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時代是中國婦女解放的黃金時代

　　毛時代是中國婦女解放的黃金時代

　　——寫在2015年“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前夕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千百年來生活在中國社會最低層的廣大婦女獲得了翻身解放。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對中國婦女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貢獻。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了關于婦女解放的理論，成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在毛澤東等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的領導下和毛澤東關于婦女解放思想的指導下，解放以后，中國婦女的地位得到了極大提高，使毛澤東時代成為中國婦女解放的黃金時代。

　　在過去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中國婦女是受人壓迫和奴役的對象，她們沒有獨立的人格尊嚴，脖子上套著封建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四條繩索，恪守著“三從四德”的封建禮教，是受人欺侮、任人宰割的人下人。

　　早在1917年，毛澤東就認識到，婦女解放是一個社會問題，經濟關系則是男女不平等的實質。1919年11月，長沙青年女子趙五貞被父母強迫出嫁，反抗無效，在迎親花轎中用剃頭刀割破喉管自殺。此事發生后，毛澤東在12天半內連續發表9篇文章，指出婚姻問題是個社會問題，趙五貞之死根源于社會，并號召人們向吃人的舊社會發動進攻。他還強調經濟獨立和開放女子教育對于婦女解放的特殊作用。1918年4月，由毛澤東和蔡和森發起的“新民學會”首開在組織上突破男女界限先例，成為實現男女社會平等的典范，學會提倡男女平等，把婦女引為“同志”，湖南女校第一批就有7名女性入會。在70多名會員中，女會員就有19人，占1/4強，這就打破了歷史上禁止女性參與社會的陳規，為當時和后來組織婦女參與革命和建設奠定了基礎。正是由于毛澤東的宣傳和影響，湖南早期婦女運動步入全國前列。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將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納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軌道，從此，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緊密聯系在一起。毛澤東指出，中國婦女受封建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四條繩索的束縛，要沖破這種束縛，實現婦女的解放，必須與整個無產階級的解放相聯系。1938年11月，毛澤東在抗大女生大隊成立會上的發言中指出：“全民族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尤其是我們婦女同胞所受的壓迫尤甚;我們反對一切加于婦女的壓迫，尤其是仇恨日本帝國主義對于婦女的侮辱。我們抗日不僅為求民族平等，而且要在抗日戰爭中求得中國婦女的地位平等。”他還說：“婦女要求得解放，必須積極抗日，必須依靠婦女自己努力爭取權利。”正是在這一思想的引導下，中國婦女運動從單純的與男人作斗爭，從男人那兒爭取權力轉向投入到反帝反封建、反階級壓迫和剝削的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洪流中，使中國婦女成為反帝、反封建的一支強大力量。

　　1940年，毛澤東在延安“三八”節紀念大會上說：“婦女的力量是偉大的，我們現在打日本，要婦女參加，生產要婦女參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沒有婦女參加就不成功”。他還說：“假如中國沒有占半數的婦女的覺醒，中國抗戰是不會勝利的。”他還預言：“全國婦女起來之日，就是中國革命勝利之時。”

　　毛澤東認為，“只有當階級社會不存在了，笨重的勞動都自動化了，農業也都機械化了的時候，才能真正實現男女平等”。也就是說，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消滅了私有制和婦女普遍參加社會勞動之后才能逐步實現。在中國，這個任務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逐步完成。

　　毛澤東非常重視培養婦女干部。他指出，“沒有一批能干而專職的婦女干部，要開展婦女運動是不可能的”，因而要“培養大批有理論武裝的婦女干部，而且要培養大批做實際工作的婦女運動的干部”，通過他們去貫徹黨和政府關于婦女工作的方針政策，率領廣大婦女肩負建設國家的重任，使婦女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為社會多做貢獻。正是在毛澤東這一思想指導下，在中國革命的各個時期，我們黨都非常注重培養婦女干部。如北伐期間舉起各類女子學校和訓練班、講習所;大革命期間陸續派了一些婦女干部(如蔡暢、向警予等)到蘇聯學習;在蘇區，建立各種婦女組織，培養婦女干部;抗日戰爭期間，除在抗日軍政大學培養婦女干部外，八路軍、新四軍以及各根據地抗日民主政府創辦的軍事院校、黨校和專業學校都有很多婦女在其中學習。在延安還有一所專門培養婦女干部的學校———中國女子大學，這所學校是在毛澤東的倡議下創辦的，毛澤東要求：“女大不僅要培養大批有理論武裝的婦女干部，而且要培養大批做實際工作的婦女運動干部。要準備到前線去，到農村、工廠去，組織二億三千五百萬婦女參加抗戰”。此外，各抗日根據地各級婦救會、婦女會等組織開辦的短訓班，也培養造就了一支規模相當可觀的農村婦女干部隊伍，成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及建國后黨所信賴和依靠的婦女工作大軍。

