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1970年代的“中國夢”及其它

　　經歷過1970年代的人，各人的經歷不同，感受也不同。有的至今留戀，有的不堪回首。這些都是事實。但筆者還是贊成《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的的觀點，即盡管“文革”運動造成了國家的嚴重內亂，但那個年代的主流仍然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依然進行”，“我國國際地位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的年代，那段歷史因而也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的一部分。這種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是在“1949年中共政府接收了一副經濟爛攤子”(見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的基礎上取得的。陳誠曾當過國民黨政權2號人物。他的兒子陳履安2012年在談到1949年經濟情況時說：“當年把黃金運到了臺灣，確實救了臺灣…把家(指國家)里的錢全搬過來了嘛。”中共接管大陸時，國庫基本空了。新中國之初可謂是一窮二白。因此，經歷過兩個不同社會的人，或者深刻了解兩個不同社會的人，如果親眼目睹了1970年代的中國，有“滄桑巨變”之感就不足為奇了。這些人士中，有不少是海外華人，他們至今仍然堅持他們當年的這種感受的真實性。如果說他們象某些人所言，是“被瘋狂的年代愚弄”了，即暗示1970年代的中國實際上是處于一片黑暗中，那顯然是一種不尊重歷史事實的故意。

　　陳兆昌先生是馬達加斯加6萬多華人中的佼佼者，是馬達加斯加順德聯誼會會長。2013年初，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習總書記談中國夢時，流淚了。我這個思鄉的海外老華人第一次切實感覺到了自己和祖國最高層血脈相連，心心相通，一起為了夢想站在了新世紀。”

　　他還談到了他對新中國變化的感受。他說：“1967年結婚后，我第一次回國旅游結婚，那時候中國很窮，到北京街頭都很難買到東西，我們很心痛，感覺祖國雖然脫離了半殖民地，但仍然不夠強大。1973年，我再次回國時，情況就有些不一樣了，我姐姐一家人解決了溫飽問題，還能請我們吃飯。中國也加入了聯合國，在國際上的影響越來越大。”馬達加斯加在1972年與中國建交，1973年中馬兩國簽署的第一條中國政府無償援建的2號公路開始在馬國修建，30多名中國工人來到馬國。那時候，陳兆昌說他第一次感覺到作為中國人在馬國的自豪，“開始感覺到祖國的真正強大”。

　　趙浩生是著名美籍華人學者，也是最早訪問新中國的海外人士之一。在2000年趙浩生教授在撰述的回憶錄《八十年來家國》中，沒有回避文革運動，他寫道：“在‘文革’初期，我還以為這是一個有利于國家社稷的變革運動，但經過一段時間以后，就越看越茫然了，只感到深深的憂慮與擔心。”

　　盡管他從肯定文革運動到懷疑文革運動，但是他對新中國的巨大變化的感受，仍然鮮明地保留在《八十年來家國》中。

　　趙浩生是河南省息縣人?；疖囃ǖ叫抨枺缓蟪似嚨较⒖h。從信陽到息縣，在趙的舊中國的記憶中要走兩天，而且路上還有土匪，但這次坐汽車只用了兩個半鐘頭。

　　快到息縣的時候，趙的弟弟指著遠遠的一片燈光告訴說：“你看，那就是息縣!”趙浩生沒想到息縣有了電燈。小弟弟又指著公路兩旁一大片一大片的房子告訴說，這是水泥工廠、化肥工廠、麻袋工廠，“工廠”這兩個字當趙浩生在息縣念小學的時候，只是在教科書里介紹上海、天津時的插圖中看見過，今天息縣竟有了這么多工廠，實在是想不到的事。息縣縣城完全變了，趙的記憶中以前都是土坯麥草房子，但現在到處都可以看到水泥紅磚的樓房。

　　最讓趙浩生高興的，當然是跟七十多歲的老母親見面的一剎那。二十八年不見，趙浩生只叫了一聲“媽!”除了流淚以外，就再也說不出第二句話來。老人家雖然老了，但精神很好，介紹媳婦跟她見面時，他們要給她磕個頭，母親攔著他們說：“這是新中國，不興這個規矩了。”

　　趙浩生的三個弟弟，弟媳婦，侄子侄女，所有的親戚都見面了，他們在一塊兒吃團圓飯，聽親戚們說這二十多年的變化的時候，趙浩生問母親：“媽呀!我們是不是在作夢?”老人家回答說：“這不是作夢，這比作夢還要好啊!”

　　對于這次52天的故國神游，趙浩生說：“假若大家也要我用一句話來說明我的感想，我的回答，就是我母親說的：‘比做夢還好!’”這不就可以說是那個時期的“中國夢”嗎?

