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張海鵬：正確看待抗戰兩個領導中心，中共是中流砥柱
抗日戰爭是一場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認識下實現對日作戰的。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實際上存在兩個領導中心，國民黨是一個領導中心，共產黨也是一個領導中心。有些所謂網絡“國粉”片面夸大國民政府的作用，似乎只有國民政府領導了抗戰，蔣介石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這種認識是不客觀的，是不能反映抗戰歷史真相的。
抗日戰爭是靠兩個戰場支持的
整個抗日戰爭，是靠兩個戰場支持的。這就是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兩個戰場做戰略配合，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國民黨掌握了政府，它有幾百萬軍隊，可以調動全國資源和人力。正面抵抗日軍的進攻，當然非它莫屬。1938年10月武漢失守以前，正面戰場的形勢還是好的，雖然首都丟了，上海、武漢、廣州都丟了。武漢失守以后，正面戰場的形勢就不那么好了，國民黨政府還有求和的表示，日本也有誘降的策略。如果沒有敵后戰場的存在，中國抗戰是支持不下去的。這一點，只需要看到，侵華日軍的一半或者一半以上都用來對付八路軍、新四軍和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根據地就可以了解問題的所在。
共產黨沒有掌握國家政權，不掌握國家軍隊，不能調動國家資源和人力。它領導的陜甘寧邊區等抗日根據地都是很窮的地區，出產也不豐富，人口甚少。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抗戰開始不過幾萬人，到抗戰勝利也不到百萬。但是，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卻拖住了侵華日軍的一半以上。設想，沒有敵后戰場，沒有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侵華日軍全部壓在國民黨政府軍隊上，國民黨政府能夠堅持兩年以上嗎?正是因為八路軍、新四軍和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拖住了侵華日軍半數以上，才分散了正面戰場的壓力，使得正面戰場可以從容組織抵抗。
正面戰場雖然敗仗居多，犧牲慘重，但畢竟阻滯了日軍迅速滅亡中國的圖謀。因此，對正面戰場作戰的軍人，我們要肯定他們的功績，高度評價他們的犧牲精神。但是如果離開了敵后戰場對日軍的牽制，離開了敵后根據地對日本占領者的騷擾和打擊，正面戰場堅持的時間是極為有限的。
反過來也一樣，只有敵后戰場，沒有正面戰場，中國的抗戰局面會更艱苦，付出的犧牲會更大。抗戰堅持到勝利的把握也是不大的。正是兩個戰場的戰略配合，才把日本軍隊的大部分拖住在中國，使它既不能迅速滅亡中國，也不能把更多兵力投放到太平洋戰場，投放到亞洲其他地區。這是中國戰場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的巨大貢獻。
抗日戰爭是通過兩個領導中心分別實施的
兩個戰場的戰略配合，這就是中國民族戰爭的特點。這個特點，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戰場和西方戰場，都是唯一的，在亞洲和歐洲，沒有哪一個國家有這種情形。
我們要追問：抗日戰爭究竟是誰領導的呢?是國民黨嗎?是共產黨嗎?都不準確，都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國民黨政府可以領導正面戰場，可以領導敵人未占領的大后方地區，卻領導不了敵后抗日根據地，領導不了敵后戰場。反過來，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全面抗戰、持久戰理論等政治、軍事主張，領導了全國抗戰，但抗戰的客觀形勢離不了國民黨的配合。抗日戰爭的領導是通過國民黨、共產黨兩個領導中心來分別實施的。
說國民黨是領導中心，是因為它掌握政府。這個政府指揮著國家軍隊，擔負著正面戰場的作戰任務。沒有蔣介石、國民黨的參加，單憑共產黨的力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難以獨立支撐全國抗戰大局的。抗戰后期，蔣介石與國民黨政權的國際聯系作用也不可忽視，他們代表中國與蘇聯、美國、英國等，談判廢除《辛丑條約》和治外法權，蔣介石作為中國首腦出席開羅會議，做出了從日本手中收回臺灣等地的決定以及參與建立聯合國。我們尊重這些基本的歷史事實。
說共產黨發揮了領導作用，是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是因為它倡導、推動并始終堅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民族戰爭所必需的國內團結能夠維持下來，而且，共產黨還指揮八路軍、新四軍，動員敵后地區的廣大人民群眾，擔負著敵后戰場的作戰任務。共產黨還團結各民主黨派，利用各種宣傳文化的形式，對全國人民進行了抗日戰爭的政治動員，形成了全國高漲的抗戰熱情，這種抗戰熱情又轉化成抗日戰爭的有形和無形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從這一點來說，共產黨是中國抗日戰爭的領導中心，是中流砥柱，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全面美化國民黨抗戰，否認共產黨抗戰，是歷史虛無主義
共產黨推動國民黨抗日，監督國民黨抗日，批評國民黨在抗日大局上的動搖，都是從民族戰爭的共同利益出發的。國民黨在抗日中不忘記反共，甚至掀起反共高潮，這與日本的反共謀略是相呼應的。幸好，國民黨在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監督下沒有放棄抗戰的旗幟，把抗戰堅持了下來，否則抗戰前途不堪設想。共產黨的這種監督作用，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進行的，這也是一種領導作用。沒有這種領導作用，抗戰往前進行是極為困難的。
國民黨的傳統觀點是不承認共產黨在抗戰中的領導作用，認為共產黨“游而不擊”，這是不值一駁的。現在一些“國粉”與國民黨的傳統觀點相呼應，全面美化國民黨抗戰，否認共產黨抗戰，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只要回歸歷史事實，抗戰時期的領導作用是不難搞清楚的。(作者系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特聘一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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