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來意：毛澤東與宗教信仰自由

　　有人說，毛澤東是無神論者，與宗教水火不容。

　　事實不是這樣。

　　小時候，毛澤東是個篤信菩薩的人。母親患病后，毛澤東就四處求神拜佛，而每逢初一、十五，向擺在堂屋中的神龕頂禮膜拜，更是他必做的功課。以至于1959年6月，毛澤東回韶山的時候，在上屋場的故居，當他看到在堂屋供奉的神龕時，還對神龕作了個揖，風趣地說：“這是我小時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

　　對于與佛教的一些淵源，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也談了很多，他說：“在少年與中年時期，我的父親是一個不信佛的人，但母親則篤信菩薩。她對自己的孩子們施以宗教教育，所以我們都因父親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而感覺難過。九歲的時候，我便認真地和母親討論父親沒有信心的問題了。自那個時候以及以后，我們都想了許多辦法來改變他的心，但沒有效果。他只是責罵我們。因為我們受不住他的進攻，我們退而想新的計劃。但他無論如何不與神佛發生關系。不過，我的讀書漸漸地對我發生影響：我自己愈來愈懷疑神佛了。我的母親注意到這一點，責備我不該對神佛冷淡，但我父親則不說什么。后來，有一天，他出去收賬，在途中碰見一只老虎。老虎因不提防而立即驚逃，但我的父親卻格外地害怕，后來他對于這次奇跡的逃生，仔細想過。他開始想他是不是開罪了菩薩。自那時起，他對于菩薩比較恭敬起來，有時也偶爾燒香。但是當我愈來愈不信神佛時，他老人家卻并不管。他只有在困難的時候才向神禱告。”在延安時期，毛澤東跟好友肖三談起小時候時也說：“我小的時候，父母對我非常寵愛，希望我能好好勞動，發家致富。后來，看到我很聰明，又希望我好好念書，將來管家記賬，甚至想遇到打官司的時候，寫狀子方便。有了文化，不求人，不吃虧。我小的時候也沒有多大的志愿和抱負，也沒有想干出多么大的事業來。當時只能聽父母的，特別崇敬母親。母親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母母到哪里去，我總是跟隨著她。走親訪友，趕廟會，燒香紙，上貢，拜菩薩，我都跟母親一塊去。母親信神，我也信神。”針對有人認為他從小不信神的說法，毛澤東說：“我小時在農村就信神，農民不但信神，而且還是有對象的。求雨，他們知道向龍王爺求，不向別的神仙求雨。可見封建迷信也有一套章法。可以想象，在舊社會里，生長在貧窮落后的農民家庭里，如果說我從小就不信神，是不真實的。我從小就跟著母親到廟里燒香拜菩薩，信神信得也很厲害。”

　　毛澤東在十幾歲上私塾的時候，接觸過一個叫李漱清的老師，具有維新思想，毛澤東說起他對自己的影響：“這時，還有一件事對我發生影響，即一個小學校中有一個‘激烈’的教員。他之所以被目為‘激烈’，是因為他反對神佛，想把神佛取消。他教人民把廟宇改為學校。他成為一個被大家議論的人。然而我欽慕他，并同意他的意見。”此時的毛澤東，雖對神佛之事產生懷疑，但在自己的思想中卻也并不排斥。他在1913年10月至12月的《講堂錄》中寫道：“某氏曰，吾觀古之君子，有殺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圣賢救世實有如此，如孔子(在陳匡)，耶蘇(磔死十字架)，蘇格拉底(以故毒死)。〕”他把基督教的耶穌稱為救世的圣賢。他很贊賞北宋哲學家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說，認為“為生民立道，相生相養相維相治之道也;為萬世開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業也。”

　　1915年8月，毛澤東在給好友蕭子升的信中說：“夫所謂言以招愆者，此其似矣!雖然，言不能因愆而廢，猶食不能因噎而廢也。況所言者未必愆，即愆矣，亦哲人之細事。基督以言而磔，龍、比以言而誅，自彼視之，曾不以愆而〔廢〕，魯陽殷浩，垂譽于士林，及一纓世故，莫不應時持減。”對耶穌因傳教而獲罪，是一件享譽人間的事情。1915年9月6日，他再次寫信與蕭子升探討作學問的方法，其中寫道：“地理，采通識之最多者也，報章雜志皆歸之。報章雜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報章雜志言風俗，而地理有風俗之章。政治、軍事、產業、交通、宗教等等，無一不在地理范圍之內。今之學者多不解此，泛泛然閱報章雜志，而不知其所歸，此所謂無系統者也。”毛澤東已然把宗教當成一門重要學問。