　　那時的“中國夢”的影響今天依然可以看到。著名演員陳道明在2011年的一次關于踐行“中國夢”的頒獎會上說：“我的中國夢，是每個人都能正常生活，正常工作，正常睡覺，正常治病，正常吃東西，正常走在城市的馬路上，呼吸的空氣是正常的，到醫院看病、排隊、掛號也是正常的，死亡也是正常的。”他還補充說，“真的，我寧可沒電腦、沒電視、沒汽車，哪怕我現在兜里就十五塊錢，只要我覺得安全、很愉快，大家都很有秩序地生活和工作，政府和國家很有秩序地發展，我的工作和生活就會很踏實。像現在，不知道明天單位會不會破產被辭掉，也不知道明天口袋里的錢會不會貶值。”

　　關于趙浩生那段經歷，還有一點補充說明。趙浩生此行，是先到了廣州，長沙和韶山，歷時一個多星期。在此期間，有關方面“將信陽到息縣的一段公路修整好”(見《八十年來家國》第162頁)。這段約70里，車程兩個半鐘頭的路，一個多星期的施工，也就是“修整”而已。但是到了某些人的筆下，就成了“專門修通了從信陽到息縣的公路”(見蕭象：《一位美籍華人學者眼中1970年代的文革中國映像》)。這位蕭象先生很會選擇用詞，盡管“修整”和“修通”只有一字之差，但拿捏得很到位。如果非要說一個多星期，縣城的人力就可以“專門修通”一條70余里的公路，那豈不說明了那時的工作效率高得實在令人不可思議了嗎?蕭象顯然不會這樣歌頌當年的工農大眾的。蕭象的其它文章也經常出現這種“畫龍點睛”式的詞匯，其遣詞造句的力量無一不彰顯他的“過分”臆測。所以，看“蕭象體”文章，還是不要太當真。在價值觀多元化的當下，用“蕭象體”來描述過去年代的的奇葩故事屢見不鮮也不足為奇。

　　當然，當時的海外人士也有不同的感受。比如有位叫唐德剛的就寫出了他在1970年代回到中國探親所見到的農村“荒蕪”和“蕭條”。唐德剛也是在尼克松訪華后才有了他的回鄉之行。尼克松訪華后，中美于1973年互開聯絡處。美方首任主任是布魯斯。他在中國旅行時在車上看到的卻是“綠樹成排”和一眼望不到邊的農田“綠浪”。

　　據最近的史料，蘭考歷史上的黃金時代是1971年至1976年。創造這個黃金時代的主要領頭人是張欽禮。該史料稱：

　　“文革中，張欽禮三次遭難時，周恩來總理三次解救他，也沒能改變他的命運。河南省委曾給中央一份報告，提出保護蘭考、林縣兩個典型。毛主席在此報告上批示：'同意'。”后來張欽禮于1971年主持了蘭考的工作。

　　“張欽禮這一幫人六年中干出的結果是：引黃淤灌出26萬畝沙荒鹽堿地為良田;種植了56萬畝農桐間作地(區);建立了60個縣、社工廠，填補了蘭考歷史上沒有工業的空白。僅縣辦的16個工廠，年產值4000多萬元，稅利760多萬元，糧食產量由1962年的6000萬斤增加到三億兩千多萬斤，人均800斤，家家有余糧，是解放后歷史上的黃金時代。蘭考也由老缺糧縣，到1976年，已上繳給國家3000萬斤糧，100萬斤皮棉，80萬斤油料。就連當年來蘭考視察工作的 商業部部長姚依林，看到蘭考在文革的混亂中，打出一片新天地，興奮不已。不知在什么場合，不經意地對張欽禮說，大慶缺少副食，黑龍江省過年也只能給他們500頭生豬。張欽禮立即派當時的副書記楊捍東和四桿旗的支部書記給大慶送去1000頭生豬、60噸粉絲、120噸酒。張欽禮說，不能讓鐵人的大慶工人缺肉菜。”

　　那么今天的蘭考怎樣呢?京城有家全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載文披露，當今了解蘭考的人，很多人心里有個“蘭考之問”：為什么守著焦裕祿精神這筆財富，經濟仍然比較落后，10萬人沒脫貧?為什么蘭考集體上訪、越級上訪還那么多，社會矛盾大事小事不斷?

　　蘭考的黃金時代啟示我們，任何地方任何時候，只要有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領導班子，就可以帶領廣大人民群眾開創新局面。今天的蘭考為什么就做不到?河南省委書記郭庚茂的話很直白：說白了我們變了，變成“官”了。

　　因此有人認為，解答“蘭考之問”的根本辦法，是樹立正確的用人導向：把那些背離焦裕祿精神的人拿下，讓愿意弘揚焦裕祿精神的人上來。對于蘭考如此，對于全國亦復如此。

　　上述歷史事實告訴我們，1970年代的中國既不是一片光明，更不是一片黑暗。但就整體而言，比起1949年前的中國，確實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歷史更告訴我們，只要各級領導班子堅持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就能帶領全國人民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