　　在中國革命的各個時期，毛澤東都非常重視保護婦女的權益。例如，在他1922年親自參加起草的湖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的決議案中，即包括有“關于勞動婦女之決議案”，規定要特別保護勞動婦女的權益，使她們與男子有平等的待遇，各級工會要有女會員，工會一切會務要讓女會員參加等。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開的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體現男女平等原則的大法，該憲法大綱的頒布使婦女們在政治上和男子一樣得到各種權利，婦女有參加各種群眾團體如工會、貧農團、互濟會等組織的權力，還有參加革命戰爭、生產勞動等權力;婦女們在經濟上獲得獨立，并獲得了婚姻自主的權力。1931年11月28日，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并頒布了婚姻條例，在蘇區內實行婚姻自由，廢除一切包辦、強迫的買賣婚姻，禁止蓄帶童養媳和奴婢，實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等。

　　建國后，毛澤東更加重視婦女的權益，讓她們參加到公共事業和國家管理中去。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頒布了憲法和一系列法律、法規，明文保障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及家庭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一切權利，婦女成了國家主人。第一屆政協《共同綱領》制訂了男女平等有關政策。1950年5月《婚姻法》強調，實行一夫一妻，男女平等，戀愛自主，婚姻自由，取締娼妓和童養媳制度。1953年2月《選舉法》規定，“婦女有與男子同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1954年頒布實施的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又進一步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橐觥⒓彝?、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這部《憲法》還明確規定，在生產勞動中“必須實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則”。這些從根本上解除了歧視婦女和買賣婚姻等封建傳統給婦女造成的苦難，改變了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

　　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隨著婦女參與社會生活的范圍日益擴大，毛澤東提出要努力提高婦女素質，認為“沒有掃除文盲，沒有進小學、中學、大學，婦女還不可能徹底解放。”在毛澤東這一思想鼓舞下，20世紀50年代我國婦女曾出現了脫盲熱，婦女識字班、夜校直到夜大學比比皆是，層出不窮。為鼓勵婦女提高社會參與層次，毛澤東還鼓勵婦女：“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志能辦到的事，女同志也能辦得到。”1956年10月，毛澤東在和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談話時曾指出：“在中國，參加政府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工作的婦女畢竟是少數……我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女同志占17%。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個中央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中女同志占20%。”“將來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樣，各占50%。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過了男同志，也沒有壞處。”在那個時期，中國曾經實現了“縣縣都有女縣長，鄉鄉都有女鄉長”的發展目標，形成了50年代婦女參與政治的高潮。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婦女的聰明才智極大地釋放出來，她們以主人翁的姿態積極地投身于火熱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廣大女工學文化、學技術，爭做技術革新能手;農村婦女踴躍參加種田、開荒和興修水利等農業生產勞動。大批婦女擺脫了文盲，很多婦女成為各個行業的英雄模范。中國婦女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生力軍，成為創造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偉大力量，在工農業生產、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各項事業中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婦女能頂半邊天”成為中國婦女揚眉吐氣的口號。因此可以說，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在婦女解放上的進步是翻天覆地的，在短短二十多年里就取得了西方國家用了幾百年時間才取得的進步。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婦女的政治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其最顯著的標志是新中國成立后培養起的一大批婦女干部陸續走上了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崗位。特別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女性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曾占到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總數的12.9%：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中，女性曾占到24.6%。(詳見附表一、附表二) 這是建國六十多年來中國婦女政治地位最高的時期，此后就再也沒有達到過。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說，毛澤東時代是中國婦女解放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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