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載于《文匯學人》2015年3月20日
1991年，曾經在英美文化圈名噪一時的人文刊物《文匯》(Encounter)壽終正寢，文壇一片寂靜，無人哀悼。當過該刊首任主編，已是耄耋之年的英國詩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舊恨未消，冷冷地說：“死得好。”
《文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多高眉風光，隨之而來的墜落就有多慘。如今人們若還提起它，也只有一句話：那份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秘密資助的宣傳刊。因為這層幕后關系，英國知識圈幾乎與美國同行徹底決裂，無法原諒，也不再信任。“《文匯》丑聞”是高等新聞刻骨之痛，其牽涉范圍之廣，幾乎波及60年代英美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它對英國文化人造成的心理創傷之深，更是難以計量。
1953年《文匯》在倫敦創刊，地址位于大英權力中心威斯敏斯特附近的秣市街，其初衷(確切地說是表面上的說法)是跨越大西洋的英美思想聯姻，從歐洲西馬學派手中搶奪思想高地。創刊之初由英國詩人、前共產黨員(后來擯棄共產主義)斯彭德和前托派美國政論家歐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新保守主義之父)攜手主政，后者從紐約搬去倫敦監管雜志的政治路線。斯彭德出身牛津文化貴族，少年得志，與詩人艾略特、奧登交往甚密，他在西里爾·康諾利(Cyril Connolly)主編的《地平線》(Horizon)當編輯時也積累了許多文壇人脈?？死锼雇袆t在1945年創刊的紐約猶太知識分子喉舌刊物《評論》(Commentary)當過編輯，鍛煉出了意識形態問題上的辯論精神。
《文匯》在許多方面和《評論》相似，比如深受猶太知識分子如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的影響。庫斯勒寫過反斯大林經典小說《中午的黑暗》，在1950年柏林的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組織和成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1963年他擔任客座主編的那一期《文匯》引發了巨大爭議，封面上大標題盛氣凌人地質問大不列顛的衰落：“一個國家的自殺?”
1950年代的《文匯》是英美知識圈的蜜月期。彼時美國剛剛成為西方世界的主導力量，歐洲彌漫著反美情緒。但年輕的英國知識分子和作家被朝氣蓬勃的美國文化迷住了，美式英語甚至美國口音都成了一時風尚。《文匯》緊緊擁抱了這一潮流，美國學者馬庫斯·坎利夫、政治記者亨利·費爾利等人都成了撰稿人。1958年，克里斯托搬回紐約，紐約猶太背景的梅爾文·拉斯基(Melvin Lasky)搬去倫敦接替他的工作，并成為《文匯》歷史上任期最久的主編。拉斯基曾在柏林主編過一份反共書評《月刊》(Der Monat)，他一去倫敦就與英國文壇和政界的領軍人物打得火熱。
