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慶東：新政協從哈爾濱開始

　　今年兩會，議程平穩，沒有出現太多的波瀾和驚悚的傳聞。孔和尚讀書備課之余，手捏一根馬迭爾冰棍，翻看哈爾濱道里區政協編印的《從馬迭爾到懷仁堂》。此書是介紹舊政協到新政協的演變的，圖文并茂，脈絡清晰，我們哈爾濱老鄉、著名作家、全國政協委員梁曉聲作的序。孔和尚邊看邊涌起思鄉之情，不由得開啟電腦，用一號字體打出個大大的標題：“新政協從哈爾濱開始”。

　　政協二字，本來就是國共合作的產物。當年抗戰勝利后，共產黨為打破國民黨一黨獨裁，要求國民黨承認其他黨派合法地位，成立聯合政府，遂提出召開“政治會議”。國民黨大概覺得“政治會議”分量太重，權力太大，由首席談判代表王世杰提出，加上“協商”二字，共產黨首席代表周恩來予以認可。于是，“政協”一詞問世矣。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飛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后來簽下“雙十協定”，確定了召開政協會議。中共特意聲明，停止軍事沖突，為政協召開之前提。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協在重慶召開。開幕之日，國共簽字停戰。可見，政協從誕生之日，就與中國人民的和平事業息息相關。

　　不過，由國民黨主持的小規模政協并未實現真正的民主。區區38位各方代表，雖然簽訂通過了諸多協議，但會場余溫未散，這些紙上的君子協定就逐一遭受破壞。國民黨主要領導人堅持獨裁、滅共和內戰，國民黨強行解散民盟，鎮壓學生運動，暗殺李公樸、聞一多，完全摧毀了政協結構。其倒行逆施，連國民黨內的溫和人士也不能容忍。這段政協歷史便是學術界所稱的“舊政協”時期。

　　在此局面之下，民盟等“中間黨派”，毅然站到了共產黨一邊。1948年1月，民盟領導人沈鈞儒等在香港宣布恢復民盟總部，與中共“攜手合作”。國民黨內部的民主派在香港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以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宣布贊成中共的新民主主義基本綱領。從少林寺到武當山，從明教到丐幫，都不想跟著國民黨混了。

　　毛澤東審時度勢，遍發英雄帖，邀請天下才俊到解放區共商建國大計。毛在電報中寫道：“會議名稱擬為政治協商會議，開會地點在哈爾濱，時間在今年冬季。”要知道當時三大戰役尚未進行，國民黨在軍事上還占據優勢，而我們看看毛澤東的胸襟，似乎三大戰役不過是小菜一碟，他已經開始張羅著“一唱雄雞天下白”了。

　　收到毛澤東的英雄帖，天下群豪紛紛響應。民盟、民革、民進、民促、民建、臺盟、致公黨、農工黨、救國會、三民會，還有一群“無黨派”，十八路煙塵七十二洞主，紛紛通電擁護共產黨，認為召開新政協“符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還致電毛澤東曰：“大計亟宜早定”。一個個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中共中央隨即決定，集合眾好漢，聚會哈爾濱，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為什么地點要定為哈爾濱呢？

　　哈爾濱在中國算不上歷史名城，乃是近代迅速崛起的國際性工商業大都會，無論生產規模還是繁華程度，都長期雄踞亞洲前列。中東鐵路縱貫，松花江橫穿，雖然那時候還沒有“大橋跨南北，油龍如穿梭”，但也是四通八達，百業繁茂。東北鐵路網之稠密，世界罕見。看過《林海雪原》或者《智取威虎山》的都知道，連“夾皮溝”那樣一個小山村，居然都有火車站。“汽笛一響，黃金萬兩”。東北幾個大城市經濟之發達，在偽滿時期，就超過了日本本土，所以成為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拼死爭奪之地。

　　早期中共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劉仁靜、瞿秋白、王燼美、鄧恩銘、劉清揚、周恩來、鄧穎超等，都曾途經哈爾濱去蘇聯開會，瞿秋白等人還留下了寶貴的描述哈爾濱文化的文字。從都市興起直到解放戰爭期間，哈爾濱未曾經歷過嚴重戰爭毀壞，美麗、高傲、貴氣、富饒。因為居住著十幾萬來自幾十國的僑民，整個城市的生活洋氣歐化，至今仍是全國人均消費之冠，但因為不是殖民地，又沒有某些殖民地城市的崇洋媚外。林彪羅榮桓率領的東北解放軍，經過夏季攻勢、秋季攻勢、冬季攻勢一系列連續艱苦而輝煌的作戰，已經建立了穩固的東北根據地，部隊擴大到百萬雄師，解放了東北140余座城市和90%以上地區。哈爾濱如眾星捧月，為眾城之首。國民黨只剩下長春沈陽錦州營口等十幾座城市。而中共東北局所在地哈爾濱，就成了共產黨手里最大的城市和最大的能源、物資根據地。毛澤東在七大就指出：“只要我們擁有了東北，那么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當然，其他根據地沒有丟，我們又有了東北，中國革命的基礎就更鞏固了。”

