丟掉《鞍鋼憲法》工人還是領導階級?！

 丟掉《鞍鋼憲法》工人還是領導階級?！

1954年9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中國的國體首要的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如何堅實保證工人階級實施對企業，對國家的領導權，《鞍鋼憲法》是個偉大的創造。可自改革開放之后，《鞍鋼憲法》竟被拋得幾無蹤影。而工人都淪為打工仔，還能領導企業和國家嗎？不能領導企業和國家算啥領導階級？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體的基礎大面積塌陷，這個國體能不不傾斜，這個國體能不倒塌？！

一、《馬鋼憲法》的要害是工人沒有管理權

資本主義的企業，資本家無疑是產權所有者，自然也是是管理者。而社會主義的企業產權歸全民和集體所有，那么，誰是管理者，這直接決定社會主義企業的性質和發展方向。

《馬鋼憲法》的基本內容。新中國建立后，如何抓國有企業，當時照搬的是蘇聯模式，實行的是《馬鋼憲法》--蘇聯最具代表性的企業管理模式--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的企業經驗，其特點是：實行“一長制”的廠長負責制；實行依靠少數專家搞科研，不搞群眾性的技術革命；實行一套繁瑣的規章制度治廠，將工人當物件管理；實行搞物質刺激抓生產，否認精神力量的作用。《馬鋼憲法》的管理模式，基本沿襲了資本主義的企業管理模式。將工人置于生產要素的范疇進行管理，讓工人被動的接受管理，讓工人簡單的服從管理。

根本在于勞動者無管理權。《馬鋼憲法》在新中國初創工業經濟時起到一定作用，但隨著時間推移，也暴露出很多問題，包括官僚主義、呆板僵化、工人沒積極性等。其最為突出的問題，就是《馬鋼憲法》沒將社會主義企業與資本主義企業的管理經營，從根本上區別開來，《馬鋼憲法》還沒有脫離資本主義的企業管理模式。以致后來蘇聯企業勞動效率低下，直至走向解體，都同沒有改革《馬鋼憲法》的管理模式密切相關。

對此，毛主席曾深刻指出：蘇聯明確了“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到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力。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毛澤東讀社會主義經濟的談話與批注》275頁）。勞動者沒有管理權，就絕無其他權利的保證！工人沒有管理企業的權利，沒有管理國家的權利，就絕不能成為領導階級。管理權，就是領導權！結合近30多年的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正反兩面來看，毛澤東當年是如何高瞻遠矚！

二、《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

新中國建立后，如何尋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國有企業發展道路，能確保工人階級當家作主，能確保工人階級對經濟工作的領導，能確保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能確保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而這“四個確保”中，則直接體現為如何確保工人階級對工業經濟的領導，這是急迫解決的重大課題。

就在蘇聯撤走專家這樣一個歷史時刻，鞍山市委向中央上報了鞍山鋼鐵公司《關于工業戰線上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報告》，1960年3月22日，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上批示，宣稱“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

毛澤東的批示全文：鞍山市委這個報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興，不覺得文字長，再長一點也愿意看，因為這個報告所提出來的問題有事實，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鋼是全國第一個最大的企業，職工十多萬，過去他們認為這個企業是現代化的了，用不著再有所謂技術革命，更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反對政治掛帥，只信任少數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許多人主張一長制，反對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他們認為“馬鋼憲法”（蘇聯一個大鋼廠的一套權威性的辦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這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以前的情形，這是第一階段。一九五九年為第二階段，人們開始想問題，開始相信群眾運動，開始懷疑一長制，開始懷疑馬鋼憲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時期，中央收到他們的一個好報告，主張大躍進，主張反右傾，鼓干勁，并且提出了一個可以實行的高指標。中央看了這個報告極為高興，曾經將此報告批發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電話發給各省、市、區，幫助了當時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現在（一九六○年三月）的這個報告，更加進步，不是馬鋼憲法那一套，而是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這是第三個階段。現在把這個報告轉發你們，并請你們轉發所屬大企業和中等企業，轉發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當然也可以轉發地委和（小）城市，并且當作一個學習文件，讓干部學習一遍，啟發他們的腦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年一個整年內，有領導地，一環接一環、一浪接一浪地實行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城鄉經濟技術革命運動（中央轉發《鞍山市委關于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報告》的批語）。

