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大躍進”不能簡單歸結為頭腦發熱

　　這期本該說到人民公社化，但是人民公社化是和大躍進相關的兩個事件。因此先用一期的篇幅講講大躍進。

　　人們說到“大躍進”，首先的印象往往是“領導人頭腦發熱，要超英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這種說法并不全面。實際上，“大躍進”有復雜的歷史背景和原因，其中一些問題至今仍然需要重視。如果把“大躍進”簡單歸結為“領導人頭腦發熱”，就不能全面認識其教訓。

　　一、“大躍進”的原因之一：中國共產黨要突破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

　　“蘇聯模式”是20世紀30年代形成的，和中國的計劃經濟類似，都有重工業優先、計劃經濟、農業集體化等特征。首先應當肯定，30-50年代，蘇聯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就，蘇聯快速實現工業化，成為世界強國，贏得反法西斯戰爭，改變了世界格局，而且提高了人民生活水準，建設了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盡管后來蘇聯解體宣告了蘇聯模式的失敗，但并不能完全否定蘇聯模式的成就。

　　不過，到了20世紀50年代，蘇聯已經實現工業化之后，史達林之后的領導人并沒有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正確的改革，相反卻繼續固化這一體制。

　　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蘇聯模式將計劃權力集中于中央，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絕大部分計劃由中央政府制定，有利于進行社會動員以及有效地集中和調動資源，但也會抑制甚至扼殺地方的積極性，也不利于各地形成完整的工業體系，一些地方的產業結構單一。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內最早提出突破蘇聯模式弊端的領導人。1956年初，毛澤東在聽取國務院各部委匯報經濟工作時，提出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問題。他說：

　　蘇聯有一個時期很集中，也有好處，但缺點是使地方積極性減少了。我們現在要注意這個問題。地方政權那么多，不要使他們感到無事可做[1]。

　　這年4月，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他提出，為什么近代以來歐洲發展比較快，而中國自秦朝以來發展很慢?結論是：

　　歐洲的好處之一，是各國林立，各搞一套，使歐洲經濟發展較快。我國自秦以來形成大帝國，那時以后，少數時間是分裂、割據，多數時間保持統一局面。缺點之一是官僚主義，統治很嚴，控制太死，地方沒有獨立性，不能獨立發展，大家拖拖遝遝，懶懶散散，過一天算一天，經濟發展很慢。

　　1958年中央舉行的春節團拜會上，毛澤東又指出：

　　中央集權太多了，是束縛生產力的。這就是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關系問題。我是歷來主張‘虛君共和’的，中央要辦一些事情，但是不要辦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辦，他們比我們辦得好，要相信他們。

　　在這些思路推動下，以及當時國內外環境的變化，5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我國實施了兩次大規模的經濟管理權力下放。

　　二、大躍進的原因之二：中蘇關系惡化，蘇聯撤走援助和投資，倒逼中國必須發展地方工業

　　中蘇1949年簽訂了具有結盟性質的《中蘇友好互助條約》，但是從1956年蘇共二十大開始，中蘇兩黨之間關于國家利益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方向之間的沖突愈演愈烈，關系迅速惡化。

　　1953年，赫魯雪夫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后，開始調整蘇聯的外交戰略，把改善同美國的關系放在蘇聯外交政策的首位，追求同美國緩和，希望西方承認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歐洲獲得的既得利益。蘇聯要搞美蘇合作，首先就需要中國聽話。蘇聯希望中國服從蘇聯的全球戰略，進行裁軍，不要發展核武器，由蘇聯向中國提供核保護傘。這時，中國東南沿海還面臨來自美國和蔣介石集團的安全威脅，蘇聯的要求同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立場產生嚴重沖突。這種沖突表現在1957年以來的數次重要沖突：

　　“長波電臺事件”。蘇聯將大連和旅順口港口的使用權歸還中國后，為了保障其洲際導彈射程全覆蓋，于1958年向中國提出在中國東南沿海設立長波電臺，在中國內地同蘇聯建設共同艦隊，這相當于蘇聯重新在中國領土建立軍事基地，受到中國方面斷然拒絕。

　　“炮擊金門事件”。1958年，臺灣蔣介石集團加快反攻大陸的準備，解放軍在1958年8月起向臺灣金門島發動炮擊。赫魯雪夫對炮擊金門大為不滿，擔心這會演變成美蘇沖突，對中國加以指責。

　　中印邊界沖突：1959年，印度策動西藏獨立分子發動叛亂，挾持達賴喇嘛出走印度，1962年中國又和印度因為邊界問題發生武裝沖突，蘇聯從其全球戰略出發拉攏印度，表示出偏袒印度的立場。