　　1917年，毛澤東受老師楊昌濟唯心主義學說影響，寫成一篇《心之力》的作文，頗受老師好評。其中寫道：“故心為形成世間器物之原力，佛曰：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西方強盜宗教亦有舊約主神虐民之邪暴，后有耶穌新約愛民之改良。神魔心性之變幻如此，故世人多為耶穌所迷。耶穌明之故說懺悔，懂恥而不惡;孔子明之故說修心，知止而不怠;釋迦明之故說三乘，明心而不愚;老子明之故說無為，清靜而不私。心為萬力之本，由內向外則可生善、可生惡、可創造、可破壞。由外向內則可染污、可牽引、可順受、可違逆。修之以正則可造化眾生，修之以邪則能涂炭生靈。心之偉力如斯，國士者不可不察。”毛澤東對宗教的教化之功極是推崇，認為可以造化眾生。

　　1917年4月，毛澤東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的《體育之研究》中寫道：“孔子七十二而死，未聞其身體不健;釋跡往來傳道，死年亦高;邪蘇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訶末，左持經典，右執利劍，征壓一世。此皆古之所謂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更是將釋迦牟尼、耶穌、穆罕默德等宗教人物稱之為最大的思想家。

　　1917年暑假期間，毛澤東與好友蕭子升一起徒步游學，在寧鄉的溈山，拜訪了密印寺的方丈，方丈說：“帝王有宗教的天性，”方丈堅持自己的觀點，“特別是唐代的皇帝，封孔子以王的稱號，封老子為道家始祖，又派玄奘取回佛經，寺院遍及全國各地。這樣，儒教、道教和佛教便共存于一種和諧的狀態中。”毛澤東比較認同方丈的一些觀點，他說：“是的，中國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的宗教戰爭，一打就是幾百年。幾個宗教和諧地共存，對國家來說不是壞事。”

　　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寫道：“自文藝復興，思想解放，‘人類應如何生活?’成了一個絕大的問題。從這個問題，加以研究，就得了‘應該那樣生活’、‘不應該這樣生活’的結論。一些學者倡之，大多民眾和之，就成功或將要成功許多方面的改革。見于宗教方面，為‘宗教改革’，結果得了信教自由。……宗教的強權，文學的強權，政治的強權，社會的強權，教育的強權，經濟的強權，思想的強權，國際的強權，絲毫沒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義的高呼，將他打倒。”

　　1919年7月21日，毛澤東在《民眾的大聯合(一)》中指出：“我們豎看歷史，歷史上的運動不論是那一種，無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聯合。較大的運動，必須有較大的聯合。最大的運動，必有最大的聯合。凡這種聯合，遇有一種改革或一種反抗的時候，最為顯著。歷來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學術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社會的改革和反抗，兩者必都有其大聯合，勝負所分，則看他們聯合的堅脆，和為這種聯合基礎主義的新舊或真妄為斷。然都要取聯合的手段，則相同。”同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中指出：“近數來年，中國的大勢斗轉。蔡元培，江亢虎，吳敬恒，劉師復，陳獨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之說，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學，以至政治，宗教，藝術，皆有一改舊觀之概。甚至國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財產應私有應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問題。更加以歐洲的大戰，激起了俄國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東，國立北京大學的學者首歡迎之，全國各埠各學校的青年大響應之，怒濤澎湃，到了湖南，而健學會遂以成立。”

　　1919年9月1日，毛澤東在起草的《問題研究會章程》中將“宗教改良及宗教應否廢棄問題”列為重要的一項研究內容。

　　1919年12月1日，毛澤東在《和森兄子升兄并轉在法諸會友》一信中就新民學會的指導方針問題指出：“以我們接洽和視察，我們多數的會友，都頃向于世界主義，試看多數人鄙棄愛國，多數人鄙棄謀一部分一國家的私利，而忘卻人類全體的幸福的事，多數人都覺得自己是人類的一員，而不愿意更繁復的隸屬于無意義之某一國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為其奴隸;就可以知道。這種世界主義，就是四海同胞主義，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別人好的主義，也就是所謂社會主義。”

