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場我們討論了一個問題，即：如果僅僅從數字的角度來談論大饑荒，我們有可能得不到真正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數字背后的政治到底是什么?我們今天看到的是六十年代的大饑荒和臺灣的二二八事件一樣，都成為撕裂社會共識的傷口，并且演變成意識形態的內戰。這種時代的傷口，我們到底該怎樣去理解? 僅僅歸結為某個歷史人物的倫理道德，不是解釋了問題，而恰恰是遮蔽了問題。就像剛才老田說的，大饑荒需要從內部邏輯來解釋這樣的事情為什么會發生，一個秉承執政為民理念的現代政黨為什會使得這樣的悲劇發生?只有更多內部的解釋，才可能不再把一個歷史之謎變得更加神秘莫測。我試圖做的工作是：回到歷史的現場來解釋大饑荒的發生。這樣才有可能避免今后再發生這樣的悲劇，因為不管死了多少人，都是悲劇。
我今天主要談的是蘇聯三十年代的大饑荒，想對以下問題做一點梳理：蘇聯二十年代布哈林、托洛茨基以及斯大林的黨內路線斗爭與集體化道路，以及之后的大饑荒之間的關系。問題非常復雜，這里只做一個最粗疏的梳理，盡量把一些復雜問題簡單化。
1924年，列寧去世，同時也是蘇聯戰后破壞的經濟得到初步恢復，面臨著今后怎么完成國家工業化的任務，向何處去的問題。社會主義究竟要不要(或者有沒有)原始積累?布哈林曾在1920年出版的《過渡時期經濟學》中使用過“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一詞，遭到列寧的批評，其批注為“兒戲，照抄成人使用的名詞”。其實，布哈林在《過渡時期經濟學》中指出“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一詞最早是由弗·米·斯米爾諾夫提出，而布哈林在使用這個詞語的時候，指的是“勞動動員”、“技術變革”。但是，即便如此，列寧也并不認可用“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詞語來描述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
真正開始闡述“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是1922年的托洛斯基，而其想法則早在新經濟政策頒布之前。托洛茨基認為新經濟政策的初步成就要求對工業政策做緊急修改，加速工業復興的步伐刻不容緩。輕工業的“繁榮”只是表象，其基礎狹隘，必須集中力量沖出重工業的死胡同，制定出工業的“全面計劃”，而不是依賴市場和供求的自發作用。經濟發展必須優先考慮重工業。資源和人力必須合理地集中在那些對國民經濟起根本作用的國營公司，不能有效迅速促進經濟復蘇的企業應當關閉。財政政策必須服從工業政策的需求，接受國家利益的指導，而不是受利潤率的支配。信貸必須面向重工業，國家銀行應當對重工業設備的更新進行長期投資。私有企業有利可圖，大批國營企業處于虧損，必會威脅社會主義的目標。這些想法作為“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理念是被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1924年的《新經濟學》中“更深刻、更嚴密”地闡明了的。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基本上是一個托洛茨基派的經濟學家。1924年，針對普列奧布拉任斯基闡述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規律，布哈林以捍衛列寧主義的方式展開了大辯論。普氏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強調：向社會主義生產組織過渡的某一國家在經濟上愈落后，小資產階級性即農民性愈嚴重，無產階級在社會革命時期能得到充作自己社會主義積累基金的遺產愈少，這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積累就愈加被迫依賴對社會主義之前的經濟形式的剝削。但是，這種通過剝奪農民來積累資金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被布哈林嚴厲地批判為對工農聯盟的毀滅。在布哈林看來，普氏的問題在于，他把資本主義的殖民地問題用在了了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正是從這一關鍵點出發，布哈林完整地闡述了如何以工農聯盟為方式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構想。