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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毛澤東在秋收起義前后的三次決策改變

涂開榮 · 2015-03-17 · 來源: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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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本文擬從以下幾個方面闡述:一是毛澤東等根據湖南的實際,在秋收起義前進行了第一次決策改變,否定中共中央“關于湘省全省暴動”的指示,決定舉行湘中七縣暴動;二是毛澤東根據湘贛邊界革命武裝分布情況,在秋收起義前夕進行了第二次決策改變,決定擴大湘中七縣暴動范圍,聯合警衛團共襄盛舉;三是毛澤東根據起義爆發后的客觀形勢,決定取消攻打長沙的部署,實行戰略轉兵。這三次決策改變意義重大,為秋收起義的順利舉行和建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表現了毛澤東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求實精神和敢于擔當的勇氣,對當代人具有啟迪和教育意義。

  “八七”會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毛澤東奉命回到湖南,領導湖南秋收起義。回到湖南后,毛澤東與湖南省委緊鑼密鼓地部署湖南秋收起義。但在起義爆發前后,毛澤東根據變化了的實際情況,一次次地改變中共中央、湖南省委甚至毛澤東本人作出的決定,先后進行了三次決策改變。這三次決策改變,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實事求是的精神,敢為人先的勇氣和敢于擔當的氣魄。

  第一次決策改變:否定“關于湘省全省暴動”的指示,決定舉行湘中七縣暴動

  大革命時期,湘鄂粵贛四省農民運動風起云涌,蓬勃發展。大革命失敗后,中共中央決定在農民運動基礎好的湘鄂粵贛四省舉行秋收暴動。鑒于湖南良好的農運基礎,中共中央要求湖南舉行全省秋收暴動。由于湘南緊鄰革命基礎較好的廣東,在湖南全省暴動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中共中央多次指示毛澤東趕赴湘南,親自領導湘南的秋收暴動。《中共中央關于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要求湖南省委:“現即須組織湘南特別委員會,受省委指揮,于交通不靈通時得有獨立指揮此委員會所能活動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澤東,卓宣(書記澤東)。”[①]隨后,中共中央又分別給南昌起義前委和湖南省委去信,重申這一指示, “黨內由澤東、郭亮、夏曦、卓宣組織湘南特別委員會,以澤東為書記,在湘省委指導之下主持之,同時與前委發生關系。”[②]但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湖南省委卻不贊同中共中央的這一決定。在8月30日的湖南省委常委會議上,就中共中央關于舉行湖南全省暴動等問題進行了反復討論,“經過幾次討論,以黨的精力及經濟力量計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圍各縣的暴動,于是放棄其他幾個中心……縮小范圍的暴動計劃,澤東持之最堅,禮容、明翰等均贊同其說。其時僅公達一人主張湖南全省暴動,并要澤東即去湘南,當時因想在長沙即刻舉行一個暴動,于是沒有堅持下去。”[③]為此,湖南省委否決了中共中央要求湖南舉行全省暴動以及毛澤東到湘南領導暴動的指示。在否決這一“指示”過程中,毛澤東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毛澤東等的堅持下,通過了湘中七縣暴動的決定,即“湘中的中心是長沙,決定要同時暴動的是湘潭、寧鄉、醴陵、瀏陽、平江、安源(時安源黨組織歸屬湖南省委管轄。筆者注)、岳州等七縣”。[④]這一決策改變,遭到了中共中央的嚴厲批評:“...拋棄湘南實是一大錯誤。就在戰略上說,假使湘南不有大暴動,湘中暴動即能勝利也是不能持久的。至于怕分散力量更是不可解。”[⑤]但這一決策改變,卻是符合當時湖南實際的, “馬日事變”后,湖南黨組織受到了很大破壞,革命力量受到重大打擊。在敵我力量懸殊的背景下,貿然舉行全省暴動,將會招致更大的損失,后果不可想象。隨后即使是縮小了暴動范圍的秋收暴動也遭到失敗的殘酷事實,說明當時的改變是明智的。事后在總結秋收起義失敗原因時,當時的湖南省委負責人之一夏明翰就指出了其中的原委。“據明翰同志說,這次我軍所到之地農民并未起來,遠不及北伐軍到時,農民的勇[踴]躍。大多數農民甚恐慌不敢行動,恐怕軍隊失敗大禍臨來的心理充滿了農民的腦筋。”[⑥]以此觀之,當時的湖南全省暴動并不成熟,而只是一廂情愿的盲動。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湖南省委,斷然改變湖南全省暴動為湘中七縣暴動的作法,事實證明是正確的。

