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內部的思想斗爭

　　巴黎公社社員墻(le mur des federes)位于巴黎東北拉雪茲神甫公墓，是法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圣地和巴黎最大的革命公墓，1871年5月20日，凡爾賽反動軍隊向巴黎公社發起總進攻，并于28日包圍了巴黎公社保衛者的最后據點拉雪茲神甫墓地。公社戰士同反動軍隊展開英勇搏斗。最后，終因眾寡懸殊，最后一批公社戰士被逼至墓地東北角的夏洛納墻下，147名公社戰士在“公社萬歲”口號聲中遭到野蠻殺害。1908年5月21日，來自法國各地的群眾自發地在墻上鑲嵌了一塊大理石碑，上面以法文鐫刻著以下金色大字：“獻給公社的死難者，1871年5月21-28日”。從此，這塊紀念碑成了公社墻的標志。

　　馬克思在世時給予公社革命很高的評價， 但也指出公社受著“革命的遺老” 和“空喊家”的束縛，“是一種必不可免的禍害”。公社內部的派系斗爭，就是“不可免的禍害”導致的結果。巴黎公社革命從起義勝利到失敗只存在72 天。在72 天中間，開始的一周，人們沉浸在準備成立公社的歡樂之中，內部幾乎沒有爭吵; 最后一周，即5 月21 日—28 日凡爾賽敵人攻入巴黎，敵人的進攻、 殘酷的屠殺，嚴重地威脅著公社的生存，人們緊張地投入了巴黎保衛戰，派系斗爭停止了。其余時間，從3 月28 日巴黎公社正式成立開始到5 月20 日，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派系斗爭一直沒有停止過，兩派彼此揭短，互相攻擊，愈演愈烈，嚴重地影響了巴黎公社革命政權的建設，成為巴黎公社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巴黎公社內部派系斗爭為什么這樣激烈?應當怎樣認識這一斗爭?本文試就這個問題談談粗淺看法。

　　一

　　3 月28 日，巴黎的工人階級在巴黎市政廳廣場宣告巴黎公社成立。公社經過3 月2 6 日、4月16 日兩次選舉，到4 月下旬，到任就職的公社委員有80 人，其中工人34 名、職員12 名、知識分子34 名。工人和職員占委員中的多數。第一國際會員有37 人。

　　公社委員里有兩大派別，一派是布朗基派以及附和布朗基派的新雅各賓派，共占委員總數的四分之三，也稱多數派。另一派是蒲魯東派和傾向蒲魯東派觀點的人，約占公社委員總數的四分之一，又稱少數派。該派中有的人接受了馬克思的一些主張，懂得一些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稱他們是蒲魯東左派。第一國際的成員多屬于蒲魯東派。

　　布朗基派自稱是社會主義者，但是他們并沒有提出達到社會主義的具體路線、方針和政策，他們之中只有幾個人懂得一點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政治上，他們主張奪取國家政權，建立中央集權的國家機構，剝奪資產階級的選舉權，對敵人實行堅決鎮壓。但是，他們不相信群眾的集體力量，主張少數陰謀集團的恐怖活動，由少數人掌握政權。在經濟上他們主張沒收大地產、監督大工業等等，但沒有具體的實施方針，顯得很不徹底。由于布朗基派主張少數人的陰謀行動，從而極端脫離群眾。

　　附和布朗基派的新雅各賓派，實際上就是急進共和派，代表著城市小資產階級、一部分中產階級的利益。這一派在第二帝國時期曾為共和制、民主、自由進行過斗爭。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他們仍然重復法國大革命的老口號“自由、平等、博愛”，他們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的反對者。在他們當中有些人看到工人運動的高漲和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口頭上也承認社會主義的重要性，出于階級本能的理解，仍然把社會主義看成是共和制、民主制等等。他們說：社會主義不是別的，而是共和制的實現。

