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電系統是受歷史虛無主義嚴重影響的重災區
——警惕和抵制歷史虛無主義對影視文藝的滲透
（一）
中央紅軍長征時間約一年，歷經二萬五千里到達陜北。其中在貴州時間達4個半月。在貴州召開的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處于生死攸關的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統治。這是歷史的事實，但是由于受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影響，許多影視作品不顧歷史事實對這段歷史作了歷史虛無主義的詮釋。如2014年年底播放的《領袖》一劇就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的作品之一。
過去我們社科研究者看《長征》、《尋路》等相關電視連續劇的時候，總是笑電視連續劇導演、編劇們由于占有的第一手資料的貧乏，只能在很淺的層面上講述掛一漏萬，邏輯含混的故事。但2014年年底播放的《領袖》一劇中關于遵義會議一節上，使我們隱隱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回顧2013年6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我們才認識到，或許影視作品更有可能是受到了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影響。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歷史虛無主義的要害，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和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要警惕和抵制歷史虛無主義的影響，堅決抵制、反對黨史問題上存在的錯誤觀點和錯誤傾向。”
無論這些影視作品是有意還是無意，我們都有必要肅清歷史虛無主義在影視作品中對“黨史問題上存在的錯誤觀點和錯誤傾向”。特別是在中國革命重大轉折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貴州召開遵義會議前后這段時間的歷史有著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在這四個半月的時間里，中共中央多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茍壩會議、扎西會議等。
我們或可把這段時間稱之為“廣義遵義會議”時期，即從“通道會議”開始到南渡烏江結束的這段四個半月的時間。在這段時間，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影視界都存在許多“錯誤觀點和錯誤傾向”。無論是不是受歷史虛無主義的影響，都是應該正本清源的。
對于這樣一個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重大課題，難度可想而知。但是，好在貴州省學者們從50年代到80年代，一代又一代的社科工作者、檔案工作者和博物館工作者做了相當重要的文獻整理工作。保留了眾多的紅軍在貴州的歷史文獻。其中以貴州省檔案館邵斌同志為主的課題組，率先編輯出版了《貴州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輯》，貴州省博物館與《貴州社會科學》編輯部編撰的《紅軍長征在貴州史料選編》就有60余萬字(包括中共中央重大會議歷史文獻、命令、通告、各軍團往來電報、中央決議；破譯敵方往來電報（302通）、敵我雙方將領當時的報告、后來的回憶錄等。計有60多萬字)。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些文獻、課題成果常常被束之高擱。這些紅色文化資源長期沒有得到很好的利用。由于許多研究成果當時出版數量較低，有的甚至只是內部出版，使得許多省外研究者和文藝工作者常常無緣見到。因此，我們不能肯定“廣義遵義會議”時期的“錯誤觀點和錯誤傾向”是受歷史虛無主義影響還是對這些文獻毫不知情。
這使我想起了蘇東坡在《石鐘山記》中指出：“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
貴州雖有眾多飽學之仕，而常被以為貴州是“夜郎鬼方，不茅之地”，這里的“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在重要學術論壇上這里的學者常常缺少話語權。
一、歷史虛無主義對“廣義遵義會議”歷史的錯誤詮釋
1、把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說成是“擔架上的陰謀”。
遵義會議的成果是“擔架上的陰謀”還是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戰略智慧?“擔架上的陰謀”一說最先出自德國顧問李德之口，而后來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所著的《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里也用一章談到“擔架上的陰謀”。一些對遵義會議史實研究比較粗淺的人信以為真，并且影響到許多影視作品，常常被采用。
如果說李德因為他不懂中文，沒有在遵義會議上聽明白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的講話，那應該是情有可原的。外國人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對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對中國革命所作的重要發言沒有深入研究也可以說得過去。但是我們知道，中國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領導人都是有著重大智慧的身經百戰的智者，豈可被一個“擔架上的陰謀”所蒙蔽。
實際上，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精辟、深入分析第五次反“圍剿”錯誤軍事路線，深刻指出第五次反“圍剿” 全部的理論和實際都是錯誤的。并分四個時期對第五次反“圍剿”錯誤軍事路線進行了深入、系統、全面的分析和批評。他發言的大概內容如下：
第一個階段，從粉碎四次“圍剿”以后到朋口戰爭及與十九路軍訂定作戰協定以前。這個時期，這個時期一般的是指揮正確的，但是極大的錯誤是沒有集中主力，只有三軍團與東線原有較弱的兵團與十九路軍決戰，如果那個時期，集中更多的力量，我們在東方戰線上的勝利，必然遠過于當時所獲得的。
一、關于“廣義遵義會議”這段黨史研究中存在的錯誤觀點和錯誤傾向
一段時間以來，一股歷史虛無主義的陳渣泛起，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采用歷史虛無主義的手段進行解讀和詮釋。所謂歷史虛無主義，就是構建虛假歷史的各種研究理念、方法和成果的總稱。對照“廣義遵義會議”期間“黨史問題上存在的錯誤觀點和錯誤傾向”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把“遵義會議” 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說成是 “擔架上的陰謀”。
二是否定毛澤東“四渡赤水”是得意之作。不顧歷史事實把“土城之戰”和“魯班場之戰”說成是毛澤東一生指揮的250多次戰斗、戰役中的“四次敗仗”中最失敗的敗仗。是頭腦發熱的產物。從而提出質疑“四渡赤水”何來得意之作?