　　1919年12月31日，毛澤東在《對于張敬堯私運煙種案之公憤》中揭露湘督張敬堯私運煙子種植鴉片的惡行，他寫道：“張敬堯串同張宗昌，從奉天私運大批煙子，在武昌附近鲇魚套車站發覺扣留一案，已志前次通信。茲悉旅京湘人對此大為憤激。旅京湖南學生聯合會，已拍發三電：一致王占元〕，一致江漢關監督，一致湖南拒土會。”湖南拒士會是湖南基督教各公會發起成立的“輔助政府禁除鴉片”的一個團體。

　　毛澤東接觸并堅定地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以后，他從思想上接受了唯物主義，對鬼神之事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25年12月1日，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對小資產階級分析道：“這個小資產階級內的各階層雖然同處在小資產階級經濟地位，但有三個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錢剩米的，即用其體力或腦力勞動所得，除自給外，每年有余剩。這種人發財觀念極重，對趙公元帥禮拜最勤，雖不妄想發大財，卻總想爬上中產階級地位。他們看見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財東，往往垂著一尺長的涎水。這種人膽子小，他們怕官，也有點怕革命。因為他們的經濟地位和中產階級頗接近，故對于中產階級的宣傳頗相信，對于革命取懷疑的態度。這一部分人在小資產階級中占少數，是小資產階級的右翼。”1927年3月，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對湖南農民運動“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和城隍土地菩薩的神權以至丈夫的男權”表示鮮明地支持，他將“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稱之為“鬼神系統(神權)”，他寫道：“醴陵禁迷信、打菩薩之風頗盛行。北鄉各區農民禁止家神老爺(儺神)游香。淥口伏波嶺廟內有許多菩薩，因為辦國民黨區黨部房屋不夠，把大小菩薩堆于一角，農民無異言。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場、送大王燈的，就很少了。這事，因為是農會委員長孫小山倡首，當地的道士們頗恨孫小山。北三區龍鳳庵農民和小學教員，砍了木菩薩煮肉吃。南區東富寺三十幾個菩薩都給學生和農民共同燒掉了，只有兩個小菩薩名‘包公老爺’者，被一個老年農民搶去了，他說：‘莫造孽!’在農民勢力占了統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農民和婦女，青年和壯年農民都不信了。農民協會是青年和壯年農民當權，所以對于推翻神權，破除迷信，是各處都在進行中的。”對打菩薩之事，毛澤東認為：“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共產黨對于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應當是：‘引而不發，躍如也。’菩薩要農民自己去丟，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毀，別人代庖是不對的。”毛澤東還給農民講了一個道理，教他們不要信鬼神，他說：“信八字望走好運，信風水望墳山貫氣。今年幾個月光景，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一齊倒臺了。難道這幾個月以前土豪劣紳貪官污吏還大家走好運，大家墳山都貫氣，這幾個月忽然大家走壞運，墳山也一齊不貫氣了嗎?土豪劣紳形容你們農會的話是：‘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員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員。’的確不錯，城里、鄉里、工會、農會、國民黨、共產黨無一不有執行委員，確實是委員世界。但這也是八字墳山出的嗎?巧得很!鄉下窮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墳山也忽然都貫氣了!神明嗎?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農民會，只要關圣帝君、觀音大士，能夠打倒土豪劣紳嗎?那些帝君、大士們也可憐，敬了幾百年，一個土豪劣紳不曾替你們打倒!現在你們想減租，我請問你們有什么法子，信神呀，還是信農民會?”

　　1930年5月，毛澤東在《尋烏調查》中，將宗教徒單獨作為一種職業，尋烏宗教徒共22人，“所謂宗教徒是耶穌教十人，天主教三人，齋公六人，和尚三人，共二十二人。”毛澤東把宗教徒定義為統治階級，“統治者是那僅僅占人口百分之十三的地主、商人和耶穌教天主教傳教士等。”毛澤東還對神道地主進行了評盡的分析，其中指出：“神壇是地主需要的，社壇是農民需要的，廟是地主、農民共同需要的。廟的田產很少，租入不夠香紙費及廟老用，所以不是嚴重剝削所在。‘寺’則完全不同，它是和尚的巢穴，是剝削厲害的地方。寺產都是大地主‘施’出的，施了田的大地主，叫做‘施主’。大地主為什么施田地給和尚呢?因為佛教是大地主階級利用的宗教，大地主為了‘修子修孫修自己’，所以施田給和尚。五福庵、回龍寺、正覺寺、觀音閣、東筆山、大悲閣、鵝湖庵、西竹山、天臺山、獅子巖、三角崠、角公巖、法華庵、西華山、南陽山、梵慧寺、甘露寺、九龍山，都是城區附近的和尚寺。道士齋公的叫做‘觀’，則有云蓋崠、大山里、川塘坑等等。觀的田產的來源和剝削的狀況，與寺無二樣。”

