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官場貪腐

　　大家看了中紀委網(wǎng)站刊發(fā)的文章《大清“裸官”慶親王的作風(fēng)問題》，都知道清朝后期非常腐敗。實際上，早在清朝前期的所謂“康乾盛世”，官場貪腐就已經(jīng)十分嚴重。

　　“康乾盛世”，又稱“康雍乾盛世”，是中國清王朝前期統(tǒng)治下的盛世，同時也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個盛世。“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亂，止于嘉慶元年(1796年)川陜楚白蓮教起義爆發(fā)，持續(xù)時間長達115年。在此期間，社會穩(wěn)定，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人口增長迅速，疆域遼闊，是清朝統(tǒng)治的最高峰。因此，中國大陸、臺灣等地的史學(xué)界及教科書中，將康、雍、乾時期稱為“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西方傳統(tǒng)史學(xué)界亦認同這種說法，或稱這段時期為“High Qing”，即清朝高峰時期。

　　然而，在所謂的“康乾盛世”，特別是康熙晚期和乾隆中后期，卻是官場貪腐十分嚴重的時期。

　　康熙帝，即清圣祖仁皇帝愛新覺羅·玄燁(1654 -1722)，他是清朝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1661年至1722年在位)，也是中國歷史上比較有作為的一位封建君主和政治家。然而，由于康熙帝提倡理學(xué)，標榜仁政，對官吏的貪風(fēng)由寬容演為妥協(xié)，導(dǎo)致吏治日益敗壞。

　　康熙帝曾公然提出：廉吏并非一文不取，火耗取一分即是好官。他實際上是公開準許官吏加派火耗營私。所謂“火耗”，就是對納稅人向官府交納的稅銀額外加成，歸州縣官吏私有，并向上饋送。由于加火耗已屬合法，其他各種名目的加派也就層出不窮。如官員過生日，官員的父母祝壽、生子生孫等，下屬都要送禮。甚至一位官員新到任，下屬都要向其送“安家費”和“見面禮。”大官對小官，小官對小民，層層刻剝，最后都加到廣大農(nóng)民的身上。康熙二十三年(1684)，山西地方加派的火耗，一兩就加到三、四錢。搞到后來，有的地方竟然將納稅人原本該交納的一兩稅銀，連同火耗和各種名目的加派，加派到三兩、四兩、五六兩以至十兩。

　　康熙帝晚年實行“寬政”，甚至對于證據(jù)確鑿的重大貪污案件也任意寬縱。康熙四十九年(1710)，御史參劾戶部堂官希福納等人侵貪戶部內(nèi)倉銀64萬余兩，參與貪污的官吏多達一百數(shù)十人。可是，康熙帝卻對近臣們說：“朕反復(fù)思之，終夜不寐，若將伊等審問，獲罪之人甚多矣。”最后，只將希福納革職，其余官員勒限賠完，免其議處。康熙帝寬縱官吏貪腐，雖然得以使各級官員上下相安，但是，與廣大人民間的矛盾卻日益激化了。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康熙帝病逝，他的第四個兒子——愛新覺羅·胤禛(1678—1735)繼承了皇位，即清世宗雍正帝。雍正帝即位后，就以雷厲風(fēng)行之勢，大力整頓吏治。

　　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雍正帝接連發(fā)布上諭十一道，歷舉官場各種積弊和各級官吏貪賄無能、華而不實，一再告諭澄清吏治。接著，他罷免了各省巡撫中的多名貪黷和庸懦不勝任的官員，又對朝中各部的官員進行裁簡。針對康熙年晚期各地歷任官員侵貪肥私，所報積貯錢糧多有虛額虧空的情況，他在全國開展了清查錢糧的行動，要求各省巡撫：凡有虧空，必須在三年之內(nèi)如數(shù)補足，但不得苛派民間;如限滿不完，從嚴治罪;三年補完之后，若再有虧空者，決不寬貸。由于地方官員的軟抗硬拖，清查錢糧的工作前后用了6年多的時間才基本完成，而且也沒能完全補足積欠，但是，對官場侵貪的積習(xí)仍然給予了沉重的打擊，對整頓吏治來說，成效還是顯著的。此外，雍正帝還實行了“火耗養(yǎng)廉”制度，將過去的“州縣存火耗養(yǎng)上司”，改為“上司撥火耗養(yǎng)州縣”，這一制度實行后，雖然民間負擔(dān)的加耗仍然繁重，但對改變官場上下公開貪污的積弊還是有作用的。