　　蒲魯東派在政治上公開聲明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反對一切國家、一切權威，主張個人絕對自由。他們反對建立權力集中的國家政權機關，主張以各邦自治為基礎建立聯邦制。在經濟上，反對土地集體所有，他們認為決定社會經濟生活的不是生產而是交換，主張以個人所有制為基礎，組織生產合作社和人民交換銀行，舉辦無息貸款以消滅剝削、挽救小生產者的貧困和破產，使工人變為小生產者。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從蒲魯東派中分化出的蒲魯東左派，他們在許多問題上與正統蒲魯東派的主張不同，他們主張進行政治斗爭、消滅私有制，但在經濟綱領上還保持著蒲魯東主義的傳統思想。他們的最大功績是努力鞏固與第一國際、本國工會組織、民主俱樂部的聯系，接觸工人群眾，能反映工人群眾的社會改革要求。

　　從上述各派主張的內容來看，可以了解巴黎公社委員會的成員是復雜的，各派的主張差距是很大的，有的主張是針鋒相對的，這就潛伏著矛盾沖突。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在法國工人運動中影響最大的是蒲魯東主義和布朗基主義兩大思想流派，他們分別從不同方面反映了工人階級的心理狀態和愿望。布朗基主義反映了已經破產和面臨破產的手工業者和工人急于改變惡劣經濟地位的要求。蒲魯東主義反映已經破產的和即將破產的手工業者和工人的另外一種要求，即力爭恢復和鞏固維護小私有制的經濟地位。兩派的主張在手工業者和工人階級隊伍中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在法國工人階級中占據著統治地位。盡管他們的主張不同，但又有共同之處，即他們都主張推翻第二帝國和投降賣國的國防政府。因為1789年資產階級大革命之后，經過拿破侖第一帝國、王朝復辟、七月王朝、第二帝國，小資產階級從革命中得到的一些利益已經喪失殆盡，工人階級的命運更是不堪設想。六十年代，工人運動又進入高潮，普法戰爭爆發以后，國防政府對內實行打著“共和”旗號反對共和的政策，對外投降賣國，這就激起了廣大人民的極大不滿。推翻國防政府成為廣大工人階級的普遍要求，實現共和成為小資產階級的響亮口號。這樣，普魯東派、布朗基派以及新雅各賓派，盡管他們的主張各有不同，卻在這個大方向上統一起來了。當國防政府與普魯士政府相勾結，向人民開刀的時候，人民一舉推翻了國防政府。蒲魯東派、布朗基派和新雅各賓派成為這次革命的先導，他們被選入公社委員會，掌握了公社的領導權。

　　推翻國防政府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奪取政權之后，對政權性質的看法，如何鞏固政權，如何發展革命勝利的成果，由于各派的綱領、主張不同，矛盾就會暴露出來。

　　二

　　公社內部的派系斗爭，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3 月底至4 月底，矛盾沖突逐漸明朗化;5 月初至5 月中旬，矛盾尖銳化、表面化：5 月17 日至5 月20日，雙方謀求和解，矛盾趨于緩和。

　　3 月28日，公社正式成立，下面設有十個委員會。布朗基主義者在政治性較強的執行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公安委員會里居多數。蒲魯東主義者在濟經部門的財政委員會、勞動與交換委員會里居多數。

　　既然已經成立了公社，就應該把建設、鞏固政權作為第一項任務。但是兩派對公社政權性質的認識完全不同，布朗基派和雅各賓派認為公社是全國性質的政權機關，它同凡爾賽政府不應該并存，蒲魯東派則認為公社僅僅是巴黎的市政機構，它的地位同法國其他城市是平等的，只能采取“自治與聯合”的原則。由此而產生了一系列分歧，集中到一點，就是怎樣體現公社的領導、如何領導。公社由于受蒲魯東主義思想影響，反對組織權力集中的行政機構，拒絕設立常任主席團，只決定選舉任期只有一個星期的主席團，當然更反對一長負責制。公社會議就由每周選舉一次的主席團來主持。執行委員會是公社下面的一個常設機構，具體代表公社，其職務是執行公社的法令和其他委員會的決定，它擁有的權力比其他委員會稍大一些，本來能夠起核心領導作用。但是公社規定每屆執行委員會只能任期一個月，無論做什么事，都必須向公社請示批準，執行委員會的職權受到多方限制。這樣，執行委員會只能處理日常繁瑣事務，成為專門解決各種臨時性問題的機構，而不是一個領導機關。當然也就沒有任何權威。其他各個委員會也因為沒有固定的主席團或主席，各委員會的委員都可以發布命令。“人人都在東奔西跑，都在發號施令…… 。”公社“缺乏的正是組織性。”公社面臨的極其嚴重的問題是解決巴黎的防御問題，可是每天召開的公社會議，大量時間是糾纏在會議記錄如何公布、某個委員發言記錄記載得是否準確，以及解決某委員隨意提出的辭呈、某委員提出控告之類的瑣事。眾說紛紜、爭吵不停、辯論不止，沒有領袖、沒有權威、議而不決。恩格斯說：“在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領導的時候，事情進行得很好，而在選舉以后卻是只講不做了。”由于軍事狀況日趨嚴重，公社權力分散，不能及時解決重要問題，為大多數委員所關注，委員們曾多次提出關于成立公社領導核心組織的建議。與此同時，巴黎第十八區(蒙馬特爾區)也提出了公社應該集中權力的建議。