這里，我愿意把它稱作為最早的“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學”，既區別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世界基于冷戰的需要在第三世界推廣的“發展經濟學”，也區別于普列奧布拉任斯基闡述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理論。這三者之間的比較研究恰恰是今天需要重新面對的重要課題。
布哈林是把它歸結為列寧的創造，是以捍衛列寧遺產的方式來進行的。布哈林闡述說，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在消滅了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和剝奪了資產階級之后，工人和農民這兩個階級具有非同尋常的理論意義。所以，階級不單是社會力量的體現，也是經濟形態的體現。每個階級都有其固有的經濟形態。我們要把農民作為一種社會的經濟形態來看待。最重要的是要引導這兩個階級共同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權問題同時也就是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民經濟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
在同一年發表的《經濟增長和工農聯盟問題》中，布哈林提出，要警惕工農各自從本位利益出發導致聯盟分裂的危險。工人傾向于從農民中更多地奪取和積累，而農民認為城市在掠奪我們、農民在養活城市和個人，而真正的問題是工業要為農業市場服務。工業的行情、積累的速度必須取決于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沙皇俄國的崩潰在于生產力的發展與國內市場容量狹小之間的矛盾，內需不足，所以沙皇制度試圖通過對外征服來予以補救。但是，他永遠也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即整體的國民經濟相互依存的問題。布哈林針對的問題是當時的蘇聯已經日益嚴重的城鄉對立。
1924年前后的布哈林通過一系列密集的文章和演講，批判托洛斯基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觀點，其主旨正在于把工農聯盟上升到列寧主義政治遺產和政治遺囑的地位，所有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問題圍繞的軸心就是工農聯盟問題，“工農聯盟的理論是列寧主義的最重要的獨創性的特征”。但是，托洛斯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宣稱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后，必然會與支持其奪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群眾發生敵對沖突，在農民占絕對多數的落后國家中，社會主義的矛盾無法自我解決，必須是要靠無產階級的世界舞臺，因此，一國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這其實是不能理解列寧對于民粹主義具有歷史進步性的判斷。
所以，論辯的關鍵在于，社會主義工業從農業小生產者獲得剩余價值充作積累資金，是否可以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來類比。布哈林說，千萬不能。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積累過程是再生產的剝削關系，是擴大階級對立的關系。布哈林警告說，如果按照普氏的農業“基本規律”，國營工業破壞、排擠、吞并農村的小經濟，然后由無產階級“自己的農業”取而代之，小農經濟通過系統的剝削(不等價交換，稅收和各種不同的超經濟的強制辦法)被破壞，而無產階級則按照原始積累的辦法行事，——這絕對不是列寧的社會主義方向。“我國走向社會主義生產并不是通過在使農民經濟破產的基礎上以蘇維埃經濟來排擠農民經濟的道路，而是通過完全不同的另一條道路，這就是吸引農民參加同我們有聯系的并在經濟上依賴國際及其結構的合作社;我們走向社會主義是通過流通領域，而不是直接通過生產過程;我們是通過合作社走向那里的。”否則，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權是不可持久的。布哈林反復強調工農聯盟的重要性，而且從世界經濟史的視野對托洛茨基思想的來源進行了批判，特別指出：其思想來源是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歐洲(國家)中心主義，或工業中心主義，或工人階級中心主義。
