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知青一代”，指的是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中期出生的一代人，也就是所謂的“老三屆”和“新三屆”，即1966~1968年間的高中、初中和小學應屆畢業生，特別以其中的城市人群為代表。限于主客觀條件，本文主要談“紅衛兵—知青一代”的知識分子群體。
迄今為止，在近半個世紀的歲月里，“紅衛兵—知青一代”在多個歷史時刻一而再、再而三地扮演了特殊的歷史角色，多次成為歷史的亮點，從1960年代(文革初期)到1970年代(四五事件)，再到1980年代(啟蒙運動)，直至今日，從而顯著地區別于他們之前、之后的其他世代。
這里的“代”或“世代”(generation)，并非指一般以二三十年為間隔、自然延續的祖—→父—→子的代際劃分，而是指分享著相似的成長經歷和時代精神的年齡段相近的人群，西方社會理論稱為“文化世代”(cultural generation)。“文化世代”以重大社會事件或歷史運動為代際劃分的標記，例如中國近代以來的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等。因此，有時屬于某一自然年齡段的人物，卻可能具有上一個或下一個“文化世代”的典型特征。
“文化世代”是觀察歷史進程、剖析社會變遷的重要角度。中國最早選取這個角度的是魯迅。據馮雪峰回憶，魯迅晚年曾打算寫一部關于四代知識分子的長篇小說，從一個讀書人的大家庭的衰落寫起，以此反映中國近60年來的社會歷史。這四代是章太炎一代，魯迅一代，瞿秋白一代和馮雪峰一代。文革結束后，著名思想史學者李澤厚區分了六代知識分子，在魯迅擬講述的四代之后，又提出了“解放的一代”和“紅衛兵的一代”。
未來一二十年，將是“紅衛兵—知青一代”在公共領域的最后一個——從某種意義上講，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歷史階段。本文打算在李澤厚的基礎之上，從“文化世代”的角度，以知識分子為焦點，透視這一代人的生平和性格思想。
這應該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
五代人：從曾國藩到毛澤東
宏觀地看，迄今為止，我們仍處在近代以來的歷史大周期內，因為近代以來，“應對西方資本挑戰”這個總主題始終沒有完成，始終沒有改變。
晚清以來，面對這個挑戰，曾國藩（生于1811年，下同）、胡林翼（1812年）、左宗棠（1812年）、李鴻章（1823年）等“洋務一代”，提出的第一種應對方案是“中體西用”，其實質就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擴張到東亞的時代，以傳統皇權—官僚階級的制度文化吸納、統攝、駕馭西方近代科技和工業文明——這是一項既空前也絕后的歷史任務。面對西方挑戰，“洋務一代”的感受是十分沉痛的。胡林翼目睹西洋火輪溯江而上，迅疾行駛，曾變色嘔血，幾至墜馬，不久即死于軍中。李鴻章則將西方挑戰概括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曾、胡、左、李等均接受了完整的傳統儒家教育，身處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所造成的內憂外患的局面中，從科舉士子進身為封疆大吏。他們的“中體西用”方案如獲成功，將是自西漢董仲舒、北宋程朱以來，儒學的第三次大綜合，東亞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也將改寫。但是，甲午戰敗斷送了這一綜合的嘗試，也使中國古典文明趨于解體，由此引發了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
