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調整一線，建設三線，改善工業布局，加強國防，進行備戰，是毛主席和黨中央富有遠見的一項重大戰略部署。
1964年4月25日，軍委總參謀部作戰部提出一份報告，對經濟建設如何防備里人突然襲擊的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有些情況相當嚴重：(1)工業過于集中。全國14個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約60%的主要民用機械工業和52%的國防工業。(2)大城市人口多。全國有14個百萬人口以上和25個50萬至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區，防空問題尚無有效措施。(3)主要鐵路樞紐、橋梁和港口碼頭多在大城市附近，還缺乏應付敵人突然襲擊的措施。(4)所有水庫的緊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壞，將釀能巨大災害。報告建設由國務院組織一個專案小組，根據國家經濟的可能情況，研究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
總參作戰部的這份報告，引起了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高度重視。當時，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是：美國在侵朝戰爭失敗后，又發動了侵略越南的戰爭，把戰火燒到我國南大門外，威脅著我國的安全。在此以前，1962年，美國多方支持國民黨武裝特務部隊竄犯我東南沿海和廣東沿海地區，妄圖建立大規模進犯大陸的“游擊走廊”;印度政府不斷蠶食我國領土;在中印邊境東、西兩段同時向我發動大規模的武裝進攻;侵略我國長達8年之久的日本，還未同我國恢復正常邦交;我國北部中蘇邊境地區的氣氛也很緊張。面對這些現實，我們不能等閑視之，必須進一步加強國防，做到常備不懈。
我們黨在處理國際關系問題上，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對敵對勢力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策略。毛主席和軍事戰略思想有獨到之處，他重視有備無患，但不強調“御敵于國門之外”，而主張“誘敵深入，關起門來打狗”。建設三線后方工業基地，正式他的這種戰略思想的體現。
1964年5月11日，在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的前夕，毛主席聽取了計劃領導小組關于“三五”計劃的匯報，并講了一些他的想法，大意是：國民經濟有兩個拳頭，一個屁股，農業是一個拳頭，國防工業是一個拳頭，基礎工業是屁股。工業要為農業服務。建設要按客觀規律辦事，只能是有多少錢辦多少事，不能搞多了，要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留有余地。
5月28日，中央書記處開會進一步研究“三五”計劃。大家認為，國民經濟經過幾年調整，形勢雖然有所好轉，但各方面仍有不少困難，加強國防建設的重點和規模以及它同解決吃穿用的關系，必須安排得當。小平同志說：這次計劃按農輕重、解決吃穿用和兩個拳頭、一個屁股進行安排，是建設的完整方針。攀枝花工業基地的建設，第三個五年計劃打基礎。按低方案擺計劃，五年全國基本建設投資不能超過1000億元。周總理說：計劃方法要總結經驗，不能在搞蘇聯的那一套。我們國家經濟發展不平衡，如果不注意布局，發展下去更不平衡。1964年的基本建設要重新排隊。少奇同志也指出;大家要多搞基本建設，但不能過多，只能辦幾件事，一切要保持過去幾年的做法，不能一下放松。
6月6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集中講了兩個方面的問題。
1、 改變計劃方法。毛主席說：過去制定計劃的方法基本上是學蘇聯的，先定下多少鋼，然后根據它來計算要多少煤炭、電力和運輸力量，再計算要增加多少城鎮人口、多少福利;鋼的產量變小，別的跟著削減。這是搖計算機的辦法，不符合實際，行不通。這樣計算，把老天爺計算不進去，天災來了。偏不給你那么多糧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別的就落空;打仗計劃不進去，國際援助有計劃不進去。毛主席還強調指出：要改變計劃方法，這是一個革命。學上了蘇聯的方法以后，成了習慣勢力，似乎很難改變。這幾年我們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我們的方針是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按照這個方針制定計劃，先看可能生產多少糧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農藥、機械、鋼鐵，還要考慮打仗的需要。
2、 進行備戰。毛主席說：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的危險。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什么時候要打仗。決定戰爭最后勝利的不是原子彈，而是常規武器。他提出：要搞三線工業基地的建設，一、二線也要搞點軍事工業，各省都要有軍事工業，要自己造步槍、沖鋒槍、輕重機槍、迫擊炮、子彈、炸藥。有了這些東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的建設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著覺。毛主席還風趣地說：你們不搞攀枝花，我就騎著毛驢子去那里開會;沒有錢，拿我的稿費去搞。
毛主席的這番話，引起與會同志的共鳴。大家一致擁護他的主張，認為應在加強農業生產、解決人民吃穿用的用時，迅速展開三線建設，加強戰備。自此，全國備戰的氣氛日趨濃厚。
所謂一、二、三線，是按我們地理區域劃分的，沿海地區為一線，中部地區為二線，后方地區為三線。三線分兩大片，一是包括云、貴、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區的西南三線;一是包括陜、甘、寧、青四省區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晉西地區的西北三線。三線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為大三線，中部及沿海地區省區的腹地為小三線。