三、《鞍鋼憲法》確保了工人階級領導企業的地位

毛澤東滿懷激情的歡呼：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那么，這個憲法的核心和意義在哪？

1、“鞍鋼憲法”的五大基本原則。“鞍鋼憲法”的基本內容可概括為五大基本原則，即，堅持政治掛帥，加強黨的領導，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其中，“兩參一改三結合”包括：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程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新中相結合。這五條成了當時辦好社會主義企業的基本原則，被廣泛宣傳和推廣。“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打破了傳統的工人勞動、干部管理的分工模式。讓干部管理的同時也學習勞動技能和經驗，很多管理的經驗是從群眾中來，這樣可以減少干部與工人之間的摩擦，提高管理效率。工人參與到管理中，不僅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帶來管理效率的改善。發動“群眾技術革命”，為企業不斷創造活力，增強競爭力。

2、最為核心一條就是參與管理。《鞍鋼憲法》的應運而生，具有極其偉大的意義。對這個意義能講出很多很多，諸如，區別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工廠的根本不同，是堅持社會主義的辦廠原則；打破了舊分工體系的束縛，使人從單一的崗位上解放出來，從而人性得到自由的發揮，有效的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有利于改善勞資關系，最終帶來企業運作效率的提高。而實際上《鞍鋼憲法》最為核心的一條，就是保障了了工人群眾管理國家，管理工廠，這個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

對中國人民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鞍鋼憲法”的誕生，都具有十分重大意義的事件。如果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將沿著社會主義發展方向上不斷前進，那“鞍鋼憲法”的誕生則標志著站立起來了的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工人階級）在現實社會實踐中找到了如何確保自己當家作主，并確保中國社會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有效途徑。所以，毛澤東唯一一次將鞍鋼的企業管理經驗，置于憲法的地位，可見意義不凡，意義深遠。

3、受到西方企業的頂禮膜拜。無論“蘇東”的企業按《馬鋼憲法》管理，還是西方企業按福特式分工體制管理，都遇到勞資沖突尖銳，工人無積極性的怠工，生產效率不高等突出問題。為此，西方的資本家也在尋求新的管理模式，就是如何調動工人的積極性，適當提高工人的地位。

毛澤東所推崇的《鞍鋼憲法》一出現，就以其最早并鮮明地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體制挑戰而令世人矚目。先是日本，隨后是歐洲和美國，許多工業管理學家、資本家都來頂禮膜拜。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教授羅伯特·托馬斯明確指出，“毛主義”是“全面質量”和“團隊合作”理論的精髓，即充分發揚“經濟民主”——兩參一改三結合——恰是增進企業效率的關鍵之一。“兩參一改三結合”，就是“團隊合作”。日本的所謂“豐田生產方式”，就是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者的“團隊合作”，每人不固守僵化的技術分工，隨時隨地解決“無庫存生產方式”中出現的問題。

《鞍鋼憲法》的產生，深刻的影響了資本主義企業管理。現在西方企業管理中，很多突出人的因素的措施，都取自《鞍鋼憲法》，也極大地緩解了勞資沖突。所以說，《鞍鋼憲法》深刻影響了世界，這毫不為過！

四、《鞍鋼憲法》更體現領導階級對國家管理

按《鞍鋼憲法》的精神，在確保工人階級的領導階級地位，毛澤東更直接在工人階級中提拔大量人才，直接參與企業管理，直至參與國家管理。

在成千上萬，甚至上百萬的工人，被提拔起來的企業管理者、國家領導人中，其著名代表人物有：倪志福，北京永定機械廠鉗工曾任廠長，直至中央政治局委員；吳桂賢，陜西省咸陽市西北國棉一廠細紗車間當擋車工，直至國務院副總理；張百發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一工區青年突擊隊隊長，后任北京市副市長；李瑞環，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工人，任北京建筑材料供應公司黨委副書記兼北京建筑木材廠黨總支部書記，北京建筑木材廠黨委書記，直至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等。

