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甲才：張獻忠在推翻明朝中功不可沒

　　張獻忠在推翻明朝中功不可沒

　　——讀“張獻忠研究會專輯”《春秋》2013年增刊

　　李甲才

　　2015年2月25日

　　明末那段波瀾迭起、風云激蕩的歷史，從大順、大西演變到清朝。可以斷定，沒有張獻忠的農民起義成為犄角之勢，李自成在1644年難以推翻明王朝。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主要是毛主席對農民起義的革命性肯定的理論認識，在耳染目濡的熏陶中，文革的批儒評法加深了這種理解。韓樹林主編送給的這本《春秋》雜志在思想上沒有距離，寫陜西偉人的史事，還有親切之感。

　　毛主席闡明歷代農民起義推動了中國歷史前進的步伐，不斷的皇朝更替，雖無搞資本主義的質變，卻有封建社會的量變，促進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在推翻明朝的各股農民起義中，張獻忠發動和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是僅次于李自成的最大一股。

　　張獻忠1606年9月10日生于陜西延安膚施縣(現在的延安市區)柳樹澗。1630年24歲在米脂參與18寨起義。先后率領起義軍轉戰陜西、山西、河南、河北、湖北、湖南、安徽、江蘇、江西，指揮了有記載的約97次戰爭。其間兵敗兩度假降、兩度稱王，1644年在成都稱帝，建立了大西農民政權。1645年12月21日在四川西充縣抗清戰爭中犧牲，余部于1662年全部消亡。(自《春秋》14頁—19頁《張獻忠大西軍大事年表》)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除1403年明成祖朱棣從其侄子明惠帝朱允炆手里奪取皇位;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率兵親征，在土木堡兵敗被俘發生過較大規模的戰爭外，(回朝7年后復辟，還于1460年廢除了殉葬惡習，不失為進步)，基本上是無大戰事的平安朝代，周邊也未存在能夠威脅政權安全的勢力。因此出現了明世宗朱厚熜嘉靖、明神宗朱翊鈞萬歷時期幾十年不理朝政而平安無事，但自然災害頻仍。

　　人民沒有造反的原因一是明朝初期比元朝的鐵血統治要溫和得多，對照鮮明;二是朱元璋初立時著力反腐，各級官員的薪水俸祿較低，歷經百年，還有“仁宣之治”，人民有了一個休養生息的機遇。

　　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有其不可克服的矛盾，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形成農業經濟危機。土地私有化下的自由買賣造成：一方面是少數人兼并集中了大量土地;另一方面是無數一無所有的雇農、佃農。受農業價值規律的制約，少數人占有土地所種植收獲的糧食，自給自足后多余的貧民無法充分購買，因無利不斷造成土地荒蕪，糧食難以滿足供給。“耕者無其田”，不得不流離失所、背井離鄉，農民與地主階級的矛盾逐步激化。封建社會制度本身包容不了不斷發展的生產力(人)，不搞資本主義予以釋放，只能在農民起義的戰爭中造成大量人口傷亡，以破壞生產力的消極方式，達到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倒退性質的統一。

　　幾千年封建王朝，到底是按地畝還是按人頭收取實物稅賦，一直難以有效化解，革新派和保守派爭斗不止。新朝初立，按人頭分配土地，農民有了自己的生產資料，按人頭收稅，封建制度的生產關系符合、包容了生產力的現存狀態。時間延宕，土地逐步兼并在帝王將相、各級官吏、土豪劣紳的手里，無地農民不斷增加，反映到以皇帝為首的統治集團，依據祖制按人頭還是革新按占有的地畝收稅，維持財政收支平衡，不同的派別主張不同。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張居正推行按地畝收稅為主要內容的變法，王公勛戚因兼并了巨量土地必然反對，成為失敗主要原因。經濟利益決定政治態度，體現了階級關系和矛盾。

　　在社會矛盾惡性循環中，遇到自然災害，衣食無著的農民只有起義爭取生存，在戰爭中損失大量人口后達到改朝換代、實現土地再分配，緩解了農民與地主的階級矛盾。這也是為什么舊社會幾千年，人口很少，自然條件未明顯變化，而人民長期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的原因。明朝必然處于這種矛盾死結的困擾中。

　　明朝自1573年開始，張居正的一系列、主要是“一條鞭法”的賦役制度變法失敗后，走上了歷朝歷代的衰亡之道。后世史家評價“明朝滅亡，始于萬歷”。“明朝中葉以后，商品經濟的發展，以皇室宗藩，大官僚地主為代表的統治者貪圖奢侈享樂，揮霍無度，生活糜爛不堪，政治更加腐敗”。( 《春秋》第9頁，韓樹林《論明末農民張獻忠、李自成等陜北人率先爆發大卻用的原因》)

　　明神宗朱翊鈞“二十余年深居中不理朝事，卻用800萬的巨款修建自己的陵墓。而主管中央政府日常政務內閣大學士也‘悠悠忽忽，若罔聞知、一應票擬(按明制，百官上疏言事要先送內閣，由閣臣作出初步處理意見稱‘票擬’，再交皇帝用朱筆批示稱‘批紅’)，動多錯差，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神廟奏疏》‘吏部’卷6，唐世濟《閣臣部位疏》)。而整個統治機構‘如咽喉哽塞，一切飲食出納不得通’。例如戶部‘各邊請餉，無人發給，各處解銀，無人收批’，刑部‘獄囚積至千人，莫為問斷’，禮部‘亦以部堂無官，遂至停滯’(夏變‘音變’，《明通鑒》卷74,2873頁)。從上到下五官猶存，運動皆滯，如同一部生銹的機器，無法開動運轉”。(同上第9頁)