1964年8月19日，李富春、羅瑞卿和我三人聯名，把國務院研究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意見，向毛主席、黨中央寫了報告。報告建設在國務院成立專案小組，由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薄一波、羅瑞卿、謝富治、楊成武、張際春、趙爾陸、呂正操、程子華、谷牧、韓光、周榮鑫組成;李富春任組長，薄一波、羅瑞卿任副組長。報告還提出：一切新的建設項目應擺在三線，并按照分散、靠山、隱蔽的方針布點，不要集中在某幾個城市;一線的重要工廠和重點院校、科研機構，要有計劃地全部或部分搬遷到三線;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庫;恢復人民防空委員會，積極準備北京地下鐵道的建設，考慮在上海、沈陽建設地下鐵道。對上述各項工作，確定由專案小組成員分工負責，用8、9兩個月的時間進行研究，提出逐步施行的具體方案，經專案小組綜合研究后，報中央批準，分別納入1965年計劃和“三五”計劃。
根據中央的決定，各有關部門迅速展開西南、西北三線建設的具體部署。部署從三個方面進行：一是在三線建設新的工廠，擴建部分工廠，由國家計委負責組織;二是把一線的“獨生子”(即全國僅此一家的重要工廠)和配合后方建設所必需的工廠搬遷到三線，由國家建委負責組織;三是組織好全國的工業生產，為三線建設提供設備和材料，由國家經委負責。隨后，由分別成立的西南、西北三線建設指揮部，負責組織中央有關部門在三線地區新建、擴建、遷建項目的計劃協調和物資供應工作。西南三線建設指揮部由李井泉、程子華、閻秀峰同志負責。彭德懷同志被“罷官”后，1965年也到西南三線擔任過一段時間的副總指揮。西北三線由劉瀾濤、王林、安子文、宋平同志負責。
10月18日，廣東省委向黨中央和中南局提出《關于國防工業和三線備戰工作的請示報告》。報告規劃于短期內，在省后方的連縣、連山、連南一帶建設小型槍廠、子彈廠、手榴彈廠、炸藥廠，在海南建設地雷廠、合成氨廠(平時生產化肥，戰時生產硝銨炸藥);各專區都建立軍械修配和子彈廠;將廣州及沿海城市的部分民用工廠和高等院校遷至三線(小三線);加強國防公路、通訊網、電力及物資儲備倉庫等的建設;加速后方農業和山區經濟的發展，并適當增建學校和醫院。
毛主席對廣東省委的這個報告很感興趣，于22日批請少奇、恩來、小平、彭真和羅瑞卿同志傳閱并寫下了以下批語：“廣東是動起來了，請總理約瑞卿談一下，或者周、羅和鄧(小平)、彭(真)一起談一下，是否可以將此報告轉發第一線和第二線各省，叫他們也討論一下自己的第三線問題，并向中央提出一個合乎他們呢具體情況的報告。無非是增加一批建設費，全國大約十五億元左右 ，分兩三年支付，可以解決一個長遠的戰略性的大問題。現在不為，后悔無及。”周總理當即將毛主席的批語和廣東省委的報告批轉各有關省自治區，并于25日同羅瑞卿同志及中央有關部委的負責同志研究了一、二線省區的三線建設部署問題，寫成書面材料報中央書記處審批。
一、二線各省自治區接到毛主席的批示及廣東省委的報告后，立即仿效，根據本省的需要和可能，在自己的后方部署了一批新建和遷建項目，包括軍工、民用、支援農業的工廠及交通、電力、通訊、文教、衛生等事業的建設。其行動之快，超出人們預料。這樣，在備戰的工作上。大小三線全面展開，齊頭并進。
據不完全統計，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線部署的新建和擴建、續建的大中型項目達300余項。其中鋼鐵工業14項、有色金屬工業18項、石油工業2項、化學工業14項、化肥工業10項、森林工業11項、建材工業10項、紡織工業12項、輕工業8項，鐵道工程26項、交通工程11項、民航工程2項、水利工程2項。此外，還有農業、林業、郵電、商業、廣播、教育事業等項目。這一期間，由一線遷入三線的第一批工廠有49個。軍事工業方面，在西南地區規劃了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以成都為中心內的航空工業基地、以長江上游重慶至萬縣為中心的造船工業基地：在西北地區規劃了航天工業、航空工業、常規兵器、電子和光學儀器等工業基地。
這里，我想著重講一講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建設的情況。攀枝花位于四川、云南兩省交界處，面臨金沙江，有豐富的鐵礦資源。毛主席提出建設攀枝花基地后，國家計委立即組織80多人的工作組，由程子華、王光偉兩位副主任帶領，到成都同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商定建廠事宜。西南局的四川省委的部分同志建議另選廠址，理由是攀枝花交通不便、人煙稀少、農業生產基礎差。他們認為，鋼廠應建在交通方便、有大城市作依托的地區，并提出了18個地點供選擇。工作組用一個多月的時間普查了這些廠址，絕大多數地點即無鐵又沒煤炭資源，有的還要占用大量耕地，被否定了;只有樂山的九里、西昌的牛郎壩和攀枝花的弄弄坪可供選擇。在評議中，程子華同志和中央有關部委的負責同志及專家，都傾向于攀枝花的弄弄坪，因為攀枝花地區不僅有豐富的鐵礦資源、較多的煤炭資源和取之不竭的金沙江水資源，并且靠近林區，距離成昆鐵路和貴州六盤水(六枝、盤縣、水城)大型煤炭基地較近，地點也較隱蔽，又不占農田，是建鋼廠的理想地區。而西昌的牛郎壩雖距攀枝花較近，但有地震問題(歷史上曾發生過10級地震)，還有與農業爭水的問題;樂山的九里雖然地勢平坦，擴展余地的，又靠近工業城市，但距鐵礦和煤礦太遠，也有占耕地的問題，都不是建大型鋼廠的理想地區。由于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部分同志仍持異議，論證工作遲遲不能定案。消息傳到北京，我和李富春同志都贊成程子華同志的主張，在攀枝花建廠，并對遲遲不能確定廠址而著急，于是立即向周總理作了匯報。周總理思慮再三，說：既然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有不同意見，程子華同志定不下來，就到毛主席那里定把。周總理帶著富春和我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聽后，大為不滿，說：樂山地址雖寬，但無鐵無煤，如何搞鋼鐵?攀枝花有鐵有煤，為什么不在那里建廠?釘子就釘在攀枝花!