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階級是多么自豪，多么揚眉吐氣！

五、“一長制”喪失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

就是這樣一部經過艱辛探索，經過反復實踐，又經毛澤東確立，成為毛澤東思想重要組成部分的，還讓西方企業管理競相模仿的《鞍鋼憲法》，自改革開放的大潮一起，就首當其沖的給搬開了。在企業中實行了“一長制”，即，廠長、經理負責制。《鞍鋼憲法》已絕口不提，《鞍鋼憲法》成塵封往事。抽樣調查1000個40歲以下的工人，幾乎無人聽說什么《鞍鋼憲法》，而拋棄《鞍鋼憲法》，無疑就拋棄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其具體表現為四點：

1、工人階級對改革根本沒有發言權。正如毛澤東所言：喪失了管理權，這個“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就拿國有企業改革來說，工人甚至連發言權都沒有。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方案，哪個是從工人中產生？哪個是走群眾路線產生？改革開放的藍圖是工人這個領導階級設計出來的嗎？非也！都是一伙精英們閉門造車，為利益集團謀利益，甚至為西方和平演變做手腳，而設計出的種種改革方案。

工人不僅對改革的方案無發言權，對改革過程的中飽私囊更無發言權。改革是對自身機體的一種完善，革命是對整個社會所有制的變革，如果將中國的改革等同于改制，那無疑就是復辟。而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恰恰幾乎就等同于改制，將40多萬個國有企業低價一賣，甚至白送，這其中中飽私囊的名堂五花八門，可工人只能聽之任之。現在中國的公有制經濟只在城市經濟尚存28%，國企的深入改革還要改制嗎？如果在改掉這部分，那中國還是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嗎？

2、大量產業工人被剝離出工人隊伍。在企業改革中，真真因應了毛澤東所言：沒有管理權，連工作權都喪失了。隨著國有和集體企業的改制，那是近億萬工人喪失工作權的下崗失業，是領導階級社會身份的喪失和轉變。有近億萬國有和集體企業的工人，被用一兩萬元就買斷了工齡，而永遠清理出了工人階級隊伍。有一部分轉變成小私有者，還有一部分成為資本家的打工仔，更多的“50”式則失業。中國的工人階級由領導階級，突然成了社會的弱小階級，也是弱勢階級，還是社會急于甩掉的包袱，這真是冰火兩重天。而《我們走在大路上》和《從頭再來》，這兩首唱在兩個不同時代的工人歌曲，就是對這兩種命運的深刻、生動、形象的寫照，一首是時代的贊歌，一首是時代的挽歌！

就在產生《鞍鋼憲法》的鞍鋼，50多萬職工就下崗了44萬多。當時改革說為了扭虧，可鞍鋼以減掉這么多工人為代價的改革，鞍鋼盈利了嗎？鞍鋼不還在虧損？今年，何止鞍鋼，全國86家大中型鋼鐵企業總負債已超過3萬億，行業負債率達69.47%，負債和虧損已達到登峰造極。中國鋼鐵業離全行業破產已經不遠，這還將拖累銀行業下水！

一汽是中國第一家汽車企業，在分離下崗工人，付出巨大改革成本后，不把精力花在開拓民族品牌汽車上，甘于給德國大眾和日本豐田打工，一汽盈利都自于給外國汽車打工所得，三十年來打造不出一個優質品牌。去年，因為旗下日本品牌汽車銷量不佳，一汽更成國內十大車企里唯一虧損的企業。一汽建廠之初在圈了很多地，趁房地產“躺著也能賺錢”的時機，一汽把早年的圈地用來融資蓋樓賺快錢。一汽高層也趁機玩起“乾坤大挪移”，幾經轉手就將圈地“圈”來的100億元“無影無蹤”了，一汽栽倒在房地產的江湖，這凸顯國企迷失了改革發展的方向。

