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資源綜合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開始了急速工業化的進程，并逐步開始面對工業化過程中的經濟社會發展與自然環境關系問題。毛澤東在這一過程中提出了“綜合利用”的思想，進而作為國家政策并逐步成為中國政府長期堅持的環境保護原則。本文嘗試通過文獻梳理毛澤東“綜合利用”思想的形成與發展過程，辯證地分析其價值與當代意義。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以水資源為中心的“綜合利用”

　　綜合利用的思想在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早在明代中葉，中國珠江流域就出現了現代“桑基魚塘”的早期雛形，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綜合利用的典范。[1]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恢復生產和建設國家的過程中也繼承了中國傳統的綜合利用思想，并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開展了一系列實踐。

　　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人口眾多的農業大國的基本國情，中國共產黨集中進行了對農業至關重要的水資源和水利工程建設的綜合利用。1952年，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出京巡視就來到了黃河。[2]1952年10月29日，毛澤東來到河南省蘭封縣(1954年與考城合并改稱蘭考縣)。第二天，在河南省委書記張璽、黃河水利委員會王化云等人的陪同下考察了黃河。在談到三門峽工程的時候，毛澤東表示，“這個大水庫修起來，把幾千年以來的黃河水患解決啦，還能灌溉平原的農田幾千萬畝，發電100萬千瓦，通行輪船也有了條件，是可以研究的”。[3]此時，毛澤東關注的是水資源的綜合利用問題。

　　1954年，在蘇聯的幫助下黃河水利委員會制定了新中國第一個跨越多省的流域規劃——《黃河綜合利用規劃》。1955年，李富春在《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提出，“根據黃河的綜合利用的規劃方案，在黃河中下游及其主要支流將修建水壩幾十座，在三門峽等五處將建設足以調節流量的巨大水庫，并建設巨大的水力發電站。”[4]“一五”計劃則進一步發展并明確了對水資源的綜合利用，提出：“水力電站能夠節約燃料，供給巨量而廉價的電力，同時有的水力電站的建設能夠實現水力資源在發電、防洪、灌溉、航運等方面的綜合利用。五年內對黃河的水力資源，將完成綜合利用的總體規劃，配合黃河治本第一期工程，開始三門峽的巨大水力電站的建設”。“一五”計劃還進一步提出，根據已有的資源條件，按照綜合利用的原則，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內，建設1萬千瓦以上的水力電站7個和小型水力電站8個。[4](p.441)在從國民經濟恢復轉向社會主義建設這一時期，基于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的現實國情，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更多地將精力集中于對農業至關重要的水資源和水利設施的綜合利用。

　　二、毛澤東與“煤的綜合利用”的提出

　　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加速，工業化對資源的需求日益迫切，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在這樣的條件下，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綜合利用的對象逐漸從農業部門擴大到工業部門，從對水資源和水利設施的綜合利用發展到對工業原料的綜合利用。正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毛澤東提出了煤炭的綜合利用問題。

　　1956年，在中共八大的討論中，多位省部級領導干部反映了工業原料短缺，已難以適應工業化快速發展的情況，而且存在資源利用不充分的現象。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煤炭資源的開采無法滿足中國工業化增長的需要。時任煤炭工業部部長的陳郁反映，1957年全國煤炭產量只能達到1.2億噸左右，而需要量卻是約1.3億噸左右，這就形成了煤炭供不應求的局面。由于“一五”計劃投產的新礦的生產能力在1962年才能達到設計能力的85%，因此作為工業原料的煤炭供不應求的局面將長期存在。[5]由此可見，在中國剛剛開啟工業化進程時，工業資源的有效供給問題切切實實地擺在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面前。