1964年10月間，李富春同志和我到西南研究確定三線建設的總體規劃。先都昆明召集西南局和云、貴、川三省及中央有關部委的負責同志開會，傳達了毛主席對鋼廠定址在攀枝花的意見，同意了思想認識。同時。初步議定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第一期工程的規模為年產1350萬噸、生鐵160至170萬噸、鋼150萬噸、鋼材110萬噸。接著，我們到攀枝花進行了實地考察，看到那里崇山峻嶺、深谷激流、地勢隱蔽，建廠初期雖然交通條件差一些，但從長遠和全局來看確是一個建設鋼鐵工業基地的理想場所，更感到程子華同志、冶金部的同志及有關專家堅持在攀枝花建廠的意見是對的，毛主席的決斷是正確的。
1965年11月至次年1月，小平同志帶領中央有關部委的負責同志視察三線建設的部署。我和李富春同志陪小平同志先到西北看了陜西的航空工業、兵器工業基地，甘肅的航天工業基地和酒泉鋼鐵廠等。到四川后，我因有他事先回北京，小平同志赴西南三線視察。小平同志看了攀枝花后，認為那里建設鋼鐵工業基地的條件得天獨厚，當即代表黨中央確定了攀鋼的建設方案。
附文：陳東林:毛澤東三線建設思想的歷史意義和現代啟示
陳東林，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中共黨史學會特約研究員，中國毛澤東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理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常務理事，陳云與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2013年12月26日，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誕辰120周年。2014年5月，是毛澤東作出三線建設重要戰略決策50周年。在這個歷史紀念時刻，貴州六盤水三線建設博物館將于2013年8月開館展覽，并舉辦三線建設文化月活動。長期領導全國三線建設調整工作的王春才同志和貴州六盤水市地方志辦公室主任余朝林同志給我命題，寫一篇毛澤東與三線建設的論文。我欣然從命。
關于毛澤東與三線建設的文章，已經有很多，對毛澤東的加強戰備和發展內地經濟的思想給予了充分評價。但是，限于材料，仍感覺不夠全面。我在編輯《中國共產黨與三線建設》一書時，收集和接觸到了大量毛澤東有關三線建設思想的檔案資料，試圖以此為基礎，做一個比較全面的綜合論述，分為四個方面：
一、毛澤東關于建立三線戰略后方，維護國家安全，有備無患的思想。
從歷史和地緣政治看，古代中原國家的入侵威脅，多來自西北方向的游牧民族，因此中原國家政權和經濟重心不斷向東南遷移。到了近代，西方殖民主義海洋霸權興起，中國遭受的7次侵略戰爭這七次侵略戰爭是：第一次、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戰爭，爭奪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抗日戰爭。 ，幾乎都是來自東部沿海，而中國的基礎工業和大城市，幾乎都分布在東南沿海。這種不利于國家安全的布局，長期以來一直在毛澤東的憂慮之中。
1963年9月，毛澤東審閱《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時加寫了一段文字：“我國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共計一百零五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戰爭，由于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他指出：“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194-195頁。 12月，他在聽取聶榮臻匯報十年科學技術規劃時插話說：“要注意防御問題的研究，也許我們將來在作戰中主要是防御。”“我們準備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廠、地下鐵道，逐年地搞。”《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210-212頁。 1964年2月，毛澤東又對科學家錢學森、李四光等說：“總要搞防御。”要組織少數人“專門研究這個問題。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總要搞出來的。”《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217-218頁。
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使得毛澤東建設戰略后方的考慮大大提前了。
1964年4月14日，美國偵察到中國可能本年成功爆炸原子彈，起草了對中國核基地突然襲擊予以摧毀的秘密報告，提出了四種手段。美國總統、國防部長、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一起討論了這個報告，并計劃召集臺灣當局參與行動[美]沙恩·馬多克編《美國摧毀中國核設施的計劃：新的檔案證據》，《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6年5期。 。就在4月25日，解放軍總參謀部向中央和毛澤東提交一份報告說：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問題很多，有些情況還相當嚴重，比如工業、人口、交通設施過于集中在14個一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及附近，一旦遭受空襲，將遭受嚴重損失。毛澤東對此非常關注，批示：“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實施。”《六十年代三線建設決策文獻選載》，《黨的文獻》1995年第3期。