三是不顧歷史文獻，否定“四渡赤水”是一個統一的戰役。如元江在《南開大學學報》、《近代史研究》等刊發文認為：《“四渡赤水”不宜稱作戰役》、《試論中央紅軍四渡赤水中的失誤及其原因》文章認為：“四渡赤水”并不是一個完整的戰役，四渡赤水各有各的決策過程，屬于一個時間段內的多次作戰行動。認為“四渡赤水”并不是“神來之筆”，認為在四渡赤水戰役中，紅軍有四個失誤：戰略行動上，不適當地強調進攻；渡江戰略方針的制定實施，一開頭就遇到了麻煩；一次關鍵性戰斗受挫（土城青崗坡之戰），使紅軍一度喪失主動權；以己之短，擊彼之長如魯班場戰斗。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四渡赤水不過是“偶然的”成功。
四是由于受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影響，一些影視作品受歷史虛無主義影響，把執行在遵義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軍委關于渡江作戰計劃》的“土城之戰”說成是“頭腦發熱”、“為了鞏固遵義會議成果而急于打勝仗”造成的不良后果。
五是一些影視作品把執行《軍委關于渡江作戰計劃》中“從金沙江過渡”的第二套方案，掩護中央縱隊實施“三渡”的“魯班場之戰”說成是不應該之戰。甚至把后來的“南渡烏江”的決策說成是彭德懷同志的主意。進而否定毛澤東“四渡赤水出奇兵”的論斷。
2014年底，在電視劇《領袖》播出后，鳳凰網也以“四渡赤水兩次吃敗仗毛澤東卻稱為一生得意之筆”作標題提出疑問。
由于有關部門對黨的歷史宣傳不夠，使得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有機會利用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觀點和錯誤傾向，構建虛假歷史。羅織一些似是而非的資料和說法來支撐他們的錯誤觀點。使得這些“錯誤觀點和錯誤傾向”不但對貴州一些黨員領導干部產生了影響，同時也對全國社科工作者、文藝工作者、影視工作者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當然，很多人在研究中出現的問題可能是沒有機會看到貴州多年來收集、整理、研究的歷史文獻。一些文章采用某某人回憶、或傳記、紀實文學、事后訪談等為觀點為支撐，無視歷史文獻，質疑毛澤東同志四渡赤水是“得意之作”的說法。當然，也有一些錯誤觀點和認識并非惡意，而是源于對歷史文獻的不了解。因此我們必須采用科學的態度對這些錯誤觀點和思潮，在加大宣傳力度的基礎上，進行有力的批駁。
質疑“四渡赤水”兩次吃敗仗何來得意之筆?就其原因是因為這些編劇和導演不熟悉這段歷史，有關部門，特別是重大歷史題材反關部門沒有認真研究和審定作品造成的。2014年底鳳凰網也以“四渡赤水兩次吃敗仗毛澤東卻稱為一生得意之筆”作標題提出疑問(見截圖)。
這些在黨史上的錯誤觀點和錯誤傾向，通過影視作品的便利平臺，有意無意為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提供了依據，使得歷史虛無主義在一定時期內還有較為廣泛的市場。我們必須對這一思潮進行深刻批駁，使黨的領導干部和廣大黨員群眾看清歷史虛無主義的真面目。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他提出，要加強對黨的領導干部和黨員群眾做好黨的歷史教育工作，他認為修好黨史這門必修課，“有助于從黨的歷史中汲取開拓前進的智慧和力量，有助于廣大黨員干部加深對黨的思想理論的理解，有助于堅定廣大黨員干部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信念，有助于提高黨員領導干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
系統整理、闡釋、宣傳這一重要的，黨的歷史智慧和力量，開發這些黨的歷史文化資源是中共黨的有關部門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對全黨領導干部和黨員群眾進行黨歷史教育的好教材之一。
二、加強對黨的重要歷史轉折點的研究和宣傳，抵制歷史虛無主義的影響刻不容緩
由于我們有關部門對黨的歷史宣傳不夠，很多人在研究中出現的問題可能是沒有機會看到貴州多年來收集、整理、研究的歷史文獻。也有一些錯誤觀點和認識并非惡意，而是源于對歷史文獻的不了解。當然也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則是有意用歷史虛無主義觀點虛無黨的歷史。常常羅織一些似是而非的資料和說法來支撐他們的錯誤觀點。因此我們必須采用科學的態度對這些錯誤觀點和思潮進行有力的批駁。