康有為（1858年）、梁啟超（1873年）、譚嗣同（1865年）等“戊戌一代”，與孫中山（1866年）、黃興（1874年）、蔡元培（1868年）、章太炎（1869年）等“辛亥一代”年齡相近，他們同樣在洋務運動的時代環境中成長，初步學習了西洋科技知識和政治學說，并共同受到甲午戰敗的強烈刺激。只是由于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應對方案，即改良與革命，并且由于歷史變革的進程總是先吃藥(保守療法)、后開刀(激進療法)，先改良(體制內調整)、后革命(體制外造反)，因此，“自然世代”相同的人群便分別屬于前后不同的“文化世代”。但是，“改良”和“革命”卻殊途同歸，都是無果之花——“戊戌一代”的變法不過百日，“辛亥一代”在革命成功后也迅即被邊緣化。兩個文化世代都未能成功建立攘外安內的有效模式。
依托少數精英的方案——不論是封疆大吏(洋務)，還是科舉士子(戊戌)或留學生(辛亥)——不能奏效，動員廣大群眾的方案便呼之欲出。而要執行這樣的方案，首先必須進行意識形態動員，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便成了中國現代史繞不開的下一個環節。
陳獨秀（1879年）、魯迅（1881年）、李大釗（1889年）、錢玄同（1887年）等“五四一代”，成長于清末新政的開放環境中，大多有留學日本的經歷，學兼中西。他們面對辛亥之后、民國初年的社會政治亂相，痛感于換湯(制度)不換藥(人心)的現實，致力于對人心、意識、國民性的根本改造。這種對國民的意識形態動員，影響了他們之后的“革命一代”，即毛澤東(1893年)、蔡和森(1895年)、周恩來(1898年)、瞿秋白(1899年)、彭湃(1896年)等早期共產黨人，他們的確是“五四一代”的繼承者，是“五四之子”——1971年11月，暮年的毛澤東在一次座談會上仍然說：“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圣人……我算賢人，是圣人的學生。”
“革命一代”早年接受新式教育，成長于民國初年的亂世，在五四時期的各種思潮中探索，并身體力行。這是真正原創性的一代，只有他們才建立了有效模式：列寧式政黨、暴力革命、農村包圍城市、統一戰線等等。毛澤東等作于東南，成于西北，先在江西，后在陜北建立了新國家的雛形。他們從無到有、開天辟地、文韜武略。正是通過“革命一代”創建的模式，中國才走出了近代困境，實現了國家獨立和統一，建立了現代國防和工業體系。晚清以來，幾代人一直在摸索應對挑戰的有效模式，洋務、戊戌、辛亥等均各領風騷、各具光彩，他們的摸索最終完成于“革命一代”，在他們手中開花結果。
“紅衛兵—知青一代”是怎樣問世的
“革命一代”之后，是魯迅打算寫的四代人中的最后一代，以馮雪峰(1903年)為代表。馮年齡較大，屬于“文化世代”偏離“自然世代”的典型個案。這一文化世代大多出生于20世紀10~20年代，主要在19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左翼文藝、九一八事變和一二·九運動的影響下接受教育，走入社會，經歷了抗日烽火，思想普遍左傾。他們屬于“抗戰一代”，許多人成為上一代所創建的中國革命模式的追隨者。
再下一代主要出生于1930~1940年代，在中國革命走向全面成功的時代氛圍中成長。這是李澤厚(1930年)自己所屬的一代，即“解放一代”，按他的描述，這一代“絕大多數滿懷天真、熱情和憧憬接受了革命，他們虔誠馴服，知識少而懺悔多……作為不大”。尤其是在建國之后，這一代知識分子全身心投入到革命政權的事業中，成為上層建筑、國家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
總體上看，“洋務一代”最大限度地開掘儒教中國向近代轉型的可能性。而洋務運動的失敗，則使中國社會的心理和思想迅速激進化了。此后，從改良到革命，從中上層主導的政治革命到自下而上的社會革命，逐級遞進。“革命一代”創建模式，取得政權，而與此同時，也日益回復到傳統儒家外加斯大林主義的治理模式。國家機器滑向官僚政治，官僚政治逐步保守化。“革命一代”創建的模式日益成為壓抑的體制。而在他們之后的兩代人，無論是“抗戰一代”還是“解放一代”，大多都是“革命一代”的追隨者、“革命模式”的接受者，因此也都沒有能力應對這個問題。