5月10、11日，在聽取李富春等人匯報“三五”計劃設想時，毛澤東插話擔心地說：酒泉和攀枝花鋼鐵廠還是要搞，不搞我總是不放心，打起仗來怎么辦?5月27日，他對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等人說：“第三個五年計劃，原計劃在二線打圈子，對基礎的三線注意不夠，現在要補上，后六年要把西南打下基礎”。他從存在著戰爭嚴重威脅的估計出發，提出：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不行。要搞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加強三線建設，防備敵人的入侵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的講話記錄，1964年5月27日。引自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8頁。 。
8月初，美國悍然轟炸越南北方，越南戰爭升級，戰火燒到中國境內。毛澤東的預見被證實了。原定抓吃穿用的“三五”計劃的中心任務，迅速地向以戰備為中心的三線建設轉移。三線建設重大決策建立，并迅速地予以實施。
對當年的這一戰略決策，80年代也曾有一些人提出質疑。理由一，并未發現美國要對中國進行襲擊的證據，三線建設是無的放矢。理由二，戰爭最終并未爆發，因此三線建設造成了很大浪費。
我認為，這兩條理由都是站不住的。首先，美國對中國確實制定了突然襲擊的計劃，只是在最后一刻，才改變決定。這個絕密檔案90年代經過美國有良知的歷史學家的不懈努力，終于被部分曝光出來，在美國引起了轟動。也有檔案證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當時已經對美國的這一計劃有所覺察而進行了研究。這應當基本打消了80年代還不知道這一內幕而對三線建設提出的質疑。其次，即使這一襲擊計劃最后沒有實施，并不等于三線建設是沒有必要的。因為，有準備而戰爭沒有爆發，至多是造成一些浪費，沒有準備而遇到戰爭，則要面臨國家遭受沉重打擊甚至滅亡的巨大代價。兩者的損益是完全不成比例的，為國家安全付出的代價也是必需的。好比一個人買了保險，而意外事故沒有發生，不能因此就說買保險是浪費。
事實上，毛澤東也認真分析了戰爭也許打不起來的另一種可能性，是做了兩手準備的。
1964年7月2日，毛澤東聽取匯報時插話說：“有人說怕敵人不來用不上，不是浪費嗎?那不對，一定要搞，準備好了敵人可能不來，準備不好敵人就可能來，敵人來了總要打掉一些壇壇罐罐。不是浪費，敵人不來也不是浪費，你說浪費就浪費，浪費也不可惜，一定要搞。”《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243-244頁。
1965年6月2日，毛澤東針對一個材料批示說：“他們認為有可能馬上打仗。我看也許如此，也許暫時還不會。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們就有準備了。但我要放在馬上打的基礎上部署工作”。6月9日他在會見外賓時又說：“現在我們要準備打仗。準備打，也許打不起來;不準備打，打起來就措手不及了。這點在人民中間要進行宣傳。”《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312頁。
6月26日，毛澤東在談話中說：“有人想，等三線建設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國主義不一定會等你的，它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它等你建設起來才打?也可能你沒有建設起來它就打，也可能你建設起來了它又不打。所以，我們要有兩手準備。”《黨的文獻》1995年第3期。
這些想法后來發展為他有備無患，“從現在起就要有所準備”，以革命戰爭制止侵略戰爭的思想。如前面所引毛澤東的話，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的105年中，中國遭受了7次大侵略戰爭，大半個中國淪失，傷亡難以統計。毛澤東作為指揮過抗日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大國領袖，他也看到了蘇聯衛國戰爭前期被德國長驅直入兵臨莫斯科城下的教訓說：“斯大林一不做工事，二不搬廠，三不準備打游擊戰，只是倉促撤退。”《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276-277頁。 在美國制定襲擊中國計劃、對越南戰爭升級的時候，毛澤東充分估計到戰爭的威脅而作出了建設后方的應對，這正是對國家對人民的高度負責，而不是對戰爭威脅估計過分。