　　“九·一八”事變以后，日本侵華的步伐日益加快，民族矛盾成為國家的主要矛盾，在民族危亡的關頭，毛澤東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以挽救中華民族于亡國滅種的水火之中。1936年5月25日，毛澤東簽署《對回族人民的宣言》，宣言中說：“我們根據信仰自由的原則，保護清真寺，保護阿訇，擔保回民信仰的絕對自由。”1936年8月2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指出：“我們知道在貴黨中央及各省黨部中，中央及各省政府中，在文化界、在科學界、在藝術界、在新聞界、在實業界、在婦女界、在宗教界、在醫藥界、在警察界，在各種民眾團體，尤其在廣大的軍隊、國民黨的新舊黨員與各級領袖中，實在有很多覺悟與愛國之士，并且這樣的人還在日益增加著，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中國共產黨人隨時準備著同這些國民黨人攜手，組織堅固的民族統一戰線，去反對全民族的最大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宗教界也成為毛澤東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

　　1937年3月1日，毛澤東在就《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接受美國記者史沫特萊采訪時說：“我們是最堅決最忠誠地為實現三民主義中國而奮斗的。即以我們過去實行土地革命政策而論，亦無非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而已。至于我們還信仰共產主義，那是不相沖突的，孫中山先生在世時曾經同意我們同時信仰共產主義，并且國民黨員中有許多是信仰資本主義的，有許多還信仰無政府主義，有些人則信仰孔子主義、佛法主義、基督主義，無所不有，也無所不包。只要當前革命政綱取得一致，即構成了團結救國的基礎，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國難的軌道。中華民國光明燦爛的前途，實基于此。”

　　1939年12月，毛澤東在撰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中說：“帝國主義列強在所有上述這些辦法之外，對于麻醉中國人民的精神的一個方面也不放松，這就是它們的文化侵略對策。傳教、辦醫院、辦學院、辦報紙和吸引留學生，就是這個侵略政策的實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從他們的知識干部和愚弄廣大的中國人民。”

　　1940年1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發表的演講《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中針對資產階級頑固派要求“收起”共產主義的謬論駁斥道：“‘一個主義’也不通。在階級存在的條件之下，有多少階級就有多少主義，甚至一個階級的各集團中還各有各的主義。現在封建階級有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有資本主義，佛教徒有佛教主義，基督徒有基督主義，農民有多神主義，近年還有人提倡什么基馬爾主義，法西斯主義，唯生主義，‘按勞分配主義’，為什么無產階級不可以有一個共產主義呢?既然是數不清的主義，為什么見了共產主義就高叫‘收起’呢?講實在話，‘收起’是不行的，還是比賽吧。誰把共產主義比輸了，我們共產黨人自認晦氣。如若不然，那所謂‘一個主義’的反民權主義的作風，還是早些‘收起’吧!”毛澤東在這里提出了與其他主義，包括各種宗教主義比賽的觀點。就國家“政體”問題，毛澤東指出：“中國現在可以采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省人民代表大會、縣人民代表大會、區人民代表大會直到鄉人民代表大會的系統，并由各級代表大會選舉政府。但必須實行無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差別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制，才能適合于各革命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適合于表現民意和指揮革命斗爭，適合于新民主主義的精神。這種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發揮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對革命的敵人。”與時同時，毛澤東也指出：“共產黨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動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