　　雍正帝為了加強對各級官員的控制和了解下情，還特別制定了密折言事的制度。他要求朝中科道諸臣每日每人上密折，一折只言一事，無論大小，據(jù)實敷陳。地方官員布政使、按察使至道員、知府，軍中總兵、副將、參將等，也都可以密折陳奏。一切地方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屬員某優(yōu)某劣，營伍是否整飭，以至水旱天時，百姓生計等等都可密奏。寫密折不準與他人商量，內(nèi)容不準泄露，須官員親自書寫，直送京師，交雍正帝指定的幾個人，由其轉(zhuǎn)呈雍正帝閱看批旨。據(jù)說，給雍正帝寫密折的人有一千多人。雍正帝從密折察知各地政情，又設(shè)緹騎(偵探)秘密偵查官員言行，即使生活細事也隨時密報。這樣，官員們心懷畏懼，也就不敢肆意妄為了。

　　雍正帝在位時，還對賦稅制度進行了改革，在全國絕大多數(shù)地區(qū)推行了“攤丁入畝制”。所謂“攤丁入畝”，就是統(tǒng)一依據(jù)占田多少來收稅，占田多的地主須多納田賦和附加的地丁銀(即兵役和徭役銀)，少地和無地的農(nóng)民則可少交或不交賦稅。

　　客觀地說，雍正帝是清朝乃至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勤政的皇帝。有人甚至說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他在位期間，寫下了一千多萬字的政務(wù)批語。由于工作過度勞累，他只當(dāng)了13年的皇帝，就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的一天，在批閱奏章時突然去世，只活了57歲。

　　然而，由于雍正帝做事急于求成，手段過于嚴酷，他在位期間的一些決策，觸及了官僚階層和地主階級的利益，他鎮(zhèn)壓滿漢大臣和文士，也搞了一些冤假錯案。因此，他死后，說他好話的官吏和文人并不多。

　　雍正帝去世后，他的第四個兒子——愛新覺羅·弘歷(1711—1799)繼承了皇位，即清高宗乾隆帝。乾隆帝自幼生長深宮，不諳世事，不同于康熙、雍正兩帝。他即位后，既想鞏固他的統(tǒng)治，又想建立功業(yè)，比美于他的父親和祖父。這種特殊的境遇和特有的性格，給他60年的統(tǒng)治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他在位期間力圖有所作為，因而使這個時期的清朝大體上仍能保持前期的國勢，并以“盛世”自詡。另一方面，又由于他好大喜功而崇尚浮華，不同于雍正帝的倡導(dǎo)實心實政，他連年用兵邀功，巡游宴樂，造成巨大的靡費;上至皇室貴族，下到地方州縣官員，貪婪無厭，吏治日壞，國力日損。

　　乾隆三十年(1765)后，清王朝已經(jīng)日益陷入了衰敗的境地，滿漢官員的貪腐更是發(fā)展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步，一系列的貪腐大案陸續(xù)被揭露。

　　乾隆三十三年(1768)，兩淮鹽引案被揭露，震動了朝野。此案涉及幾任兩淮鹽政和眾多鹽商，官商勾結(jié)，連續(xù)舞弊達數(shù)年之久，共侵吞稅銀一千多萬兩。

　　乾隆四十六年(1781)，揭露了甘肅冒賑案。該案是全省官員上下勾通，在長達6年時間里，連年虛報災(zāi)荒，以捐糧賑災(zāi)為名，實際上是各級官員將捐納銀兩私分。案情上報后，乾隆帝驚嘆這是“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后來，陜甘總督勒爾謹、浙江巡撫王亶望(前任甘肅布政使)、甘肅布政使王廷贊等相繼被處斬;按照乾隆帝批準的“府道州縣官貪污2萬兩以上擬斬決，2萬兩以下擬斬后”的辦法，先后處死各級官員約60人，發(fā)往伊犁、黑龍江等地充役46人，另監(jiān)禁貪污官員多人。

　　浙江貪污案。甘肅冒賑案被揭露后，原甘肅布政使王亶望已調(diào)任浙江巡撫，乾隆帝命斬王亶望，查抄其家產(chǎn)。之后又發(fā)生了以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陳輝祖為首的浙江官員貪污查抄錢物的奇案。乾隆四十七年(1782)查明，陳輝祖等人以銀兩偷換金兩和少報查抄珍寶等手法，貪污了查抄錢物中的4748兩黃金和上百件珍寶。

　　乾隆四十七年(1782)，又揭露了山東庫銀案。在這起大案中，以山東巡撫國泰為首的山東官員貪污州縣庫銀多達200萬兩。

　　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五十五年(1790)，查處了江蘇巡撫閔鶚元包庇貪吏的大案。查處該案的江蘇新任巡撫福嵩，在結(jié)案后調(diào)任浙江巡撫。不久，福嵩也因貪污受賄約20萬銀兩被查處，成為江南的又一大案。這就是“江蘇巡撫包庇貪吏案”和“蘇浙巡撫貪污案”。