近50年過去了，世界進入了經濟全球化的和平與發展時代，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對于當前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國的經濟重心，仍然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而未來威脅國家安全的因素，也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東部海域上，日本覬覦釣魚島，一些東南亞國家伺機而動，都試圖搶奪中國的領海和資源。美國也把主要軍事打擊力量部署在中國的東部環太平洋地區，并利用高科技對中國大陸進行網絡偵察和控制。這樣的情況下，一旦發生戰爭，東部沿海城市仍然存在當年遭受嚴重打擊而癱瘓的可能性。所以，內地作為國家的戰略后方和安全保障，其重要性沒有降低。即使在沒有軍事戰爭的情況下，金融戰爭、貿易戰爭也促使中國必須加強西部戰略后方的經濟建設。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進口大幅度減少，為了轉嫁危機后果又對中國實行“反傾銷”等貿易制裁，使得東部沿海地區長期以來形成的外向經濟，受到了較大的影響。這時，發展內地經濟，培育國內市場的作用，更加凸現。在一定意義上說，三線地區，仍然是商戰的戰略后方。
二、毛澤東關于縮小東西部地區經濟差距，平衡發展的思想
1949年新中國成立，面對的是舊中國留下的沿海和內地極不平衡的經濟布局。據1952年統計，沿海七省三市(即粵、閩、浙、蘇、魯、冀、遼七省和滬、京、津三市)的工業總產值，約占全國的73%。重工業中鋼鐵工業80%以上的生產能力在沿海地區，而資源豐富的內蒙古、西北、西南、中南地區幾乎沒有什么鋼鐵工業。輕工業中紡織工業80%的紗錠和90%的布機分布在沿海，內地廣大產棉區的紡織工業卻很少。其他工業的分布情況，也大多如此。
以“一五”計劃為中心的內地建設，填補了西部地區基本沒有現代化工業交通設施的空白。到1957年，按可比價格比較，內地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比重，由1952年的292%增加到321%。陜甘寧青及云貴川七個最典型的西部省區，1957年社會總產值指數已經分別比1949年增加238至649倍。在經濟結構上，西部七省區的農業與工業總產值之比，由1949年的78%∶22%，變為1960年的36%∶64%，工業產值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第一次大大超過了農業產值。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 “大躍進”時期，雖然西部新增生產力有較快增長，但重工業主要產品的生產能力中有不少是簡易投產，沒有形成綜合生產力，不能持續增長。還有一些項目沒有妥善考慮資源和配套，建成后長期不能實現預計生產能力。當國家遇到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中斷援助的嚴重困難，蘇聯承諾提供設備技術的304項中還有155項未能建成時，生產力就出現了比東部更加下降的趨勢。許多在建和規劃的項目如成昆鐵路、攀枝花和酒泉鋼鐵基地等不得不下馬。1963—1965年西部地區新增生產能力除發電機組容量比“一五”時期略有增加外，其余均低于“一五”計劃時期。東西部經濟差別一度比前期更加增大。1963年西部七省區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105%，比1960年的1146%下降了約1%，甚至低于1949年的1115% 據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歷史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9)》第9、696、727、757、803、835、864、891頁，中國統計出版社1990年版。 。
初步解決東西部經濟不平衡差距的任務，以三線建設的形式在1964年開展起來。5月27日，毛澤東在提出三線建設決策時，就提出，“三五”計劃要考慮解決全國工業布局不平衡的問題。周恩來比較全面地闡述了毛澤東的這一思想。他說：“我覺得，主席提出這個戰略思想，我們從中可以引伸出許多認識來。中國過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人口也不平衡，經濟發展更不平衡，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從我們交通運輸的比例，鐵路的比例，工業的比例，高山平原耕地的比例，還有思想文化，各方面都可以看出來，要走向平衡，那是一個大的經濟斗爭。”“主席常說，盡管我們經濟有了一點發展，總的我們還是處于落后狀態。從布局方面看，我們的軍事、經濟、政治、文化，很不平衡。現在我們要建立三線觀點，同時又必須懂得一、二線怎么布局。一、二線這樣集中，特別是一線這樣集中，很不利。現在要把攀枝花作為一個中心，其他很多相應的東西都要搞起來。不單是一個攀枝花的問題，要通過攀枝花把云貴川聯系起來。”《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
1965年1月，毛澤東聽取余秋里匯報三線建設規劃時，又再次指出：“兩個陣地：三線是一個陣地，一、二線是一個陣地，以一、二線的生產來支援三線建設。”“三線建設，我們把鋼鐵、國防、機械、化工、石油、鐵路基地都搞起來了，那時打起仗來就不怕了。”毛澤東聽取余秋里匯報“三五計劃”和三線建設問題時的插話，1965年1月24、25日。
三線建設對改變東西部地區經濟不平衡狀況，起到了積極作用。
1.在西部地區建成了一大批工業交通基礎設施，新增了一大批科技力量，提高了西部地區的生產力水平。
