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舊報紙改變了中國工農紅軍的命運，也改變了中華民族的歷史軌跡。
1935年9月，中國工農紅軍突破天險臘子口，抵達哈達鋪。在繳獲的一張國民黨的舊報紙上，毛澤東得知陜北徐海東紅軍與劉志丹紅軍會合的消息，遂決定移師陜北，與陜北紅軍匯師。于是，就有了那首至今都廣為傳唱的陜北民歌《山丹丹花開紅艷艷》：
一道道的那個山來呦，
一道道水，
咱們中央紅軍到陜北。
一桿桿的那個紅旗喲，
一桿桿槍，
咱們的隊伍勢力壯。
千家萬戶，
把門開，
快把咱親人迎進來。
山丹丹的那個開花呦，
紅艷艷，
毛主席領導咱打江山。
圍定親人熱炕上坐，
知心的話兒飛出心窩窩。
滿天的烏云，
風吹散，
毛主席來了晴了天。
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中華民族最危難、最低谷的時期，自誕生那天起，就肩負著民族復興的歷史重任。然而這條路也是崎嶇坎坷，命運多舛，被打壓，被追剿，鞍馬勞頓，朝不保夕，雖也曾建立蘇維埃共和國，盛極一時，轄600萬人口，擁30萬紅軍，終也不免國破人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毛澤東在落腳陜北后曾總結道：“喪失了除了陜甘邊區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據地，使紅軍由30萬人降到了幾萬人，使中國共產黨由30萬黨員降到了幾萬黨員，而在國民黨區域的黨組織幾乎全部喪失。總之，是受到了一次極大的歷史性懲罰。”天將降大任于斯黨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經歷九死一生的中國工農紅軍，最終選擇了落腳陜北。而按兵家最基本的決策來看，陜北是最不適合屯兵的地方。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在《毛澤東的中國》中說：“如果說共產黨軍隊在1936年的處境是十分不穩定的，那么他們現在所在的陜北地區的社會經濟環境似乎更是毫無希望的。陜北是中國最貧窮最落后的地區之一。多少個世紀以來，水土流失使陜北的土地貧瘠而荒蕪，只能供養很少且極為貧窮的人口。”埃德加·斯諾在《紅色中國散記，1936——1945》中引用周恩來的話說：“在江西和福建，人們是打著包袱參加紅軍的，而這里的人民參加紅軍連雙筷子都不帶，再也沒有比他們更窮的了。”周恩來認為陜北是復興中國革命的最不利的地方。然而，就是在這個最不利的地方，中國共產黨完成了最難以置信的歷史轉折，并最終收獲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光輝果實。
陜北的黃天厚土下，安葬著華夏民族祖先的靈魂。這是中國革命最不利的地方唯一與眾不同的地方，或許，是先祖的感召，讓毛澤東萬里輾轉，最終回歸祖先安息之地，來完成民族復興的歷史大任。從此，陜北，造就了毛澤東的無數神奇，成了毛澤東的福地，成了中國革命的風水寶地。
毛澤東踏上陜北黃土之時，正值日寇步步進逼，國家將陷淪亡慘境。毛澤東即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走上挽救民族危亡前列。1936年3月1日，毛澤東起草《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布告》，慷慨陳詞：“全國喪亡，迫在眼前。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人民紅軍軍事委員會派遣本軍，東行抗日。一切愛國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舊，不分派別，不分出身，凡屬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本軍均愿與之聯合，共同進行民族革命之偉大事業。本軍所到之處，保護愛國運動，保護革命人民，保護工農利益，保護知識分子，保護工商業。本軍主張停止一切內戰，紅軍、白軍聯合起來，一致對日，凡屬愛國軍人，不論積極地與本軍聯合抗日，或消極地不反對本軍及愛國人民抗日者，本軍均愿與之進行協商、協定或諒解。我中華最大敵人為日本帝國主義，凡屬食毛踐土之倫，炎黃華胄之族，均應一致奮起，團結為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國既喪亡，身于何有?建義旗于國中，申天討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以一當十，是我精神，以十當一，是我實力。中華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國主義之必倒，勝敗之數，不辯自明。其有不明大義，媚外殘民，甚至抵抗本軍者，是自棄于國人，本軍當以漢奸賣國賊論罪。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賣國賊!抗日民族戰爭萬歲!自由平等與領土完整的新中國萬歲!”1936年，毛澤東在給國民黨84師師長高桂滋的信中寫道：“時至今日，全國即將陷于淪亡慘境，凡屬食毛踐土之倫，實舍救國無急務，舍抗日無工作。敝軍間關南北，克抵三秦，所務者救中國，所求者抗日本。任何個人團體黨派軍隊，凡與此旨合者則聯合之，凡與此旨背者則攻擊之。其聯之者，為民族革命增義旗也。其攻之者，謂其是真正之漢奸賣國賊，為四萬萬同胞誅妖孽也。……從此抗日討賣國賊之革命聯合戰線上，有廣大民眾，有紅軍，復有閣下之義師，無疑將更有無數之義師續續涌出于炎黃華胄之域，出中國于危亡，實為此之是賴。……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暴虎入門，懦夫奮臂。誰謂秦無人而曰甘受亡國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進言，惟閣下熟思而審圖之。”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一直在西北“剿匪”的張學良發動了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逼蔣抗日，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早日形成。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布抗日宣言，提出抗日口號：“武裝保衛平津華北!為保衛國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的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驅逐日寇出中國!”
