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性別的記憶：中國農村婦女與1950年代

　　社會性別的記憶：中國農村婦女與1950年代

　　在1980年代的中國，常常能夠聽到年長的人們稱1950年代為“黃金時代”。人們以這種質樸的集體記憶來追溯早期社會主義，這與文化大革命時期截然相反——國家官方貶斥其為“十年浩劫”。對于1950年代早期的回憶包括排隊候車，黨的干部們平易而負責，人們的生活在可衡量的、物質層面日新月異。這種流行的懷舊爆發的過去20年里，對于1950年代的理解也在不斷地變化。學術研究與個人記憶，中國國內與海外的出版物已經詳細描述了這個黑暗的1950年代——所有毛時代弊病的起源在這時都能窺見一斑：專制與政黨沖突，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殘酷壓榨農村的政策。我們對于這一時代的政治運動和領導階層對于什么是中國最佳發展道路的黨內爭論的理解也變得更加精確。然而，對于政治權力中心之外的1950年代，我們實際上一無所知，對邊緣的歷史所知更少。

　　文字資源上黨/國家聲音占據著統治地位，導致了這種理解的局限。官方紀錄告訴我們中國國家這個空間是不可改變地穩定的——它的邊界是固定的、地圖繪制好了的(mapped)和受保護的，它的內部在整個疆界內統一地、均勻地受黨/國家統治著。官方文件也假設了一個新的分期，我們可以稱之為“運動時期”——以國家發動和廣泛參與來衡量，把它與1949年以前的“解放前”截然分開。假想中國家發動的運動大同小異，僅在地方人事、特定的不滿和領導層所犯錯誤的程度(這是近年來的出現的)有所不同。罕有跳出運動框架之外的紀錄書寫。簡言之，我們沒有任何中國社會主義早期的文化史和社會史，而這些歷史主要可能的來源之一——記得這些年代的人民的聲音卻正在迅速地消減。

　　下文是一項嘗試，以推動、擴大和細察在國家空間和運動時代的有限的歷史框架下的研究工作。本文將被雙重邊緣的群體——農村婦女置于1950年代文化史的考量中心。對農村婦女的聚焦要求我們跳脫政策聲明層面，探問官方行為與地方實踐是如何互為糾結，以改變社會圖景的。將這些婦女的口頭生活描述作為主要的素材，要求我們考慮到故事與失語，記憶與遺忘。這也要求我們探究當社會性別被置于中心時，中國學對于20世紀中國社會與經濟生活轉折點的真實性會發生什么變化?

　　在地方層面，對誰而言，什么是社會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創建社會性別起了什么作用，而社會主義對于社會性別自身的建構又起了什么作用?對這些在社會主義國家成立時，尚是青年的婦女們而言，隨著時間的推移，她們記憶中的早期社會主義是什么樣子的?作為老年農村婦女，現在她們的境況大變，她們的記憶與官方和反官方的歷史是如何交叉的?

　　本文利用的對于陜西農村婦女的訪談，是從1996年開始，在陜西省婦聯研究室主任高小賢的合作下進行的。我們的研究集中于關中與陜南的4個村莊，每個的地方經濟情況各不相同，而政府組織較為接近。在確定研究點時，我們有賴于各縣婦聯的協助，也得到縣政府官員的首肯。在每個村莊，村民們樂意與我們問候、攀談則拜賜于代表婦聯的高小賢的努力(她在農村地區已經工作多年);而且我們的到來也得到了官員們的支持。不過，我們的訪談時是沒有任何形式的官員的到場或造成妨礙的(村莊一般來說不是“上頭來的”官員們首選的開會地點。)沒有人介入我們的訪談，也沒有人試圖指導我們就某些特定主題展開訪談——除非我們要求幫助。沒有任何一個有官方職位的人去告訴那些老年婦女們該對我們說什么，或者去打聽他們說了些什么(盡管有關我們的訊息不斷地在每個村莊里傳播，前面的受訪者會自愿告訴后面的受訪者什么是我們感興趣的，而后面的受訪者則抱怨前面的人誤導了她們等等)。我們的對談者不會羞于批評國家政策——不管是現在，還是過去的，但她們不愿意就家庭成員、鄰居和官員們提供長篇大論的批評。我們從常見的一個現象中獲益匪淺——人們樂于選擇外來者(outsider)來交談，而不是說給隔壁鄰居聽，因為外來者、過客不會將他們的秘密在當地泄露。當然，我們的訪談也受到一些特別的影響，因為我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外國人，而高則是工作在群眾組織的城市婦女，我們花了很大的注意力來交流這一因素究竟起什么作用。但對很多受訪者而言，有個聽眾對那些長年無人問津的故事感興趣，這一事實壓倒了其它所有顧慮。

　　地方社會主義與“國家影響”

　　任何對于社會主義中國婦女生活的考察都不能摒棄對于國家的關注，因為中國的黨/國家在早期就迅速而強有力地進入，并重新安排社會性別關系(在生產和再生產領域都是如此)和以他們的理解來安排其他的范疇(the categories through which they were understood)。“中國領域”的學者們慣于將黨/國家理想為一個確定的實體，也許內部并不團結一致，但仍然被明確地界定著。在研究1950年代時尤其如此，絕大多數描述呈現為擴張的國家引導下的對于農村生活高度統一的介入。然而我們不能忘記所有的社會主義(Tip O’Neil的名言“所有的政治”所說的)都是地方性的。即使一個中央集權國家大多數、闡釋性的法令要在大的、千差萬別的環境中施行，必然會被地方官員們依照特定的環境來解釋、重寫、強調和扭曲。在我們的每一個研究點，空間的重新安排和時間的重新校準受制于國家的聲明，但是他們是受地方的關系與實踐影響的，并且有著當地自己的理解。現在，半個世紀以后，這些改變已經與當地的敘述與記憶融為一體了。

　　曹竹香——1950年代關中地區著名的勞模的記憶就是這樣一種地方性的描述。曹1917年出生于一個農民家庭，16歲時訂婚并嫁入一個沒有成年男子的家庭。她的公公已經去世，而她的新丈夫比她還年輕3歲。剛過門她立即就跟著她丈夫的嬸嬸下地干活，她娘家的哥哥、侄子都來幫她。在她丈夫剛剛長成一個成年勞力時，就被征兵隊抓走了。家里多方疏通后，他被放了出來，但必須到渭南做工兩年。當他回家時，身患結核病和腫瘤，1940年就去世了。丈夫的死使曹二十四歲就做了寡婦，并給她留下一個六歲的兒子、一個三歲的女兒，和一大筆為治病而欠的債。那時她下決心一定要學會種地，于是讓她的哥哥教她全部的種地技術，包括女人通常不做的犁、鋤、耙和耱。