與此同時，歐洲左翼對《文匯》一直心存戒備，他們將所有在《文匯》上寫文章的作者視為美帝的走狗。英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家、共產黨員霍布斯鮑姆嚴詞拒絕為之撰稿，盡管編輯不停向他強調刊物的獨立性和兼容左右的胸襟。就連與斯彭德交好的E.M.福斯特、艾略特和燕卜蓀都婉拒了稿約，艾略特明言正是那份美國“好意”讓他感到不自在，燕卜蓀甚至在派對上砸了紅酒杯。不過很快《文匯》就吸引了全世界讀者的關注，它的頁面上既有南希·米特福德現身說法寫英國貴族，也有沙文主義批評家萊斯利·菲德勒熱情吹捧美國保守主義，還能向英國工黨暗送秋波。極少有人像霍布斯鮑姆那樣堅信《文匯》背后的政治圖謀，大多數人都認為它是誠心實意的開明智性論壇。
然而1967年4月27日，真相慢慢浮出水面?！都~約時報》刊登了一系列討論美國知識分子的文章，直言不諱地指出：“CIA資助了許多反共組織比如文化自由代表大會及其旗下的報紙和雜志?！段膮R》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現在已不是)CIA資金的間接受益者。”這一系列報道引爆了戰后高等新聞界的最大丑聞。除了《文匯》之外，受到CIA資助的刊物還有英國的《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密涅瓦》(Minerva)、《審查》(Censorship)，法國的Preuves，意大利的Tempo Presente，西班牙的Cuadernos(其輻射力不僅限于西班牙本土，波及拉丁美洲國家)，印度的Quest，澳大利亞的Quadrant，甚至烏干達的Transition。
《文匯》在知識界影響雖大，但巔峰期發行量僅三萬份，不足以自給自足，一直由文化自由代表大會資助。該組織在巴黎和日內瓦運作，聲稱其資金來自于慈善性質的費爾菲爾德基金(Fairfield Foundation)。該基金的臉面人物是以生產人造黃油發家的百萬富翁尤利烏斯·弗萊施曼，但實際上CIA才是真正的金主。
斯彭德當了14年編輯，也被騙了14年。后來公開的往來信件顯示，每次在提及資金來源問題時，他都被欺騙了。克里斯托也說自己全不知情，晚年甚至威脅要起訴任何聲稱他知情的人誹謗罪。嫌疑最大的是拉斯基，后來的深度報道普遍認為他是CIA安插的間諜，盡管從未得到證實。
被蒙蔽多年的英國詩人斯蒂芬·斯彭德和他曾效力的人文刊物《文匯》
《紐約時報》爆料之時，斯彭德已在美國教書，只擔任《文匯》的特約編輯。他的主編位置不久前由文學評論界的領軍人物弗蘭克·科莫德(Frank Kermode)接替?？颇乱粯訉IA的資助毫不知情，也一直被拉斯基蒙蔽到最后一刻。媒體對英國和美國的情報機構在文化界的滲透緊追不舍，被欺騙的大編輯憤然與刊物斷絕關系，《文匯》此后由拉斯基一人主編，茍延殘喘至蘇聯解體冷戰結束。文化自由代表大會被解散，不過從某種意義上說，它的使命早已完成。
梅爾文·拉斯基自然是知情的關鍵人物。他是俄國猶太移民，留著鏟形胡須，1930年代在紐約城市大學接受了雄辯和詭辯的教育，當時激進的政治生態影響了克里斯托等一大批知識分子。早在去倫敦編輯《文匯》之前，拉斯基已經是老練的冷戰斗士。二戰中他在美國部隊中戰斗，戰爭結束時，他在柏林參與各種各樣的作家大會，發表反蘇聯暴政的演講，游說美國軍方高官出資辦報，旨在“激勵”那些生活在東歐共產黨政權下的作家。1950年他與阿瑟·庫斯勒一起在柏林動員知識分子進行反蘇極權聚會，后來成為實體組織的文化自由代表大會。