　　核壟斷和核訛詐：蘇聯從其與美國緩和的角度出發，不同意中國發展核武器。1959年赫魯雪夫撕毀了1957年中蘇兩國政府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協定。1963年，蘇聯與美英確定了部分核禁試條約，在全球形成了核壟斷。

　　老子黨問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蘇聯希望其他國家服從蘇聯的全球戰略，納入蘇聯主導的軍事和國際貿易內分工體系。蘇聯這些做法，無論是從國際道義還是實際利益來說，都是中國不能接受的，中蘇國家關系逐漸惡化。

　　如何處理中蘇關系，使得新中國成立十年之后面臨新的選擇——是為了蘇聯的援助而放棄獨立自主，接受“蘇美共治世界”，甘當蘇聯的“兒皇帝”，接受蘇聯強加給中國的條件，還是堅持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維護國際關系準則，但同時面臨失去蘇聯援助的后果?中國共產黨選擇了后一條路。由于中國堅持不接受蘇聯強加的條件，中蘇關系最終走向破裂。

　　中蘇關系破裂，給經濟建設增加了外部困難。1957年起，蘇聯不再對中國增加投資，1959年6月，蘇聯決定撤出所有的投資和專家。1960年7月6日，停發互惠發行的友好雜志。1960年7月16日，突然照會中國，撤走援華專家。中蘇不僅結束了同盟關系，而且到六十年代末一度演變到在邊境陳兵百萬、劍拔弩張。由于這時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系尚未打開，六十年代成為中國的國際國內環境最為困難的時期。

　　蘇聯撤走援助之后，使得“一五”計劃期間本已開始緩解的“農輕重”三者之間的緊張關系重新緊張起來，中國只能更多地依靠地方積極性發展工業，并通過加快農業集體化為工業提供更多剩余，從而開展了第一次經濟管理權力下放、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

　　在這些措施中，首先進行的是權力下放和鼓勵地方發展工業。“一五”期間，蘇聯援助中國進行了重工業建設。1957年起，蘇聯不再對中國增加投資，1959年6月，蘇聯決定撤出所有的投資和專家。由于重工業建設的周期長，一旦原有投資撤出，如果沒有新的投資接續，前期的投資也將產生浪費。所以我國不得不自行解決重工的原料和資金來源問題。蘇聯投資撤走之后，中央財政收支占全國財政收支的比例急劇下降，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的比例從“一五”計劃期間70-80%的極高值下降到1958年的44%、1959年的24%，在中央財政收入急劇下降的情況下，為了維持工業化進程，必須充分調動地方積極性，依靠地方法發展工業。

　　圖中央財政收支占全國的比例(1953-1999)

　　1957年9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認為，經過8年的發展，地方上需要更多一些權力來調整中央所屬企業和地方的關系，因而必須將權力下放一部分給地方和企業。會議基本上通過了關于工業、商業和財政管理體制的規定，把一部分工業管理、商業管理、財政管理的權力，下放給地方行政機關和廠礦企業單位，以利于發揮地方的積極性。

　　此后，中央又相繼對體制下放做出決定：

　　——下放計劃管理權。

　　——下放企業管轄權。原來由中央各部委所屬的企業和事業單位，有88%下放到各級地方政府，中央直屬企業的工業產值占整個工業產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39.7%下降為1958年的13.8%。

　　——下放物資分配權。減少由國家計委統一分配的物資。由于中國計劃分配的產品種類本來就比蘇聯少得多，蘇聯“基金化產品”(相當于我國的統配物資)在1950年代初就有2370種之多，而中國的統配+部管物資最多時也僅有500多種(出現在一五期間和60年代中期)，而在毛澤東主導的兩次體制下放期間，均只有200-200種左右，到“70年代”末期只有217種。

　　——下放基本建設專案的審批權、投資管理權和信貸管理權。

　　——下放財政權和稅收權。為了增加地方的財力，擴大地方政府的財權，決定實行“包稅制”。

　　——下放勞動管理權。

　　在下放權力的同時，各部門還采取了一些措施，鼓勵中小規模的工業發展。例如，1958年，新華社報導中央各工業部門趕制了132項小型廠礦的標準設計，包括冶金、有色金屬、化肥、煤炭、發電、水泥、機械修理、紡織、造紙、橡膠以及農副產品加工，絕大部分適宜于縣、專區或縣以下的區鄉金額市鎮舉辦，例如冶金工業部設計的七種小高爐，最大的不過一百立方米，年產生鐵四萬噸，適宜一個縣舉辦。食品工業部設計的小型榨油廠，每個廠投資一千元就能辦起來，普通的民房都可以做廠房。1958年5月10日，鄧小平會見外賓時就提到：發展工業要“大中小結合起來”，“大的中央搞，中的地方搞，小的由鄉和合作社搞”。“到處搞，化學肥料發展速度就可以快很多[2]”。