　　1949年5月，共產黨來到了曹的村子。當曹在區委書記提供的貸款幫助下積極組織7個婦女紡紗織布時，她在1950年春受到賞識，成了一名勞模。這七人中每個人都象曹一樣，家里不是完全沒有成年男勞力或是因某些原因而缺少壯勞力，而她與她們中每個人都很熟稔。這七個婦女到村南的集市買了一些紗線，在曹家支起三架織布機，開始工作(WDNHSB 1993，367)。當越來越多的婦女來看她們，并希望獲得建議以干同樣的工作時，曹回到書記那里得到了另外的啟動貸款。當夏收時，這7個人的團隊已經擴展到21人，并轉型為農業互助組，負責在大塊土地上收麥子。

　　村里花了2年的時間來實踐各種形式的互助組。這個過程坎坷不平，充滿了錯誤的開端和爭吵。大多數時候，曹都是組長，也是中心人物，她千辛萬苦地設計安排、分析錯誤、重新嘗試。到1952年底，才建起一個由36戶組成的穩定的互助組，曹是這個組的頭兒。1951年，曹被選為西北地區的勞模(WNXZ 1987, 617)，1952年她成了全鎮第二個黨員。1954年，集體化的第二階段——低級合作社成立時，曹是主席。她在接下來的高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時期也保持著領導的位置。她一直被選為勞模，后來因成為“五朵銀花” 的一員——省級棉花生產英雄，而名聲大躁。

　　如果沒有黨/國家的行為，這些露骨的描述將無法理解，它們提供了制造曹的體制背景與公眾認同，現在她80多歲了，在當地赫赫有名。然而我們遺漏了這個故事里很多重要的細節，如果我們認為“國家”是一個抽象的、或客觀的實體的話。曹竹香在她整個成年時期都住在她婆家的村子里，在那里她成為黨員、地方官員、黨的權力在地方的化身和農村婦女們學習的榜樣。在近年來的多篇論文里，米歇爾(Timothy Mitchell) (1991, 1999)提出不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劃定明確的邊界，或者將國家視為“建立秩序的無需支持的代理人free-standing agent issuing orders” (1991, 93)。他更進一步指出，“體制安排與政治實踐的網絡構成了國家的物質實質，它的邊界是彌散的、含糊不清的”(1999, 76)。米歇爾想從國家與社會間“不確定的邊界”出發來探究，“這種影響如何產生，在某些層面適應社會，而在其他層面則代表國家?” (Mitchell 1991, 89)。他認為，對于空間和功能的明確規范是現代制度的特征，這些職能的調和形成了等級的安排，管理與監督的組織，把時間標記為進度與計劃，所有這些都有助于構建一個這樣的世界——它顯然不是由復雜的社會實踐構成的，而是一個二元的秩序：一方面是個人與他們的行為，另一方面是遲鈍的“組織”，不知怎么的就脫離了個人，先于個人，而且包含、構架了他們的生活……我們不應視其為真正的組織，而是對于實踐的強有力的、顯而易見的和形而上學的影響，以使得組織顯得存在。(Mitchell 1999, 89)學者們描述中國時不習慣這樣思考。畢竟，人們不是在黨內就是在黨外，黨與政府組織之間有著有據可循的、堅實的關聯。當黨/國家發聲時是署名的，能不當它回事?(it signs its name. Is it not a thing?)想一下，比如，我們是怎么思考黨/國家、農村社會和“婦女問題”的?國家在1950年代早期強調的農村社會關系之一就是社會性別。對于土改、婚姻改革和集體化的早期描述都強調婦女在這些運動中的積極參與，暗示著解放前后農村婦女生活深刻而持續的變化，甚至是翻天覆地的變化。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術研究已經對這種徹底改變的版本提出懷疑。這兩種描述雖各有利弊，但(在它們的研究中)農村婦女顯然主要仍是國家關注的對象，或是國家疏漏的受害者。

　　一方面，如果我們繼續用這種習慣的方式來思考黨/國家和伴生著社會性別安排的農村社會;另一方面，我們則要問：什么樣的實踐?什么樣地方性的“特定空間”和“標志時間”對1950年代的中國農村構成了國家的影響力?農村婦女在首次遭遇政治會議、掃盲培訓、婚姻改革、集體化生產、新形式的社交和公眾表達時，當然會形成自己的理解(contours)。創造農村女勞模重新安排了農村的社會性別的社會空間，盡管這些勞模也從舊的婦德和吃苦耐勞的觀念中獲取其合法性。當婦女們開始講述她們的生活故事時，對解放前用“過去封建時”來有別有1950年代的“新社會”時，也出現了一些暫時性的變化。但這里，對于封建主義、解放、與國家呈現相伴生的國家運動的內容也有其地方性，用米歇爾的話來說，“它的邊界是彌散的、含糊不清的”。

　　空間、勞力和婦德

　　象曹竹香這樣的勞模存在于，在某些層面也包含著，這種國家影響力彌散而含糊不清的區域。作為勞模，象曹這樣的婦女是被國家官員創造，并受地方干部培訓的，后兩種人就他們的生活寫了大量當代的和回顧性的文字(而在他們的回憶中也很難見到有關貧窮農村婦女的支言片語)。她們的公眾形象是意味著鼓勵其他婦女來效仿她們的行為，而且官方的紀錄提供了政府官員素質的報告——他們反復的聲明是作為國家對婦女的希望而被聽到的。這在我們看文獻和聽訪談時都能感受到。曹竹香尚健在(本文寫作時也仍健在)，并樂于接受訪談，而且她的村子也很歡迎我們。盡管社會變了，她是風云人物的時代已經遭到了批判，但曹在當地歷史中的角色，她在整個地區的聲望，和她與更大的政治世界的聯系仍然是驕傲的資源，就像是一種文化資本。

　　一個勞模的地位就像是國家美德的一個典范，當她繼續居住在她鄉下的群體中，創造一個地方版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路線，甚至將其延伸至家庭空間，因此比皇朝統治時期或民國混亂的年代更多地關注農民們。(這并不是說在1949年以前國家遙不可及，可是說，它總體來說，是個外來的力量，專注于對地方社團的入侵與掠奪。)地方勞模的出現和模范的形式意味著國家的介入，或者說我想要重構的國家影響力仍然包含著人們熟悉的東西。