　　4 月20 日，公社會議討論了如何集中行使權力的問題， 兩派出現分歧， 布朗基派和附和布朗基派的委員們贊成建立一個新的領導核心，專門負責協調各個委員會的工作，并監督各項法令的執行情況。有的委員提出在公社監督下建立一個絕對全權的專政機構。上述提議，引起蒲魯東派的強烈反對，對“專政”字眼表示遺憾，認為這是把公社“引向軍事專政”，是“萬分危險的。”兩派爭執不下，由于形勢逼人，最后通過了一個妥協的決議，即改組現存的執行委員會，將行政權交給改組的新執行委員會，新執行委員會與一切部門保持直接聯系。這些措拖，使新執行委員會的權力稍有加強。但是，執行委員會中的大多數成員在群眾中沒有威信，一些真正的公社活動家又未被選入，職權范圍規定得仍不夠明確，還是不能起到主管部門的作用。

　　這種組織形式不能適應當時的革命形勢。未隔幾天，在4 月28 日的公社會議上， 布朗基派又提出成立一個掌握大權的中央政權機關的提案，即在執行委員會以外，還要成立一個由五人組成的社會治安委員會(民眾救亡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擁有比一切委員會更廣泛的權力，由它決定重大政治決策或鎮壓反革命、懲辦叛徒等。布朗基派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推動其他部門的工作。蒲魯東派中的一部分人，從實踐中也覺察到集中權力的必要性，但又擔心會出現“專政”或“獨裁”。另一部分人，則固守自己的信條，反對一切權力、反對集中，認為社會治安委員會的宗旨是同民眾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馳的，是對人民權力的篡奪，是“隱藏著專政”，“是偽裝的君主制度”。經過三次會議的激烈爭論，終于在5 月1 日的公社會議上選出了由五人組成的社會治安委員會。蒲魯東派進行集體抵制，布朗基派占了優勢。兩派斗爭尖銳化。

　　5月1日以后，凡爾賽的梯也爾軍隊各處騷擾，市內反革命分子到處破壞， 形勢異常緊張?？墒枪鐣h不是研究部署兵力保衛巴黎或者鎮壓反革命等事宜，而是一味地熱衷于派系斗爭。

　　5月9日凡爾賽軍隊占據了巴黎西北的伊西炮臺，嚴重地威脅著公社。即使這樣，公社會議也沒有很好地研究巴黎防御問題，只是任命德勒克呂茲為軍事代表，令他堅守崗位，其他委員繼續辯論。蒲魯東派猛烈抨擊社會治安委員會，最后只好改選社會治安委員會，求得緩和。與此同時，布朗基派利用社會治安委員會的職權，把蒲魯東派成員從重要崗位上撤免下來，換上了布朗基派及其擁護者。重要的問題也不拿到公社會議上討論，只靠布朗基派、雅各賓派的派系會議決定，這就更加激怒了蒲魯東派。兩派斗爭達到了白熱化。

