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嵩(1480-1567)字惟中，號勉庵、介溪、分宜等，江西新余分宜縣人。他是明朝著名的權臣，擅專國政達20年之久。清代文臣張廷玉主編的《明史》，將嚴嵩列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稱其“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
嚴嵩靠討好上司爬上高位
嚴嵩的父親是一個久考未成而又醉心于權力的人，他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兒子身上，于是從嚴嵩年幼時就悉心的栽培、教導他。嚴嵩五歲在嚴氏祠啟蒙，九歲入縣學，十歲縣試拔擢超群，十九歲中舉。弘治十八年(1505)，嚴嵩二十五歲時，考中乙丑科進士，被選為庶吉士，后被授予編修，終于完成父親的心愿。然而正在嚴嵩雄心壯志的時候，他得了一場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在嚴嵩退官養病期間，正是宦官劉瑾權傾天下之時。正德五年(1510)劉瑾與其黨羽被滅后，嚴嵩北上順天(今北京地區)，正式復官。在此后的十多年內，嚴嵩先后在京師與南京的翰林院任職。
明世宗(即嘉靖皇帝朱厚熜，1507-1567)在位中后期，沉迷于道教，好長生不老之術，對政事漠不關心，朝中事務皆交由朝臣處理。禮部尚書夏言得到世宗的寵信，又是嚴嵩的同鄉，于是嚴嵩拼命討好夏言。在夏言的幫助下，嚴嵩一步步爬向高位。
嘉靖十一年(1532)，嚴嵩升任南京禮部尚書，兩年后改任南京吏部尚書。(明朝將北京作為首都后，在舊都南京也設六部，稱南六部，另有一套職官，但又不全置，其職權遠不如北京六部。)
嘉靖十五年(1536年)，嚴嵩赴京朝覲考察，被明世宗留下，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由于世宗對議禮的重視，禮部尚書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顯赫，往往成為進入內閣的階梯。嚴嵩和世宗的接觸開始頻繁起來。于是嚴嵩抓住這個機遇，想方設法討好世宗。而夏言因反對世宗沉迷道教，漸漸不為世宗所喜。有一天，世宗將沉香水葉冠賜予夏言、嚴嵩等大臣，夏言并不戴上;但嚴嵩每次出朝都會戴此冠，還特地用輕紗籠住以示鄭重。世宗見狀，越喜嚴嵩而嫌夏言。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夏言革職閑住，嚴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仍掌禮部事。
嚴嵩入閣后，愈加討好世宗。明世宗崇道齋醮(“齋醮”為道教的儀式)追求長生不老，嚴嵩為了媚上，對這方面的事都是全力以赴地去做，不管花多大的人力、財力、物力，都在所不惜。其中單是營建齋宮秘殿，就有工場二三十處，役匠數萬人，每年的花費就有二三百萬兩白銀，而當時明王朝太倉每年的收入只有二百萬兩。
明世宗要齋醮禱祀，就要撰寫青詞。嚴嵩因善寫青詞而得寵。自他擔任首輔后，他經常在世宗左右，醮祀青詞。為了撰寫好青詞，他傾注了很大的精力，有時廢寢忘食，甚至在庚戌之變時，當俺答兵包圍了北京，并在城郊大肆殺掠的重要時刻，他竟不顧國家安危和百姓死活，還在專心致志地大寫青詞。特別當左諭德趙貞吉提出抗敵之策，在奉敕諭軍之前去謁見嚴嵩時，嚴嵩竟以正在撰寫青詞而托辭不見。可見在嚴嵩的心目中，青詞的位置遠在國家與百姓的安危之上。難怪人們嘲諷他是“青詞宰相”了。
嚴嵩掌管大權后大肆賣官鬻爵
嚴嵩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入閣，參與機務，前后達二十年。后來，嚴嵩年老，提拔其子嚴世藩為工部侍郎，協助他掌權。嚴嵩父子權傾天下二十年，一方面極力打擊和排除異己，另一方面，大肆賣官鬻爵，聚斂財物。
在嚴嵩一伙的把持下，“政以賄成，官以賂授。”如七品州判售銀三百兩，六品通判售銀五百兩;刑部主事項治元，用銀一萬三千兩就可轉任吏部稽勛主事;貢士潘鴻業用銀二千二百兩，就當上了臨清知州。武官中則指揮售銀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奪職總兵官李鳳鳴出銀兩千兩，起補薊州總兵;老廢總兵官郭琮出銀三千兩，使督漕運。
南京御史王宗茂在上疏彈劾嚴嵩時揭發：嚴嵩在吏、兵二部報請任命的官員中，每次從中選二十人，每人索賄數百兩黃金，讓他們自己挑選好的地方，結果導致文官武將都從嚴嵩門下而出。他還揭發：嚴嵩在遭人彈劾時，偷偷往老家運送財物，車上裝的珍寶數量極多，其中的金、銀人物大多高二、三尺，甚至連小便用的溺器也是金銀制做的。
嘉靖三十七年(1558)刑部主事張翀上疏揭發：戶部每年發放的邊餉，本來是供養軍隊的，自嚴嵩輔政以來，早上從戶部撥發出去，晚上就進了嚴府。真正用到邊防的只有四成，其它六成都送給嚴嵩了。我每次從長安街經過，看到嚴府門前無不是邊鎮派來的使人。這些人沒見到嚴嵩本人，就向嚴嵩的兒子行賄;沒見到嚴嵩的兒子，就向嚴嵩的親戚行賄。就連嚴嵩的親戚嚴年，其家產都超過幾十萬兩白銀，嚴嵩家有多少財產可想而知。據史書記載，單是嚴嵩的兒子嚴世藩，家產就有黃金三萬余兩，白銀二百余萬兩，珍寶等又值白銀數百萬兩。嚴世蕃甚至在家中的寶庫內狂妄大笑說：“朝廷無我富!”
嚴嵩父子索賄賣官，導致朝廷上下文武官員激增。明憲宗成化年間(1465-1487)，全國武職人員超過8萬，文職約2萬多，而到嘉靖年間，竟增加了好幾倍。
嚴嵩當政期間，不斷有人上疏彈劾，然而在明世宗的包庇下，都沒能扳倒嚴嵩。而上疏彈劾的官員，都遭到嚴嵩父子的迫害，輕者下獄，重者處死。
以嚴嵩為首的閣部諸臣，貪賄公行，侵吞國帑，結果是上行下效，從朝廷到地方的各級官員行賄送禮、貪污受賄，形成無法遏止的貪風，吏治越來越腐敗，明王朝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
嘉靖年年間，北方蒙古族的俺答汗部屢屢南侵，倭寇也在東南沿海不斷侵擾，但朝廷卻始終未能對其進行有效遏制，其根源就在于嚴嵩父子索賄賣官導致吏治日益腐敗。嘉靖三十七年(1558)刑科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說：“今邊事不振，由于軍困;軍困由官邪;官邪由執政之好貨。如不去嵩父子，陛下雖宵旰憂勞，邊事終不可為也。”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有山東道士藍道行以善于扶乩(即占卜問疑)聞名于燕京，內閣大學士徐階便將藍道行介紹給世宗。一日藍道行在扶乩時稱“今日有奸臣奏事”，剛好嚴嵩路過。世宗對嚴嵩父子日久生厭。最終，嚴氏父子的權勢被藍道行的幾句話推倒。嚴世蕃被判斬首，其父嚴嵩被抄沒家產，削官還鄉，無家可歸，兩年后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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