　　除了黨中央因為需要指揮解放戰爭而住在西柏坡之外，共產黨最強大的領導陣容都在哈爾濱。林彪、羅榮桓、高崗、陳云、彭真、李富春、林楓……這一串名字完全可以組成一個國務院。所以說，哈爾濱是當年共產黨的“經濟首都”。驅動新中國經濟的“三大動力”和新中國數不清的“第一”，從第一臺汽輪機、第一臺水輪發電機、第一臺拖拉機，到第一臺半導體收音機、第一臺模擬計算機、第一個弧焊接機器人，再到第一家電影院、第一個無線廣播電臺、第一個芭蕾舞學校……都是在哈爾濱誕生的。

　　1948年秋，周恩來親自指揮，護送大批民主人士穿過國民黨封鎖線，分期分批北上。很多“民主大佬”住在香港，就借外國客輪，走海路輾轉前往東北。中共派出大批優秀的干部和特工，負責接頭、聯絡、陪同、掩護等，開展了一場人類文化史上罕見的“人才大秋運”！

　　北上人員先后共有6批，從1948年秋延續至1949年春。本來都要集中到哈爾濱，但是戰爭形勢發展太快，在此期間，三大戰役已經打完，解放軍越戰越勇，橫掃千軍如卷席，國民黨精銳覆滅，奄奄待斃。長春沈陽、北京天津都已解放。所以有的代表到了哈爾濱又南下北京——當時還叫北平，后來幾批干脆直接去了北京。非常遺憾的是，本應成為新政協重要領導的馮玉祥將軍，由蘇聯前往解放區的途中，遭遇海難身亡。后來是其夫人李德全女士，帶著馮玉祥的骨灰盒回國，參加了政協。

　　到達哈爾濱的民主人士，統一住在遠東地區最豪華的俄式大酒店——馬迭爾賓館。馬迭爾一詞，在俄語中是“摩登”、“現代”之意。馬迭爾賓館位于哈爾濱道里區最繁華的中央大街中段，遠眺碧波蕩漾的松花江，背靠花木繁盛的兆麟公園。從宋慶齡、斯諾，到顧維鈞、李頓，許多中外名流曾在此下榻。馬迭爾賓館見證了哈爾濱和現當代中國的諸多歷史事件，至今仍是哈爾濱的著名景點。馬迭爾的食品也是名聞遐邇，吃過馬迭爾冰棍的哈爾濱人，再吃什么哈根達斯之類，便感覺味同嚼蠟。如今馬迭爾冰棍和秋林格瓦斯之類，都殺進了京城，可惜價格偏貴了。

　　首批民主大佬抵達哈爾濱后，中共頂尖領袖高崗、陳云親自到火車站迎接。東北局決定，對他們進行特別照顧和保護。每位民主人士配備一名警衛兼生活秘書，每人贈送一套馬列著作和最早版本的《毛澤東選集》，每人制作一件貂皮大衣——東北人民俗稱“貂兒”。伙食按照中央高級領導的標準。每人住宿單間，配備一輛轎車，并安排一位白俄老夫人負責房間衛生。此時的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還住在西柏坡的土炕上呢。按照今天“群眾路線”的標準，這種待遇確實非常奢侈了，甚至可說是世界上最尊貴的開會待遇了。但是我們要用歷史的眼光去看待歷史。那可不是和平時期普通的會議，那時戰爭尚未結束，國家尚未建立，不遠萬里，穿越炮火，從香港到哈爾濱來開會，是冒著生命危險的。中國共產黨要向跟自己同心同德的民主戰友，表達自己的一份誠摯的丹心，所以才如此破費。而大多數共產黨干部，卻是艱苦樸素，有的餐風露宿，有的還在浴血奮戰。而像江姐那樣的身陷囹圄者，竟然犧牲于五星紅旗已經升起在天安門之后。新政協的誕生，也是血與火換來的也。

　　民主大佬們入住馬迭爾后，致電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愿竭所能，借效綿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學習之余，東北局組織他們飽覽哈爾濱風光，坐“摩電”，逛秋林，過霽虹橋，看喇嘛臺，喝格瓦斯和啤酒，吃大列巴和紅腸。沈鈞儒白須飄飄，天天做養生操。章伯鈞不喜歡逛商場，專門逛舊書店，搜集古籍碑帖。而因淞滬抗戰而聞名的民族英雄蔡廷鍇將軍，不愛獨自出門，僅上街理發一次。