在交通運輸方面，西部地區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鐵路、公路干線和支線。從1965年起相繼建成的川黔、貴昆、成昆、湘黔、襄渝、陽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鐵路西寧至格爾木段等10條干線，加上支線和專線，共新增鐵路8046公里，占全國同期新增里數的55%。使三線地區的鐵路占全國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347%，貨物周轉量增長4倍多，占全國的三分之一。這一時期，公路建設也得到很快發展，新增里數2278萬公里，占全國同期的55%。 這些鐵路公路的建設，較大地改變了西南地區交通閉塞的狀況，不僅在當時適應戰備的需要，而且對以后內地的現代化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基礎工業方面，西部地區建成了一大批機械工業、能源工業、原材料工業重點企業和基地。1965年至1975年，三線地區建成的機械工業大中項目共124個。湖北第二汽車制造廠、陜西汽車制造廠、四川汽車制造廠等骨干企業的汽車年產量已占當時全國的三分之一。東方電機廠、東方汽輪機廠、東方鍋爐廠等重點企業，形成了內地電機工業的主要體系。12個重型機器、礦山、起重、壓延機械廠使三線地區具有了較強的重型機器設備制造能力。三線地區初步形成了重慶、成都、貴陽、漢中、西寧等新的機械工業基地，到1979年，機械產品生產能力已相當于1965年的全國水平。能源工業是三線建設的重點部門。主要有貴州六枝、盤縣、水城地區和陜西渭北地區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洲壩水電站、甘肅的劉家峽、八盤峽水電站，貴州的烏江渡水電站，四川石油天然氣開發、陜西秦嶺火電站等。到1975年，三線地區的煤炭產量已從1964年的8367萬噸增加到21200萬噸，占全國同期增長總額的479%; 年發電量已從1964年的149億度增加到635億度。到1984年，貴州六盤水煤炭還可以支援外省300萬噸，初步改變了江南無煤炭調出省的狀況。原材料工業方面，鋼鐵工業是三線工業投資最多的。四川除建成攀枝花鋼鐵基地外，還有重慶鋼鐵公司、重慶特殊鋼廠、長城鋼鐵廠、成都無縫鋼管廠為骨干的重慶、成都鋼鐵基地;銅、鋁工業基地分布在四川西昌、蘭州等地，其中西南鋁加工廠是當時全國唯一可以生產大型軍用鋁鍛件的企業。這一時期共建成鋼鐵企業984個，工業總產值比1964年增長45倍;建成有色金屬企業945個，占全國總數的41%，10種有色金屬產量占全國的50%。
三線地區工業固定資產原值由1964年的28681億元增長到1980年的143598億元，增長了4倍;占全國比例由2912%增長到385%。職工人數由32565萬增加到11295萬，增長246倍;其中工程技術人員由1421萬增加到3395萬，增長138倍。工業總產值由258億元增加到1270億元，增長392倍。1980年與1964年相比，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原煤增長26倍，發電量增長65倍，生鐵增長56倍，鋼材增長64倍，鋼增長5倍，十種有色金屬增長54倍，磷礦石增長164倍，化肥增長15倍，發電設備增長60 多倍，機床增長548倍，汽車增長41倍。
2.在西部建成了一批新興工業城市，帶動了西部地區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初步繁榮。
三線建設促進了內地省區的經濟繁榮和科技文化進步，給內地以后的建設帶來了發展機遇。三線建設的選址原則是“靠山、分散、隱蔽”，決定了布點遠離原有的大中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區。隨著大批資金、科技人員和工業設施的投入，鐵路、公路、郵電的開通，礦產資源的開發，科研機構和大專院校的內遷，西部荒蕪的落后地區帶來了千年難逢發展機遇，使內地社會經濟、文化水平得到顯著提高，縮小了內地與沿海地區的各種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增長。一批新興工業城市在邊疆內地的荒山僻野中拔地而起，如攀枝花、六盤水、十堰、金昌過去都是山溝野嶺，現在成為世界著名的鋼城、煤都、汽車城、鎳都。幾十個古老的歷史縣鄉城鎮被注入了新鮮血液，成為現代化工業科技都市和交通樞紐，如四川的綿陽、德陽、自貢、樂山、瀘州、廣元，貴州的遵義、都勻、凱里、安順，云南的曲靖，陜西的寶雞、漢中、銅川，甘肅的天水，河南的平頂山、南陽，湖北的襄樊、宜昌，山西的侯馬，青海的格爾木等等。
可以說，如果沒有三線建設縮小了東西部地區的經濟差距，那么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要實施優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的大戰略，將會遇到原材料、動力供應和社會矛盾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說，三線建設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安全保障和物質條件。
三、毛澤東關于量力而行，不要把攤子鋪得太大，要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思想