　　曹的故事，由她自己和村里其他人敘述的，仍然觸動我們對于記憶(memory)的思考。對于建筑(architecture)和圣跡(sacred sites)的角色已經討論得很多了——作為集體記憶的收藏點和刺激物。然而記憶不是僅僅圍繞著死氣沉沉的紀念碑而組織的(Nora 1996-98)。一個更短暫，但仍然有力的組織設施就是當地名人的存在。勞模們自己，尤其當他們還健在時，成為他們地方社群的“記憶點”("sites of memory")——吸引瑣屑記憶的磁場。就算在將近50年以后，勞模們仍是個人和集體記憶的集合點。比如說，婦女們記得曹因為其勞模的地位而獲得的聲望與權力，是一個對村子里其他人家庭生活的積極而受歡迎的介入者。曹自己對她當勞模年代的記憶，和其他人提供給她的回憶，包含了不少可能存在或發生的故事。在這里，我不想著墨于紡紗合作組、棉花生產的細節，或者重建在集體化的不同階段村里頭頭們之間的沖突。相反，我聚焦于官方如何以有趣的方式，主動與地方的社會性別觀念相結合，創建地方化的國家影響。

　　盡管大多數關中的婦女都在田里勞動，但曹以其所干農活的廣度上，遠遠超過其他人，因為她是個寡婦(即便在她還不是寡婦時，她也從沒有個男人可以依靠。正像她提及的，“我從來沒當過媳婦。”)當黨的干部開始在村子里發展地方領導時，以及后來他們發掘勞模時，像曹這樣的人正是不二人選，她已經偏離了社會性別對于“內”、“外”工作的定義，并有著最豐富的勞動經驗。她告訴我們，甚至在1949年以前，“很多我的鄰居都說我家從來沒有這么個能干的人。在地里我埋頭苦干。得干到天黑才能回家。我從不閑扯或浪費時間。他們也沒啥好說我的。”與黨/國家宣稱的舊的“封建制度”對婦女行為的殘暴要求相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曹的“勞模行為”是因自己個人環境所迫，作為一個守婦德的寡婦，即便在解放后她也拒絕再婚。下面是她對我的解釋，提問人是高小賢：

　　高：解放后，你還年輕。你成了婦女主任，并學了婚姻法。那個時間，為什么你不考慮自己的婚姻權力，再找一個(丈夫)呢?

　　曹：我沒想那么做。

　　高：如果你在工作時碰到個合適的，為什么不在那時找一個呢?

　　曹：我是個壞脾氣。孫主席和婦聯的人都跟我談過這事，但太生氣了就說了些什么。到最后我想領導們也是好心，但我不能那么做。

　　高：為什么你不能?

　　曹：一個就是我不想讓我兒子那樣。娃長大了。我想，現在我已經過了最困難的時候了。沒人可以說我一句閑話。這是為了名譽，我要做到底，就是發誓要做到的。我不能給曹姓和王姓(她丈夫的姓)抹黑。我必須得這樣做。我是鐵了心了。這就是我命。

　　高：當你當了主席和隊長時，你有沒有找個老伴啊?你有權力要個幸福的婚姻。干嘛不讓別人愛說啥說啥?

　　曹：孫主席給我宣傳婚姻法來著，也給我找了個謝局長。那時婆婆已經死了。我說，就算我給我找個書記，這事也沒門。我該怎么對我孩子們呢?我不能把孩子丟給你吧。我把理由說給她聽了。你要我做工作，我就工作。那個事情再不要說了。我會幫鄰居、我村里其它人做好事的。我可以做任何事。

　　高：那你就(再)沒想這個?

　　曹：誰想在我面前說這個，都會發現沒門。我不管是男的，還是女的。

　　高：首先，你是自己把孩子帶大的，這不容易，而且管理工作和地里的活你都得干。你甚至都沒想過這個?當你在工作中有困難時，你就不想要有個能理解你的伴，能幫你干農活，也能幫你照顧孩子……

　　曹(打斷高說)：困難。這是我的命。農民不怕吃苦。人有兩只手。不管是針線活，還是重活、輕活，都難不倒我。我都能干。我不求別人啥。我還有娘家和我哥。如果有什么困難，我哥總會幫我。我不敬神不信鬼。我也不信什么八字、算命。我說我自己的將來。我不用別人來告訴我。

　　高：你真能吃苦!

　　曹：人來這世上。沒人嘲笑你吃苦。沒人嘲笑你穿破衣服。就在我年輕時，也沒能穿什么好的。我也不想讓我自己穿得顯年輕些。我從沒穿過一件格子褂子。

　　高：我是這樣想的。我想如果你能找到人照顧你，比你孤單一個人強。那時，為什么你……

　　曹(打斷高)：我不靠他。我現在也活得不壞。娃們都長大了。你要是想這些的話，就不難理解(我為什么這么做了)。(曹，1996)

　　這些交流告一斷落。高小賢出生于1949年解放以后，是個婦聯干部和非常自覺的女權主義者，漸漸地為相愛的婚姻而爭論起來。(argues gently for companionate marriage)這當然不是近年舶來的觀念——它以其流行的形式在中國城市已經流傳了近一個世紀了。人們認為婚姻沒有給曹竹香帶來什么：結婚時丈夫還沒到青春期，當他是健康的成年時又離家在外數年，回家后21歲就去世了，留給她上有老下有小。近10年后，解放時，曹32歲，是一個成熟的婦人和熟練的農民。她的婆婆去世了，而她的孩子也不再是蹣跚學步的年齡，能幫她干些農活了。從很多立場來看，在她的人生階段里樂于開始另一段婚姻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因為鼓勵再婚的觀念在她的社會里無處不在——比如說期望婚姻是性與感情伴侶的來源。但曹卻爭辯于什么是正確的行為，娘家和婆家的名譽，和她對子女的責任，尤其是對兒子。

　　一個在1950年代時認識曹的退休婦聯干部給我們的意見很有見地，“曹就想當個寡婦養大兒子。在舊社會，她能勝任各種農活。在群眾里她在一定的聲望，也干得很賣力。但是她的忠實和吃苦的能力本身就是封建主義。”(張炳南(音譯)，1996)。曹的封建主義的美德更有利于她的工作，在村子里更能被接受。她的寡婦身份和她對此遵從習俗的反映，毫無疑問，與她作為勞模的橫空出世結合得天衣無縫——而不是以一個遙不可及的、無名的國家機器，而她的村人們也為外面的人寫文章來贊美她這個模范。