陜北，成了抗日意志的核心，成了全國熱血青年向往的圣地。那里盡管貧瘠，但不荒蕪;那里盡管偏遠，卻不落后;那里盡管有日本的進攻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圍困，卻依然朝氣蓬勃。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民眾討汪大會上的講演《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中說：“今天如果沒有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真心實意地出來維持抗日的大局，反對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險傾向，那就會弄得一團糟。八路軍、新四軍幾十萬人擋住了五分之二的敵人，和四十個日本師團中的十七個師團打，為什么要取消他們呢?陜甘寧邊區是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頑固派有什么資格站在我們面前哼一聲呢?同志們，當然不能是這樣的。不是取消邊區，而是全國要學習邊區;不是取消八路軍、新四軍，而是全國要學習八路軍、新四軍;不是取消共產黨，而是全國要學習共產黨;不是要進步的人們向落后的人們看齊，而是要落后的人們向進步的人們看齊。我們共產黨是最主張統一的人，我們發起了統一戰線，我們堅持了統一戰線，我們提出了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口號。誰人能夠提出這些呢?誰人能夠實行這些呢?誰人能夠只要每月五塊錢薪水呢?誰人能夠創造這樣的廉潔政治呢?”1942年12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說：“五年以來，我們經過了幾個階段。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磨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但是我們渡過了困難。這不但是由于邊區人民給了我們糧食吃，尤其是由于我們下決心自己動手，建立了自己的公營經濟。邊區政府辦了許多的自給工業;軍隊進行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發展了以自給為目標的農工商業;幾萬機關學校人員，也發展了同樣的自給經濟。軍隊和機關學校所發展的這種自給經濟是目前這種特殊條件下的特殊產物，它在其他歷史條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卻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我們就用這些辦法戰勝了困難。”1943年7月12日，毛澤東在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社論《質問國民黨》中針對國民黨胡宗南部撤防黃河沿岸圍困陜甘寧邊區指出：“‘鷸蚌相持，漁人得利’，‘螳螂捕蟬，黃雀在后’，這兩個故事，是有道理的。你們應該和我們一道去把日本占領的地方統一起來，把鬼子趕出去才是正經，何必急急忙忙地要來‘統一’這塊巴掌大的邊區呢?大好河山，淪于敵手，你們不急，你們不忙，而卻急于進攻邊區，忙于打倒共產黨，可痛也夫!可恥也夫!”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毛澤東在大會上發出了“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號召，這次大會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樹立了“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的旗幟。
陜北，這個“只能供養很少且極為貧窮的人口”的地方，在被圍困和進攻的較過去更為嚴酷的環境下，居然能夠供養起了從四面八方涌入的更多的人口。美國記者白修德在所著《中國的驚雷》一書中，這樣寫道：“在日本人所不能侵入的中共區里，在抗戰時期，農民實際上過著一個前所未有的好日子。……至今為止，共產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國民黨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潔白;在國民黨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國民黨壓迫人民的地方，它給人民帶來了救濟。整個抗戰時期共產黨用英明的領導，不僅抗擊敵軍，保護人民，而且使人們脫離古老的苦難，這樣獲得了威權。訪問過中共區的人士似乎是逃脫了國民黨的壓迫，進入到光明的地區。”那里的人們不但沒有被困死，居然過著前所未有的好日子，真稱得上是神奇了。1940年5月，愛國華僑陳嘉庚來到延安考察，“耳聞目睹各事實，見其勤勞誠樸，忠勇奉公，務以利國福民為前提，并實行民主化，在收復區諸鄉村推廣實施，與民眾辛苦協作，同仇敵愾，奠勝利維新之基礎。余觀感之余，衷心無限興奮，夢寐神馳，為我大中華民族慶祝也。”。之后，他跟好友馬來西亞愛國僑領莊明理說：“我未訪延安前對中國前途甚為悲觀。以為救星尚未出世，或還在學校讀書。其實此人已經四五十歲了，而且已做了許多大事，此人現在正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在美國縱容和支持下發動內戰。