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謀論”是一種什么樣的敘事框架?——評胡適《史達林策略下的中國》

　　原標題：“陰謀論”是一種什么樣的敘事框架?——評胡適《史達林策略下的中國》

　　所謂“陰謀論”是這樣一種敘事框架：它習慣于將一個政治事件歸結為某個幕后勢力的陰謀，反映出這個隱藏勢力的險惡用心。這種敘事模式既具有一定的話題性，也迎合了公眾對政府的種種不滿。自冷戰到現在，各種陰謀論層出不窮，經久不衰。然而，鮮為人知的是，早在1950年，提倡“實驗主義”、以嚴謹理性聞名的自由主義名人胡適先生就鼓噪過一次陰謀論：在其長達30多頁的英文著作《史達林策略下的中國》(筆者引文為臺灣胡適紀念館1964年所出中英文對照本，以下簡稱《史達林》，史達林即斯大林)中，闡述了所謂“在蘇聯扶植下中國一步步走向傀儡的過程”。這篇文章曾發表在美國的重要學術期刊上，并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甚至得到了蔣介石的認同。但今天舊文新讀，特別發人深思。

　　1950年間，身處美國的胡適對中國政治依舊十分關心。同年7月，他應美國學者之邀，花出40天功夫寫就一篇英文長文，題為《在史達林戰略下的中國》(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并很快刊發于9月19日的《外交季刊》上。這篇文章發表不久，即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先后由臺北《中央日報》、《自由中國》譯出發表。次年10月，該文又被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以叢刊方式轉載。臺北胡適紀念館亦于1967、1974年兩度將此文翻印出版。經過數家主流機構的刊載轉印，《史達林》一文在臺灣知識界廣為流傳，其中觀點則受到島內政學兩屆的普遍認可，后來甚而成為國民黨對1949年以前歷史解釋的重要學理依據。

　　胡適的這篇作品雖廣受臺灣官方的重視，但其見解卻很成問題。該文的核心觀點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完全是斯大林時期的蘇聯政府在幕后一手操縱的結果，而中國共產黨就是其在臺前的傀儡組織;革命勝利的結果即中國完全淪為蘇聯“紅色帝國”的一部分;之所以斯大林的“陰謀”沒有在中國即刻成功，是因為有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民主力量”堅持不懈地抵抗蘇聯的侵略企圖。

　　為了支撐其論點，胡適推衍出這樣一種邏輯：蘇聯通過各類手段使周邊國家產生政治動蕩，并趁亂扶植親蘇勢力，最終達到將該國傀儡化的目的。他認為，這種邏輯在中國近代國共兩黨的合作和較量中，得到數次鮮明的反映。第一次是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用盡全力以幫助國共合作”，以便國民革命軍能“徹底摧毀割據軍閥的武力以完成國家的統一，并且廢除外人在中國所享有的特權，取消列強所強加于中國人的‘不平等條約’，以實現完全的國家獨立。”這種援助背后的目的是，以收回利權運動為障目之引，挑起列強與國民黨的矛盾，將中國引向國際戰爭的軌道，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不過，胡適又認為，“由于蔣介石先生和國民黨穩健派的決定”，斯大林的陰謀還是失算了。第二次是在抗戰勝利后。由于東北一度被蘇軍控制，中共軍隊在蘇聯的默許下“一到了東北，便很迅速的很完備的用日本關東軍所留下巨量的軍用品裝備起來了”。而這些關東軍的舊裝備后來成為戰場上解放軍克敵制勝的決定因素。這些都是他的“大膽假設”，惜乎未見“小心求證”。

　　回望過去，盡管在中國革命史上，外部因素不可忽視，但將20世紀前期國共兩黨力量的消長興衰歸于斯大林一人，未免太高估了這一影響。大革命時期一系列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運動，其根本原因是世界范圍內民族主義的興起和國際殖民體系的松動。北伐戰爭的勝利及其后一系列反帝愛國運動的發生，與其說是蘇聯對國民革命軍大力扶持和指使的結果，不如說是國民革命軍的舉措順應了民心。各階層人民的積極支持才是大革命不斷取得勝利的主要因素。全國民眾在舊軍閥和北伐軍之間，用行動站到了符合民意的一邊。至于抗戰勝利后，中共軍隊在東北接收武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編的《中華民國史》中有比較權威的說法，“據國民黨情報估計，蘇聯給中共的武器‘以輕武器即少數火炮為主’，重武器則大部運回國內”。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還提到“槍接收了十二萬支，還有些炮”。相形之下，同時期美國對國民黨的“中國建軍計劃”則要氣魄得多。據統計，及至1947年，美國已向國民黨軍隊無償轉讓了6500多噸彈藥，又以原價的十分之一讓售了1.3億發子彈。在獲得外援方面，國共雙方孰強孰弱，差距之顯，立見分明。胡先生以此解釋國共兩黨的興衰，將政權的易手更迭歸結為某種陰謀，甚至一些舊武器，而不考察民心向背，筆者不免為這樣一種邏輯思維感到詫異。或許在胡適的眼中，歷史不過是一個任人隨意打扮的小姑娘罷了。

　　據悉，胡適在撰文之后，曾主動致信蔣介石自薦文稿，而蔣氏對此文也甚為欣賞。后來蔣介石的《蘇俄在中國》，其思路就頗受胡文的影響。所以，不管文章作者的動機如何，胡適的這篇《史達林》很顯然拉近了其與國民黨的關系。對此，臺灣學者黃克武含蓄地指出，這是胡適進入“中研院”擔任院長的進身之階。一生服膺西方民主的胡適先生，在其前半生，無論是以學者或政治家身份登場，自認有種獨立的政治立場，與各黨派保持距離，所謂“無黨無派，不激不隨”。而這篇奇文，無論是從其內容或是影響來看，都更像是出自戴季陶這類國民黨職業理論家之手。魯迅當年曾撰文批評胡適“好人政府”的主張，戲稱胡適是北平街頭的“領頭胡羊”，帶著身后的眾多山羊走進屠宰場，以調侃其對當權者小罵大幫忙的態度。而到了這篇文章問世，“小罵”是沒有了，只剩“大幫忙”，幫忙的“對象”自然欣然笑納。只是這樣的文章未免動機太露，寫得也輕率潦草，缺乏說服力。

　　饒有意味的是，胡適在這篇《史達林》中處處體現著對蘇聯的厭惡，但他最早對蘇聯的印象卻是極好的，甚而贊賞蘇聯的政治體制，要求國民黨諸公向蘇聯學習。20世紀20年代，胡適在訪問歐洲時途經莫斯科，他對眼見的種種景象頗為欣賞，認為蘇聯是中國發展的楷模。這與其20年后對蘇聯的認知相比，真讓人唏噓不已。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歷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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