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冬天，我正式參加工作，成為“八大員”之一——供銷社售貨員。經過短暫的培訓，被分配到城關供銷社。在計劃經濟主導的年代，由于商品比較貧乏，票證是家家戶戶不可或缺的寶貝，買糧要糧票，買布要布票，就連買紅糖都需要用糖票。
商業部門是當時的熱門單位，城關供銷社又坐落在縣城，因此能被分配到那里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事情。在供銷社的八年，我曾經當過門市部營業員、副食加工場工人、采購站業務員，最后忝居到門市部經理。1989年因工作需要，我調離了供銷社，雖然已經離開20多年，但對供銷社的感情卻仍舊一如既往。
那時候交通沒有現在這樣發達，通訊也沒有現在這樣方便，趕集、趕會是供銷社主要工作之一。每到集日，我們就要將滿滿一大車商品用人力運到集市上，支上床架，將貨物擺放整齊，從早晨八點多開始營業，一直到集散人疏。如果趕上來點新鮮商品，或者布票減半，那就要著實忙碌一上午了。當時農村剛剛實行了承包責任制，過去一直處于饑寒狀態下的農民是供銷社的主要服務對象，也是商品銷售的主力軍，他們口袋里揣著大把的票子，進城來看見眼花繚亂的商品就愿意掏腰包，什么滌卡、的確良、凡爾丁、大花被面等大路商品，一上貨架就被搶購一空;電視機、縫紉機、自行車、手表等高檔商品也成為農村青年談婚論嫁的首選條件。不論是炎炎夏日，還是數九寒天，營業員都會忙的滿頭大汗，雖然辛苦，但心情卻是由衷地舒暢。
最辛苦的是到鄉下趕集趕會(物資交流大會)，幾十里地，騎著滿載商品的自行車，不管是頂風還是順風，不論是晴天雨天，都會按時出現在集市上。后來，供銷社購進了一輛“嘎斯”汽車，雖然方便了許多，但服務范圍更加寬闊了。有一年冬天，我們先在夏津趕完了會，又去老武城，隨后又發往東李官屯，然而天公不作美，連續的幾天雨夾雪天氣讓整個“物交會”泡了湯，我們只好整天窩在棚里打撲克、下象棋、喝酒、聊天。家在東李街上的王萬杰副主任邀請我們家去聚餐，十幾口子人吃餃子，外面飄著毛毛細雨，屋子里卻是熱鬧非凡，那暖融融的感覺令人回味至今。
1986年，夏津縣興起了棉花市場，一時間，大街小巷，所有人仿佛都變成了生意人，隨便在街上遇見一個人，一寒暄就是“要貨嗎?”“有貨嗎?”“幾級的?”“嘛價格?”由此吸引的全國各地客商紛至沓來，小小的縣城里南腔北調，繁華一時。作為農村主戰場的供銷合作社，我們更是不甘人后，較早的做起了棉花生意。最初是收購籽棉自己加工，然后打包出售，后來就在縣服務樓安營扎寨，做起了棉花經紀業務。
那年冬天，我和兩個同事曾經在禹城和臨邑交界的一個村子里住了一個多月，收購了幾萬斤籽棉，運回來后軋包。在那里曾經發生過一件讓我終生難忘的事情。從那個小村子回來，要步行幾里地，搭乘臨邑到禹城的班車，到禹城后再等從濟南到夏津的班車。那天我早早就從村子里出來，緊跑慢跑，眼看著那輛公交車在距離我十幾米的地方疾馳而去，沮喪的我恨不得打自己。心想，也許還會有過路車，慢慢等吧!從早上八點我就開始等，偶爾有車路過，我忙連呼喊帶招手，汽車卻在我面前揚起一片塵土轟鳴著遠去。一次次充滿希望地站起，一次次又滿含失望地坐下，就這樣，一直等到下午三點才趕上了那輛見人就載的往返車。也是從那時起，我才真正領教了等待的枯燥。棉花運回來以后，我們委托別的單位加工成皮棉，再進行軋包。那項工作卻是一項純粹的體力勞動，不但每天累得筋疲力盡，而且還臟得昏天黑地。
1988年，理事會成員一致推舉我到虧損嚴重的社直門市部擔任負責人，我一邊利用已經熟悉的棉花業務打開局面，一邊研究市場動向，拓寬經營渠道，當月就實現了扭虧為盈。記得那年我到淄博一家軍用企業，購進了一批棉衣和膠鞋，棉衣非常暢銷，幾乎供不應求，膠鞋卻和預期效果大相徑庭，令我異常煩惱。也是帶著這個遺憾我離開了城關供銷社。沒有想到的是，過了不久，適逢縣里組織治河，那些膠鞋、膠靴都派上了用場，幾天時間就被搶購一空，讓我的那位繼任者著實發了一筆小財。
歲月如歌，往事已矣，當年一起參加工作的小伙伴現在都已近老年，還有些曾經朝夕相處的朋友早早離開了人世，那段歲月雖然短暫，但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永不磨滅的記憶。供銷社，一個沉甸甸的稱呼，必將伴隨著我們的記憶走向永遠，我為曾經是她的一員而驕傲、自豪，為她明天的涅槃重生而祈禱、祝福。
作者簡介： 李學勇，山東夏津人。曾在《中國文藝》、《當代小說》、《當代散文》、《散文選刊》、《東方散文》、《魯北文學》、《廠長經理日報》、《中國食品報》、《長河晨刊》等報刊發表文學作品200余篇(首)。散文《云臺山印象》獲首屆全國旅游散文大賽“最佳山水散文獎”，散文《謁蒲松齡故居》獲2012全國散文作家論壇征文大賽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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