　　經濟管理權力的下放，使得廣大地方政府第一次具備了發展工業的條件和可能，再加上打破蘇聯的迷信，降低了發展工業的門檻，地方發展工業的積極性空前地提高，這時中央又發動了“大躍進”運動，進一步提高了地方的積極性。

　　三、“大躍進”的過程

　　第一次權力下放，調動地方積極性的主要行動是“大躍進”。“大躍進”經歷了從發動、到地方競爭加劇、再到糾正過高指標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中央發動(1958年5月之前)：1956年12月，劉少奇代表中央宣布：在15年后，“蘇聯的工農業在最重要的產品的產量方面可能趕上或者超過美國，我們應當爭取在同一期間，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1958年上半年，毛澤東嚴厲批評“反冒進”。從后來的歷史進程看，毛澤東對“反冒進”的批評，實際上是他認為一些負責人反對向地方分權、提高地方積極性，黨內仍然存在對蘇聯模式的迷信。他說：“反冒進給群眾泄了氣，潑了一瓢冷水，搞得群眾灰溜溜的，使我們的工作受到很大的損失。六億人一泄了氣不得了”。1958年年初，毛澤東在杭州、南寧、成都的三次會議上強調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反對教條主義，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路線，批評過去八年經濟工作的教條主義，認為這是在外國經驗壓力下，不能獨立思考。1958年3月，成都會議大幅度提高了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主要指標。

　　第二階段：地方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競相提出高指標(1958年5-10月)。1957年12月25日，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作了《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報告，提出上海工業總產值在“二五”期間翻一番以上，爭取“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的提前實現，這個報告得到毛澤東的稱贊。甘肅省1958年1月至3月開工廠1000多個;3月至5月建廠3500個;5月至6月，廠礦數目猛增到22萬個。全省出現了10多個“萬廠縣”，20多個“千廠鄉”，50多個“百廠社”。平均每個鄉有110個廠礦，每個農業合作社有12個廠礦。1958年6月19日，華東地區召開農業協作會議，提出閩、浙、蘇、皖、上海四省一市當年糧食總產量可能達到1200多億斤，比去年增加500多億斤。原先設想4年、5年完成的人均1000斤糧食的任務，今年一年就完成了。全國糧食的產量估計可能達到5000億斤以上。其他地區也相繼召開會議，制定各自的農業“大躍進”目標。

　　1958年，鋼產量在數量上完成了指標，但是品質和效益不高，浪費嚴重。1958年底，宣布全國鋼產量達到1108萬噸，生鐵產量達到1369萬噸，從數量上完成了指標，但成本和代價很高。其中合格的鋼只有800萬噸，占72%，合格的鐵只有900多萬噸，占66%。小高爐煉鐵成本高，1958年僅煉鐵補貼一項，國家財政的支出就高達40億元，超過當年財政總收入的1/10。同時，土法煉鋼還濫開濫采煤炭和礦石，砍伐大量樹木，毀壞不少鐵器，這也是一筆巨大的損失。

　　第三階段：中央糾正高指標的錯誤(1958年10月之后)

　　需要指出，大躍進初期出現的地方惡性競爭、高指標、浮夸風，主要集中在1958年5月到10月這半年時間。盡管這半年時間出現了許多荒唐事，但是這并不是“大躍進”的全部。從1958年秋天起，在應對完臺灣海峽金門危機之后，首先是毛澤東，然后是其他的領導人，就開始著手糾正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

　　1958年10月，在“大躍進”發動5個月之后，中央就開始糾正大躍進中出現的高指標、浮夸風。1958年10月，毛澤東對河北徐水人民公社調研中了解到的“一畝白薯產量不過兩千斤，卻虛報八千斤;把幾個村的肥豬集中起來，讓人參觀，弄虛作假;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時，所有個人財產和私人債務統統‘共了產’，分配上實行完全的供給制”的現象明確表示反對。