正是在這段時間，拉斯基遇到了同是猶太知識分子、語言學家的邁克爾·喬塞爾森(Michael Josselson)，立刻結為摯交。喬塞爾森在二戰中曾為美國情報機構效力，CIA成立之初即被招募。1917年出生于愛沙尼亞的喬塞爾森，一家人因布爾什維克革命被迫流亡海外。在柏林讀完大學后，他在巴黎的一間美國百貨店工作，直到當上經理。當納粹陰影籠罩歐洲時，他再度被迫流亡來到美國，1942年入籍。喬塞爾森既是文化人也是CIA間諜，他在CIA的文化冷戰大計劃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復雜路徑向各種反共政治文化刊物秘密注資，他注定要背上雷蒙·阿隆所言的“白色謊言”之重負。據坊間傳說，1940年代末的某天，喬塞爾森和拉斯基在柏林看到一火車流亡者被送去古拉格，于是這兩個俄國猶太人決定不惜代價“拯救西方文明”。
喬塞爾森和拉斯基為文化自由代表大會拉攏了一批認為共產主義是“失敗之神”的歐美知識分子名流，包括意大利作家斯隆、喬洛蒙蒂，瑞士作家魯治蒙，白俄企業家尼古拉·納博科夫(小說家納博科夫的堂兄弟，后來擔任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秘書長)，美國知識分子西德尼·胡克、德懷特·麥克唐納德、詹姆斯·伯納姆等等，英國情報官馬爾肯·馬格里奇視蘇聯為不共戴天之敵，落力為代表大會洗錢。CIA的暗錢經過幾輪操作，變成富翁的慈善基金注入了《文匯》之類的新生刊物。
當時英倫相當有影響的周刊《新政治家》由社會主義者金斯利·馬丁主編，傾向于為蘇聯辯解，對美國毫無敬意，在知識界竟然很受歡迎，幾乎人手一份，這讓拉斯基及其同伴忍無可忍。拉斯基認為《新政治家》無法區分“自由社會”和“奴隸社會”，《文匯》的誕生必須糾正這種政治無能。
然而知識分子圈向來高眉世故，尤其是美國知識界當時普遍有反麥卡錫主義情緒，任何標語口號式的寫作都會招致奚落和反感。于是《文匯》小心翼翼地選取了中間偏左的自由派立場，這樣最有機會贏得非共產主義左派知識分子的青睞;在英國本土則親近工黨。克里斯托在任期間，花了許多時間與工黨中親美的政要、社會民主派交好，并獲得了巨大回報。正是在《文匯》上，工黨思想巨子安東尼·克羅斯蘭(Anthony Crosland)發表了《社會主義的未來》(1956年)中的重要觀點，聲稱英國的未來是現代化和美國化，英國需要清除的是舊社會階級偏見的流毒，而不是資本主義。1964年工黨贏得大選組閣時，有多位內閣成員是《文匯》的撰稿人，都是親美派。要不是休·蓋茨克爾于1963年暴斃，《文匯》會有一位撰稿人成為英國首相。
克里斯托自己也寫了不少文章，嘲弄英國上流社會的古板和墨守傳統。但盡管如此，喬塞爾森還是不滿意克里斯托的工作，認為《文匯》沒有達到與《新政治家》競技的目的，沒有阻止反美情緒的增長。直到拉斯基接替了克里斯托的位置，喬塞爾森才算真正放心。
斯蒂芬·斯彭德此時滿足于在國際作家會議中穿梭，時常去他天真相信的天使投資人弗萊施曼的豪華游艇上度假。不少明眼人都看出來斯彭德不過是《文匯》的裝飾，包括斯彭德的老友、精明的以賽亞·伯林就曾告訴別人，斯彭德的角色是為刊物招徠“體面有臉”的英國知識精英。
身為主編的斯彭德沒有話事權，從克里斯托回美國之后的情況便能看出。斯彭德心目中接替克里斯托的理想人物是紐約“黃蜂”德懷特·麥克唐納德，他已經在雜志當了一兩年特約編輯，而且有極度“戀英癖”。而在真正的幕后金主眼里，麥克唐納德雖然親英，但他對祖國有點太嚴厲了，竟然打算在《文匯》上刊發一篇將美國描繪成充滿拜金狂和神經病的地獄的謗文。結果，斯彭德的人事提議落空，麥克唐納德的謗文也未能發表，喬塞爾森安排拉斯基接替克里斯托，斯彭德除了被動接受別無其他選擇。