　　“賣官鬻爵，貪賄公行，人民賦役繁重”。“連崇禎皇帝也不得不承認說：‘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余，甚至已經蠲(音捐意免除)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音言意議罪)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樸任意。囊槖(音馱意口袋)既富，則好慝(音特意隱瞞罪惡)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勛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了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于閭里。……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計六奇《明季北略》卷13《責臣罪己》)(同上第10頁)

　　明朝后期皇族貴戚、大官僚地主瘋狂兼并土地，愈演愈烈，土地高度集中，貧富急劇分化。“有田者十一，為人甸作者十九”，“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無立錐”。崇禎二年(1629)明朝馬懋才目睹陜北慘狀上疏：“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后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后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人皆為其所食”。“于是死者枕籍，臭氣熏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計六奇《明季北略》“馬懋才備戌大荒”)(同上11頁)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多次敘述“人相食”。

　　人民處于生死存亡之狀態，不堅持“造反有理”就沒有活路，張獻忠勇敢的挺身而出舉義旗，拯救難民可歌可泣。亦可體會那時流傳“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的深厚歷史背景。

　　若論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農民政權，主要是缺失短欠勵精圖治的打江山建制立章的戰略思維精神。武功具備奪取政權的資格，文治與之極不匹配，始終沒有在其占領的地區，有選擇的作好艱苦細致的建立根據地的工作，犯流寇主義的致命錯誤，隨致在和滿清抗衡中一敗即亡。當時滿清入關時的總人口并不比大西朝多，但其理論、政權軍事組織完備。由于無基本有效的建立政權的理論和實踐，軍隊的訓練不足，后勤給養不能保障供給，被與此不同的滿清逐一剿滅。

　　清朝對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為首的農民起義都是竭盡誹謗之能事。把自己屠殺人民的罪行栽贓在張獻忠的頭上，說其“亂殺人”、“屠蜀”，形成的原因有以假傳假的因素存在。還是魯迅的看法準確，“歷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積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為通常我們曉得，謀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為什么呢？因為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別朝人，便很自然地貶斥其異朝的人物。”(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清人撰修的《明史》，通篇都是咒罵李自成、張獻忠的，誣蔑張在四川“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次，共殺男女六萬萬(6億)有奇”《明史·流寇傳》。這是“勝者王侯”強權下的信口開河。亂殺人在歷史上司空見慣，大西王也難以規避局限。也可能是情緒激憤殺了類似魯迅筆下那些麻木不仁的看客吧?

　　據《歷代人口官方統計數》，明朝永樂元年(1403年)有6659萬人。1628-1644年的崇禎年間有2億左右人。1403年至1628年期間225年，人口由6600多萬增長到2億有時間上的條件。1644年滿清入關，幾十萬八旗鐵騎盡踏中原，一遇抵抗，必“焚其廬舍”，“殺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滿所欲”，轉戰燒殺三十七載，使中國人口減至順治17年(1660年)的1908.75萬人，著名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幾乎被殺絕之后才下令“封刀”， 滿清屠城雞犬不留，僅揚州一城，死者就多達80余萬人。讀來不寒而栗。

　　1652年，滿清首任皇帝順治8年，人口僅余1063萬，也可能有未統一地區的人口未被統計的因素。1656年(順治12年)有1541萬。漢民被屠戮征服，殺掉90%左右，和蒙古人滅宋立元朝有過之而無不及。慘無人道的鐵血統治，男子留辮子成為其時代標志。

　　滿清前期皇帝的休養生息政策，不是開明而是人口所剩無幾，滿蒙旗人約600萬左右，再屠殺連抬轎的人都找不到了。但講清史的學術權威從不提及這些，反而極盡美化之能事，從中可以看出舊思想文化的危害性。根深蒂固的孔孟之道和舊思想文化至今仍如無盡的鎖鏈，束縛著中華民族，任何可能的革新機遇多被斷送。不進則退，明朝被李自成張獻忠領導農民起義打倒，勝利成果被滿清篡奪。軟弱的孔孟之道式的“文明”被強力的鐵血野蠻殺戮擊敗，落后黑暗的武力戰勝了“仁義禮智信”的光明，在世界“醞釀”進入資本主的時期，中國很有前景的資本主義萌芽卻被葬送，半封建半奴隸制的清王朝肆虐了247年。

　　“張獻忠從窮山溝里一馬當先揭竿而起，其膽魄是何等超群出類;馳騁疆場十幾年，出生入死攻城掠地，與闖王一起推翻明王朝，其功績是何等赫赫輝煌”。“獻忠敢發巨炮于天角(天角謂天之一隅)，何等的英雄氣概。然而不中(幸)的是，從正史野史看，其萬止(丈)光芒被嗜殺的名聲遮掩暗淡了許多。”(引自《春秋》第22頁，崔寶國《從魯迅先生談張獻忠所想到的》)。中國過去和未來，不知毫無聲息的淹沒了多少本來可以彪炳史冊的卓越人物，從這點看，張獻忠還是幸運的被掛懷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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