　　1958年11月2日-11日，毛澤東主持中央第一次鄭州會議對高指標提出質疑，批評“鋼、機床、煤、電四項高指標嚇人”。

　　1958年11月21-27日，武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提出《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草案)》，那些數目字根據不足，放兩年再說，不可外傳，勿務虛名而受實禍。毛澤東說：工業任務、水利任務、糧食任務都要適當收縮。實在壓得透不過氣，壓得太重。把北戴河會議提出的鋼產量指標由2700萬噸至3000萬噸調整到1800萬噸。

　　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中央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講話提出：農村“一平二調三收款”等平均主義做法引起農民很大恐慌，必須立即糾正，并提出根據河南的經驗，各省立即召開六級干部會議，一竿子到底，做出統一決定，貫徹實施。3月2日凌晨4時半，他再次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強調“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這個大問題不在三月上半月解決，將遇到大損失，我擔心蘇聯合作化時期大破壞現象可能在我國到來”。

　　1959年3月，上海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壓縮1959年的工業指標，毛澤東再次對高指標做出批評。

　　除了毛澤東之外，從目前可得的文獻，一些其他領導人也對高指標進行了批評。1959年1月，鄧小平指出“降低指標是要有決心的，中央各部門要忍的痛，地方也要忍的痛[3]”。周恩來，陳云等也發表過類似的觀點。

　　鑒于“大躍進”期間發生的混亂狀況，20世紀60年代初，在中央一線領導人的主持下，中央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調整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把1958年下放給地方的權力幾乎全部收回到中央。

　　四、對“大躍進”和第一次向地方分權的評價

　　第一次權力下放，是中央主動突破蘇聯模式的探索，同時又是在蘇聯撤走投資、地方缺乏工業化經驗、黨內對于是否向地方放權意見還不一致的復雜情況下進行的。總體上看，這次放權是不成功的，而且導致了“大躍進”初期的高指標和浮夸風，工農關系、輕重關系都失去平衡，經濟發展的品質和效益都付出了巨大代價。

　　但是，評價歷史也應當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出發，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我們并不贊成那種認為“大躍進”完全是出于“頭腦發熱”、“超英趕美”的看法，而是認為要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出發對大躍進做出全面的評價：

　　第一，“大躍進”的出發點是發揮地方積極性、把廣大基層和農村納入工業化、現代化進程，這一出發點是正確的，而且實際上也取得了一定進展。

　　“大躍進”的出發點是發揮地方積極性、把廣大基層和農村納入工業化、現代化進程，這是值得肯定的。清政府和國民黨政府搞工業化，主要集中在少數沿海城市，不僅擴大了地區差距，而且由于廣大中西部和農村沒有納入工業化進程，也限制了工業化的資金和市場來源。新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工業化，不管從道義上，還是從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上，都不能讓工業部門僅僅集中在少數大城市和東部，必須經過一個發展地方工業的過程。這樣從經濟上說，有利于縮小地區差距，盡快形成中央和地方合理分工的工業體系，擴大工業化的資金和市場;從政治上說，有利于把廣大的中西部和基層納入工業化的管道，而不是讓工業化成為少數地區的專利，而其他地方只承擔為工業化的成本。不能因為權力下放初期的混亂，而否認“大躍進”期間向地方下放權力、調動地方積極性的必要性。

　　實際上，大躍進期間，地方工業也確實有了很大發展，確實大幅提高了投資率，保證了重點投資沒有中斷，而且新開工了一大批新項目，改變了投資項目主要集中在中央的狀況。從中央財政所占比例來看，經過“大躍進”，地方財政收支和工業產值占全國的比例都有明顯上升，即使1962年之后，中央集權的狀況又有所加劇，但是畢竟沒有回到“一五”期間高度集中的狀況，這就是向地方分權獲得的成果。

　　據統計，從新中國建立到1964年，重工業各主要部門累計新建的大中型專案中，有2/3以上是在三年“大躍進”期間開工的。經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這些開工項目和新增能力，獲得扎實的成果。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了三倍[4]。今天對中國經濟仍然發揮著骨干作用的許多中央和地方企業，也是這個時期開工建設的。

　　即使是對于大躍進初期提出的“15年趕上英國”等目標，也不能完全說是頭腦發熱。中國1950年鋼產量是61萬噸，1957年達到535萬噸，平均年增長率達到36.4%。而1957年英國鋼產量為2205萬噸，中國要15年趕上這個水準，只需要年增長9.9%即可，這是一個很保守的目標。即使考慮到英國的增長，中國只要保持12%的年增長率，15年就達到近3000萬噸鋼的產量。從后來實際情況看，1972年，中國鋼產量達到2338萬噸，超過1957年英國的產量。1975年，中國鋼產量達到2390萬噸，首次超過了英國當年的年鋼產量，“15年趕上英國”確實實現了。如果一提到“超英趕美”就認為這一定是吹牛皮，這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同樣是不可取的。