　　然而，在曹竹香獨立和自豪的強烈宣言中，說得最多的就是，她是個鐵了心的寡婦，決心不惜一切代價要維系著父系的家庭。她拒絕算命，但接受了她的命運——包容它，事實上，樸素生活和吃苦這樣的術語也是革命話語教給她的。這里，她對于美德有她地方性的理解——她不說它是封建的，即便我們或婦聯干部們這樣認為。她明白她想要養大兒子，“為名譽而奮斗”，干各種活，不靠任何人，像一個無私行為的綜合體(a seamless web)，所有這些都使她能夠代表集體。當然，拒絕再婚使曹作為一個有一定程度獨立性和較少家庭累贅，橫空出世的地方領導人在生活中有較多的回旋余地。這可能是我們聽到的好而守舊的反抗，拒絕重新進入女人的正當位置——這是婚姻的通用法則所定義的(在1950年代或更早)。然而，在這里最有意思的是，曹將貞潔寡婦的封建婦德與她自己個人對于革命決心的表述混為一談，(作為守婦德的寡婦和勞模是相似的)都要求勤勞肯干。當她熱情擁抱這些新的敘述時，她不僅僅是人云亦云。當村人們、當地干部和婦聯工作人員推她當勞模時，他們用地方性的理解起著“國家影響”的作用，可能部分是，因為其中混雜著一些原已存在的觀念。當然，在這一過程中，國家出現的邊界——產生國家影響力的區域的劃分變得比以前更加彌散和含糊不清，而文化的記憶中混雜著更豐富的、不同類的因素，而這些是中央國家的規劃者們從未指定和預期的。

　　女勞模們用不少方式來改寫社會性別化了村莊空間。首當其沖就考慮到家庭空間。當我們訪談比曹年輕10-20歲的婦女時，她們中很多人的故事都集中于家庭難事：幼時喪母，父親自殺，公公抽鴉片，公公殘疾，騙人的婆婆，賭博和小偷小摸的丈夫，自殺的丈夫，流氓丈夫和打自己母親的丈夫。在周遭這些各種不同的故事里，曹是塊試金石。她說服婆婆讓小姑子進掃盲班和參加村里的會議。她為村里很多家庭調節糾紛。一次，她指導一個年輕能干的婦女積極分子學會怎么與她丈夫的嬸嬸相處。另一次，她為一個新媳婦逃脫賭博的公公和狂暴的、精神病的婆婆，提供庇護所，教她如何紡織。第三次，她勸阻一個急于離婚的婦女——當她丈夫打她時，后來她又介紹這同一個婦女入黨。很多這些例子并不完全符合婚姻法提倡婚姻和離婚自由的主張。然而，在曹的每一次調解中，她都認為和諧的、經濟穩定的家庭是最好的。我們不能稱這些調解是倒退。每一個這樣的案例里，曹都是當地革命中最知名的臉孔，很多這種改變都據稱是她帶來的。人們回憶她怎么發動婦女們組織合作小組紡紗織布，后來集體化時又種收棉花。所有這些婦女，集體勞動的團隊常常都是由曹發起、領導或指導的，這為她們提供了一個可選擇的社會領域，一個同代人的群體，這有助于她們處理在婆家的村子里早些年遇到的困難。曹是在那個年代形成的不成文的關系網的中樞，現在只在存在于記憶中了。然而，正是通過這些關系網，就像官方文件對于女勞模的紀念一樣，“國家影響力”才得以成形。

　　下面是曹的故事里更微妙之處，顯示出1949年以后社會性別是如何在農村空間里重構的。她說，解放前關中沒結婚的女人，就像在很多中國農村地區一樣，是不能出現在家門之外的。她回憶說，在她年輕時，閨女是不允許外出的，除非是在黃昏時，她們才偶爾聚在一起談論嫁妝。相反，1949年以后，外出參加勞動恰是光榮的——不僅僅是紡紗織布，還在集市里買線賣布，在地里種棉花。她關于1950年代的最生動的故事集中在公共空間里繁忙的運動：“我們很高興，能整天干活唱歌。天一黑，我們就去學校，還編歌，在那種環境里，每天都很活躍。我們一天忙到晚，甚至在家也忙。一不留神時間就過去了——現在你又該下地了，現在又到點回家了……我們總是不停地干活。(曹，1996)

　　在她的故事主線里，革命前和革命后的時間邊界集中在婦女是隱形的，還是能被看見聽見的空間邊界上。在她或者其他窮苦長大的婦女的記憶里，對于婦女被隔絕的概念是截然相反的。她回憶說，她五歲上就一直被關在家里的院子里學紡紗，而且她還記得她當她哥哥到縣城里運面粉時，她幫哥哥推車，清理口袋以尋找殘留的面粉。她記得十一、二歲時在地里碎土，以后就被關在家里了，而且她還講起十四歲時月經初潮，那時她正在地里收鴉片。事實上，這是她在給自己攢嫁妝。(曹，1996)但是社會規訓對于婦女們呆在家里的記憶是那么強烈，婦女們記得她們自己好像被關在家里一樣，也記得是革命把她們從家里解放里出來——盡管她們的故事的很多細節正好與此相反。

　　如果我們包括已婚婦女的工作，那么“內”“外”活動的混合就更突出了。曹描繪了在收麥時婦女們如何和男人們一道割、捆莊稼，如何和男人們一起打谷(男人們趕著驢轉圈，女人們把麥子和秸稈分開)。婦女們也在家織布，紡織需要她們經常與集市發生關系，她們用賣布的錢來交地方賦稅。1930-1940年代時，男人們如果冒險外出會特別危險，這樣婦女們有時就代替男人出門。比如說當曹的丈夫快死時，她記得，“我得去縣城買藥和吃的。我大哥給了我點錢。他自己不敢出門，怕被抓壯丁。這樣，我一個女人家，就得出門，四處走動。”(曹，1996)當然對曹來說，寡婦的身份使她在1949年前就得在田里干活，就像她回憶的，“我下決心我得學會種莊稼，男人能干的我都得干。我們就那么點地，我干啊干，從不要別人幫忙……我得學會怎么犁地，我婆婆也幫我。我臉紅，我犁的地不像別人犁的，看上去那么漂亮，這樣我就在晚上犁地。”(曹，1996)