  第二次決策改變:擴大湘中七縣暴動范圍,聯合警衛團共襄盛舉

  8月30日,湖南省委作出湘中七縣暴動的部署后,便緊鑼密鼓地進行了準備,“常委會決定公達到中央報告計劃,澤東到瀏、平的農軍中去當師長,并組織前敵委員會,資琛到岳州指揮湖[湘]北工作......”。[⑦]9月初,毛澤東即來到了作為湘中七縣暴動地之一的安源,召集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以及當地的地方干部和部分軍事負責人蔡以忱、寧迪卿、王興亞、楊俊等,召開了安源會議。由于此前毛澤東對對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警衛團(以下簡稱“警衛團”)和平瀏農軍駐扎修水銅鼓的情況不甚了解,于是潘心源在會上作了詳細匯報:“當時他們對于各縣的情形不十分明了,因此,我的發言比較多”。[⑧]當毛澤東得知修水銅鼓駐有革命武裝的詳細情況后,對于一向重視軍事力量的毛澤東來說,潘在安源會議上的發言無疑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就提出“須知政權是在槍桿子中取得的”。在湖南省委常委會上,毛又提出“要奪取政權,沒有兵力的擁衛或去奪取,這是自欺的話。我們黨從前的錯誤,就是忽略了軍事,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⑨]所以毛一開始就非常重視起義的武裝力量的準備。開始“要賀、聶[葉]軍隊中調兩團人來做暴動的武力......”,[⑩]因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去了福建和廣東,此計劃落空。于是“決調陳烈、李隆光兩團做暴動的發火藥......”[11],不料陳團也不能為我所用。此時從潘心源處得知警衛團等我黨所掌握的幾支重要武裝駐扎在江西修水和銅鼓,于是毛澤東立即改變湘中七縣暴動的部署,擴大暴動范圍,聯合駐修水和銅鼓的革命武裝共同舉行起義。安源會議結束后,毛澤東一方面立即給駐修水銅鼓部隊去信,要求共同舉事;一方面馬不停蹄親自奔赴銅鼓,擬與駐修水和銅鼓的革命武裝面商起義事宜。9月10日,毛澤東到達銅鼓縣城,親自指揮第三團起義。于是,湖南省委常委會上確立的湘中七縣暴動,就擴展為湘贛邊秋收起義了。

  此時的修水和銅鼓革命軍隊云集,駐修水的革命武裝有余灑度率領的警衛團、余賁民率領的平江工農義勇隊、羅榮桓率領的崇通農民義勇軍,以及余經邦率領的修水農民自衛軍;駐銅鼓的革命武裝有蘇先俊率領的瀏陽工農義勇隊。警衛團入駐修水前,團長盧德銘即去武漢找黨組織,匯報部隊的情況,聽取黨的指示;代理團長余灑度也 “當即派吳會治來鄂報告一切,并請求示知”[12]。中共中央和鄂贛省委高度關注警衛團等的情況,“旋中共武漢政治局派關學參同志前來傳令……”[13]鄂贛省委也分別派人與警衛團等取得了聯系。駐修水和銅鼓的革命武裝在中共中央和鄂贛省委領導下,正秣馬厲兵,準備起義,9月初,修水和銅鼓的革命武裝聯合在修水縣山口鎮召開會議,“這次會議是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的整編會……”[14],會上組建了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余灑度,副師長余賁民,警衛團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長鐘文璋;瀏陽工農義勇隊編為第三團,團長蘇先俊,平江工農義勇隊分補一、三團,為充實第三團力量,派伍中豪率領一個營調至銅鼓編入第三團。制作了工農革命軍鐮刀斧頭軍旗。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當師部得到蘇先俊轉來毛澤東從安源發出的指示后,起義部隊就立即行動起來,“因以時迫,未便遲疑,乃將第一團改道長壽(9月9 日)取平江”[15],揮師西進。毛澤東看到湘贛邊界的喜人革命形勢,詩興大發,寫下了“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修銅一帶不停留,便向平瀏直進!”

  毛澤東這一臨陣改變湖南省委常委會決定的作法,湖南省委并不知曉,或者并不支持,在起義的前夕,《中共湖南省委關于奪取長沙的命令》只發至“長沙各區委、安源行委、岳州行委……”[16],并未發至修水銅鼓黨組織;組建的以毛澤東任師長的湖南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既不包括警衛團,也不包括平瀏工農義勇隊和崇通農民義勇軍。但毛澤東這一臨陣改變無疑是正確的,盡管起義仍然遭到了失敗,但駐修水銅鼓的革命武裝,特別是警衛團后來卻成了毛澤東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中堅力量。