　　乾隆六十年(1795)，又發(fā)生了福建貪污案。閩浙總督覺羅伍拉納察知福建將軍完顏氏魁倫嫖娼之事，欲上書彈劾。魁倫知伍拉納貪賄不法，便先發(fā)制人向乾隆帝告了伍拉納和福建巡撫浦霖一狀。乾隆帝大怒，將伍拉納、浦霖等人革職查辦，在伍拉納家查抄出48萬銀兩及其它財物，在浦霖家查抄出白銀28萬4300余兩、黃金700余兩等財物。

　　乾隆年間最大的貪官是乾隆帝的“身邊人”和珅。和珅原先是宮中的侍衛(wèi)，由于他為人聰穎博聞，又很會“來事”，因而深得乾隆帝的賞識，乾隆四十年(1775)，擢任御前侍衛(wèi)，授正藍旗副都統(tǒng)。次年，又先后升任戶部侍郎、軍機大臣和總管內(nèi)務(wù)府大臣。

　　和珅初為官時，還算清廉。乾隆四十五年(1780)，他通過查辦李侍堯案，使乾隆帝對其寵信有加，并將幼女十公主嫁給和珅長子豐紳殷德。這樣，和珅不僅大權(quán)在握，而且成為皇親國戚。和珅曾擔(dān)任和兼任了當(dāng)時清王朝大量的政府要職，封一等忠襄公和文華殿大學(xué)士，其職務(wù)主要包括內(nèi)閣首席大學(xué)士、領(lǐng)班軍機大臣、吏部尚書、戶部尚書、刑部尚書、理藩院尚書，還兼任內(nèi)務(wù)府總管、翰林院掌院學(xué)士、《四庫全書》總纂官、領(lǐng)侍衛(wèi)內(nèi)大臣、步軍統(tǒng)領(lǐng)等幾十個清朝中央政府的關(guān)鍵要職。隨著權(quán)力的增長，他的私欲也日益膨脹，利用職務(wù)之便，結(jié)黨營私，聚斂錢財，打擊政敵。此外，和珅還親自經(jīng)營工商業(yè)，開設(shè)當(dāng)鋪75間，設(shè)大小銀號300多間，并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廣東十三行有商業(yè)往來。

　　嘉慶四年(1799)正月十二(2月7日)，太上皇乾隆帝駕崩;正月十三(2月8日)，嘉慶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條大罪，下旨抄家，抄得白銀8億兩。乾隆年間清廷每年的稅收不過7000萬兩，和珅所匿藏的財產(chǎn)相等于當(dāng)時清政府15年的收入。時人稱“和珅跌倒，嘉慶吃飽”。正月二十七(2月22日)，也就是乾隆帝死后15天，嘉慶帝賜和珅在自己家中用白綾自盡。

　　乾隆中后期嚴重的官場貪腐，與乾隆帝的“作風(fēng)問題”有很大的關(guān)系。乾隆帝的才能不如他的祖父康熙帝，實干精神又不如他的父親雍正帝，卻好大喜功，顯示自己比他的前任還能干。為此，他連年用兵邀功，在邊疆地區(qū)和周鄰諸國發(fā)動戰(zhàn)爭，接連打了大小10戰(zhàn)，自詡為“十全武功”，自稱是“十全老人”。而綜觀這10次戰(zhàn)爭，過大于功，敗多于勝，并且大都是可以避免和不打的，其結(jié)果，使國力大受消耗。

　　與此同時，乾隆帝連年去各地巡游，玩賞山水，且到處題字，在中國的許多名山大川和名勝古跡，至今還可以看到他留下的“御筆”。他還在京師和承德等地不段擴建皇家園林，為自己和皇太后的生日大辦慶典，造成極大的靡費。由此帶來皇室貴族和整個官場奢靡之風(fēng)日盛。

　　特別是他重用和珅之后，和珅憑借掌管財賦與官員升黜之權(quán)，公開向各級官員索取重賄，納賄多者升遷，少者罷黜，使官場上下貪賂公行，風(fēng)氣越來越壞。

　　乾隆帝即位之初，曾焚香告天，說自己若得位六十年，即當(dāng)傳位嗣子，歸政退閑，不敢有逾康熙帝六十一年紀年之?dāng)?shù)。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乾隆帝在85歲高齡時正式宣布，他將在明年歸政，傳位給皇太子——他的第十五個兒子嘉親王永琰。嘉慶元年(1796)，乾隆帝退位，嘉慶帝即位，但乾隆帝仍然以太上皇干預(yù)朝政。由于乾隆帝此時已年老體衰，大腦善忘，言語不清，這幾年，朝政在很大程度上被和珅掌控。這種局面，直到乾隆帝死后嘉慶帝鏟除了和珅，才告結(jié)束。

　　“康乾盛世”的官場貪腐早已成為歷史，但在今天把這段歷史再拿出來細細品味，人們?nèi)匀荒軌驈闹械玫接幸娴膯⑹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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