　　那里，在關中的農民家庭，有關婦女與外界隔絕、不得在地里干活的規范常常與日常的實際相沖突。這或許與女人的規范相悖離，在關中有它自己的規范，以致那么多窮人家沒人認為這(指女人拋頭露面)是羞恥的。當婦女們動感情地回憶起，她們的勞動都是與家庭的災難、困苦、動蕩和勉強糊口聯系在一起的。

　　那我們能從這些有關革命造成的、改變的記憶中學到什么呢?也許國家影響力在華北農村并沒有用規定、宣傳、重建和報酬等形式建立起有關勞動的新的社會性別的分界，其原本在很多窮苦家庭里就已存在。革命帶給這些婦女的不在于，去除了在“外”勞動的羞辱，而在于改變了其內容、感受和與之相關的榮譽。村莊的社會空間被重置了。學校和會場跟家庭和自家院子一樣成了婦女們可以拋頭露面的場所，不管是一個人，還是集體，而且是受人尊敬的。田地現在歸集體所有，在那里女人被期望能和其他女人一起勞動，而不是在夜里一個人偷偷地犁著她彎曲的田垅。空間的重置很快就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很多受訪者都表達了這種因為社會空間擴大而帶來的喜悅，說起1950年代早期這已經被濃縮成整個集體化時期的記憶。在后來的故事里，婦女們通常將集體空間的勞動、參加公眾會議與疲勞和怨恨聯系在一起。然后，早期社會主義對于空間的重置，為婦女們提供了廣闊的天地，好像已經深刻地改變了與婦女們在“外”勞動的意義。

　　運動時期和時間的縮水

　　拋開國家的官方聲明的歷史，同類的國家空間(主導的)和社會(反應)的歷史框架，國家分期的“運動時期”也會被打上疑問。集體化時期，政府暫時不是國家政府遙不可及的道具(remote property)。回到米歇爾有關國家影響力的討論上來，通過“時間表與計劃來標記時間”，這個世界被建構成“顯得不是由復雜的社會實踐構成的，而是一個二元的秩序” (Mitchell 1999, 89)，政府的時間表包含和構成了農民們的日常活動，而且比以前更貼近日常的社會實踐。集體改變了工作時間的分期，把它分成三個不同的時段，每個時段都規定有不同的工分。晚上常常被用來開政治會議。整個1950年代經常性地，針對農村人口的正式的國家運動重新安排了他們的日常群體，農民在一起勞動，收入也以這種方式被計算和分配，勞動力也以社會性別來區分。雖然不再可能去理解國家對時間的重新安排在最初是如何被領會接受的，又以怎樣的途徑介入日常生活，我們可以回溯它們的影響力——而且再來評價他們——用那些有關過去的敘述中它們的表現。在婦女們對她們生活的描述中，在事情過去40多年之后，她們在訪談的回憶中，運動時期是怎樣在腦海中重現或改變的，適當的，還是顛覆的;被忽略的，還是被放大了的?在國家的話語中，對于時間的最顯見的分界就是“解放前”和“解放后”。當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土改時期，婦女們被動員起來“訴苦”時，或參加掃盲班和互助組時，她們被鼓勵來組織她們的記憶和她們的私人敘述，以契合解放前吃苦、解放后幸運這樣的范疇，這很快變成了中國農村日常語匯的一部分，它自身又來建構(encode)對于事件的獨特理解。以解放作為一個人生命的坐標，意味著將其自身記憶組織進個人或集體有關解放過程的敘述中。

　　然而，像所有擁有霸權的語匯一樣，這一個也偏離了它的本意，用它的方式來嘲笑政府官員們的本意，即使不是有意地。比如說，當一個學者在1990年代早期開始收集有關老年農村婦女的生活故事時，她發現她們中有些人用“舊社會”這個詞不是指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取得政治和軍事上勝利之前的時段，而是指1980年早期開始的經濟改革時期之前(王國洪，1993年)。這樣的偏移特別地有意思，因為它表明“舊社會”這個習語在改革開始前頑強地固守了30多年。這些受訪者不太可能只是忘記了這個習語通常的意義。她將年代與事件相結合表明了她對自己過去的解釋的某種線索，對于官方術語的一種扭曲的表達。它至少表明，早期社會主義的變革已經被后來的事件所取代和遮蔽了，改革的變化不僅僅更近，而且更深入，遙遠的過去物質匱乏，而現在近年來生活則容易得多了。這也表明了一種對于集體化時代的不太尖銳的批評，因為“舊社會”這種習語帷幕(valence)被保留了下來——有意以一種官方的用法——完全的負面用法。在這里，對于國家斷代的“誤記”是用國家的話語來反對國家。

　　在地方性的用法中，“舊社會”和“解放”的不同用法也被社會性別化了。在我們訪談的婦女中，她們的描述與各自家庭的災難與艱辛，對于無情的貧困，疫病，分娩時的死亡，對于生病的孩子繪聲繪色的描述，對于征兵和負債相交織，一個最常用詞匯就是“封建主義”。當婦女們講述她們的故事時，有關封建主義的特定內容都是關于社會性別的經歷的。曹竹香明確無誤地用這一術語專指1949年前把姑娘關在家里，買童養媳，虐待媳婦和纏足這樣的經歷。當描繪1949年以后的事件時，她用封建主義來指家里試圖阻止媳婦上掃盲班，她也說她自己封建，在她剛當干部時因為縣上開會很少有婦女而感到尷尬。在我們訪談的所有婦女的描述中，這個術語的出現并不規律，但當它確實出現時——特別是出現在那些年輕時是當地積極分子的婦女身上時——它常常指婚姻和家庭活動，或指相信婦女應該呆在廚房里(“圍著鍋臺轉”是常用的說法)，而不是像男人那樣的穿越公共空間。