毛澤東當然是例外，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超越了作為同輩戰友的“革命一代”。為徹底改造國家機器，他鼓動群眾造反，發動文革。毛澤東希望：一方面避免歐美多黨競選的資產階級民主，另一方面又能克服蘇聯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政治，設想用體制外周期性的大規模群眾運動(“過七八年又來一次”)，來矯正單一政黨長期執政的弊端。文革的初衷，本來是發動基層群眾，包括青年學生，對執政黨和政府進行批判、監督和吐故納新。問題背后的實質則是：在現代化過程中，由于生產的社會化和教育的普及，普遍參與政治的權利訴求不斷增長，必然與傳統的社會治理方式相沖突。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也是不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西方國家還是東方國家，都必然要遭遇的問題。
毛澤東的召喚隔代傳遞，在正值青春期的中學生那里得到最熱烈響應。1966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指導“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5月29日，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即由清華附中高二學生發起成立。“紅衛兵”一詞的作者是張承志(1948年)。這一代人，正處于自我意識和社會意識形成或萌芽的幼稚時期，便遭遇中國與世界政治的大問題，大字報、大辯論，造反、串聯，秩序瓦解、權威掃地，而形成了一種大視野的問題意識以及狂放不羈、敢想敢干的性格特征。據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回憶，毛澤東有一個非常個人化的想法，就是認為蘇聯變修，原因之一是由于親眼見過列寧的人太少。所以，1966年8月~11月，73歲的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其總數達1200萬人次。他跨越幾代人，同青少年紅衛兵攜手，以期共同推動歷史的進步。
與此相對照，他昔日的戰友們，老一輩的“革命一代”，從戰爭到建設，從鄉村到城市，曾所向披靡。但是，當他們突然與改造國家機器的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特別是與青少年紅衛兵相對峙的時候，幾十年來行之有效的“模式”失靈了。劉少奇(1898年)、鄧小平(1904年)、周恩來(1898年)、陶鑄(1908年)在1966年7月底都曾先后很無奈地說過：“老革命遇到新問題”，而這句話，據陶鑄說，是一個“中學生小姑娘”講的。
文革從1966~1967年的大民主、奪權和武斗，到1967~70年的收縮和軍管，經歷了放—→亂—→收—→死的全過程，最后做成了一鍋夾生飯。對于劉、周、鄧、陶等“革命一代”來說，文革固然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其實對于毛澤東本人，又何嘗不是!因此，面對混亂形勢，1968年夏，毛澤東親手終結了紅衛兵運動。該年底，1966~1968年的三屆初高中畢業生近200萬人，離開城市，上山下鄉。
“革命”與“啟蒙”的雙重經歷
“革命一代”曾經在理論上和實踐上解決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包括目標，也包括路徑。由于傳統模式在文革初期失靈，而文革又未能取而代之，創建新的有效模式。因此，相隔幾十年后，“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再度提出。
重新面對“中國向何處去”問題的不限于“紅衛兵—知青一代”，但以這一代人的探索最集中、最大膽。文革初期，政治雷霆曾擊中他們，使他們政治早熟。以后，下鄉插隊或進廠做工，又使他們得到底層的經驗和技能，時刻校正著他們的書本知識。總之，一方面是政治早熟，另一方面是底層磨煉，使他們成為近代以來獨具特色的一代知識分子。
因此，文革高峰期過后，“紅衛兵—知青一代”開始獨立的思想摸索。首先是讀書，以李零(1948年)在插隊時期為例，他自述說：“我第一次系統閱讀馬恩列斯毛魯是在這一時期。聯共黨史、中共黨史、國際共運史、文革中的首長講話和各種資料，第四國際資料匯編，以及右派言論等等，從伯恩施坦到考茨基，從托洛茨基到布哈林，還有鐵托、德熱拉斯、盧卡奇、阿爾都塞、索爾仁尼琴等等，那是什么‘反動’看什么。”