1、關于對錯誤觀點和思潮進行有力的批駁的基礎、角度和方法。一個觀點的正確與否，是有客觀標準的。對于黨的歷史的史實研究，不是某人是權威、某人官大，他的觀點就是正確的，也不是某人觀點有出處就是正確的。同時及使是真實的歷史文獻，今天我們在研究歷史文獻中，還要進行一番去偽存真的辨析工作。這種歷史研究的工作其實是很難的，一般而言，回憶錄、紀實文學等這些經過后人人為加工的文字“只是傳說”只能作為歷史研究的參考，不足以作為黨史研究觀點的支撐材料，這是社科研究中的常識。甚至于一些當年的真實文獻，由于有出于策略方面的考慮等其他原因，也不應不加分析地作為立論依據。目前，一些錯誤觀點和錯誤傾向，常常直接影響一些革命題材的影視作品，特別是電影、電視劇創作者，一旦接受這些觀點，會使部分影視作品直接受到這些錯誤觀點和結論的影響。造成觀眾對“遵義會議”、“四渡赤水”在黨的歷史上重要地位的疑惑。
2、肅清歷史虛無主義的影響，具有很多有利條件。對于遵義會議、四渡赤水等如此重大的革命歷史事件，貴州省的學者從來沒有忽視過，特別是對對遵義會議、四渡赤水的研究，都是十分深入、系統的。貴州省檔案工作者、博物館工作者、眾多社科研究工作者做了大量的文獻整理研究工作，積累了眾多的遵義會議前后的許多黨的寶貴歷史文獻，對于目前“黨史問題上存在的錯誤觀點和錯誤傾向”實際上也很容易做好去偽存真的工作。
由于在過去的七十多年里，一代又一代的貴州學者對這些紅色文化遺產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調查研究，保存、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紅色文化文獻資料。做了很多研究工作，除了重要年份的學術研究會論文集外，還有了不少的社科研究課題。如1980年貴州省檔案館研究的課題《貴州革命歷史檔案資料》、1997年貴州省委黨校研究的課題《紅六軍團長征在貴州》、2002年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的課題《遵義會議精神研究》。貴州省黨史研究室等有關部門也發表、整理了不少的關于紅軍在貴州活動的文章和歷史文獻，還制作了一些紀錄性的視頻文獻紀錄片等等。二是貴州是一個經濟貧困的地方，也是為數不多的幾個沒有電影廠的省份之一。由于許多研究成果沒有轉化成文化資源，拍成電影、電視劇或歷史紀錄片，致使這些寶貴的資料由于沒有得到有效開發，形成有效的宣傳教育成果和文藝作品。因此，全國黨政干部、廣大群眾知之不多，知之不詳。實際上紅色文化的許多重要資源，特別是紅軍長征重要、關鍵的資料都在貴州。因此，批駁這些錯誤觀點和錯誤傾向就歷史地落到了今天的社會科學研究者身上。
三、關于關于“廣義遵義會議”黨史研究中存在的錯誤觀點和錯誤傾向
(1)遵義會議的成果是“擔架上的陰謀”還是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戰略智慧。“擔架上的陰謀”一說最先出自德國顧問李德之口，而后來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所著的《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里也談到“擔架上的陰謀”。一些對遵義會議史實研究比較粗淺的人信以為真，并且影響到許多影視作品，常常被采用。如果說李德因為他不懂中文，沒有在遵義會議上聽明白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的講話，那應該是情有可原的。外國人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對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對中國革命所作的重要發言沒有深入研究也可以說得過去。但是我們知道，中國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領導人都是有著重大智慧的身經百戰的智者，豈可被一個“擔架上的陰謀”所蒙蔽。
實際上，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精辟、深入分析第五次反“圍剿”錯誤軍事路線，深刻指出第五次反“圍剿” 全部的理論和實際都是錯誤的。并分四個時期對第五次反“圍剿”錯誤軍事路線進行了深入、系統、全面的分析和批評。他發言的大概內容如下：
第一個階段，從粉碎四次“圍剿”以后到朋口戰爭及與十九路軍訂定作戰協定以前。這個時期，這個時期一般的是指揮正確的，但是極大的錯誤是沒有集中主力，只有三軍團與東線原有較弱的兵團與十九路軍決戰，如果那個時期，集中更多的力量，我們在東方戰線上的勝利，必然遠過于當時所獲得的。