　　那時，對于婦女積極分子而言，社會性別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緯度，也許是最重要的，用“封建主義”來定義，或者說在革命的當下，標記著封建時代的結束。而這就有了國家影響力社會性別化的問題了。“封建主義”是一個標準的國家語匯，在革命前毛澤東就用在“半封建殖民主義”中。在毛最初的用法中，“半封建”主要是指農村地主的權力，而“半殖民”則指中國的政治經濟地位與外國列強的擴張。我們不清楚“封建”在什么時候，面對什么聽眾時被用來指稱家庭生活。同樣，我們也不知道農村的男人、女人們對(封建)的使用是不是不盡相同，或者說男人也將其用于指稱纏足、婦女被關在家和婚姻習俗。也許婦女是被指引，甚至是鼓勵將現代性想象為，是從特定的社會性別實踐中獲得解放。這也許同樣也是男人們對于現代性想象的至關重要的一部分。或者我們也許能聽聞，當下對于封建主義這一術語的用法，是撬松了國家的術語的本意，將其重新安排(不管有無官方的鼓勵)以適應地方性的要求。

　　對于時間的第二種標記是由國家運動來組織的。(A second marking of time was organized by state campaigns.)對于農業生產的再組織并日益擴大集體化，提供了一些主要的坐標：土改、互助組、低級社、高級社和大躍進。這些運動對于女人和男人都意味著日常生活的深刻改變，但當那些前勞模們用運動來敘述她們的故事時，很多其他的婦女們則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組織著她們過去的故事。比如說，盡管所有我們訪談的婦女都知道“大躍進”這個詞，但沒有人用這個來描述她們自己的歷史。她們寧愿用“吃食堂時”，或不太常用的“煉鋼時”或“熔鐵時”，這是當地積極分子們主要實施的大躍進的政策。她們沒將大躍進看成是一個統一的全國的現象，她們當地的“運動時期”分解成一些要素，而這些對她們才有意義。而這種分解意味著，雖然國家政策對于農村生活有著深刻的影響，但那些被記住的或被遺忘的，不是由國家的發展目標所決定的，而是由鍛造家庭安排的那些改變和社會性別的分工所決定的。

　　勞模們，因為他們是將國家政策傳達至其它村民，并發動他們去遵守的地方積極分子，也許更傾向于圍繞那些關鍵事件來組織他們個人的敘述。然后其他的分期與這些國家的分期是并存的。婚姻的分期將女人們的人生分成早年在娘家的村子里和作為新媳婦在一個新的群體里的生活。婦女們記得她們孩子的出生以中國的生肖為標記，而不是用政府的年歷，而且她們用農歷來回憶一些重要的事件。生兒育女和其所必需的一些特殊要求也是記憶的主要標記。也許按部就班的歷史學家們會覺得不爽，但這可能是必要的——用多元分期的方式來思考，重疊和混亂，社會性別、婚姻、政治活動的積極程度、年齡、跟進時一片茫然和地理位置等都產生著交叉的影響。

　　在曹竹香這樣的勞模的影響范圍內，我們訪談過的所有婦女們都能沒有太大偏差地來敘述這些運動的范疇。但是我們猜想這些記憶在各地并不一致。當我們在Z村——位于陜南省界邊的山區，訪談時，我們發現記憶的場景是以遺忘來標記的。山區的記憶遠沒平原地區那么生動。人們談到解放前的土匪，宣傳婚姻法的歌曲，紡紗織布，生兒育女和食堂。然而在Z村，那里既不是勞模的家鄉也不是“進步”地區，婦女們一個接一個都跟我們列舉著一個奇怪的故事梗概。她們說，解放了，接著集體化，再就吃食堂了。結果，一個婦女說，“因為食堂辦得不太好，一、二年后，地又重新分到各家了，從那時起日子就變得好起來了。”

　　我們第一次聽到這個時很震驚，因為食堂在1959或1960年左右就關閉了，但直到1980年代早期土地才承包到戶。在這些敘述中，有20多年不翼而飛了，整個文革和農業集體化的絕大多數歷史都不見了。借用Madeleine L'Engle's children's book (1962)中的用法，我們見證了“時間的縮水”。后來，至少有6個婦女自發地告訴我們這樣的故事版本，有時還有路人或其它家庭成員為其提供確證。

　　當然也有可能，Z村的婦女們僅僅表達了對生產安排的事實上的變化。楊大力告訴我們，因為大躍進政策災難性的失敗，包產到戶“在1960年代早期，未獲中央批準，就在全國被廣泛采用”，雖然中央反對，在1960年代中期仍然存在。(楊，1996，73頁)盡管國家主導的運動削減和取消了這些由大躍進所帶來的主要變化，(楊，1996，76-80頁)“農民們為生存而抗爭，更愿回到一家一戶組織農業生產的階段”(80-81頁)。但到1964年，家庭承包已經被大規模禁止，盡管楊注意到有關打壓的具體資料很少見。

　　因為那么多人告訴我們分田到戶的故事，我們用這些不多的、幸存的農村記憶，近乎瘋狂地拼湊出：Z村事實上是不是比中國其它地區早20年就已經開始經濟改革了?楊大力引用的材料里沒有陜西，而Z村——這個每逢暴雨，通往縣城的道路就會被沖毀的偏遠地區，也沒有任何有關1960年代早期那里的土地分配究竟發生了什么的地方性記載。當然可能，在大躍進初期村里的土地不再屬于各家。但是現存的記錄令我們一無所知，有可能主持這一舉措的男人們都已過世，而女人們的記憶則含混不清。有的人說食堂一解散，土地立刻就回到各家手中;另一些人則說要到四、五年以后;還有些人確定說是在1971年。如果說有幾年土地曾經回到各家手里，那么為什么沒人提及當其重新回到集體控制時，發生什么沖突了呢?相反，為什么她們描述她們人生中的重大事件時，就好像土地從未再回到集體手中呢?

　　最后，當我們每夜以我們最快的速度翻山越嶺，以便在黃昏前能夠到達時，高小賢對我說，她想我們錯了。因為企圖分辨婦女們通過她們對自己經歷的理解而建立的范疇，我們試圖在提問時對“運動時期”這樣標志性的事情盡量少解釋。面對開始時信口開河，接下來又是對當代事件的抱怨——早已遠離1950年代，現在又是消失的幾十年，高小賢開始擔心，我們為了不強加范疇，事實上卻強加了一個非常巨大的范疇性的要求：脫離她們的生活，要求Z村的婦女們來創造一個敘述性的結構，而她們是不習慣這樣做的。