　　5月15日，蒲魯東派在郵政總局大廈召開了派系會議，通過了一個宣言，聲稱：“巴黎公社把自己的政權轉交給一個叫做社會治安委員會的專政機關，而放棄了政權。公社的多數派按照自己的決議，解除了自己的責任，把對我們的處境應負的全部責任都交給了這個委員會。我們所屬的少數派與此相反，……”暫時“退回可能被人過分輕視的我們的區里去。”5月16日，各報刊登了蒲魯東派的宣言。這樣，公社內部的派系斗爭公開化了。巴黎市內滿城風雨，議論紛紛，兩派在報紙上展開激烈論戰。布朗基派報紙《杜歇老爹報》發表文章譴責蒲魯東派，辱罵蒲魯東派是“一群懦夫”、“一批惡棍”、“卑鄙的膽小鬼”、“叛徒”、“逃兵”等等，并提議逮捕宣言的簽字者，送交法庭審判。新雅各賓派機關報《復仇者報》也猛烈抨擊蒲魯東派。蒲魯東派和同情蒲魯東派的報紙也嚴厲地回擊了布朗基派的辱罵，《公社報》稱布朗基派是“不學無術的粗野的可笑的人”、“在俱樂部里吵吵嚷嚷的人和1 7 9 3年的小丑”，譏笑布朗基派是“把公事抓到手里卻一無所知的無所作為的愚蠢的頑童”，指控布朗基派是“叛徒”，要處以死刑。這是兩派矛盾沖突的最高潮。

　　公社內部派系斗爭的激化，在巴黎市民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人們出于革命要求，非常關注公社的分裂，人們認為這是關系到公社生死存亡的大問題。第四區選民兩千多人在5月20 日、21 日于巴黎抒情劇院連續召開大會，討論公社兩派斗爭問題。在會上，選民詳細聽取了選民代表蒲魯東派、布朗基派委員的發言。兩派代表發言都要求團結，蒲魯東派代表阿爾努說：“一般說來，少數派的宣言是不為居民所理解的。許多人從宣言中只明白兩件事情，發生了分裂和我們脫離了組織。…… 這個決定使他們惶恐不安， …… 人們指望這個政權起來領導他們進行防御，把他們從敵人手中拯救出來”。布朗基派代表昂利希發言說：“我們好象拜占廷的希臘人，當穆罕默德二世的大軍直逼君士坦丁堡城下的時候，他們還在爭論法沃爾山上發出的光芒。必須結束這種情形，我們需要勝利。…… 既然我們常到俱樂部去宣傳團結，那么，為什么我們的代表反而首先進行分裂活動呢?代表應該服從多數人的意見。”參加會議的聽眾發出一陣熱烈的贊同聲。大會通過決議，一致要求蒲魯東派的委員回到公社去，堅守崗位，發揮才智。與此同時，第一國際巴黎支部聯合委員會也舉行了特別會議，號召公社委員“盡一切努力保持公社的統一，因為這是在反對凡爾賽政府的斗爭中獲勝的必要條件。”

　　公社兩派斗爭白熱化，凡爾賽的敵人拍手稱快，認為這是公社覆滅的先兆，乘機大肆活動。5月1 7日攻擊了圣一修爾皮斯宗教學校，炸毀了拉普大街的彈藥工廠，死亡10 0 多人。這給公社發出了嚴厲警告。蒲魯東派發出呼吁：“面對著目前發生的事件，我請求會議作為一個負責拯救巴黎的機關行動起來。不應該再鬧內部糾紛”。

　　敵人咄咄逼人，群眾輿論紛紛，5月17日有15名蒲魯東派委員回到公社參加會議。會議通過決議：“考慮到社會治安委員對自己的行動負責，經常效勞和服從公社，公社的最高權力是從來也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受人爭奪的，公社的大多數委員聲明：他們決意忘記聲明撤銷自己在宣言下簽署的少數委員的行為…… ”。雅各賓派的《復仇者報》5 月2 日報導了5 月21 日會議的情況說：“公社的少數派接受了明智的勸告以及他們選民的指示，特別是第四區選民的指示，又回來出席昨天的會議。多數派為了勉勵這些浪子回頭，對他們作了親切的歡迎，把他們中間的杰出公民茹爾德·瓦萊斯和公民庫爾伯選為會議的主席和副主席。”上述事實說明，5月17日以后，兩派都在努力消除隔閡，謀求和解，斗爭趨于緩和。

　　5月21日下午，凡爾賽軍隊幾乎沒有射擊就占領了圣克魯門和附近的堡壘。這時兩派斗爭完全停止了。5月2日上午舉行公社會議，決定社會治安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和軍事代表留在市政廳里，其余委員分別到各區組織防御工作。從5 月2 日到28 日失敗，在一周的巷戰中，兩派幾乎每日都在巴黎各個防御中心舉行會議(盡管人數不全)，絕大多數委員都堅守崗位，直到最后。

