封建倫理與迷信的束縛，追求平等(人與人的平等、男人和女人的平等等)。同時，它還包含新制度的生成：農民應該讀書識字，農民可以通過選舉建立自己的行政機構自己管理好自己。后兩者顯然更為重要，它意味著一個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新世界的誕生。這是本書書名的由來以及土改的最終意義之所在。韓丁高度認同了農民的“翻身”運動，并為此而歡欣鼓舞，這也是寫作這本書的最主要動機。相對而言，黃仁宇把翻身僅僅理解為“好運降臨時運不濟的人，使他們得以脫離貧困和惡名”、“正義終獲聲張”，則顯得有些簡單。
《翻身》告訴我們，在古代中國，無論王朝如何更迭，變化的永遠是社會的上層(這種變化還說不上是變革，而只能說是一種“更迭”)，無法觸及到像張莊這樣的基層社會。鄉紳地主充當著官府與農民的中介，掌控著“鄉里空間”的長期穩定。他們愛留長指甲，不事生產，并視勞動為羞恥，卻過著體面富足的生活。這一切靠的是對廣大農民或明或暗地的多重剝削。地主們的生財門路眾多：收租、放高利貸，并壟斷了鄉村手工業和商業(如酒坊)。此外，他們不僅有公職在身，同時還管理著廟宇、宗族事務和一些迷信組織。他們從中任意徇私舞弊、中飽私囊。種種巧取豪奪使他們在鄉村社會變得既有錢又有勢，地位極其穩固。而相反一方的農民，則無比脆弱，一戶人家辛苦到頭，只夠半飽。一有急事、大事(如生病、婚姻)，就不得不向地主借高利貸，把自己的命運完全交到了后者的手中。趕上荒年，則境況更加悲慘。據作者統計，在荒年，張莊就要損失一半的人口，或餓死或逃荒。之后，來自其他地方的逃荒農民又來此定居，重新耕種這塊土地謀生，從而維持了張莊人口的某種動態平衡。如此循環往復。近代以后，無論是教會、國民黨，還是日本軍隊，都沒有撼動這樣的結構，因為他們發現利用地主充當汲取的中介遠比消滅他們要好得多。因此，地主又增添了新的身份：教民、國民黨員以及漢奸。
毫無疑問，近代隨著帝制的奔潰、國家的危亡，農民陷入了更深的苦難。如果說在前近代鄉紳階層或多或少受到儒家倫理的約束，并維護著地方的穩定與和諧，從而還承擔著某種“正能量”功能的話，那么近代之后，這一階層則整體性的劣質化了，滑向了土豪與劣紳。因此，這一士紳主導的基層機構(我在這里把它稱之為“鄉里結構”)成了窒息農民生機的枷鎖。它不僅通過暴力鎮壓和威脅迫使農民不敢反抗，而且也進行思想統治，用傳統與迷信讓農民自覺“認命”，使后者陷入苦難的輪回里不能自拔。
然而在韓丁看來，鄉里結構的真正核心和癥結還不能夠停留在這個層面上。由于鄉里結構的保守性，地主們小富即安，目光短淺，他們能想到的生財門路只有剝削和壓榨農民，而由于受制于農民本身的貧窮，他們也不可能擁有更多的財富。而在獲得錢財之后，他們不敢過分揮霍，也不愿將其變成資本，投放到更能生錢的工商業上(如礦業)，所以經常的做法是兌換成銀元埋藏起來。而農民們只能指望著在土地上辛勤勞動而活下來，最大的夢想是過上自己艷羨的地主式的生活，“有地種、有房住、有衣穿、有白面餃子吃”。他們手無余錢，向地主借錢一般只發生在婚喪嫁娶、疾病等這類急事上，而不會通過借錢來發展生產。
在張莊，土地生產能力不高，而且極容易受到旱災的影響，解決的辦法是修建引水灌溉工程，但該項工程不是某一個地主或某一個村莊就能辦到的，而是要全縣的合作和財力支持。但顯然，當時的縣級政府早已失去了這樣的組織能力了(也許從來沒有過)。于是，農業就這樣不死不活地存在下去，只能“望天收”，而一到農閑季節，就有大量的閑置人口無所事事，造成勞動力的浪費。
這是一個“死結”，嚴重束縛著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以致用于耕地的鋤頭自上古以來形狀都沒有改變過，歷史似乎在這里真的停滯了。正因為如此，實際上地主的財富絕對值并不會比貧雇農高出太多。這一點在張莊更為明顯，由于此地中農的比例很大，占全部戶數不到三分之一的他們占有全部土地的45%，占5%的地主富農擁有31%的土地。跟全國相比，無疑相對較低。這也解釋了土改開始之后，即使貧窮的農民分光了地主的財產，他們仍感覺在經濟上沒有完全翻身。但是，也正由于農業不發達、農業生產資料缺乏，使得鄉里結構的下層極易受到損害，地主稍微的麻木不仁就能構成對貧苦農民財產和生命的威脅。
因此，徹底推翻這個結構、再造基層社會就變得十分必要且緊迫。共產黨不僅認識到這一點，而且精心策劃和發動了這場土改運動。它被命名為“清算運動”，上級共產黨最初扮演著啟蒙者的角色，先將年輕革命干部們召集起來進行教育，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通過如下三個問題的討論將矛頭直接指向地主和土地制度：1，到底是誰養活誰?2，窮人為什么窮，富人為什么富?3，應不應該給地主交租子?