　　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毛澤東在第二條“縣以上各級黨委要抓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中特別提出“資源綜合利用”問題，[6]說明此時毛澤東已經將過去的水資源和水利設施的綜合利用拓展為資源的綜合利用，綜合利用的意義和范圍明顯地擴大。1958年2月13日，毛澤東視察有“煤都”之稱的撫順市，考察了當時亞洲最大的露天煤礦——西露天礦。視察結束后毛澤東指出：“煤的綜合利用很重要，你們要好好抓一抓”。在離開沈陽去機場時，毛澤東又強調：“要把綜合利用好好抓一下。”[7]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撫順市在編制第二個五年計劃時，向中央、國家計委作了綜合利用的專題報告，內容有煤煉油、煤化工等，如擴建撫順化工廠，為了油母頁巖的綜合利用，建議中央開發東露天礦，改擴建石油一、二、三廠，搞好原油一次、二次、三次的深加工，還有粉煤灰的利用及大量推廣等項目。[7]

　　毛澤東關于煤炭綜合利用的號召調動了全國人民的積極性，極大地推動了工業原料綜合利用的技術革新，使之成為當時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重要內容。各地通過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提高了工業原料的綜合利用率，節約資源的同時提高了效率。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1959年全國從生產頁巖油中回收硫銨9萬多噸，占應回收量的52%;1959年從機械化煉焦回收硫銨10萬噸，占應回收量的64%”[8]。1960年3月，國家經濟委員會在《關于“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群眾運動情況”的匯報》中指出，“山東省在煤炭綜合利用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陶瓷、玻璃、耐火材料，磚瓦等燒制實行了煤氣化，節約煤炭百分之三十。福建省在木材的綜合利用上，今年計劃生產纖維板十萬噸，膠合板二十萬立方米，刨花板四萬立方米，相當于增產原木一百一十五萬立方米。四川省在綜合利用天然氣方面也已制定了規劃”。[8](p.404)上海市通過原材料的節約代用和綜合利用，1960年1、2月與1959年第4季度實際耗用量相比，上海市工業系統節約用煤27萬多噸，節約用電2500多萬度，節約木材1萬多立方米。[9]

　　同期以煤炭為代表的工業原料的綜合利用也寫進了國家相關計劃。1958年3月18日，國家技術委員會黨組的《工業交通技術十年發展規劃綱要(草案)》提出：“實行煤炭綜合利用政策……在主要煤炭基地和交通沿線建立煤的加工廠(低溫干餾廠)，生產煤氣、焦油和焦炭(半焦)，并根據需要分別建立大、中、小型的冶金—化工、煉油—化工、煉油—電站—化工等聯合企業或綜合企業;有條件的大中城市，普遍建立煤氣—化工聯合企業。有條件的省(自治區)、市均須制定本地區煤炭綜合利用的規劃方案。”[10]

　　面對急速工業化引起的資源供應不足這一矛盾，毛澤東和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水資源和水利設施綜合利用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煤的綜合利用問題并將其作為國家政策，促進了中國工業資源綜合利用事業的發展。

　　三、毛澤東提出工業廢料的綜合利用

　　由于技術條件的限制和認識水平的局限，在中國人民急速工業化的過程中，環境污染迅速增加，工業廢料的處理問題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重視。毛澤東針對工業帶來的環境污染提出了工業廢料的綜合利用，并用“打麻將”的比喻闡明了工業廢料利用的基本原則。1959年11月，第八次全國計劃會議就討論了工業污染與綜合利用的問題。會議指出：“沈陽1959年全市用煤六百多萬噸，在工業區每一平方公里內每年落下的煙塵約有九百噸之多，落在居民區的約有四百噸，為害很大。”因此，會議認為“城市煤氣不僅是煤炭綜合利用的經濟價值問題，而且也是關系到廣大居民的健康問題”。[11]這表明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速，環境污染問題已經擺在了政府面前，政府也已經認識到綜合利用不僅對經濟建設有益，而且與人民身體健康相聯系。