早在毛澤東提醒大家要抓三線建設的1964年4月，他也同時提出了有多少錢辦多少事的要求。他說：建設也是有客觀規律的。搞多了，不行，只能是有多少錢辦多少事。就是有了錢，還要集中力量打殲滅戰。財政收入你們不要打得太滿了，打滿了危險!過去我們吃過虧，把收入打得滿滿的，把基本建設戰線拖得長長的《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 。
1965年1月24、25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余秋里關于三線建設的匯報。毛澤東首先講了“大躍進”的教訓，提醒大家注意，不要一哄而上。他說：現在三線修鐵路是不是瞎指揮，是不是有壓力呀?要搞質量、搞品種、搞規格。數量慢慢地上去，不要急。三線建設，我們把鋼鐵、國防、機械、化工、石油、鐵路基地都搞起來了，那時打起仗來就不怕了。對于三線建設的成就，他說：也是兩個可能，一個好，一個不好。完全同以前一樣，不會的，總會好些。但困難要估計到，問題會出一些毛澤東聽取余秋里匯報“三五計劃”和三線建設問題時的插話，1965年1月24、25日。 。
在國際形勢突變的壓力下，三線建設決策確立以后，有些同志制定計劃時出現了把三線建設規模鋪得過大的苗頭。毛澤東對此很快發現并進行了糾正。
1965年6月16日，毛澤東聽取余秋里匯報時說：我看，1080億元的規模大了，五年搞那么多，刮老百姓那么多，太多了不好。少搞些項目，就能打殲滅戰。小了能殲滅，大了殲滅不了。不要搞1000億元，搞個800億、900億元。三線建設也要準備兩手，一個是搞成，一個是搞不成。搞不成，無非是時間拖長一點，不是三年半、四年，搞個六、七年，五年搞不成，十年、八年搞成。鑒于過去經驗，是欲速則不達。還不如小一點，慢一點，能達到。你哪里來那么多鋼材、木材?打起仗來，修正主義給你?!帝國主義給你?!要根據客觀可能辦事，絕不能超過。按客觀可能，還要留有余地。
毛澤東又說：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你們是被各地、各部抬起來了，你們也想多快，不要被片面多、快害了你們!向老百姓征稅征糧多了，會鬧翻，不行的。不要過分緊張。他還說：你們不是在北京作過決定，多快好省，好字當頭嗎?指標何必搞得那么緊張?
毛澤東最后總結說：要留點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對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緊。把老百姓搞翻了不成。這是個原則問題。總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喪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災荒。計劃要考慮這三個因素。脫離老百姓，毫無出路。搞那么多，就會脫離老百姓。
6月26日，毛澤東又說：早就講要他們注意三線問題，但沒有大注意。這次一來就是一千多億，這樣老百姓怎么得了?搞這么大的建設，要供給糧食，運輸跟不上去，西南三條鐵路一下修不起來，鋼材、木材供不應求，將來可能又要來個反復。不要把老百姓惹翻了，惹翻了還能打仗嗎?要他們搞三線，要么就聽不進去，不搞，要搞就拼命搞。現在就是過分了。什么都怕過分。我先糾正他們一下，免得將來又反復《黨的文獻》1995年第3期。 。
周恩來迅速將毛澤東的這個思想歸納為“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思想。1965年7月22日至26日，他連續五個上午聽取了余秋里關于“三五”計劃的匯報，詳細解釋毛澤東“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思想說：“備戰是長期的，帝國主義一天不消滅，我們總是要備戰的。”“這樣就可以動員全國人民，又有可能做到少花錢多辦事。為什么要備荒?我們是農業大國，農業人口多，因此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是長期的。”“在科學技術沒有完全克服天災以前，災荒可以克服，但不能避免，農業還是基礎。”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4、1805頁。 8月23日，他再次解釋：備戰，備荒，落實到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為人民，為人民是最基本的觀念。這是計劃工作的戰略指導，也是計劃工作經驗的概括。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把“三五”計劃的基本建設投資預算從1080億元壓縮到了850億元，雖然在實際建設中，由于“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的干擾，投資被突破達97603億元，但比“大躍進”時期的“二五”計劃實際投資120609億元仍然要少得多國家統計局編《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年鑒(1950-1995)》，中國統計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頁。 。另外各項指標也定得較低，留有余地，沒有出現“大躍進”期間的竭澤而漁情況。