1925年是蘇聯國家的一個轉折時期，農民問題再次被全面提出，是否堅持工農聯盟成為核心問題。這一年，布哈林出版《到社會主義之路和工農聯盟》一書。1925年至1926年，蘇聯官方的布爾什維克主要是布哈林的思想，黨追隨的是布哈林的通往社會主義之路，他的理論觀點寫入共產國際的決議之中，他成為黨的正式理論家和共產國際的實際領導者。這時他和斯大林成為蘇聯的兩駕馬車，互相配合，布哈林負責政策和理論，斯大林則負責組織工作。
但是，情況在1927年開始大逆轉，這一年本是一個豐收年。由于蘇聯出現工業生產的發展速度低于農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增長速度，農村中的富裕階層手中積存了大量紙幣，因為買不到需要的工業品，因此，農民不急于向國家銷售糧食，也是因為糧食收購價格很低，低于實際成本。國庫中沒有足夠的儲備糧，大多數農民要把糧食存到春天再賣個好價錢。
1927年底到1928年初，蘇聯遭受了了嚴重的糧食收購危機，城市和軍隊糧食告急，蘇共黨內對此爆發激烈的爭論。
斯大林最初并不主張采取托洛茨基左派“反對派”的激烈措施，1927年12月的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也堅決拒絕對富裕農民多強征1·5億普特糧食的主張。莫洛托夫在會上作報告說：“現在向我們提出……強征1·5億—2億普特糧食……這一政策的人……是工人和農民的敵人，是工農聯盟的敵人;他實行的是搞垮蘇維埃的路線”，在速記報告上，斯大林在此喊道：“說得對”!但是會議結束沒有多久，斯大林就突然改變，向各地下達了向農村中富裕階層強征糧食的指示和指標，掀起了用暴力強征的浪潮。斯大林自己也承認：“我們從1月到3月收購了將近3億普特糧食，當時收購的是農民的機動糧;從4月到6月我們連1億普特也沒有收購到，因為那時我們不得不在收成的好壞還看不清楚的情況下觸動農民的防荒糧。但糧食還是必須收購的。于是重新采取了非常措施，產生了強迫命令、破壞革命法制、挨戶巡視、非法搜查等等現象，這就使得國家的狀況惡化……”。研究者認為，斯大林原初并不想使非常措施成為農村長期政策的基礎，只是想嚇唬一下富農，因為1928年夏給各地下達的已經是完全不同的指示：將收購價提高15%-20%，增加對農村的商品供應，立即制止挨戶巡視、非法搜查和任何違反革命法制的做法，開放各地剛剛關閉的集市。1928年7月，斯大林還表示說，希望在目前收成良好的情況下，不必采取任何非常措施。但是他沒有能夠實現這一轉變，因為1927-1928年之交的非常措施，實際上已經是向富農宣戰和對新經濟政策終止的宣布，他已經無法單方面停火來中止戰爭。惡性循環開始，1928年春，富民以減少播種面積來回應非常措施，賣掉機器，藏匿財物，中農缺乏生產積極性怕成為富農。至1928年秋，糧食收購再次岌岌可危，各種經濟作物數量減少，紡織業癱瘓，國家原料失衡，出口減少，外匯減少。1928年底，斯大林再次下達了對富農采取更為嚴厲的行政手段的指示。由此，糧食收購量連續幾個月有所增加，但到了1929年2、3月間，糧食收購進展再度停滯，4月間，所收購的糧食在總體上少于1928年同期的收購量。城市出現面包脫銷，糧食投機猖獗的危機局面。而對富農的再次打擊，再次使得播種面積減少，以及富農“自我消滅”的浪潮，促使貧農和中農擴大播種面積的努力卻收效不大。1929年收成不錯，但是情況卻變得非常險惡，與富農的斗爭使得整個國家的國民經濟陷入癱瘓，政府開始實行票證制度，對城市定量供應，而城鄉關系則高度緊張。
正是這一切導致1929年秋，斯大林提出了全盤集體化的口號，并使得這一年成為“大轉變的一年”。