　　1940年3月6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中指出：“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選舉政策，應是凡滿十八歲的贊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國人，不分階級、民族、男女、信仰、黨派、文化程度，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產生，應經過人民選舉。其組織形式，應是民主集中制。”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演說中指出：“直到現在，還有不少的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上的某些個別字句看作現成的靈丹圣藥，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費氣力地包醫百病。這是一種幼稚者的蒙昧，我們對這些人應該作啟蒙運動。那些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的人。對于這種人，應該老實地對他說，你的教條一點什么用處也沒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曾經反復地講，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就宗教問題指出：“根據信教自由的原則，中國解放區容許各派宗教存在。不論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們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給以保護。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們的自由，不許加以強迫或歧視。”在關于少數民族問題的報告中也指出：“共產黨人必須積極地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為實現這個政策而奮斗;必須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一切聯系群眾的領袖人物在內，爭取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和發展，并成立維護群眾利益的少數民族自己的軍隊。他們的言語、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應被尊重。”毛澤東在報告中確立了未來新國家對待宗教的基本態度和原則。

　　1947年2月1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中指出：“解放區內，除漢奸分子和反對人民利益而為人民所痛恨的反動分子外，一切公民不分階級、男女、信仰，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1949年8月30日，毛澤東在批駁美國國條卿艾奇遜的文章《“友誼”，還是侵略?》中指出：“美國是最早強迫中國給予治外法權的國家之一，這即是白皮書上提到的中美兩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簽訂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廈條約。就是在這個條約里，美國除了強迫中國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強迫中國接受美國人傳教也是一條。美帝國主義比較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據有人統計，美國教會、‘慈善’機關在中國的投資，總額達四千一百九十萬美元;在教會財產中，醫藥費占百分之十四點七，教育費占百分之三十八點二，宗教活動費占百分之四十七點一。我國許多有名的學校如燕京、協和、匯文、圣約翰、金陵、東吳、之江、湘雅、華西、嶺南等，都是美國人設立的。司徒雷登就是從事這些事業出了名，因而做了駐華大使的。艾奇遜們心中有數，所謂‘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面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是有來歷的。從一八四四年訂約時算起，美國在這些事業上處心積慮地經營了一百零五年，據說都是為了‘加深友誼’。”毛澤東對那些打著宗教名義行文化侵略之實的傳教活動顯然有著深刻的認識，也是持堅決反對的態度。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共同綱領》，奠定了新國家的法統。“總綱”第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權。”在“民族政策”第五十三條規定：“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應幫助各少數民族的人民大眾發展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建設事業。”對宗教信仰自由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來。

　　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一直十分關注宗教問題，關注宗教事務的改造與發展。

　　1950年初，毛澤東對進藏部隊18軍軍長張國華要求：“你們在西藏考慮任何問題，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問題這兩件事，一切工作必須慎重穩進。”進藏部隊嚴格執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擔任進藏部隊主力的18軍，每個官兵人手一冊《進軍守則》，共34條規定，其中有如：不得有對宗教不滿言論;保護喇嘛寺廟，不住寺廟，不住經堂，不得隨意撫摸佛像，不得在藏胞面前吐痰、放屁，不得在寺廟附近捕魚、打獵、打鷹等，規定細致入微，對藏教秋毫無犯。進藏部隊深得藏民擁戴，稱之為“金珠瑪米(菩薩兵)。

　　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不要四面出擊》講話中指出：“今年秋季，我們就要在約有三億一千萬人口這樣廣大的地區開始土地改革，推翻整個地主階級。在土地改革中，我們的敵人是夠大夠多的。第一，帝國主義反對我們。第二，臺灣、西藏的反動派反對我們。第三，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反對我們。第四，地主階級反對我們。第五，帝國主義在我國設立的教會學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動勢力，以及我們接收的國民黨的文化教育機構中的反動勢力，反對我們。這些都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要同這些敵人作斗爭，在比過去廣大得多的地區完成土地改革，這場斗爭是很激烈的，是歷史上沒有過的。”

　　1951年2月18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通報《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要點》中指出：“知識分子，工商業界，宗教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必須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礎上將他們團結起來，并加以教育。”

　　1951年5月8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指示中指出：“中央已決定，在共產黨內，在人民解放軍內，在人民政府系統內，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內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應判有期或無期徒刑、或予管制監視者外，凡應殺分子，只殺有血債者，有引起群眾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強奸許多婦女、掠奪許多財產者，以及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在緩刑期內強制勞動，以觀后效的政策。這個政策是一個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錯誤。”