喬塞爾森平日要監控全球的重要刊物，尤其是CIA秘密資助的那些。對他來說，《文匯》是一張王牌，因為英語的普及程度使之可以面對最廣的讀者，要比法國、意大利那些雜志重要得多。如何用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對知識圈進行勸導，施加微妙的影響，要與《新政治家》平起平坐，抵消其反美偏見，又絕不能冒犯那些將《新政治家》視為圣經的讀者尤其是印度作家，這其中的分寸感和平衡能力是多么難控制，簡直堪比走鋼索的雜技演員。
然而隨著《文匯》聲譽越來越高，喬塞爾森也越來越擔心文化自由代表大會與CIA的關系一旦被揭露會成為負面累贅。1964年《紐約時報》開始調查私人基金會的稅務問題，結果發現有些基金會是CIA的資金管道。從那時起，喬塞爾森的當務之急是重組代表大會，以面對隨時可能曝光的丑聞。令他絕望的是，這些做法在1950年代尚能被人理解為善意的謊言或是必要之惡，但1960年代的輿論環境已非昔比。60年代西方對蘇聯的威脅已不那么重視，倒是美國在東南亞的軍事干預引起了全世界的道德反感。喬塞爾森考慮讓福特基金會單獨資助代表大會，讓英國報業巨子塞西爾·金(Cecil King)出面收購《文匯》。
美國在越戰中越陷越深時，喬塞爾森為了避免惹人懷疑，不得不默許了阿瑟·施萊辛格、理查德·洛溫塔爾等人發表質疑越戰的文章。不過可怕的對手還是出現了。以反反共(anti-anti-communist)姿態著稱的左翼大神康納·克魯斯·奧布萊恩(Conor Cruise O’Brien)于1963年發表了一篇攻擊《文匯》的致命檄文，精準地分析了該刊的策略——盡管表面上驕傲聲稱自己的獨立身份，但其發表的文章往往對蘇聯落力曝光，而對美國的負面影響則盡量弱化處理?！段膮R》巧妙地利用了一批有名望有原則的作家的影響力，然后夾帶那些有明顯政治傾向的二流作家的文章，好像他們也得到了名作家的背書似的。1966年奧布萊恩在紐約的一次公開演講中，用特洛伊木馬比喻美國人偷偷打入了英國知識圈。奧布萊恩的評論成了一枚重磅炸彈，令喬塞爾森陣營一片大亂。他派出了拉斯基的同事格倫韋·里斯(Goronwy Rees)出來應戰，這位里斯曾是叛逃蘇聯的劍橋間諜蓋伊·伯吉斯的朋友，自己似乎也為蘇聯方面工作過，但后來變成了激進的冷戰斗士。里斯在《文匯》的定期專欄里說奧布萊恩的評論不值得被認真對待，然后各種人身攻擊冷嘲熱諷。奧布萊恩讀到后，決定以誹謗罪把《文匯》告上法庭。很快他就被警告，《文匯》擁有一份他在非洲當外交官時的黑材料，如果不撤銷起訴就公之于眾。奧布萊恩沒有退縮，決定去都柏林法庭起訴，這樣受倫敦影響的幾率較小。
就在這時，事情發生了戲劇性的轉折。1967年3月，一份舊金山的揭黑小報刊發了CIA秘密行動的調查報告，很快《周六晚郵報》又刊發了前CIA特工托馬斯·布萊登的爆炸性回憶錄。這兩篇報道都印證了《文匯》和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由CIA資助的事實。4月的《紐約時報》系列報道更是將丑聞推向了巔峰。信用掃地的拉斯基與奧布萊恩求得庭外和解，在雜志上刊登了道歉聲明。此時終于得知真相的斯彭德和科莫德對美國同事大發雷霆，在編輯部掀起了一場內戰?？颇聸_進新老板塞西爾·金在《每日鏡報》的辦公室，說除非讓拉斯基滾蛋不然刊物沒臉繼續。金可沒有科莫德那么高的道德標準，他覺得拉斯基更有編輯天分?？颇潞退古淼略凇短┪钍繄蟆飞瞎_譴責欺騙行為，一批英國知識精英也跟著與《文匯》劃清界限。以賽亞·伯林雖然與兩邊都是朋友，但也公開表示，喬塞爾森和拉斯基隱瞞了《文匯》與CIA的關系，“陷體面人于不義”。