“大轉變”實質是不歸路。1930年之后，斯大林更是無法與農民取得和解，因為一旦宣布農民可以退出合作社，整個農業經濟結構就會崩潰，集體農莊也未必能夠生存，并且還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以恢復私人農業，這期間糧食的生產供應將進一步惡化，工業發展也會遭到大破壞。更有可能的是，按照多伊徹(《托洛茨基傳》的作者)的描述：“大批農民未必能和平地退出集體農莊。農民認為他們有權報復黨和政府。和解則要求為被褫奪者和被流放者平反，給他們補償損失。不難想象流放者從集中營乘火車返回故鄉與親人相聚時的情緒。集體農莊的解體將會釋放出瘋狂的激情。它同伴隨集體化的瘋狂毫無二致。也許由反對派組成的清白政府可以努力安撫整個國家，不致于使它退到反革命的門檻上，對此托洛茨基深信不疑。但是，這對于斯大林政府來說無異于自殺。他的任何軟弱表現都會使充溢在數百萬間茅舍中的仇恨變成燎原大火。斯大林除了繼續作戰外，別無他路。許多年后他曾對丘吉爾承認，這場戰爭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考驗更可怕”。丘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寫道，他問斯大林這場戰爭的壓力是否與實行集體化一樣大?斯大林馬上激動起來，說：“不，集體化是一場更可怕的戰爭”，“一千萬(農民)，太可怕了。集體化的斗爭持續了四年之久，但對俄國來說，它是絕對必要的。”這是因為蘇聯新的工業結構已經是戰前工業結構的數倍，但是卻建立在比戰前舊制度更狹窄的農業基礎上。革命后的大部分時間，饑餓一直威脅著城市，只要小農還處于無政府狀態，工業化和城市化都會加劇糧荒。城市化過程中不斷增產的城市人口只有極其匱乏的糧食供應，僅30年代，城市人口就由3千萬激增到6千萬，“任何政府都無力解決這樣的比例失調，即任何政府都不會命令停止工業化或急劇放慢工業化的速度和接受經濟停滯的前景。如果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在1929-1930年的任何時間內重新執政的話，他們也得考慮到農業的災難性破壞和惡化局面的后果，由于他們必須實現工業化，他們也應使其政府適應這些情況，而當時的局勢已設了硬性的框架。”
但是，它卻伴隨著屠殺、大清洗和大規模的流放，由此暴力與恐怖成為蘇聯工業化的后果，它迫使整個社會站在了國家的對立面上。按照托洛茨基的批判，它催生了寄身在工人階級身上的龐大的官僚階層，而工人階級本身卻處于消極和癱瘓的狀態。今天，究竟該如何來理解這個意義上的暴力呢?依然是一個沒有解決的世紀難題，托洛茨基反對派的視野一直(到今天)是對斯大林主義的各種批判和控訴的理論和道義的主要來源，但是其視野卻又是無法剝離地糾纏與分享了斯大林主義，這既是悖論也是困境。
托洛茨基左派反對派開始支持斯大林的政策，他們過去認為優柔寡斷的斯大林一直是如影子般追隨著布哈林的右派，而現在斯大林對富農的打擊鼓舞了他們。當時流放在阿拉木圖的托洛茨基把斯大林對富農的進攻看成是重大的、使人產生希望的事件，在反對派中，普列奧布拉斯基從其理論的“徹底性”出發，主張與斯大林妥協。他在《新經濟學》中強調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階段是最危機的時期，必須盡快渡過這個時期，這對社會主義經濟是生死攸關的大事，這時它既不能從資本主義的優勢中獲益，也不能從社會主義體制的優勢中獲益，它只能剝削農民，為社會主義經濟成分提供資金和積累，在“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的鐵蹄下”，國家和農民之間的劇烈沖突是必然的。他與托洛茨基的區別在于，《新經濟學》并不排斥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最困難的過渡階段可以在一個工業不發達的國家完成。他強調社會主義過渡規律的“客觀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它將迫使黨和領導人違背他們的意志成為社會主義的領路人。所有大型工業的國有化必然導致計劃經濟和高速工業化。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反對這一理論就是反對歷史必然性，斯大林和布哈林粉碎和鎮壓托洛茨基左翼反對派，但是他們騙不過歷史規律，“我們國家的經濟結構往往比我們的經濟領導體制更進步”，它最終將迫使他們去實現反對派的綱領。他相信斯大林絕不會從左傾方針后退，并且會愈加無情地與富農斗爭下去，其結果必然將造成一種全新的局勢。而國家正站在重大革命劇變的門檻上：富農將繼續拒絕出售糧食，用饑餓威脅城市，中農和貧農不足以提供糧食，但政府對富農的進攻將他們推到對立面，導致政府與基本農民群眾的大規模沖突。
正因為斯大林實踐了遭到鎮壓的左派反對派的綱領，這導致左派反對派內部陷入了瓦解和崩潰，大批托洛茨基的主要骨干選擇了與斯大林妥協。普列奧布拉斯基認為“客觀力量”通過人的主觀代表體現出來，而斯大林派正是歷史必然性的代表，盡管他們犯有錯誤甚至是罪行，但仍是十月革命的捍衛者，是忠于社會主義的人。左翼反對派的重要人物、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的老革命家拉狄克認為，斯大林證明了他們遠比反對派所想象的更有價值，在新的社會主義運動中，托派反對派是先鋒，斯大林是后衛，兩派之間不是敵對之間的利益沖突，而是同一階級兩支隊伍之間的分歧，屬于同一個堡壘。