　　1952年8月4日，毛澤東在政協一屆第三十八次會議上講話指出：“各民主黨派和宗教界要進行教育，不要上帝國主義的當，不要站在敵人方面。拿佛教來說，它同帝國主義聯系較少，基本上是和封建主義聯系著。因為土地問題，反封建就反到了和尚，受打擊的是住持、長老之類。這少數人打倒了，‘魯智深’解放了。我不信佛教，但也不反對組織佛教聯合會，聯合起來劃清敵我界限。統一戰線是否到了有一天要取消?我是不主張取消的。對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劃清敵我界限，為人民服務，我們都是要團結的。”

　　1952年，毛澤東接見西藏致敬團時指出：“共產黨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這種教的和信那種教的，一律加以保護，尊重其信仰，今天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將來也仍然采取保護政策。”

　　1953年9月，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上講話指出：“中國現在有兩種聯盟：一種是工人階級跟農民階級的聯盟，一種是工人階級跟資本家、大學教授、高級技術人員、起義將軍、宗教首領、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聯盟。這兩種聯盟都是需要的，而且要繼續下去。”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頒布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第八十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社會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第八十八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憲法草案討論過程中，毛澤東根據一些代表的建議，將草案總綱中“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一句改為“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

　　1955年3月8日，毛澤東在和達賴喇嘛談話時說：“我們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國、把世界搞好，佛教教義就有這個思想。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主張普渡眾生，是代表當時在印度受壓迫的人講話。為了免除眾生的痛苦，他不當王子，出家創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們共產黨人合作，在為眾生即為人民群眾解除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是共同的。”

　　1955年3月9日，毛澤東在看望十世班禪時說：“昨天我給達賴喇嘛講了，我這個人薪水不多，開支不小。一要抽煙，二要喝茶，三還要買點書看。這樣一來，所剩無幾。你們要走了，我也沒有什么禮物可送，就送你們八個字：團結講步，更加發展，作為臨別贈言。”以后，經中央討論，“團結進步，更加發展”就成了指導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針。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就達賴的問題指出：“佛菩薩死了二千五百年，現在達賴他們想去印度朝佛。讓他去，還是不讓他去?中央認為，還是讓他去好，不讓他去不好。過幾天他就要動身了。勸他坐飛機，他不坐，要坐汽車，通過噶倫堡，而噶倫堡有各國的偵探，有國民黨的特務。要估計到達賴可能不回來，不僅不回來，而且天天罵娘，說‘共產黨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獨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層反動分子來一個號召，大鬧起事，要把我們轟走，而他自己卻說他不在那里，不負責任。這種可能，是從壞的方面著想。出現這種壞的情況，我也高興。我們的西藏工委和軍隊要準備著，把堡壘修起來，把糧食、水多搞一點。我們就是那幾個兵，橫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們總是不要先攻，先讓他們攻，然后來它一個反攻，把那些進攻者狠狠打垮。跑掉一個達賴，我就傷心?再加九個，跑掉十個，我也不傷心。我們有經驗一條，就是張國燾跑了并不壞。捆綁不成夫妻。他不愛你這個地方了，他想跑，就讓他跑。跑出去對我們有什么壞處呢?沒有什么壞處，無非是罵人。我們共產黨是被人家罵了三十五年的，無非是罵共產黨‘窮兇極惡’、‘共產共妻’、‘慘無人道’那一套。加一個達賴，再加一個什么人，有什么要緊。再罵三十五年，還只有七十年。一個人怕挨罵，我看不好。”

　　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按照辯證法，就象人總有一天要死一樣，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一種歷史現象，總有一天要滅亡，要被共產主義制度所否定。如果說，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會滅亡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是不會滅亡的，那還是什么馬克思主義呢?那不是跟宗教教義一樣，跟宣傳上帝不滅亡的神學一樣?”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我們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強制的方法解決思想問題，是非問題，不但沒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們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滅宗教，不能強制人們不信教。不能強制人們放棄唯心主義，也不能強制人們相信馬克思主義。凡屬于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于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