第二個階段，則是從與十九路軍訂立作戰協定起，到十九路軍的失敗與敵人占領軍事要點——黎川。這個時期黨中央決定與十九路軍訂立作戰協定，是正確的。但是在當時軍事指揮上并沒適應政治上的要求，當時我們非但沒有出建寧、黎川、泰寧去側擊向延平前進的蔣軍，反而把紅軍主力向著贛江活動，等到后來洛甫同志知道而提出反對時，再把紅軍向東到永安、沙縣時，福建的人民政府的局面已經改變了。而使蔣介石把東方戰線在自己的掌握中組成積極的進攻蘇區的戰線。同時在個別指揮員的貽誤之下失守黎川。如果我們在軍事上能夠正確的指揮，那末我們完全有可能粉碎五次“圍剿”，國內形勢將成另外一個局面，而有利于革命運動蘇維埃運動的發展。福建事變之時，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于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御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這種方法是必能確定地援助它的。
第三個時期是從十九路軍失敗以后的廣昌戰斗到主力紅軍出發西征時。 這一時期是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最殘酷的戰斗的時期，敵人用最大兵力壓迫我們于蘇區內部。同時，我們嚴重的指揮錯誤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不去盡力尋求運動戰與敵人翼側的活動，而采取陣地式的與敵人堡壘對峙的戰略技術，卻發明以“赤色堡壘”來抗阻敵人。
在赤色堡壘與敵人堡壘對峙之下，用所謂有名的“短促突擊”戰術來作戰。 “短促突擊”的戰術，使我們不能獲得運動戰中應能獲得的勝利，使我們在敵人的強大的火力之下受到極大的損失。這個所謂有名的戰術拒絕了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戰術，放棄了外翼側的活動。結果蘇區邊界上到處造了宮殿式的堡壘。當然，我不是說個別的必要地區的堡壘是不要的，但是，我們主要依靠這些堡壘和工事與敵人對抗。這個戰術完全暴露我們的主力，完全在敵人面前暴露我們的弱點，使敵人的飛機大炮能夠按照一定目標的配合步兵師團向我們進攻。結果，我們與敵人只是拚“消耗”，許多赤色堡壘被毀于飛機大炮，一些被敵人占領來作為進攻蘇區的軍事據點。
第四個時期，從開始西征起，到黎平為止。這個時期在指揮上組織上一般是錯誤的，因此，總結上以四個時期的情況來看，當時在軍事指揮上，在戰略、戰術上是基本上錯誤的。如果總結一下第五次反“圍剿”四個時期的情況，可以說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軍事冒險主義，第二階段轉到軍事保守主義，第三階段，變成了逃跑主義。在西征前，當時軍事指揮上所采取的戰略是單純防御路線。這個戰略之政治來源，是由于對我們可以戰勝敵人的堡壘主義沒有信心。這種單純防御路線實際就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是拒絕運動戰與在敵人的翼側的活動。二是企圖以赤色堡壘的消耗戰來保衛蘇區。特別是把不失去一寸蘇區土地的口號在戰術上機械的運用。三是敵人分六路進攻，我們也分兵抵御。這樣就不僅居于被動地位，而且使我們主力不集中，各個戰線上力量薄弱而處處受敵打擊。從西征開始到黎平為止，這第四個時期在指揮上，組織上一般是錯誤的，在軍事指揮上，在戰略、戰術上是基本上錯誤的。這個時期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軍事冒險主義，第二階段轉到軍事保守主義，第三階段，變成了逃跑主義。
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同志還對中央蘇區第一次反“圍剿”到第四次反“圍剿”的經驗和教訓作了全面、系統的總結。 正確總結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圍剿”勝利的經驗與教訓。他認為：
第一次“圍剿”時，敵人以約十萬人之眾，由北向南，從吉安、建寧一線，分八個縱隊向紅軍根據地進攻。當時的紅軍約四萬人，集中于江西省寧都縣的黃陂、小布地區。當時我們想先想打譚道源，僅因敵不脫離源頭那個居高臨下的陣地，我軍兩度開進，卻兩度忍耐撤回，過了幾天找到了好打的張輝瓚。捉住張輝瓚形勢向有利于紅軍的方面，經驗就是一定要找準戰略突破口。