　　1960年3月9日，中共建筑工程部黨組向中共中央報送《關于工業廢水危害情況和加強處理利用的報告》，反映工業廢水危害情況并提出了一些整改建議。報告中說，隨著工業生產和建設的飛躍發展，工業廢水水量日益增大，水質也愈來愈復雜，且多數工業廢水都含有毒性，工業廢水肆意排放破壞環境、影響生產、損害人民健康。[9](p.104)這一情況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轉了建筑工程部黨組的報告，并批示：“工業廢水的處理利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處理利用得不好，就會污染地面水體和地下水源，嚴重地影響人民健康和魚類繁殖;處理利用得好，則不但可以免除廢水危害，而且可以回收石油、酚、氰化物、堿等工業原料，價值很大。過去，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對這一極為重要的工作重視不夠，這是一個缺點，從現在起，必須加強注意，加強領導。一方面，凡是現在已經存在這個問題的城市，都應當在當地黨委的領導下，組織各方面的力量，密切協作，采取土、洋并舉的辦法，積極進行工業廢水的處理利用。另一方面，今后新建企業，都應當把廢水處理利用做為生產工藝的一個組成部分，在設計和建設中加以保證。特別是一些大企業，更必須重視這件工作。”[9](p.103)

　　與此同時，一些地方的實踐也豐富了綜合利用的內涵，推動綜合利用的內容從工業原料綜合利用向工業原料和廢料綜合利用并重發展。上海市是近代以來中國的工業中心，其綜合利用實踐處于全國領先地位。1960年3月，上海市委在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匯報工業系統技術革新、技術革命情況的報告中說：“中華油脂廠革新技術，不僅從氧化石蠟廢氣中消除了從煙囪中散發出的對人身和金屬結構有害的氣體，保護了工人和周圍居民的健康，而且回收了甲酸、乙酸等重要化工原料二十二種，為國家節約了大量外匯。”上海市委認為，“上海是一個沿海的綜合性工業城市，離原料產地遠，但本身可供利用的資源種類繁多、數量很大，在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中采用、創造和推廣節約原材料、綜合利用原材料的先進經驗，使物盡其用，變無用為有用、小用為大用、一用為多用，對上海工業生產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9](pp.223~224)

　　在工業化帶來的環境挑戰背景下以及地方積極實踐的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了工業廢料的綜合利用問題。1960年4月13日，毛澤東指出：“各部門都要搞多種經營、綜合利用。要充分利用各種廢物，如廢水、廢液、廢氣。實際都不廢，好像打麻將，上家不要，下家就要。”[12]毛澤東用淺顯易懂的比喻說明了綜合利用工業廢料的道理，其核心就是通過綜合利用充分消化各種工業廢物，發掘其隱藏的價值，減少環境污染，造福群眾，促進經濟發展。毛澤東關于工業廢料綜合利用的指示很快得到貫徹。

　　1960年4月24日，省、市、區黨委工業書記會議形成的會議紀要《關于當前工業交通戰線上的十個問題》，專門在第三個問題論述了綜合利用問題。與會同志一致認為：“大搞多種經營和資源的綜合利用，它不僅是增產節約原料、材料的一個重要途徑，而且是高速度發展我國工業的一個主要方法。我們反對那種孤立地各搞各的形而上學的錯誤辦法，提倡一個企業以一業為主、多種經營(托拉斯)兼顧的辦法。在需要和可能的條件下，煤、鐵、機械、建材……等都可以在一個企業的組織下進行生產。在資源綜合利用方面，目前，要特別抓緊煤炭、礦石、木材、石油、爐渣、農副產品的綜合利用。在大搞綜合利用的同時，有條件的企業都應當向多種經營發展。目前最主要的是力爭做到廠內無‘廢物’，變‘無用之物’為有用之物，變一物一用為多用，變‘有害之物’為有利之物。每個企業都要向這個方向努力，作到物盡其用。這是高速度發展我國工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途徑。各地區、各部門、各企業都應當根據具體條件提出多種經營和綜合利用的具體規則，以及實現規則的具體措施。現在還沒有進行綜合利用的企業，一九六○年都要開展這一工作;綜合利用已有一定基礎的企業，一九六○年綜合利用的產值要比一九五九年增加百分之十到五十，或者更多一些。”4月29日，中共中央批準并轉發了此文，同時要求上海局，各協作區委員會，各省、市、區黨委，中央級各部委、各黨組“即遵照辦理”。[9](pp.363~364，375)