有意思的是，開始人們對個別地主的惡行很容易達成共識，但是當討論觸及到背后更深層次的土地制度時，意見開始分歧。“地主的土地如果是合法購置或祖上傳下的，就應該收租。他不租給我們，我們就得餓死”，這種想法非常典型，今天部分人否定土改，依然在這樣的觀念影響之下。然而，通過對土地投入產出的一系列運算，人們終于認識到了“地租”本身就是極大的剝削，是罪惡的根源，但卻帶有隱蔽性。而對土地制度的懷疑同時也建立在對勞動的樸素理解上，即“只有勞動的人才有權力吃飯”。所以最后的結論是農民養活了地主，而不是地主養活了農民。
這種思想經這些年輕干部傳播到各村各鄉，這樣，“清算運動”很快開展起來，人們通過“訴苦”這種方式控訴地主犯下的惡行。“訴苦”不僅打擊了地主，而且同時重塑了“訴苦”主體。某種程度上而言，“訴苦”過程即是主體被詢喚出來的過程。人們將沒收來的地主財產稱之為“斗爭果實”，盡管分得了“果實”，受農業總體生產力水平的限制，他們也不會因此而富有，但卻保障了他們再也不會挨餓，并且讓他們生平第一次感到多少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了。
韓丁高度評價了這一農民獲得土地的革命運動，說道：“只有滿足農民對土地的需要，他們在今后的內戰年代中，才可能產生熱情和團結，猶如在抗日戰爭時期，正是由于發動民族奴役的抵抗精神，才產生了熱情和團結一樣。耕者有其田不但是變革中國的一個必要步驟，也是推翻舊社會、建立獨立的現代化工業社會的關鍵。在土地問題上，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是互相一致的。”
不過，韓丁在此處沒有特別強調的是，正如“翻身”也是一種“翻心”，“斗爭果實”不僅僅指實際的財產，還應指在“土改”這一政治實踐中生成的政治與思想成果。在共產黨后來的建國過程中，這一成果無疑是十分寶貴的。如果只注意“翻身”，而不在根本上“翻心”，就極容易出現書中講述的那樣新的領導者迅速腐化變質的事實。
最后，當然也不能回避書中直面的暴力問題。“訴苦”這一形式訴諸的是人的情感，而情感具有驚人的不易控制的能量，從而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性。在張莊的“訴苦”大會上，好幾個地主便被憤怒的人民活活打死。這種直接的暴力也是人們懼怕和不喜歡革命的原因，然而用簡單的道德批判來勾銷革命就顯得太過簡單了，那種只看到農民對地主的暴力看不到地主通過或明或暗的剝削導致無數農民的家破人亡更是不足取。韓丁引用馬克•吐溫、赫伯特•阿普特克以及毛澤東的言論，來說明運用革命暴力的無奈和不可避免。的確，在那個殘酷的戰爭背景下，革命本來就不是“請客吃飯”，不如此做，土改便無法成功實現。而正如韓丁所說，“耕者有其田不但是變革中國的一個必要步驟，也是推翻舊社會、建立獨立的現代化工業社會的關鍵”。不完成這關鍵的一步，中國的自強是不可想象的。某種程度上，也確如黃仁宇所言，這是二十世紀人類的一個道德困境。不過，如果糾纏在這一道德困境之中，則可以斷言，現在的中國則真的不知要倒退到哪里。可以拿黃仁宇另一本書《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中提到的一個例子來做一個補充，這個例子說，雖然青島經過德國和日本幾十年的經營，但隔著海灣邊上不到20英里的一座村莊卻依然如故。除了新建的基督教堂與傳統的神祇并肩存在以及花生殼被城市新工業收買之外，當地人民的生活幾乎與近在咫尺的大城市毫不相干。農作的方法與工具仍是千百年的舊習，商業也限于趕集及流動小販往來。人民的生活與社會習慣也不僅未感受到新時代的好處，反而易遭受其動亂的威脅。對此，黃仁宇也不得不贊同一位當地作家的話：“彼間土地占有，必須經過一番改革，即是采取較緩和的方案，也很難避免暴力。”
這不是一本在書齋中醞釀出來的書，它的寫作建立在作者深入當地調查所得的第一手檔案之上。1948年，時為北方大學教員的韓丁隨土改工作隊來到張莊，不顧條件的艱苦和環境的惡劣，與張莊農民共同生活與勞動了一年多。在這個過程中，他通過采訪記錄了大量的關于這個村莊的信息。結果形成了重達20多斤的檔案材料。由于這批材料在作者回國時被海關扣留等原因，書的完成延至了1966年，在初版序言中，韓丁說：“今天出版這本書，至少還像十八年前我在張莊為本書搜集材料時出版一樣及時。”借這句話，我要說的是，無論是1966年、1980年還是在當下，閱讀這本書都是“及時”的。這本書給人的啟示不僅是獲得對土地革命歷史客觀而深入的理解，還在于對于土地這一涉及到中國基層的問題，獲得真正有價值知識的一個重要前提是需要從實踐中建立起與知識對象的有機聯系。而只有如此，才能有效地回應當下對歷史的戲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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