第二次反“圍剿”時，我軍開進到東固，僅因等待王金鈺脫離其富田鞏固陣地，寧可冒著走漏消息的危險，拒絕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議，追敵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終于達到了要求。這次戰役有幾個經驗，一是誘敵深入是個好辦法，與第一次反圍剿一樣，我們還是用的誘敵深入辦法。二是集中主要兵力打殲滅戰也是個好辦法。
第三次反“圍剿”我們想了一個辦法，雖然也是誘敵深入，但是我們采用千里回師，出其不意的方式，雖然被敵人發覺我們迂回其側后的計劃，但我們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間突破，終于在蓮塘打著第一個好仗。
第四次反“圍剿”時攻南豐不克，我們毅然采取了退卻步驟，終于轉到敵之右翼，集中東韶地區，開始了宜黃南部的大勝仗。我總結了一下，我們的戰略除了誘敵深入外，還需要靈和機動。
第五次反“圍剿”時，我們軍事指揮者全不知初戰關系之大，震驚于黎川一城之失，從挽救的企圖出發，北上就敵，于洵口不預期遭遇戰勝利，躍然消滅敵一個師，卻不把此戰看作第一戰，不看此戰所必然引起的變化，而貿然進攻，不可能必勝的硝石。開腳一步就喪失了主動權，真是最蠢最壞的打法。初戰的計劃必須是全戰役計劃的有機的序幕。沒有好的全戰役計劃，絕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這就是說，即使初戰打了一個勝仗，若這個仗不但不于全戰役有利，反而有害時，則這個仗雖勝也只算敗了。
蔣介石介第五次“圍剿”時的洵口戰斗。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須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體上如何打法，挨次的一仗勝了，敵軍全局將起如何變化，假若敗了，又將起如何變化。雖結果不見得乃至決不會盡如所期，然而必須依據雙方全局，仔細地切實地想明白。沒有全局在胸，是不會真的投下一著好棋子的。還要想到下一戰略階段的文章。若只顧反攻，不顧反攻勝利后，或萬一反攻失敗后，下文如何做法，依然未盡得戰略指導者的責任。戰略指導者當其處在一個戰略階段時，應該計算到往后多數階段，至少也應計算到下一個階段。盡管往后變化難測，愈遠看愈渺茫，然而大體的計算是可能的，估計前途的遠景是必要的。那種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導方式，對于政治是不利的，對于戰爭也是不利的。
走一步應該看那一步的具體變化，據此以修改或發展自己戰略戰役計劃，不這樣做，就會弄出冒險直沖的錯誤。須知敵人的統帥部，也是具有某種戰略眼光的。我們只有使自己操練得高人一等，才有戰略勝利的可能。在敵人第五次“圍剿”時期“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之所以錯誤，主要地就在于沒有作到這一點。還有，軍事平均主義，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圍剿”時，發展到了極點。“六路分兵”，“全線抵御”，以為可以制敵，結果為敵所制，原因在于懼怕喪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個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鉗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損失。然而這是暫時的局部的損失，其代價是突擊方向取得了勝利。突擊方向勝利了，鉗制方向的損失就可以恢復了。敵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圍剿”都使我們遭受了土地的損失，特別是在敵人第三次“圍剿”時江西紅軍根據地幾乎全部喪失了，然而結果我們的土地不但都恢復了，而且還擴大了。
總之，退卻階段時必須計算到反攻階段，反攻階段時必須計算到進攻階段，進攻階段時又須計算到退卻階段。沒有這種計算，束縛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敗之道。
毛澤東在發言中也提到遵義會議前那兩次被后來的學者稱為所謂“毛澤東四次敗仗”（即高興圩之戰、水口圩之戰、土城之戰、魯班場之戰)。對于前兩次戰斗。他認為江西興國的高興圩之戰，廣東南雄的水口圩之戰。在一般 意義上來說應該算作勝仗，而且是大勝仗。因為水口圩擊潰陳濟棠二十個團，高興圩的團村擊潰陳誠十二個團，但毛澤東認為因為沒有繳獲，不化算，應該不算勝仗。不算勝仗當然更不能算是敗仗。