在思想的表述方面，較有影響的是張木生（1948年）。他撰寫的《中國農民問題學習——中國體制問題的研究》在知青群體中輾轉傳抄，爭論不休。據定宜莊的《中國知青史》介紹，這篇洋洋3萬字的長文，從反思斯大林模式，講到中國農業現狀和城鄉差別，最后寫道：“包產到戶證明了一點，農民能夠增加產量。我們不拒絕更好的辦法，但這個辦法在哪兒呢?”其結論直接指向十幾年后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其實，結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1968年的政治引力場中一個20歲青年的大膽求索，是“紅衛兵—知青一代”桀驁不馴、膽大妄為的性格。
理論探索需要更多的知識和學術積累。與之不同，感性的文藝直抒胸臆，在年輕一代手中更早便成熟了。在這方面，郭路生(1948年)是代表。與上一代，例如建國后郭小川(1919年)、賀敬之(1924年)奠定的宏大敘事的政治抒情詩傳統不同，郭路生開創了個人化的詩歌寫作傳統，剛一問世，就給同輩人以刻骨銘心的感受，使他們多年后仍記憶猶新。例如，李零是1968年在花園村，北島(1949年)是1970年春在昆明湖船頭，張郎郎(1943年)是在1970年代初的河北獄中……第一次聽人朗誦郭路生的《相信未來》。這首詩表達了一代人的心聲。北島后來說：“中國向何處去?我們以往讀書爭論，有過懷疑有過動搖，但從未有過這種危機感——如臨深淵，無路可退。”高峰期過后，文革處在進退維谷的困境中。這種迷茫、幻滅和沒有出路的感覺，正是年輕一代的時代感受，對于他們來說，傳統已經塌陷，當下沒有出路，能夠寄予希望的只剩下“未來”。
從思想邏輯上看，“紅衛兵—知青一代”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革命，改造舊的國家機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按正宗的文革理論，這是中國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最高階段。二是啟蒙，在文革高峰期后，經過懷疑和動搖，年輕一代紛紛另辟途徑。而不論張木生的包產到戶，還是郭路生的個人化寫作，在集體與個人、國家與市場、體制與自由……的價值天平上，他們的取向已明顯地偏于后者，這正是啟蒙主義的價值觀。
1990年代結果
李零說：“80年代開花，90年代結果，什么事都醞釀于70年代。”這一代人在1970年代的思想和文藝活動大多處于“地下”：“地下詩歌”、“地下沙龍”、“地下畫展”，還有種類繁多、輾轉流傳的手抄本。這些思想和文藝活動，只是到了1970年代后期，由于時代轉折的機緣才得以公開表達：這就是“四五運動”、“西單墻”、《今天》雜志、“星星畫展”等等，它們為結束文革和改革開放準備了輿論基礎——改革開放這一重大歷史轉折，仍然由那些具有原創性的“革命一代”如鄧小平等主導，并非偶然。可以設想，如果當時不是他們，而換作他們之后的一兩代人長期主政，那么中國很有可能落入一個呆板的“勃列日涅夫時代”。
進入1980年代，“紅衛兵—知青一代”仍主要走在“啟蒙”的路線上，朦朧詩、傷痕文學、文化討論等文藝運動和思想運動，無非是對文革、毛時代、傳統文化和歷史的批判和顛覆，而倡導個性、自我、寬容、自由等價值。另一方面，在經濟學領域，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則是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出謀劃策，會議發起者，也同樣是這一代人。從文藝、哲學到經濟學，貫穿1980年代的“啟蒙運動”，客觀上為1990年代的市場經濟奠定了價值觀的前提。
然而，從總體看，無論是“革命”，還是否定“革命”的“啟蒙”，都并非這一代的原創——早年的“革命”來自晚年毛澤東，隨后的“啟蒙”則來自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主流思想。因此，在相繼經歷了“革命”和“啟蒙”這兩個階段之后，“紅衛兵—知青一代”必然會有一個綜合性的，或者說，否定之否定的原創性的合題。