多伊徹認為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所做的報告和提交的提綱，是蘇聯經濟史上最關鍵的文件，其中托洛茨基描繪了今后幾十年的蘇聯經濟遠景，即蘇聯的演化取決于在一個不發達的，但卻是大規模國有化的經濟中強制形成資本的過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確可以把那幾十年——斯大林主義統治的幾十年——當做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加以分析或描述;而且他這樣做的時候可以借用托洛茨基在1923年所闡述的觀點中的那些術語”。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所代表的正是兩種不同的對社會主義道路的認識，它們成為黨內激烈的路線斗爭的主要來源，——是真正的生死存亡的路線斗爭!
在1927年前后危機而緊張的時刻，布哈林堅持論證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構建新型的互助的城鄉關系，而不是敵對的關系。1929年1月，在列寧逝世五周年紀念會上，布哈林做了題為《列寧的政治遺囑》的報告，是與斯大林的最后決戰，因為1月30日斯大林在政治局和中央監委主席團聯席會議上，就做出了《布哈林集團和我們黨內的右傾》的定性報告。布哈林在報告里再次從列寧出發，強調了列寧對革命形勢的判斷，既有從國際形勢方面看，一戰后有歐洲帝國主義的分裂，以及東方各族人民的革命浪潮;更有在俄國國內無產階級革命與農民戰爭的結合，這種特殊與獨特的結合，是革命全部發展的基礎。失去這種結合，全面開展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就會喪失。列寧晚年《論合作制》的思考，被布哈林特別倚重，通過合作社的方式解決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工人階級與農民的結合，共和國的命運取決于農民群眾是跟著工人階級走，忠實于和工人階級的聯盟，還是讓新資產階級把他們與工人拆開。這兩個階級的分裂，意味著共和國的覆滅。要用最簡便的方式，而不是暴力的方式吸引小農和最小農參加農民合作社。布哈林呼吁道：我們全黨和黨的一切機關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注意什么東西可以引起分裂，并且隨時發現危險，加以消滅。
1929年4月，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斯大林對“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集體”進行了全面的批判，而布哈林則指責斯大林的政策意味著對托洛茨基的徹底投降，是瓦解工人階級與農民的結合。布哈林的講話以及聯共(布)中央四月全會的大部分速記沒有在1929年公布，后來也未公布。斯大林的講話甚至沒有全文發表，而是從中刪去了相當大批判布哈林及其綱領的部分，20年后發表在《斯大林全集》第12卷中。斯大林害怕與布哈林公開論戰，表現出對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綱領能否站住腳缺乏信心。
但是此時，布哈林所代表的、被托洛茨基諷刺為蝸牛爬行的“民粹式”社會主義道路，在蘇聯已經不可能實現了，消滅“資產階級”小農的戰役一旦打響，就已經沒有退路。1928年布哈林曾建議從國外進口輕工業和糧食，不采取非常措施，可能危害要小一些。但是客觀條件是，西方的貸款太少，蘇聯的出口資源不足。由于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恰在此時爆發，西方市場上原料價格急劇下跌，蘇聯每得到一臺機器，就要比原計劃多出口1-1.5倍的原料和物資，而蘇聯的農業總產值卻在下降。今天的俄國歷史學家披露的材料說明，“在1930-1932年的短時間內，斯大林幾乎成了一位商人，為了從國外買到機器，他需要出售一切可以出售的商品，而當時的蘇聯能夠出售的商品只有糧食。斯大林可以從農民那里弄到糧食，但又不能把糧食分給饑荒的人們，因為這些糧食都是為了履行與國外簽訂的合同而征集的。”