　　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對于我們的國家抱著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是極少數。這種人不喜歡我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他們留戀舊社會。一遇機會，他們就會興風作浪，想要推翻共產黨，恢復舊中國。這是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路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中間，頑固地要走后一條路線的人。這后一條路線，在實際上是不能實現的，所以他們實際上是準備投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這種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學技術界、宗教界里都有，這是一些極端反動的人。這種人在五百萬左右的人數中間，大約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絕大部分的知識分子，占五百萬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種不同的程度上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有一些人雖然不公開表示不贊成馬克思主義，但是實際上不贊成。這種人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會有的，我們應該允許他們不贊成。例如一部分唯心主義者，他們可以贊成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但是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宗教界的愛國人士也是這樣。他們是有神論者，我們是無神論者。我們不能強迫這些人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我們作宣傳工作的同志有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任務。這個宣傳是逐步的宣傳，要宣傳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強迫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只能說服人接受。如果在今后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在我們的知識分子中間能夠有比較多的人接受馬克思主義，能夠有比較多的人通過工作和生活的實踐，通過階級斗爭的實踐、生產的實踐、科學的實踐，懂得比較多的馬克思主義，這樣就好了。”

　　1957年5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與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游行隊伍，當他看到游行隊伍中有穿著袈裟的和尚隊伍時，有些詫異地說：“和尚也來參加國際無產階級的節日了。”毛澤東笑著說：“馬列主義者要同和尚合作。”

　　1958年6月30日，中柬建交之際，毛澤東會見柬埔寨佛教代表團胡達法師一行。在會見期間，毛澤東對陪同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說：“你們佛教有沒有這么一個公式，趙樸初即非趙樸初?這很奇怪了，首先是肯定，后來又否定，先肯定后否定。”隨即回答：“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時肯定同時否定。”毛澤東后來說：“這個和尚懂得辯證法。”

　　1959年4月15日，毛澤東在第十六次最高會議上《關于西藏平叛》問題談道：“舊制度不好，對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興，二不財旺。西藏地方大，現在人口太少了，要發展起來。這個事情，我跟達賴講過。我說，你們要發展人口。我還說，你們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贊成你們信。但是，有些規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們一百二十萬人里頭，有八萬喇嘛，這八萬喇嘛是不生產的，一不生產物質，二不生產人。你看，就神職人員來說，基督教是允許結婚的，回教是允許結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許結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結婚，不生產人。同時，喇嘛要從事生產，搞農業，搞工業，這樣才可以維持長久。你們不是要天長地久、永遠信佛教嗎?我是不贊成永遠信佛教，但是你們要信，那有什么辦法!我們是毫無辦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決定。”對于跑到印度的達賴，毛澤東滿懷希望他能有所改變，對他也沒有斷絕期待，他說：“中國共產黨并沒有關死門，說達賴是被挾持走的，又發表了他的三封信。這次人民代表大會，周總理的報告里頭要講這件事。我們希望達賴回來，還建議這次選舉不僅選班禪，而且要選達賴。他是個年輕人，現在還只有二十五歲。假如他活到八十五歲，從現在算起還有六十年，那個時候二十一世紀了，世界會怎么樣呀?要變的。那個時候，我相信他會回來的。他五十九年不回來，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來。那時候世界都變了。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長于斯，現在到外國，仰人鼻息，幾根槍都繳了。我們采取這個態度比較主動，不做絕了。總理的報告里頭要講希望達賴回國。如果他愿意回國，能夠擺脫那些反動分子，我們希望他回國。但是，事實上看來他現在難于回國。他脫離不了那一堆人。同時，他本人那個情緒，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來的，而班禪是要回來的。那時，總理勸解，可能還有尼赫魯勸解，與其不回不如回。那個時候就跟他這么講：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過是當一個寓公，就在那里吃飯，脫離群眾，脫離祖國的土地和人民。現在，還看不見他有改革的決心。說他要改革，站在人民這方面，站在勞動人民這方面，看來不是的。他那個世界觀是不是能改變?六十年以后也許能改，也許不要六十年。而現在看來，一下子要他回來也難。他如果是想回來，明天回來都可以，但是他得進行改革，得平息叛亂，就是要完全站在我們這方面來。看來，他事實上一下子也很難。但是，我們文章不做絕了。”

　　1961年1月23日，針對西藏在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出現的“左”傾錯誤，毛澤東在同班禪談話時說：“我贊成(在西藏)有幾千人學經、懂經，成為佛學知識分子，同時你看是不是他們還要學些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懂得政治、科學、文化及一般知識……佛學不可不辦學，辦了佛學院，兩年畢業，專弄政治，我看這個辦法不行。得搞四年，專門拿四年研究佛學。光政治好，佛學上沒有學問，還是不行的。”毛澤東還說：“《金剛經》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學，有機會你給我講講吧!”