毛澤東的這些認識是十分寶貴的。在“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造成嚴重經濟困難局面之后四年，毛澤東特別提出要為老百姓的生活著想，要備荒，不要搞得太緊張，無疑是接受了過去沉痛的教訓，給即將興起的大規模三線建設安上了一個控制閥門。根據這個精神，盡管為了國家安全，三線建設占用了大批投資，使農業暫時不能得到更多發展，盡管后來遇到了“文革”動亂，生產遭到沖擊，農業仍然能比較穩定地持續發展，全國糧食產量上了一個新臺階;盡管人民生活水平還沒有得到應有提高，但也沒有發生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糧食嚴重緊缺現象。
四、毛澤東關于三線建設工業布局要綜合利用、全面發展的思想
在1965年1月、6月余秋里兩次向中央匯報三線建設規劃時，毛澤東對于綜合利用和配套問題，做了集中的指示。
1965年1月23、24日，當余秋里匯報到三線建設，要集中力量把幾條鐵路干線、攀枝花鋼鐵基地、六盤水煤炭基地建設起來時，毛澤東說：三線只修鐵路、只規劃煤鋼?應當是機械、化工、軍工什么都有才好。喊了多少年，成龍配套，總是沒有配套。是要抓個成套，就可節省投資、節省物力、節省勞動力。毛澤東聽取余秋里匯報“三五”計劃和三線建設問題時的插話，1965年1月24、25日。
6月16日，當余秋里匯報到工業建設一定要注意綜合利用時，毛澤東表示贊成，并對過去不注意綜合利用的現象進行了批評。他說：單打一總是不成。搞化工的單搞化工，搞石油的單搞石油，搞煤炭的單搞煤炭，總不成吧!煤焦可以出很多東西。采掘工業也是這樣，采鎢的只要鎢，別的統統丟掉。水利工程，管水利的只管水利，修了壩以后船也不通了，木材也不通了。余秋里接著說：這方面確實有經驗教訓，某些水利工程在修建時，未照顧到航運方面的需要。毛澤東說：是啊!船也不能通，魚也不能通，木材也不能通，那怎么辦?是個大浪費。綜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就是不做。過去綜合利用規劃不好的，現在要治病，治病救人也好嘛!救魚、救船、救木材。毛澤東最后說：搞經濟工作也要先搞戰略毛澤東聽取余秋里匯報“三五”計劃和三線建設問題時的插話，1965年6月16日。 。
毛澤東的綜合利用思想，由鄧小平在西南三線建設規劃中具體地予以了貫徹和發揮，六盤水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1964年7、8月國家計委和西南局的西昌會議，建議六盤水作為重要煤炭基地進行建設開發，并在1965年9月經過中央批準的三五計劃匯報提綱中確定下來。但在鄧小平視察六盤水之前，六盤水還只是一個煤炭基地的發展規劃，鐵路建設也是為煤運服務的。
1965年11月22日，鄧小平一行視察西南三線建設到達貴州，在貴陽聽取匯報。當談到電力問題時他指出：貴州有煤，搞火電快。這方面要很好地進行規劃，搞好綜合利用。在聽取中共貴州省委第一書記賈啟允匯報時，鄧小平指出：將來貴州一定是大工業區。省委除了重點抓農業，解決糧食要自給外，非把烏江水電站搞上去不可。這時候，鄧小平已經有了綜合建設貴州，使之成為工業大省的遠景設想國家計委檔案：向鄧小平、李富春匯報西南鋼鐵工業發展問題的會議記錄，1965年12月7日。 。
11月24日，鄧小平一行視察六枝煤礦，聽取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負責人鐘子云、范文彩、丁丹等人匯報六盤水礦區生產建設情況。鄧小平指出：看到西南有煤、有鐵，我就放心了。不然，建好多工廠也沒有用處。有煤、有鐵，辦好西南兩個大型聯合企業就有希望。這時候，鄧小平已經敏銳地關注到了六盤水與攀枝花，西南煤炭與鋼鐵這兩個大型聯合企業共同發展的重要關系，一直在思考。
12月7日，鄧小平在昆明主持西南鋼鐵工業發展會議。會議的主要議程，是規劃西南鋼鐵工業的布局及煤炭、鐵路、電力與其配套的關系。會前的12月5日，李井泉約集余秋里、谷牧、程子華及徐馳開了兩次準備會，對1970年前在西南形成300萬噸鋼鐵綜合能力，提出了三個建設方案：第一個方案是建設攀枝花和昆明鋼鐵廠，第二個方案是在第一個方案基礎上增加建設重慶鋼廠，第三個方案是在第一方案基礎上增加建設六盤水地區的鋼鐵廠。12月7日會上，余秋里主要是按第三方案匯報的。
會議中，鄧小平多次插話，要求把重點放到貴州六盤水地區的規劃和發展，“現在重點搞貴州了”。他明確提出了“煤鋼聯盟”，即從六盤水向攀枝花運進煤炭，同時在六盤水建立鋼鐵廠，利用向攀枝花運煤的返回空車運回鐵礦石的“鐘擺式”對流關系。鄧小平還建議要在水城、盤縣多搞點火電，可以就地消耗煤攀枝花市檔案館檔案：徐馳向冶金部領導匯報鄧小平等領導人到西昌、攀枝花檢查工作時的指示，1965年12月19日。 。
鄧小平按照毛澤東三線建設要綜合利用的思想，提出要建設六盤水鋼鐵、電力的意見，使六盤水在煤礦、鐵路之外，增加了工業、電力兩大部類，形成了一個新興工業城市的藍圖。經過近50年的建設，1964年僅有一個人口不足1萬的水城鎮的六盤水，陸續建成了六枝礦務局、水城礦務局、盤江礦務局、水城鋼鐵廠、水城發電廠、盤縣發電廠、水城水泥廠、六盤水煤礦機械廠等大中型企業，形成了煤炭、電力、鋼鐵、建材四大支柱產業，還形成了攀西——六盤水資源開發區、貴州鐘山經濟開發區。全市生產總值從1964年的08696億元，飛躍到2012年的73865億元。可以說，沒有毛澤東的綜合利用思想和鄧小平的貫徹發揮，就沒有新興的六盤水市。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毛澤東的三線建設思想，在毛澤東的三線建設思想指導下艱苦創業、無私奉獻的三線人精神，仍然是推動我們事業前進的動力。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毛澤東研究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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