，“當我們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通信時，可以看到其中充滿了他們對未來的憂慮與不安。他們像一個公司的老板，總擔心公司因資金不足而隨時倒閉。有人認為斯大林更像冒險主義者，他并沒有計劃好一切。這種觀點部分是正確的，但不能就此而指責斯大林沒有考慮周全，斯大林實際上已經制定了一套國家現代化和工業建設的方案。問題是1929年12月，斯大林卻突然對‘方案’做了重大的改變，變化最大的是大幅度提高了向農民征集糧食的數量。”“那么在1929年后半年到底發生了什么呢?我第一次驚奇地注意到，1929年美國發生了經濟大蕭條，世界市場的糧食價格急劇下跌，斯大林制定的國家現代化和工業計劃是緊密相連的，糧食價格的下降使得他不得不改變原來的計劃。這是斯大林的悲劇，也是我們國家的悲劇。斯大林已經無路可走，他開始感到恐慌，預感到不幸的事情發生。他決定進行一個后來產生了悲劇性后果的大躍進，結果發生了1932-1933年的大饑荒。”在這個意義上，除了作為蘇聯加速工業化的慘痛代價，蘇聯三十年代的大饑荒也是西方經濟危機的一個延伸與后果，——這一點也是需要重新建立理解的。
斯大林最終完成的是現代主義意義上的工業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合，而這種民族主義的催化劑卻是日益逼近的戰爭威脅，斯大林準確地預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將是蘇聯作為國家的生死決戰，這是蘇聯必須不顧一切完成工業化的決定性力量。而促使他在左右搖擺之后，最后走上這條激進的不歸路還有對工業主義的現代化大農業的信仰，即放棄了布哈林由小農經濟自然長成社會主義的構想，轉而用國家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的大農場來取代小農經濟。斯大林用高壓實施強購糧食的措施，并第一次明確提出發展農村集體農莊的設想，認為蘇維埃制度是不可能建立在兩種不同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即：聯合的社會化的工業和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個體小農經濟。因此，必須逐步而又堅定不移地把出產商品最少的個體農民經濟聯合為出產商品最多的集體經濟，聯合成為集體農莊。必須使全國布滿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這標志著黨的農業政策的重大轉折。這也標志著斯大林開始在農業政策上實施托洛茨基主義，即要對農業不惜代價實現其現代化工業主義的轉變。對此，1929年11月斯大林在《大轉變的一年》中展望道：
現在瞎子也看得見，如果不向農村資本主義分子進攻，如果不開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運動，我們今年既不會有今年糧食收購方面所取得的決定性勝利，也不會有已經積蓄在國家手里的幾千萬普特常備糧。
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肯定地說，由于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運動的發展，我們正在完全擺脫糧食危機，或者說已經擺脫糧食危機。如果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運動更加迅速地發展下去，那就沒有理由懷疑，再過兩三年我國就會成為糧食最多的國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糧食最多的國家。
今天我們已經知道，緊貼著斯大林宣布的美好愿景，卻正是蘇聯歷史上空前的三十年代“大饑荒”，構成了對蘇聯工業化模式的極大挑戰。那么，這場“大饑荒”背后的歷史根源究竟在哪里?究竟是亞細亞封建專制主義的必然后果，還是農業工業主義(資本主義)發展專制邏輯的代價?這是今天需要重新探究的歷史與現實的深重課題，是我們今天重訪這段歷史的使命。而正是憑借著這種“鐵腕”工業化的過程，蘇聯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沒有外援的嚴重危機情況下，頂住了德國納粹鐵騎長驅直入的強大攻勢，扭轉了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役的被動局面，并成為戰勝法西斯最重要的力量，這一史詩般的過程同樣是殘酷與充滿了犧牲，這種殘酷究竟該如何在一個更深刻的歷史的視野中去理解呢?