　　1963年12月30日，毛澤東讓張玉鳳給他拿了代表中國幾個佛教宗派的經典著作《金剛經》、《六祖壇經》、《華嚴經》和基督教《圣經》來。張玉鳳問：“主席，馬列著作還看不過來呢，主席看這些干什么?”毛澤東說：“要看呢，這些書我已經看過好多遍了;世界上的三大宗教我們共產黨人也需要看呢!”他在文件上做出了批示：“對世界三大宗教(耶穌教、回教、佛教)，至今影響著廣大人口，我們卻沒有知識，國內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機構，沒有一本可看的這方面的刊物。用歷史唯物主義寫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繼愈發表的幾篇談佛學的文章，已如鳳毛麟角，談耶穌教、回教的沒有見過。不批判神學就不能寫好哲學史，也不能寫好文學史或世界史。”為了加強宗教研究，毛澤東在與十世班禪談話時說：“我贊成有些共產主義者研究各種宗教的經典，研究佛教、伊斯蘭教、耶穌教等等的經典。因為這是個群眾問題，群眾有那么多人信教，我們要做群眾工作，我們卻不懂得宗教，只紅不專。”

　　1964年7月9日，毛澤東同在朝鮮平壤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后訪華的亞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的代表談話中說：“如果有的中國人不尊重你們，不講平等，在你們國家搗鬼，那末你們可以把這樣的中國人趕走。這就是亞非拉人民團結反對帝國主義的最根本原則。我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是兄弟關系，不是老子對兒子的關系。要鞏固團結，要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黃種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或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只要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反對帝國主義走狗的，都應該團結，只不包括帝國主義在這些國家內的走狗。”

　　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時說起自己思想的變化和經歷：“我相信過唯心主義，相信過孔夫子，相信過康德的二元論。后來，形勢變化了，一九二一年組織了共產黨。……黨內出右派的時候，我就是左派。黨內出‘左’傾機會主義時，我就被稱為右傾機會主義。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個孤家寡人。我說，有一個菩薩，本來很靈，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來，在長征中間，我們舉行了一次會議，叫遵義會議，我這個臭的菩薩，才開始香了起來。”

　　1965年3月23日，毛澤東在同敘利亞訪華友好代表團談話時希望阿拉伯國家團結起來，也希望中國與他們團結起來，他說：“我們在外表上樣子不同，宗教信仰也不一樣。我應當說明我是不信教的，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的合作。我小時候信過多神教，長大后就不信了。中國也有上帝，但是同你們的上帝不同，穿的是中國服裝。我們互相幫助，互相支持，互不損害對方。我們不顛覆你們，你們也不顛覆我們。我們是友好國家，有共同目標，第一是反對帝國主義，第二是建設國家。”

　　1975年1月1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十八條規定：“ 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罷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首次用根本大法把宗教信仰與無神論思想統一起來，確立了相互和平共處的法理基礎。

　　毛澤東與宗教有著不解之緣，他從一個有神論者成長為一個無神論者，但他并不因為自己是無神論者而排斥有神論者，他崇尚宗教信仰自由，他尊敬宗教，但不盲從宗教，他從宗教中汲取科學的營養和價值，他要“馬列主義者要同和尚合作。”他用求同存異的哲學思想和自己的言行倡導了一個各種宗教共處一個屋檐下、共謀人民幸福的理想境界。但毛澤東堅持的宗教信仰自由，絕不是那些打著宗教的名義行茍且之事、甚至侵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宗教行為，中國人民吃這樣的虧夠多了，毛澤東稱之為“宗教界中的反動勢力”，他們“是我們的敵人。”

　　毛澤東晚年，對宗教有了更深的研究和認識，他贊成共產主義者研究各種宗教的經典，并把它與群眾問題結合起來，這是毛澤東關于宗教思想的新的體現。這與“1975憲法”中關于宗教問題較過去更明確和具體的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的規定有著密切的相關性。現在有些宗教人士宣揚說毛澤東是個無神論者，與有神論者是水火不容的關系，這種說法是違背歷史真實的，是妖魔化毛澤東的另一種形態和變種，歷史早已證明，毛澤東是宗教信仰之友，而不是宗教信仰之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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