　　三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法國的無產階級與已經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是有區別的。當時多數無產階級還是手工業工人和破產的手工業者，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中還沒有占統治地位，盡管蒲魯東左派中有幾個人與馬克思有密切聯系， 懂得一些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但仍然沒有擺脫蒲魯東主義思想體系的束縛。蒲魯東派、布朗基派成為巴黎公社革命的領導者正是工人階級不成熟的表現。布朗基派本身就缺乏群眾觀點，總認為少數革命家可以代替廣大群眾，因此不懂得對不同觀點的骨干和群眾做耐心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蒲魯東派主張絕對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是與他們固有的小私有觀念分不開的;而這種以小私有觀念為特征的蒲魯東主義，在西歐無產階級革命過程中自始至終起到了極大的破壞作用，曾經嚴重地阻礙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由于兩派綱領、主張不同，勢必要導致分裂，這是必然的。

　　那么應當怎樣認識公社內部的派系斗爭呢?這要做具體分析，要看成立社會治安委員會以后，能不能解決巴黎公社在政治上、組織上的渙散狀態，能否達到有組織地進行各項工作的目的。巴黎公社委員會和十個委員會由于受蒲魯東派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都沒有設立常任主席團，沒有一個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誰都在發號施令，這樣一個局面不是成立一個社會治安委員會就能真正解決的。

　　公社的組織體制如果能遵循馬克思主義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也可以實行統一領導。否則，即使成立了社會治安委員會，由于派別復雜、觀點不同，指導思想不統一，沒有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也不會達到預期目的。

　　國民自衛軍的軍官可以不執行公社的薪金法令，自行其事，為自己規定每天32 法郎的薪金，超過公社規定最高薪金的兩倍。軍官和市民可以隨意違抗公社的決議，為此，社會治安委員會發出通知：“社會治安委員會頒布的某些法令，據說是因為上面缺少某一個人的簽名，而未被執行。”“社會治安委員會警告全體部隊的各級軍官和全體公民，凡是拒絕執行社會治安委員會發布的命令的，都將按照叛國罪立即交付軍事法庭審判。”可見沒有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只靠成立一個社會治安委員會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歷史事實說明，布朗基派提出成立社會治安委員會，設想從組織上解決公社組織渙散的無政府狀態的主觀愿望是好的，但是沒有耐心地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沒有把思想政治工作與民主集中制相結合，因此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出于派別斗爭的需要，對蒲魯東派采取了以多壓少、排擠的手段，這又是錯誤的。而蒲魯東派反對權力、反對紀律的無政府主義，又極大地削弱了公社的政權建設，特別是不顧巴黎異常危險的形勢，公開發表宣言，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這也是錯誤的。但是，當他們發現宣言發表之后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又能違背自己的諾言，回到公社參加會議這種知錯必改的行為，又是應該給予充分肯定的。布朗基派在蒲魯東派重新回到公社時，能不記前仇給予諒解，沒有以多數的權勢進行報復，這也是難能可貴的。

　　從公社兩派的分裂到和解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出，盡管兩派信奉的“主義” 各有不同，但是他們對公社的事業是忠誠的。正因為這祥，在公社存在的整個時期，盡管兩派之間不斷出現分歧，經常爭吵，但仍然通過了許多正確的法令、公告，實行了許多有利于工人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措施。當凡爾賽反動軍隊攻入巴黎、大敵當前的危急時刻，兩派能置分歧于不顧并肩投入戰斗。當軍事代表新雅各賓派德勒克呂茲英勇殉職之后，公社委員們能從大局出發，拋開派系的偏見，選出了在群眾中有影響的蒲魯東左派瓦爾蘭來接替。可見他們的分歧是出于信奉的“主義”不同，而不是個人的恩怨，兩派對分裂都負有責任，這是歷史局限性造成的。所以對公社內部出現的派系斗爭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從總的方面來看，“很明顯，對于公社在經濟方面的各種法令，無論是這些法令的優點或缺點，首先應當由蒲魯東主義者負責，而對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動和失策，則應當由布朗基主義者負責。”(見恩格斯1891年為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寫的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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