蔣介石集中20萬大軍對“巴掌大”的陜北進行重點進攻。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離延安，毛澤東化名“李德勝”，取“離開延安取得勝利”之意，堅持轉戰陜甘寧地區，與胡宗南的大軍在狹小的高原上兜圈子。毛澤東在撤離延安的時候說：“少則三個月，多則一年，我們是一定要回來的!”在一年有余的驚心動魄里，增添了毛澤東濃厚的傳奇色彩。多少次，毛澤東與中央機關與胡宗南的隊伍擦肩而過，又有多少次，毛澤東就在胡宗南的眼皮子底下，也都是有驚無險，安然躲過。據說，當胡宗南大軍逼近的時候，保衛中央部隊的戰馬也屏住呼吸，不再嘶鳴。1948年3月，毛澤東轉戰陜北牽制胡宗南的戰略任務完成后東渡黃河。1948年4月21日，西北野戰軍收復延安。毛澤東轉戰陜北，屢屢化險為夷，毫發無損，而胡宗南的幾十萬大軍狼奔豕突，疲于奔命，竟然毫無所獲。在轉戰中，毛澤東依然指揮著戰爭。1947年4月15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賀龍、習仲勛等領導的陜甘寧解放區和晉綏解放區的人民解放軍所組成的西北野戰 團的電報中說：“我之方針是繼續過去辦法，同敵在現地區再周旋一時期(一個月左右)，目的在使敵達到十分疲勞和十分缺糧之程度，然后尋機殲擊之。我軍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敵后路。應向指戰員和人民群眾說明，我軍此種辦法是最后戰勝敵人必經之路。如不使敵十分疲勞和完全餓飯，是不能最后獲勝的。這種辦法叫‘蘑菇’戰術，將敵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滅之。”周恩來后來談起與毛澤東轉戰陜北的經歷時說：“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揮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毛澤東在1953年8月12日的夏季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談起轉戰陜北時說：“我們就是不怕犧牲，不干則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進攻陜甘寧邊區，我們的縣城只剩下一個，但我們并沒有退出邊區，吃樹葉就吃樹葉，就是要有一股狠勁。”1948年5月，毛澤東率中央機關轉至河北阜平城南莊，由于特務告密，毛澤東的住所遭敵機空襲，可是，落在院子里的炸彈卻沒有爆炸，毛澤東仍然是安然無恙。從陜北走出的毛澤東，一路向東抵近，不可一世的蔣家王朝，僅三年時間便偃旗息鼓了。1949年9月21日，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詞中說：“我們的先人指示我們，叫我們完成他們的遺志。我們現在是這樣做了。我們團結起來，以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內外壓迫者，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了。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
從1935年9月毛澤東落腳陜北，到1949年9月毛澤東“進京趕考”，短短14年間，毛澤東率領的革命軍隊從區區萬把人發展到了百萬雄師，從西北一隅發展到了解放全中國，這是一種摧枯拉朽的神奇力量。1937年4月5日，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林伯渠參加陜西黃陵縣黃帝陵祭陵儀式，宣讀了毛澤東撰寫的祭黃帝陵文：“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岳峨河浩。聰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世變滄桑，中更蹉跌，越數千年，強鄰蔑德。琉臺不守，三韓為墟，遼海燕冀，漢奸何多!以地事敵，敵欲豈足，人執笞繩，我為奴辱。懿維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奮戰，區宇以寧。豈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國，讓其淪胥。東等不才，劍屨俱奮，萬里崎嶇，為國效命。頻年苦斗，備歷險夷，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各黨各界，團結堅固，不論軍民，不分貧富。民族陣線，救國良方，四萬萬眾，堅決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內政，億兆一心，戰則必勝。還我河山，衛我國權，此物此志，永矢勿諼。經武整軍，昭告列祖，實鑒臨之，皇天后土。”毛澤東承繼了華夏先祖的遺志，所為皆“為國效命”，毛澤東是否得到了始祖的昭示呢?他腳下的皇天后土，是先祖的英靈，他在與先祖最近的地方，一定會聆聽到那來自久遠的先祖的靈犀。
有人說：“毛澤東是不可思議的神話。”十世班禪說：毛澤東是凡軀之神。時至今日，社會上依然流傳著許許多多關于毛澤東的神奇的傳說。毛澤東落腳的那片黃土高原，先以炎黃先祖的棲息地而名，后以毛澤東的功成地而名。無論怎樣堅定的唯物主義者，也常常為其中的神奇而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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