　　在這一政策的推動下，中國資源回收利用事業起步并逐漸發展。到1965年，全國機械化煉焦爐基本上都安裝了副產品回收裝置。當時，全國共有機械化煉焦爐65座，當年預計可回收純苯11.3萬噸、甲苯2萬噸、精萘2.1萬噸。同年，全國的高爐渣已有95%用于生產礦渣水泥和礦渣棉，當年預計可生產礦渣水泥378萬噸。[11](pp.449~450)

　　在中國急速工業化過程引起環境惡化的初始階段，面對工業污染帶來的環境破壞，從人民的健康和國家的經濟發展考慮，毛澤東就提出了關于工業廢料的綜合利用問題。“綜合利用”思想反映了經濟建設的現實需要，很快成為國家政策的一部分，并成為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長期堅持的一個環保原則。

　　四、對毛澤東“綜合利用”思想的初步認識

　　毛澤東的“綜合利用”思想來源于中國急速工業化的實踐，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同時受到歷史條件的限制，其“綜合利用”思想也存在一定的歷史局限性。

　　一方面，毛澤東的“綜合利用”思想繼承了中國古代的綜合利用思想，來源于中國工業化的實踐，反映了實踐的需要，特別是要綜合利用工業廢料的思想，為環境保護政策的發展完善奠定了初步基礎。即使經歷過社會主義建設的曲折，毛澤東提出的“綜合利用”原則并未動搖和變化。1962年，雖然國家經濟形勢緊張，但是國家計委仍安排了綜合利用項目投資，其中北京市363萬元、冶金部184萬元、黑龍江省47萬元、江蘇省1.5萬元。[11](p.446)1963年，全國計劃會議再次強調要增加綜合利用等方面的投資。[11](p.765)1964年，在編制“三五”計劃時，城市廢氣、廢水、廢料綜合利用國家計劃投資預算已達5億元，占城市建設經費的1/4，這一數字與單列的首都建設經費相當。[13]由此，中國政府對綜合利用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雖然毛澤東提出了“綜合利用”思想，國家有關部門也出臺了相關政策，落實資源的綜合利用以及工業廢料的處理等工作，但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中國的環境問題仍越來越突出。為此，1973年8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將環境保護工作提上國家議事日程，確定了“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的環境保護工作方針。[14]粉碎“四人幫”后，面對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1977年，國務院下發了《關于治理工業“三廢”開展綜合利用的幾項規定》，提出要保護和合理利用國家自然資源，要求凡是企業能通過“三廢”綜合利用生產的產品，要優先發展;綜合利用所需資金在各部門、各地基本建設計劃中安排解決;并鼓勵中小企業利用小型技術措施貸款進行“三廢”綜合利用。[15]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領導人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的綜合利用思想。在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上，江澤民指出，“要根據我國國情，選擇有利于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產業結構和消費方式。堅持資源開發和節約并舉，克服各種浪費現象。綜合利用資源，加強污染治理。”[16]新世紀以來，胡錦濤在論述科學發展觀時也指出，一方面，總體上資源緊缺是中國的一個基本國情。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資源壓力日益增大。因此，對中國來說，抓好資源的節約和綜合利用尤為重要。[17]2013年7月20日，習近平給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3年年會發去賀信，表示：“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建設美麗中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重要內容。中國將按照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理念，貫徹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更加自覺地推動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形成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為子孫后代留下天藍、地綠、水清的生產生活環境。”[18]2013年年底，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布局。