1980年代末的國內外重大事件，包括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動蕩和解體，冷戰結束的歷史大變局，提供了一個契機。何新(1949年)在“八九”之后同各國記者、外交官和經濟學家進行了一系列對話，系統地表達了他的理論思考。何新認為：在當今的國際戰略環境中，“民主”并非一個單純的價值問題，而是國與國戰略斗爭的一種手段；20世紀的社會主義制度，是落后農業國以國有制形式，將國家經濟政治力量集結為一個強大聚合體，以對抗先進資本主義工業強國的一種特殊的現代化模式;世界經濟結構和關系并不合理，國與國之間并不存在和平與發展的平等機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富裕恰恰倚賴于第三世界的貧窮;從全球資源、環境、人口等因素著眼，世界性的社會主義前途是一條通向歷史正義之路。這些觀點，在1990年代后期逐漸成為“常識”，但公允地說，它們的確是由何新在“八九”之后首先系統論述的。
何新的生平和性格在“紅衛兵—知青一代”中頗具代表性。文革初期造反、串聯，之后到北大荒建設兵團，務農做工，其間流浪、讀書、寫作并被關押批斗，在思想上也同樣經歷了從“革命”到“啟蒙”的過程。與眾不同的是，何新較早擺脫了“啟蒙”路線，又沒有簡單回到“革命”立場，而是將以往的知識、理論在1980年代末的大變局背景下加以綜合，在后冷戰時代較早地形成了一種新國家主義的論述體系。這是“紅衛兵—知青一代”真正原創的成熟理論。從學科角度看，何新以政治經濟學為主軸，匯聚和概括了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國際關系學、文化理論和思想史等眾多學科，形成了一種綜合性的“社會科學”。這種社會科學，對于所面臨的每一重大課題，總是能夠立體地、多維度地給予解答和說明，從而在深度和廣度上大大優越于單一學科的成就。
何新的觀點立場使他成為中國思想界從1980年代向1990年代過渡的樞紐式人物，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預告了中國1990年代中后期出現的民族主義、新左派和非主流經濟學等思潮。
其實，作為一個“文化世代”，在思想理論層面，也只有經過了1980~1990年代的過渡，“紅衛兵—知青一代”才真正成熟。其原因，除了歷史變遷的周期外，也是由于這個時期，正是他們年屆40歲——古代中國所謂“不惑”、古代希臘稱為“鼎盛年”的時候。正是在這時，他們才開始獨立地表述成熟系統的思想，而不再依傍前人，或借助西方。
在思想歷程外，性格因素同樣重要。何新自述，1980年代與某學者因著述而爭議，便寫信極盡刻薄挖苦之能事，并夾寄“衛生紙包裹仁丹數粒”(“仁丹”為隱語)。另據社科院人員回憶，某學者著文批評何新的“常識性錯誤”，何遂致函，自稱是“業余拳擊協會會員”，威脅要“練上一百回合”。這種表現也許比較極端，但相當有代表性。早年在“亂世”中造反、串聯、大辯論、大批判以及底層經歷所造就的性格特征，實際上成為他們許多人在思想理論上縱橫無忌的人格基礎。也許這不是巧合，中國國勢在毛時代曾臻于極盛，同時也面臨文革所提出的國家機器異化的問題。后文革時代，中國問題并未真正解決，需要思想理論的艱苦探索，需要顛覆、反叛、改造現有國際國內模式和成規。這一任務，也許不是一個溫良恭儉讓的文化世代所能勝任的。
結語
“紅衛兵—知青”之后，是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出生的“后文革一代”。這一代人大多沒有上山下鄉的磨煉，且在文革后接受了較正規的中學和大學教育。從整體看，盡管他們有著更好的學術訓練并且正當盛年，但是，在思想視野和理論架構上，他們至今仍未超越“紅衛兵—知青一代”。這表現在幾乎所有學術思想領域。這似乎表明，“紅衛兵—知青一代”的歷史使命尚未完成。而且，從自然年齡看，他們也還有一二十年的完整周期。還有時間，希望他們有更出色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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