除了文化策略遭遇重創之外，美國的整體外交政策因越戰被抨擊的體無完膚?！缎抡渭摇烦脽岽蜩F刊發了美國記者安德魯·科普坎德的文章《CIA：巨大的腐蝕劑》。喬塞爾森珍視的文化自由代表大會也背上了惡名，他得出結論，該事業已無前途，辭去了領導職務。不久他得了中風，接下來的幾年中健康每況愈下。灰心喪氣的喬塞爾森去日內瓦養病，并且對自己效忠的國度產生了懷疑。水門事件發生后，他給尼古拉·納博科夫的信中寫道：“看看你我當年選擇的社會現在變成了什么鬼樣子。”
1978年喬塞爾森去世，葬禮來賓寥寥。一位CIA官員問他的遺孀想怎樣安排接受榮譽勛章的儀式，她徑自走開了。雷蒙·阿隆等老朋友發來了誠意悼文，但沒有報刊以任何形式刊登他去世的消息。只有《文匯》發表了喬塞爾森去世前寫的俄國元帥巴克萊·德·托利的傳記節選，拉斯基在作者介紹一欄寫了一句話：“這是一位男子漢。”
拉斯基以無比的韌性挺過了1967年的信譽危機，雖然被倫敦知識圈徹底排斥在外，他依然主編《文匯》直至1991年停刊(科莫德稱之為“半死不活”，斯彭德再也沒看過它一眼)。這期間刊物更換過許多贊助人，也雇用過不少聽話的英國編輯，它的聲譽雖跌至谷底，但內容卻很少沉悶無聊。它依舊堅持不懈地揭露蘇聯的“邪惡”，熱情吹捧里根和撒切爾這樣的冷戰將領。冷戰結束后《文匯》終于因為失去資助而停刊，成為它一向追捧的自由市場的犧牲品。最后兩期雜志全是昔日戰友撰稿人慶祝本刊為蘇聯崩潰所作的貢獻。《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當時的主編費迪南·芒特說：“拉斯基是一位先知，只不過在他生活的國度里毫無榮譽可言。”奧布萊恩則說他是“冷戰老千”。
美國文藝批評家喬治·斯坦納是拉斯基的擁躉，他在研究《文匯》這一案例時下的判語是：水土不服(ill-met)。意志剛強的猶太人和優柔寡斷的盎格魯-薩克遜人之間的結合注定不會完滿。斯坦納興致勃勃地回憶了盛怒的科莫德沖進塞西爾·金的辦公室討說法時卻被金反嗆了一口：“難道你的錢就比別人要香?”當時科莫德在倫敦大學學院擔 任教授的講席是小報巨頭諾斯克利夫勛爵(Lord Northcliffe)捐助的，而金恰好又是諾斯克利夫的外甥。他當時甚至威脅了斯彭德和科莫德：“我擁有180份報紙，可別惹火我。”
被蒙蔽多年的斯彭德更是怨念難消，《文匯》?？笏邮懿稍L時說：“最讓人沒法接受的是，你發現自己的名字被用來欺騙公眾，那處境看上去就是一幫騙子和蠢貨在一起，騙子說他們之所以要保守一個可怕的秘密是為了不傷蠢貨的感情。”
斯彭德離開《文匯》后，左思右想覺得唯一的報復方式是創辦一份與之叫板的刊物，卡爾·米勒、奧登、伯林、約翰·格羅斯都很支持這個想法，他們接洽了邁克爾·阿斯特、羅斯柴爾德夫人、艾倫·萊恩等巨賈，商討資助事宜。當時預估的啟動資金是五萬英鎊，發行量三萬份，單價五先令。《紐約書評》的羅伯特·西爾弗斯和杰森·愛潑斯坦都表示支持。他們在伯林的美國寓所里起草了新聞稿和計劃書，不過短期內并沒有付諸實施。多年后，卡爾·米勒在西爾弗斯的支持下創辦的《倫敦書評》正是這一想法的體現(從這點上看，不難理解它多年來對美國和以色列說客滿滿的惡意)。
如今冷戰早已結束多年，當時西方共同的敵人蘇聯也早已解體。然而英國文人今天提起《文匯》，那道受騙的傷口仍在隱隱作痛。英國政客對美國亦步亦趨，而英國知識圈尤其是左翼則對美國恨之入骨，不論是作家還是電影導演，只要一有機會便對美國文化冷嘲熱諷或是激烈抨擊其內政外交，文藝作品中也時常出現詭詐的猶太知識分子形象。《文匯》也許為美國贏得文化冷戰出過力，但也制造了永遠不會寬恕美國的敵人——曾在熱戀中被背叛的英國知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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