　　第二，“大躍進”時期投資的高增長是以犧牲農村利益、犧牲國內消費、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的，這一教訓至今仍應記取。

　　“大躍進”時期，地方辦工業的積極性空前提高，提高了積累率，但帶來了國民經濟的失衡，特別是犧牲了農村的利益、消費和破壞了生態環境。這一教訓至今仍然需要記取。

　　各地大辦重工業，還沖擊和擠占了農業、輕工業生產。1958年的工業總產值比1957年增長54.8%，其中重工業產值增長78.8%，而農業總產值僅增長2.5%。由于大煉鋼鐵和其他各種“大辦”，農村勞動力被大量抽走。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人數同從事工業生產勞動的人數的比例，1957年是13.8∶1，1958年則陡然降到3.5∶1。據中央農村工作部估計，有10%左右的農作物沒有收回。由于缺少勞動力，不少地方沒能完成秋種任務。輕工業生產也大幅度下降。例如，8月和9月，東北三省因電力不足，減去輕工企業電力負荷的2/3，僅紙張一項就減產10萬噸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教訓同我國近年來一些地方為追求經濟增長、企業無序競爭、破壞資源和生態環境、造成產能過剩的機制是類似的。這說明，不管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只考慮經濟規律、只強調競爭和激勵，不考慮科學規律、技術規律和自然規律，都會對經濟的平衡和可持續發展造成破壞。

　　第三，“大躍進”時期的失誤有復雜原因，不能簡單歸結為“頭腦發熱”。

　　大躍進是在中央缺乏經濟分權的經驗、地方缺乏工業化經驗、黨內對于是否向地方放權意見還不一致的復雜情況下進行的，其失誤有復雜原因。如果僅僅歸結為領導人個人的“頭腦發熱”，就不利于真正的吸取教訓、總結經驗。我們認為，“大躍進”的失誤主要原因有：

　　第一，地方缺乏辦工業的經驗。從當時的歷史環境來看，中國除了沿海少數城市之外，廣大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從來沒有辦過工業的經驗，甚至大多數人連工廠是什么樣，見都沒有見過。從其他國家來看，在工業化早期，都總要經歷一個低門檻、低水準競爭和淘汰的過程，不可能從有工業的第一天開始就建立完全標準化的、規范化的企業。改革開放之后，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同樣也出現了各種假冒偽劣產品充斥、低水準重復建設、惡性競爭的局面，正像不能因此而否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要性一樣，也不能因為權力下放初期的混亂，而否認“大躍進”期間向地方下放權力、調動地方積極性的必要性。

　　第二，中央缺乏分權的經驗，下放權力過快，搞“一刀切”。這次下放權力，是在1958年“大躍進”已經在醞釀的過程中，沒有經過周密準備，很快出臺的。規定“除極少數重要的、特殊的和試驗性的企業仍歸中央繼續管理外，一律下放給地方政府管理”，這顯然不符合當時地方的管理水準，也不符合不同行業的需要，像鐵路、能源等具有全國公共品性質的行業也下放給地方，難免破壞規模效應。由于下放權力過快、一刀切，中央對地方缺乏起碼的調控，導致地方之間的惡性競爭。

　　第三，黨內一些干部并不贊成向地方分權，導致權力下放過程中產生了機會主義行為。突破蘇聯模式，在中央高層并沒有形成共識，繼續堅持蘇聯式高度集中計劃經濟的意見仍有很大影響。例如，有的中央領導人并不支持向地方分權，認為，“在全國計劃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計劃，全國是一本賬，一盤棋。不應該有不列入計劃的經濟活動”。有的認為：“現在不是統死不統死的問題，恐怕要統點死，就是要全國計劃、集中統一、共同負責、全民保證”。毛澤東為了推動突破蘇聯模式，不得不更多地強調發揮地方積極性，甚至強行推動，這就不免出現各種機會主義行為，包括一些干部陽奉陰違，故意走極端，來變相抵制向地方分權。這表明，沒有穩定的制度，僅僅靠領導人個人的推動，難以形成良性的中央和地方關系。

　　【注釋】：

　　[1]《毛主席在國務院四辦及中央輕工業各部匯報工作時候的插話和指示》(1956年3月1日—5日)。

　　[2]鄧小平文集(1949-1974)中卷，376頁

　　[3]鄧小平文集，下卷，第7頁

　　[4]中國基本建設研究會：《制度變遷視野下的中國基本建設》，第一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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