　　在接下來的幾天里，我們開始問一些試探性的問題， 有關1960和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和農業學大寨這樣的全國性運動。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那消失的幾十年和集體農業的日常運作重新、詳細地出現在她們的故事里。然而，令人困擾的問題依然存在，這幾十年仍然在她們個人或共同對于村莊歷史的大的敘述中缺席。為什么會這樣呢?是這些婦女們只記得像食堂出現這樣重新安排她們家庭空間的事件?是農業集體化的年代如此平淡無奇，不值一提?還是生兒育女(每個女人一般生4-10個孩子)和勞作(下地勞動和沒有報酬的、各種各樣無形的再生產勞動)占據了她們所有的記憶?就像一個婦人評論國家影響力的有限性時，懊悔地告訴我們：集體勞動時，國家管了一切。他們跟我們說種稻子好，收得多，吃得多。但是他們不管生孩子。他們不控制生孩子。生得多罪就遭得多，遭死罪了。我生了八個娃，你也許認為很好笑，2個兒子、6個閨女。我有很多孩子，就得挨餓，我吃透苦了。解放后，我生這么多，我可生氣了。為什么他們不控制呢，不告訴人們不要生那么多孩子呢?可憐啊!(王，1999年)

　　在大躍進后農業集體化那“消失的20年”里，意味深長的是有一個特定的年份被不止一個婦女所格外強調：1971年，這一年，農村有了輸卵管結扎手術，而很多婦女都積極要求做這個手術。

　　要跳出運動時期的框架來撰寫1950年代的歷史，需要考慮到運動時期所鍛造的術語和群眾的變化。然而我們也必須追問哪些是農村婦女的記憶中習以為常的，哪些是她們已經試圖忘記的。很明顯，運動時期已經與集體化年代融為一體，進入婦女們的記憶里，并有助于組織它們。但是它們并不是完全包容的。它們互為補充，有時會被另外的分期戲劇性地打斷，也會被對集體化年代的政策間接的不滿所打斷。這就造成這樣的可能性：一旦離開官方文告的純文本領域，進入超文本的實際，“運動時期”立即被其它的分期所打亂;正是這種被打亂的產物，記憶的重敘，為搶救1950年代農村文化史提供了最佳的可能性。在那些失聲和寡言的時代和這些噴發而出的記憶，我們應該認為這些沉默伴隨著痛苦、去政治化的過程和令人精疲力竭和占用全部精力的日常勞動?就象瓊·凱利(Joan Kelly)曾經說的，如果她是寫中國歷史而不是歐洲史，那是不是會有一個中國婦女的革命呢?如果有，什么時候?

　　記憶與敘述

　　口述歷史既不是絕對自發的，也不是完全照本宣科的。當上了年紀的婦女們在敘述她們的人生時，她們會著重強調那些她們認為的不朽的美德、她們的重要成就和她們所經歷的最沉重的苦難。每一個故事也是一次闡釋，我們在分析時不僅要注意什么是被記住的，什么是被遺忘的和重新整理的;還要注意故事里的語速、強調和語氣，當交談被轉換成文本形式時，這些都不可能完整無缺地被保留下來。無論如何小心處置，這些敘述仍然是特定時段、對特定的聽眾的產物;它也取決于誰是訪談者，他們問了什么，想要聽到些什么，上了年紀的敘述者當天的情緒怎么樣，和很多其它復雜的因素。在口述帶給歷史學家的眾多問題中，在此處有兩個尤其明顯：與特定記憶相關聯的感受(或者缺乏感受)的結構，和我們的敘述者在創造一個連續的故事時的果斷，而不是他們自己的持續的、捉摸不定和潛意識中的記憶。

　　在我們對曹竹香長時間的訪談中，很多時間她都在給我們講她當姑娘、新娘、寡婦和勞模時的故事，詳詳細細、津津樂道;而其它的故事卻是平淡無奇，這給口述歷史學家尤其造成困擾，任何依靠口述或撰述的記憶研究的學者都會碰到這樣的問題。1996年8月4日我的田野筆記中寫道：“昨天跟曹在一起是令人沮喪的一天。當我們一進入1950年代，那時她是一個勞動英雄，她的敘述充滿官腔，無比陳悶，雖然并不全是政治口號，但很多都是關于她出席了什么什么會議，而那些組成她1949以前故事的具體與新鮮都不見了。看起來要如實敘述那些發生在低級社或高級社的故事對她也非易事。而高小賢也不能讓她放松下來，高也變得越來越沮喪。”那天早上，在又一個冗長的訪談之后，我寫道：“跟曹在一起令人沮喪的又一天：看來她有關1950年代的記憶都是按照會議來組織的;村民和事件不再被提及，問題和沖突也統統不見。高小賢更有志于多線提問，她試得很辛苦，而我們在各個方面都所得甚少……除了理解曹是一個完全被國家話語同化(interpellated)的人等等之外，我認為我們在那里已經沒什么可做的了。”

　　現在，我已經能更超然地回顧那時的沮喪了，但仍不能完全釋然，而這也帶來了無法解決的問題。怎樣去理解這些平淡無奇?首先，從人種的健康(ethnographic hygiene)的角度來看，我需要問為什么這些平淡無奇令我失望?這有可能，也許并不是非常可能，我(高小賢也是)對于獲得社會性別與革命變革的故事寄予了揮之不去的、羅曼蒂克的期望，因此當我們不能讓曹說出這些的時候我們才感到失望。我也不認為我們應該忍受和歸納這些“常識”，“當然革命是令人厭煩的，就是開會和設計錯誤的政策，所以，當然這些不會在記憶里凸顯出來。”或者，這種假設是更有害的，“婦女們的生活和她們想敘述的就是個人化的;當然重述一場會議不會喚起興趣。”如果我可以更準確地找出沮喪來自何處：令我迷惑的，高小賢——這個陜西本地人，在農村度過了她童年和青年的很多時光，也是如此(這很有意思);拋開曹的敘述的平淡無奇，她顯然對革命投入很多，并對革命一片忠誠;忠誠表現在她的故事的很多細節里。比如，她相當詳細(但不是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們說，她女兒結婚時她正在縣城開會，她沒能參加婚禮。第二天，她照理應該給新婚夫婦送頓飯，但她仍在開會。第三天，當女兒按風俗回娘家時，她仍在開會;最后她家親戚們把她找回來，好讓她能送給女婿幾個蒸饃和一些雞蛋。

　　因此，在這里我們該如何解讀這些平淡無奇呢?是說她對于規定的——現在被定義為“傳統的”母親的角色漠不關心?但這樣做正好將帶來吸引我們的另一個問題：在總的責任和感情中母親角色的位置。這應該是平淡無奇的嗎?這件趣聞表現的不是她對她人生那一時段缺乏熱情，而是說明她對于革命——她所投入的革命的責任，而且也記憶深刻，會議比婚禮重要，而且對此也沒有感到或談及遺憾。我們以我們自己的方式來解讀影響力的缺乏，這樣或那樣。高小賢和我花了很多個晚上，試圖判斷：為什么對我們倆來說這個女人(指曹)還是這么難懂——即使我們每人都帶著不同的個人歷史和當下的問題在傾聽?