3、國有企業的工人社會地位每況愈下。國有企業的工人，應該最能代表中國工人階級，可他們一旦喪失了管理權，其社會地位也每況愈下。

工人基本喪失向上循環的渠道。自改革開放之后，就是在僅存的國有企業中，工人要想成為管理者，那是癡心妄想！30多年過去了，誰見過國有企業從工人中提拔過一個廠長？誰見過從工人中提拔過一個鎮長？現在誰見過從工人中提拔過一個市長？現在誰見過從工人中提拔過一個黨中央領導？工人不能直接管理企業、國家，他們算什么領導階級？而且，由于社會種種腐敗不公，還斬斷了工人、農民等基層勞動者子女，其他向上循環的通道。中國的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有何出頭之日？

工人與企業高管收入百倍之差。就是在國有企業內部，工人不僅喪失了管理者的身份，在勞動報酬上，與精英管理者的收入，由毛澤東時代的基本無差別，到現在其差別都達到幾十倍、上百倍。全國的工薪族的工資90%都在2000元上下，而有的國有企業管理者竟年薪拿到幾千萬，甚至上億元。在如此不公的分配制度下，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勞動光榮嗎？當工人光榮嗎？

工人與企業高管距離天壤之別。《鞍鋼憲法》規定“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現在企業的管理者參加勞動嗎？他們連勞動現場都懶得去。企業管理者高高在上，企業工人只能埋頭干活，企業的管理者和工人已形成了貓和老鼠這樣兩個階級。面對企業惡性事故急劇上升，以致國家反復出臺文件，要求煤礦的管理者要跟班下井，可就是這樣的跟班要求，都落實不了。礦難死了那么多礦工，怎么不見死一個企業領導？反過來說，如果“干部參加勞動”，礦難能出這樣頻繁？能死這么多人？

 工人基本喪失了管理國家的權利。隨著工人喪失了對工廠的管理權，也必然喪失了對國家的管理權。全國人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權力機關，而從工農代表在全國人大中逐漸影稀，已清楚表明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基本全面喪失！1975四屆全國人大，工農代表占51.1%，之后隨著時間推移，這個比例持續下降，至第十屆，一線工農代表所占比例不足4%。至于各省市縣的人民代表大會，情況基本如此。

4、農民工成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改革開放后，在中國出現了兩億多的農民工，就從這個稱呼看，理論上都沒界定清楚，他們到底是農民，還是工人。說農民，可他們幾十年在打工；說工人，他們又擁有土地。這樣一個龐大的群體，以其極其廉價的勞動力，高速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30多年的前行，他們是當今最為辛苦的社會群體，又是最卑賤的社會群體，最被蔑視的群體，最缺乏社會保障的群體，最受欺壓盤剝的群體。甭說他們是領導階級了，他們連應得的那點低廉工資，他們連自己基本的人身權利都難保障。

全面拋棄《鞍鋼憲法》，全面實行“廠長負責制”，全面否定黨的領導，全面否認工人階級的領導，工會組織代表了工人利益嗎？各地的工會都提升為與檢察院、法院、宣傳部、組織部一個級別的單位，也是群團組織中級別最高的單位，工會主席還是當地黨委的常委。可工會都干了什么，維護了工人階級什么利益？為工人階級發出過什么聲音？基本是白吃飽，基本是聾子耳朵——擺設！

歷史總是在解決問題，尤其是解決能解決的問題中前行。習近平就任總書記后，重新提出要堅持“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習近平就任總書記后，明確要求各級人大要增加基層勞動者的數量；習近平已要求強化企業黨組織的作用等等，但真要堅持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堅持工農聯盟為基礎，那就必須理直氣壯地堅持《鞍鋼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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