　　另一方面，毛澤東的“綜合利用”思想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也受到歷史的局限。毛澤東的“綜合利用”思想在現實中的貫徹并不徹底，毛澤東本人就曾經嚴厲地批評道：“綜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就是不做”。[19]究其原因，有內外兩個方面的因素。

　　從內因分析，中國處于工業化起步階段，即使從洋務運動算起，也不過100年的時間，缺乏徹底貫徹毛澤東“綜合利用”思想的工業基礎、技術準備和人員儲備。1965年11月15日，國家計委關于資源綜合利用問題的匯報指出：由于有些技術問題沒有解決，共生有色金屬70%的資源隨著尾礦、廢渣丟失了;鐵礦中伴生的銅、鈷、鈦、釩等，除只能回收一部分銅外，其余也都沒有回收;云南錫礦中有17種金屬共生，除錫以外，僅能回收銅、鈷、銦3種。由于掌握石油化工的技術比較遲，1965年石油煉廠氣資源約有45萬噸，利用的只有3萬噸，不到7%，其余都做了普通燃料。[11](p.450)另外，當時“綜合利用”思想的著眼點更多的還是從經濟建設角度出發，人們對于環境保護的認識尚不充分。這不僅與中國的工業發展階段息息相關，也與世界上對于環境保護的認識同步。世界上重視環境問題并就環境保護達成共識也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正是基于上述內因，使得“綜合利用”思想未能得到充分落實。從外因分析，冷戰的國際環境使得中國從外部獲得綜合利用的經驗和技術的道路更加困難。1964年，外貿部辦公廳在總結從西方發達國家引進先進技術和設施情況的報告中寫到：“過去一年多來在對外訂購成套設備和新技術的過程中，我們同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的破壞以及壟斷資本家的苛刻條件進行了尖銳復雜的斗爭。例如，在我同日本廠商洽談簽訂第一套維尼龍成套設備合同時，美帝國主義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不準日方對我采取延期付款的條件，蔣匪幫還以斷絕蔣日外交關系威脅日本政府，阻止日方同我簽訂合同;在我同日方商談簽訂第二套維尼龍成套設備合同時，蔣匪幫派張群訪日再次施加壓力，企圖迫使日本政府不批準出口。”[20]由此可見，當時的外部環境是非常不利于中國從西方發達國家引進技術、設備的，這一現實情況也從客觀上限制了綜合利用的實施和發展。

　　綜上所述，毛澤東的“綜合利用”思想是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開始急速工業化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反映了中國工業化的階段性特征，也符合實踐的需要，因而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并影響到當今中國的環境理念和環境政策，成為科學發展觀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淵源和組成部分。但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毛澤東的“綜合利用”思想未能得到充分落實。

　　[參引文獻 ]

　　[1]李詡：《戒庵老人漫筆》，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53~154頁。

　　[2]王化云：《我的治河實踐》，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頁。

　　[3]《王化云治河文集》，黃河水利出版社1997年版，第60~67頁。

　　[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296頁。

　　[5]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67頁。

　　[6]《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頁。

　　[7]撫順市社會科學院、撫順市檔案局編：《黨和國家領導人視察撫順紀要》，撫順市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頁。

　　[8]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工業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年版，第539頁。

　　[9]《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頁。

　　[10]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綜合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199頁。

　　[11]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固定資產投資與建筑業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年版，第664頁。

　　[1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頁。

　　[13]《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13~514頁。

　　[14]國家環境保護總局、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新時期環境保護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69頁。

　　[15]財政部工業交通財務司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史料(1950~1980)》第5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年版，第452、454頁。

　　[16]《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4頁。

　　[17]《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頁。

　　[18]《習近平致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3年年會的賀信》，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http：//www.gov.cn/ldhd/2013-07/20/content_2451855.htm，2014年1月1日。

　　[1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資料》第73輯，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頁。

　　[20]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年版，第461頁。

　　[作者簡介]徐軼杰，歷史學博士，助理研究員，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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