我們還需要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斯大林對中國的建議。1950年前后毛澤東訪問蘇聯，曾與斯大林就土改中的富農問題交換意見，斯大林向他的建議就是：不要向富農宣戰，要把分配地主土地與分配富農土地分成兩個較長的階段來做，在法令上不肯定農民分配富農土地的要求。斯大林的建議對于毛澤東有重要影響，在蘇期間，毛澤東致電劉少奇將新區土改征糧指示草案中的涉及分配土地部分暫緩發表。訪蘇回來后，毛澤東指示要防止土改中的過左傾向，并幾經黨內黨外討論，最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中做出保存富農經濟的決策。
最后花一點的時間回到中國的大饑荒問題。其實，從1951年起，毛澤東就已經在思考一種不同于蘇聯強行全盤集體化道路的新的農業合作方式，這種方式是以土地入股、統一經營基礎上的初級合作社，即在生產工具沒有變革的條件下，也即是在沒有工業支持的農業機械化條件下，先通過組織起來的方式提高糧食產量，同時避免階級分化，即避免資本主義過程中必然發生的漫長而痛苦的剝削過程，并以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作為促進國家工業化的基本要素，這是走向農業社會主義化的過渡形式，帶有社會主義的性質。
1953這一年，類似于蘇聯的1929年，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既是抗美援朝取得勝利的一年，也是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一年。由于1953年上半年糧食供應全面緊張，十月全國糧食緊急會議上提出：“從根本上找出辦法來解決糧食問題，是全黨刻不容緩的任務”。陳云在會上有一著名的比喻，他現在挑的是一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后面是黃色炸藥。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都要波動;采取征購的方法，農民要反抗，兩害相權取其輕，選擇農村征購、城市配售，危險性會小一點。毛澤東特別委托鄧小平到會議上講話，中心就是糧食問題與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關系。由此，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把農村經濟納入國家工業化發展的計劃經濟的軌道。毛澤東認為過渡時期社會主義體系的主體——國營工業，一翼——國家資本主義(私人資本);另一翼——農村的互助合作和糧食征購制。這是一條區別與于斯大林的路線，在抗美援朝取得勝利的前提下，中國面臨的外部壓力相比與1929年的蘇聯，緩解很多，這也提供了新的歷史可能性。但是，為什么中國還是發生了大饑荒，中國的大饑荒與蘇聯的大饑荒究竟有什么聯系與區別?是需要更深入去探討的。
這里只簡單提一點。人民公社制度設想一方面包括了工業在地化的鄉村社會重建的構想，但是同時也包含了對農業工業化的信仰，它體現在用工分制來代替家庭經營的方式，這是工業流水線的模式在農業中的體現。這樣的方式使得政策出現失誤的時候，農民沒有辦法自救。農業經營的家庭制取消，農民自救的渠道就會被破壞，這是產生大饑荒非常重要的原因。另外一個是官僚主義的問題，各地饑荒的嚴重程度是和官僚主義蔓延的程度成正比的。今天去探討大饑荒的原因，如果不能真正認識到對工業化農業的迷思、以及這種迷思的體制化是最深刻的原因，那么我們今天正在發生的這個城鎮化過程同樣會導致類似悲劇的重演，我們對大饑荒的反思并沒有真正完成。
謝謝!
來源：作者授權新浪歷史刊發，本文節選于作者在第十一屆“開放時代”論壇的發言，原標題為《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黨內路線斗爭與大饑荒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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