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還從戰爭理論上，戰略上系統地闡釋了什么是戰爭?什么是革命戰爭?什么是中國的革命戰爭。指出中國革命戰爭是革命的階級戰爭和革命的民族戰爭。因此在一般戰爭的情形和性質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質。在一般的戰爭規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規律。不懂得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質，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規律，就不能指導革命戰爭，就不能在革命戰爭中打勝仗。這個戰爭不是在其他國家，而是在中國的革命戰爭。應該研究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人類正義戰爭的旗幟是拯救人類的旗幟，中國正義戰爭的旗幟是拯救中國的旗幟。人類的大多數和中國人的大多數所舉行的戰爭，毫無疑義地是正義的戰爭，是拯救人類拯救中國的至高無上的榮譽的事業，是把全世界歷史轉到新時代的橋梁。
在指出中國革命戰爭的性質之后，還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提出了紅軍的戰略與戰術問題。他指出：“我們要正確地規定戰略方向，也就是說，進攻時反對冒險主義，防御時反對保守主義，轉移時反對逃跑主義；反對紅軍的游擊主義，卻又承認紅軍的游擊性；反對戰役的持久戰和戰略的速決戰，承認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決戰；反對固定的作戰線和陣地戰，承認非固定的作戰線和運動戰；反對擊潰戰，承認殲滅戰；反對戰略方向的兩個拳頭主義，承認一個拳頭主義；反對大后方制度，承認小后方制度；反對絕對的集中指揮，承認相對的集中指揮；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和流寇主義，承認紅軍是中國革命的宣傳者和組織者；反對土匪主義，承認嚴肅的政治紀律；反對軍閥主義，承認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權的軍事紀律；反對不正確的宗派主義的干部政策，承認正確的干部政策；反對孤立政策，承認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對把紅軍停頓于舊階段，爭取紅軍發展到新階段——所有這些原則問題，都要求正確的解決。” 這一段三百多字的內容其實正是毛澤東同志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科學提出的中國革命戰爭必需的戰略思想和方法。是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基本方法和原則。
自從遵義會議關于中國革命發展戰略思想，在黨的政治局會議上得到共識后，在毛澤東同志正確指揮下，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正如戰略學專家，軍科院戰爭理論和戰略學研究部原部長姚有志主編的《紅軍舉世罕見的二十大戰役》等文獻指出：毛澤東一生組織指揮了250多次戰役和重點戰斗(紅軍重大戰役、戰斗共900多次)，羸得了歷次戰略性戰役及整個戰爭的勝利，打敗了國內外的一切對手。毛澤東同志留下了一千多萬字的軍事指揮文獻，無論戰績和軍事理論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
在經歷湘江慘敗后，相信有著非常智慧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聽到這樣的具有對戰爭有真知灼見的，有理論、有戰略考慮、有戰術分析的發言，不帶偏見的同志都會投毛澤東一票。獲得了第一代領導集體的認可是必然的。并非如李德著書所言的“擔架上的陰謀”。
注：相信黨史界的同志都應該知道，陳云同志早就說過，毛澤東同志在遵義會議上的發言的主要內容就是1936年發表的《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的中的主要內容，筆者在這里所概括的內容僅是掛一漏萬。對具體內容有興趣的諸者，請讀原文。另外，周恩來同志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風匯報會議上的講話》上也再次對此作了證實。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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