　　什么是感覺的結構，記憶的組織?為什么有些故事能夠講得有聲有色，而有些講起來就冷靜得多? 我們知道，一些1949年以后的積極分子因為長年講述那些“訴苦”的故事，可能已經將那些苦難的、過去的故事編得很完美了。在講述時，受苦的每個細節都被精雕細刻過了。另一方面，勞模的生活除了無休無止的忙忙碌碌之外，沒有很多戲劇性的成分，也不會為了特定的影響需要而被要求反反復復地敘述。然而這好像不確定當曹講述她的故事時什么在起作用——直到我們能夠判斷，她很少有時間花在反復的“訴苦”上。當然，1949年以后的會議生活比不上她1949年以前冒險的戲劇性內容——當縣城遭轟炸時出門為她臨死的丈夫找藥，臨解放前在房子四周設路障以阻擋搶劫的士兵;而前者也有其精彩之處：克服在大庭廣眾前說話的恐懼，想出辦法對付刁民——他在互助組生產豆腐時往里面撒鹽，以破壞合作化。因此，又要問了，為什么這就是平淡無奇的呢?這是一種事后對社會主義的批判嗎?是對那個時代構成的有用的過去和當下的歷史毫無用處的評價嗎?考慮到這些農村婦女在挖掘她們有關過去的記憶時樂觀的感受，看來未必如此。曹冷靜的晦澀，就像Z村縮水的時代一樣，引發了更大的問題，我們習慣思考的是一種簡單的資源，我們都渴望的這一資源：與那些訴說者——他們處于次一級的地位，面對面的訪談。

　　第二個問題是這一過程——這些婦女們已經將零碎而矛盾的記憶編織成一個天衣無縫的故事的過程，是經過集體化和非集體化過程的一種統一的穿越。而有些人現在的處境很糟。她們對公婆的照顧堪稱模范，但現在卻發現她們自己年紀大了，反被她們長大和已婚的子女們遺棄了，吸引子女們的是一種新的、“現代的”的家庭單位，可以定義為希望獲得、雄心勃勃和強烈的。按照她們痛苦的和物資缺乏的境地，當這些農村婦女們在年老時，講述故事時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她們的樂觀。婦女們對中國當下的經濟改革的很多方面拍手稱贊——土地被再次非集體化了。她們指出——以非常具體的描述，現在的生活在物質上要遠好于1950年代(盡管她們也說她們感到在農村有些新的社會問題)。她們的確不再期望集體化的那些過去的日子。然而她們也不批判它。相反，她們將其整合進一個故事里，在那里生活兩次變好，一次在1950年代，一次在1980年代。

　　在這個故事里，集體化和非集體化彼此間并不對立，兩者均被描述成進步的。革命帶來了新的可能性。不是改變了婦女們的日常工作，她們一直都那樣在做。也不是抨擊了舊的風俗——守寡只給曹帶來尊敬，而不是別的。準確地說，革命改變了農村婦女們工作的環境——掃除了一些最糟的威脅(抓壯丁的軍隊，打家劫舍的士兵)，取而代之其他一些(以短期貸款幫助人們渡過荒季的難關，提供種子)。冒出來的很多新措施創造了國家的影響力——國家與社會之間對于生產和再生產的不同路線，以空前的方式分割著農村婦女的空間、時間和生活。盡管這些景象現在已被完全摒棄，空余名字，但這些在像曹竹香這樣的勞動英雄的記憶中和農民們講述的故事里仍有跡可尋。他們現在所寄予期望的生活應該是什么樣的。這些期望恰恰是：物質生活越來越好，機會越來越多——對于改革持續的熱情與支持。(我猜想，這些期望也能解釋一些地方激烈的、方興未艾的農民的抗議，那些地方改革停滯、誤入歧途或者滋生腐敗和地方專制。)

　　對于無止境的進步的描述不是一種簡單的陳述。景軍在他1996年在《神堂記憶：一個中國鄉村的歷史、權利與道德》這個漂亮的人類學研究中，提醒我們的，后毛時代國家政治的回憶中籠罩著對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悲慘記憶，而這并非大家的共識。他說，“在地方層面，過去受苦的記憶常常是被壓制的，以免揭開舊的傷疤會危及當前社會關系的秩序”(Jing,1996, 168)。雖然在大躍進時曹竹香的村子沒有經歷饑荒，但那時顯然也很困難(有的靠偷竊才得以幸存)。在曹的村子里，文革時的暴力發生在當地人和難民之間，后者因為修水庫而被轉移安置到村里(不像景軍所描述的)。在所有我們訪談過的村子里，這也牽涉到對于當時在負責位置的婦女的攻擊，包括曹和很多由她培訓的婦女們。我在這里提出的有關“進步”的統一的故事線索，如婦女們所描述的，故事中各種細節反復出現，其本身充滿著盲點。進步的情節，即便在特定的事件里，社會的和個人的，仍有待于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深入挖掘。這些“記憶的細屑”總是可以被重新排列。除了“生活越變越好”之外，它們也能用來支持其他的情節線索，就像所有的記憶一樣，可以被再闡釋。

　　然而，在當下的陳述里，最引人注目(尤其是與景軍的描述形成鮮明對比的)的，是這些情節的確是進步的。我們發現，今日中國農村對于毛時代的國家的回溯，也許是最確定，也是被普遍認同的范疇，就是進步(progress)。當我們訪談的這些婦女，她們講述進步的故事時，將其歸因于黨/國家和集體化與經濟改革。這些婦女們創造了一種集體的記憶，在其中是延續的中國政府領導著一貫的中國國家空間，令人信賴地、直線地向前發展(雖然有些曲折)，這超越了對自1949年以來國家行為的大量的中斷與瓦解的強調——正如他們所總結的那些細節：個人的失望、難以實現的希望和當前的痛苦。然而，在中心，是時間與空間范疇在起作用，記憶中印象深刻，僅僅當其通過地方上對于婦德概念的重寫，家庭內部的重新安排，和社會性別化了的敘述實踐。

　　(陳雁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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