  第三次決策改變:取消攻打長沙部署,實行戰略轉兵

  無論是8月18日還是8月30日的湖南省委常委會,均一致認為:“一、湖南的秋收暴動決定以長沙暴動為起點......”[17]羅章龍對這一段歷史有翔實的回憶:“關于攻打長沙的計劃,是湖南省委和行委作出的決定,當時,毛澤東同意打長沙,大家滿懷信心要把長沙拿下來。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爭論。”[18] 9月初,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安源會議,傳達了湖南省委常委會議關于攻打長沙的決定,積極部署三路武裝力量會攻長沙。“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及礦警隊為主力……第二路是以平江農民及義勇隊為主力……第三路是以瀏陽農民及義勇隊及余灑度之一團為主力……”。[19]

  起義爆發后,三路起義部隊相繼失利,師部和一團由于收編的邱國軒第四團臨陣倒戈,受到了較大的損失,師參謀長兼一團團長鐘文璋失蹤。二團克醴陵、瀏陽后,由于輕敵,幾至全軍覆沒。三團先勝后敗,東門一役,遭重大損失。在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嚴重受挫的情況下,是繼續進攻還是實行退卻?繼續進攻長沙,是中共中央既定的決定,也是毛澤東等湖南省委負責人自己的主張,不這樣做會被加上“逃跑”的罪名。但此時全師只有1500余人,不到起義之初的三分之一,起義力量大打折扣,以一千余人的力量取省會長沙,顯然是以卵擊石。毛澤東面對嚴峻形勢,立即改變原來部署,命令三路起義部隊退往文家市,研究下步戰略行動。9月19日晚,毛澤東在文家市里仁學校主持召開有師、團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前敵委員會會議,討論工農革命軍下一步的行動方向問題。在文家市的前委會議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余灑度等仍堅持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決定,認為最少取瀏陽是有把握的,主張“取瀏陽直攻長沙”。起義部隊中也有不少人支持這一主張。毛澤東清醒地對形勢作出客觀判斷,認為當地農民起義并沒有形成巨大聲勢,單靠工農革命軍的現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國民黨軍隊強固設防的長沙,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原來的計劃已無法實現,斷然主張放棄進攻長沙,把起義軍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圖發展。提出這個主張,在當時是需要有極大勇氣的。會議經過激烈爭論,在總指揮盧德銘等支持下通過了毛澤東的主張,“議決退往湘南”。毛澤東立即致信湖南省委,取消攻打長沙的計劃,轉兵南下。毛澤東實現了秋收起義前后最重大也是最艱難的一次決策改變。

  從攻打城市轉向農村發展,這一歷史性的決策改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從此有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有了以農村包圍城市中國革命道路的開辟,有了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

  八十余年過去了,毛澤東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求實精神和敢為人先、敢于擔當的勇氣,值得后人學習和稱頌。

  [①] 《中共中央關于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1927年8月3日。載《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協作組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44頁。

  [②]《中共中央給前委的信——關于組織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別委員會問題》1927年8月8日。載《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協作組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46頁。

  [③]《彭公達同志關于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1927年10月8日。載《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協作組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00—101頁。

  [④]《彭公達同志關于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1927年10月8日。載《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協作組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00—101頁。

  [⑤]《中共中央給湖南省委的信——對湖南暴動應注意幾個問題的指示》1927年9月5日。載《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協作組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61頁。

  [⑥]《任弼時報告——關于秋收暴動的情況與計劃》1927年9月27日。載《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協作組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84頁。

  [⑦]《彭公達同志關于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1927年10月8日。載《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協作組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01頁。

  [⑧] 潘心源:《秋收暴動之始末》1929年7月2日。載《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協作組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21頁。

  [⑨]《彭公達同志關于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1927年10月8日。載《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協作組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97頁。

  [⑩] 潘心源:《秋收暴動之始末》1929年7月2日。載《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協作組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19頁。

  [11]《中共湖南省委給中共中央的報告——關于湖南秋收暴動辦法》1927年8月19日。載《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協作組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49頁。

  [12]《余灑度報告——警衛團及平瀏自衛軍合并原委參加此次兩湖戰役報告略書》1927年10月19日。載《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協作組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13頁。

  [13] 劉基宋:《加入共黨與脫節后工作經過》1950年,資料存通城檔案館。

  [14]何長工:《秋收起義和工農革命軍的建立》。載《秋收起義在江西》,江西省文化廳文物處等編,文物出版社,1993年6月。第182頁。

  [15]《余灑度報告——警衛團及平瀏自衛軍合并原委參加此次兩湖戰役報告略書》1927年10月19日。載《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協作組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13頁。

  [16]《中共湖南省委關于奪取長沙的命令》1927年9月8日。載《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協作組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65頁。

  [17]《中共湖南省委給中共中央的報告——關于湖南秋收暴動辦法》1927年8月19日。載《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協作組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49頁。

  [18] 羅章龍:《湖南省委領導秋收起義的回憶》1985年1月。載《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協作組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43頁。

  [19] 潘心源:《秋收暴動之始末》1929年7月2日。載《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協作組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21頁。

  (作者單位:江西省九江市史志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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