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同志離世了，中國因此少了一位對社會理想執著的守門人，少了一位具有良知的博學學者，更少了一位忠誠的職業革命家。
鄧力群的去世，不可能有全國性的紀念，但他離世后各大網絡及中央媒體對他的報導和“蓋棺”之論還算可以接受。這一切如果退回十年，是不可想象的。因為人們對鄧力群就社會“前景”所做的各種預言，以及坊間流傳的關于他與某人的爭論曾讓人覺得其人是那樣的倔犟和不近人情，是那樣的“左”之至極且頑冥不化。但現在人們不這樣看了，因為，鄧力群說的好多事情，老百姓都看到了;鄧力群所預言的某些現象，生活在最底層的民眾都感受到了。甚至那些“眥必中國”的公知們也從他的系列表述中尋找著可資利用的片言只語以為武器。
(1994年4月一清與鄧力群先生的合影)
鄧力群成了一個穿越者，他穿越了左右，穿越了共和國歷史的評價體系，穿越了人們對社會理想和革命信念的理解。
他的有些穿越甚至是一種顛覆。
鄧力群的同事們應該沒有想到，2015年小年夜前他的離世會激起中國社會如此普遍的懷念，如此強大的反思。這實在是因為，這位百歲老人他太具“穿越”能量了。
我因了與鄧老的秘書 郭先生的私交，曾多次去過鄧在某胡同8號的家，看望這位湖南老鄉。
第一次去“看望”他，其實是去打擾他。那時我在湖南某出版社工作，當時社里出版了本《中國農村大寫意》，由我負責在北京作推介工作，目的也是想評上當時正興起的“五個一工程”獎。郭秘書很是個熱心的人，幫我聯系上了鄧老。鄧老聽說是湖南老家來的，又是關于農村題材的，幾乎沒有什么考慮就答應參加我們的會了。那天上午，我站在新華社大會議室的門外，迎接80歲鄧老的到來。他有些感冒，但見了我這個小老鄉極是熱情，真叫一個滿面春風，我因此知道這樣的一個大理論家與人親近和內心柔軟的一面。
(鄧力群先生參加我們的座談會時的合影，后排左一為一清)
去鄧家，我作為晚輩的晚輩，在鄧老這樣的大學問家面前，幾乎是無法開口的，自然不太可能有多深的交流。都是聽鄧的一些發問，如實地回答些東西罷了，無非傳達后輩對他老人家的記念與敬重罷了，看望就是一種純形式了。郭秘書告訴我，鄧老是一位職業革命家，他的所有思考，大抵與我們這些人是不太一樣的。對郭秘書的這個話，我消化了好多年，及至后來看到《鄧力群自述》才算是有了些理解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后期以后見到鄧老時，總看到他在中庭窗下苦苦思考的樣子。其時，他的視力和聽力都有些不支。我記得他是送過一個雜志給我的，是《當代中國史研究》創刊號，且上面有著他的簽名。“鄧力群 15/3 1994”，當時不大理解老人家為何在一本雜志上簽上自己的大名，因為在我看來，鄧老這樣的大理論家、大學問家何至于對一本雜志如此重視呢。后來明白了，鄧力群同志在向小平同志談退休問題時曾提出過，希望自己退下來后做好有關“當代中國”的研究工作，而這本《當代中國史研究》的創刊號，當然就是他很看重的“成果”之一了，故以簽名的方式贈人，可見其重視。
(在《中國當代史研究》創刊號的簽名)
在鄧老退下來的日子里，他對于“國史”的寫作及當代中國史的研究是付出了大量心血的。就是那本創刊號上，就有一篇他的文章：《國史寫作不應忽略的若干基本內容》，這篇文章貫穿了此后二十年他所主持的“國史”寫作的全部。在該文中，他首先提出的就是“關于國家疆域問題”，對有關新疆、西藏的寫作強調特別要注意的幾點。一直到離世，他都在關心著這些重大問題。2014年年8月27日，得悉新疆自治區黨委將在烏魯木齊召開紀念阿合買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諾夫、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達列力汗·蘇古爾巴也夫、羅志五位烈士犧牲65周年的座談會。鄧力群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發電表示其對阿合買提江·哈斯木等五烈士的深深懷念。這前后幾十年里連系著的事，足反映了鄧力群心中所裝國之大事竟為何者。
鄧力群是一個敢說實話、堅持自己看法的人。關于他“敢說實話”的事，估計網上流傳的各種版本已經不少了，這里再多說點類似的故事似有嫌多。所謂“堅持自己的看法”，那就是他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對資本主義的入骨認識。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蘇聯崩潰，世界、也包括中國社會各種力量對于蘇聯社會制度有過多如牛毛的解構之言，大多是攻擊性的。那個時候國人中很多人對資本主義抱持著很美、很不切實際的想法。在這樣的一種普世性的思潮面前，鄧力群所看到的、他的筆下所表達的，還是他對于制度本質的認識。在談到蘇聯制度與資本制度在對待中國的發展問題時，他不附流俗，敢于堅持自我，估計這些都是他一直以來世界性地不招人待見的原因：
建國初期，我們從蘇聯引進設備、技術，聘請專家，是怎樣一種關系?我們從資本主義國家引進設備、購買技術、聘請專家，包括派留學生出國，又是怎么一種情況?資本主義國家只教我們使用、維修，不教我們設計、制造，他們的高、精、尖科技不讓我們參觀，蘇聯同我們關系好的時候，幫助我們搞尖端科技，不僅教我們使用、維修，而且教我們設計。僅管蘇聯專家撤走了，我們的原子彈和氫彈還是制造出來了。蘇聯專家中的大多數是真心誠意地幫助我們的，有很多感人的事實。我們的科學技術能較快發展，取得重大突破，固然主要是由于我國人民和廣大科技人員在黨的領導下，發憤圖強、艱苦奮斗的結果，但是和當時蘇聯的援助也是分不開的。(《當代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94頁)
我這里引用鄧力群的話，想要說明什么呢?說實在的，聽手拈來的這段文字我只是想說，鄧力群是個說真話的人，什么時候都是這樣。在全球性的對于蘇聯批判的當時，鄧力群沒有忘記蘇聯人曾經對中國人的好，更沒有忘記資本主義制度的那種虛偽。他的提醒，應該永遠讓我們一些抱持“救資本主義的某國就是救中國”的一些人記住，那種勢力與中華民族的大目標是永遠不在相容的。
新世紀的初年，還去過鄧家一次兩次，那時候鄧的眼力已經嚴重不支了。因為家人的要求，我們沒有與老人家交談。給人的感覺是，他總坐在中庭的窗口下獨自發呆，心里想些什么，誰也不知道。但他的內心一定是活躍著的。他的所思所想，一定是中國的大事情。否則就不大可能有那么多關于他“穿越”古今連通未來的那些預見。同時，他的內心也一定是寧靜的，否則一種普遍性地對他的言行持否定態度的大環境下他不大可能活到整一百歲。
但他又確實活過了一百歲!
人真的是很奇怪的，如此澎湃活躍的內心與如此寧靜安謐的內心，在鄧老一人身上同時存在著，這是怎樣的一位智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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