　　1948年10月21日，遼沈戰役進入后期，錦州已然攻克，長春在此日宣告和平解放。就在哈爾濱馬迭爾賓館會議室，高崗、李富春與民主人士舉行了第一次“新政協諸問題”座談會。這實際上就是新中國政協的開端。沈鈞儒指出：“舊政協是革命勢力與反動勢力面對面斗爭的會議。蔣介石毫無誠意，他放出通過政治協商以求和平的煙幕，爭取時間發動內戰。民盟為和平而奔走努力，結果不僅歸于徒勞，而且是上了一個大當。”譚平山說：“新政協不是舊政協的還原、恢復。”“為著爭取革命的提前勝利，是要大家多負責任的，而領導的責任，更不能不放在中國共產黨肩上，這是歷史發展上一種不容放棄的任務。”朱學范說：“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任何革命統一戰線也是不能勝利的。”看來共產黨已經是眾望所歸，責無旁貸了。

　　10月23日舉行了第二次座談會，11月15日舉行了第三次座談會。11月25日，就《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達成協議，確定共產黨等38個單位參加政協，會議地點在哈爾濱，條例由中共中央起草。

　　但是沒想到僅僅過了兩個月，淮海戰役、平津戰役接連勝利結束，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已經準備告別西柏坡，進北京“趕考”了。真可謂“計劃趕不上變化”，于是，新政協的會址，只好由經濟首都哈爾濱，南遷到政治首都北京，由馬迭爾，改到中南海了。

　　1949年2月25日，北京解放不到一個月，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數十人，身穿哈爾濱的貂皮大衣，由林伯渠陪同，自哈爾濱經沈陽、天津到達北京。到火車站歡迎的陣容極其強大：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薄一波、葉劍英、彭真，中共在京主要首腦全部出場。次日，黨政軍各部門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盛大歡迎會，民主人士120余人蒞會，會議持續4個半小時，氣氛熱烈。

　　此后便進入新政協的緊張籌備階段。1949年6月15日至19日，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解放半個月之后，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毛澤東、朱德、李濟深、沈鈞儒等7人致辭，然后分6組討論，此會為第一屆政協和開國大典之基礎也。討論中充分聽取了民主人士的意見。例如新中國的國名，兩派爭論激烈，一派主張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派主張叫“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毛澤東本來傾向于后者，他還喊出了“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萬歲”的口號。但是北大教授張奚若指出，“民主”一詞來自希臘語，與“人民”意思相同，人民已經包含了民主，二詞并用，等于疊床架屋，豈有名叫“人民共和國”卻不贊成民主的？于是最后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解放軍渡江之后的最大戰役——衡寶戰役尚在進行，林彪的百萬大軍正狂飆一般撲向白崇禧。初秋的北京城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與會代表662人，比國民黨主持的舊政協擴大了幾乎20倍。會議通過了一系列奠定新中國基石的綱領、草案、法規、宣言。選舉了63人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選舉毛澤東為第一屆全國政協主席。這就是新中國的法理源頭，也是新中國的程序正義的源頭。有人質疑說，共產黨沒有注冊，不合法。這種質疑不但是對法律的無知，更是對歷史的無知也。

　　新政協的召開，標志著中國人民找到并確立了嶄新的政治管理體制，中國人民走進了現代民主的新時代。60多個春秋過去了，新中國經歷了風霜雨雪，也有過天災人禍，但是這個國家從八國聯軍進北京的血泊中站起來了，從一窮二白的廢墟上站起來了，從“萬家墨面沒蒿萊”“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死水里站起來了。今天的中國，雖說仍然存在著種種問題，而且在前進的道路上又出現了新的問題，但再不是那個隨便任人宰割的積貧積弱的病夫之國，而是一個帝國主義處心積慮要污蔑要削弱要顛覆的蒸蒸日上的大國。對于政協和兩會，人民還有很多意見，孔和尚等閑人也經常要吐吐槽、挑挑刺，我們對中國的民主建設還有更高的時代要求。對于某些不夠敬業的、立場曖昧的、甚至人品可疑的兩會代表，孔和尚想說，讓我們想想那些政協老前輩吧。人家當年是冒著政治危險、生命危險去開政協的，有的翻山越嶺，有的涉海越洋，他們可不是為了那件貂皮大衣、不是為了吃兩頓國宴看兩場國劇，他們心里裝的是江山社稷，裝的是國家安危，裝的是天下太平，裝的是民族復興。

　　今年兩會期間，《人民日報》令人意外地發了幾句提醒兩會代表的箴言：“請記得，今天，你來到這里，是一種榮譽，更是一種責任。請記得，你不稱職，就意味著人民的缺席，你的失語，就意味著人民的沉默。”《人民日報》好久沒有出現如此給力的話語了。遙想那個春風料峭的日子，政協老前輩身穿貂皮大氅，胸懷建國策論，從千里冰封的哈爾濱，來到冰雪初化的中南海。豪雄云集，共商國是。什么叫意氣風發？什么叫天下為公？什么叫肝膽相照？什么叫榮辱與共？孔和尚戲用一句古語，正所謂：一根冰棍喜相逢，春風吹到處，歲歲雪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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