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生明(筆名端陽生)
許多人把“文革”當作一場純粹的災難看待。我卻認為，正是在經歷了這場災難后，中國知識分子才更加接近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信嗎?那就讓我給你破析一個“細胞”、解剖一只“麻雀”看看吧!
被黨內“左派”趕出河南青年報社的我，于1962年春天回到生養我的三晉大地。1964年，全國性的農村“四清”運動開始了，我被調到中共山西省委創辦的《山西四清報》編輯部工作。我們的主編姓劉，原在山西省廣播局任局長，運動中升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后，他仍然兼任我們的主編。副主編姓樊，原在山西日報擔任副總編輯。5位編輯組長都是級別較高的處級干部，其中一位名叫光軍(筆名)，調來報社前，他是大同市共青團市委書記。光軍同志喜歡讀書看報，寫得一手好字，獲得過省直機關學習《毛選》積極分子光榮稱號。另有20多名編輯，大都有較高學歷，而我只是個沒有任何學歷的轉業兵。論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我只能排在這支隊伍的末尾。令人可悲的是: 因為自己不明智、不自量，執意要扮演一個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勇士，由此而引出一場災難，險些做了劉、樊二位領導獻給“文革”的祭品。事情的來由是這樣的：
1、 關于“精髓”之爭
按照習慣，每一張新出版的報紙首先貼在編輯部的評報欄上，供內部員工評議。
1965年某月某日的《山西四清報》第三版，有該版編輯組長光軍同志寫的一篇文章，文中有這樣一句話：“階級斗爭是毛澤東著作的精髓”。不久收到讀者來信指出，這一提法罕見，值得推敲，并指明此提法與列寧所著《國家與革命》的論斷相悖，但沒有細說情由。出于好奇，我翻開《國家與革命》細查，找到這樣一句話：“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學說的精髓。”我用毛筆字謄寫出來，張貼于評報欄上。不料，光軍同志在這條語錄旁批曰：“這是列寧多年前的著作，不足為據。”我又把馬克思的一段名言用毛筆字謄寫下來貼在評報欄上：
“馬克思說，發現階級斗爭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之前不少資產階級的學者就發現并研究過階級斗爭。我的貢獻在于：1)階級斗爭只是和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定的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的專政。”列寧因此而有 “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學說的精髓”之科學論斷。
哪知，光軍同志又以“學習毛著積極分子”的高姿態，對馬克思的這段論述不以為然。我一篇，他一篇，爭論不休，面對這場原則性的爭論，編輯部無一人出面參戰，兩位領導充耳不聞，視而不見。
2、 關于“幸福”之辯
不久，光軍同志又在他掌控的第三版發表雜談，他引用一個 “四清”工作隊員的話寫道：“席xx說得好：人生最大的幸福莫過于取得領導對自己的信任”云云。
我在評報欄上留言指出：“這種幸福觀格調不高。”極具虛榮心的光軍同志在我的留言旁留言，質問我：“什么叫格調不高?你的格調就高嗎?”我見這位中層領導、黨支部委員、我的黨小組長蠻不講理，以官壓人，寫出以下一篇短文回敬他。我寫道:
“馬克思的女兒問他的父親：你最愜意的事是什么?馬克思答：斗爭!毛主席說：‘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保爾·柯察金說：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懊悔，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這樣在他臨死的時侯就能夠說：‘我已把我整個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雷鋒說自己最幸福的事，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上都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幸福觀。光軍同志宣揚的幸福觀是無原則地討好領導，是市儈的幸福觀——有奶就是娘。因而格調低下，庸俗不堪。”
光軍同志避開爭論的焦點，大談領導的重要性，把我的評報意見歸結為狂妄自大、蔑視領導。又是他一篇，我一篇，不見有人評是非，不了了之。
3、 關于知識分子青年身上的“污垢”
我與光軍同志的第三場論戰，起因于一張照片的說明文字。某月某日《山西四清報》的第三版登出一張照片，畫面上有一個女青年擔著一擔土，可能是搞農田作業。光軍同志給這幅照片配寫的說明文字是：“每挑一擔土，就出一身汗，每出一身汗就洗掉身上的一層污垢，這樣才能一步一步地向勞動人民靠攏。”
經我側面打聽，照片上的女青年名叫葉向真，她并非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她的父親是大名鼎鼎的葉劍英元帥。于是，我在評報欄上留言：“此照片上的女青年，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葉劍英元帥的女兒，她生于革命圣地延安，長在首都北京，出身于這樣一個家庭的青年，在她身上有那么厚的污垢?她離勞動人民就那么遙遠?”
光軍同志引證毛主席寫于1939年5月4日寫的《青年運動的方向》長篇大論，給我扣了一頂“反對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結合”的大帽子，我沒有太理會，因為他的指控不著邊際，爭之無益，也不了了之。
經過上述3次論戰，我覺得自己在這個知識分子堆里并不低矮，甚至感到底氣十足。全然沒有料到，由此引來的大難很快就臨頭。
1966年春天，從首都傳來“文革”的雷聲，伴著批判“三家村”、大專院校紅衛兵圍剿“黑五類”的腳步聲，光軍同志的一篇大字報出現在編輯部的走廊上，他那清秀瀟灑的毛筆字跡我太熟悉了，立即擠到人堆里想看個明白。一行大標題首先映入我的眼簾：《我們和王生明的分歧實質》，文章末尾共有7個人署名，光軍同志牽頭。我下意識地感到，這不是一對一的學術辯論，而是有組織的政治圍攻。細看這篇大字報的內容，還是過去我和光組長的3次爭論，大字報指控我：借馬列反對毛澤東思想;借談幸福觀攻擊黨的領導;借葉向真反對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相結合。分歧的實質是：王生明一貫與黨離心離德，反對黨的領導，是漏網的右派。
一日深夜，在編輯部全體員工大會上，劉主任厲聲宣布：“光軍和王生明表面上針鋒相對，實質上他二人站在同一條戰線向領導開火，給省委抹灰，想搞垮編輯部，妄圖篡奪編輯部的文化大革命領導權。光軍是野心家、伸手派!王生明也是。燒!”
劉主任的動員令，只是一個 “燒” 字，讓我琢磨了很久，心想這與以往的“批”、“ 斗”肯定有所不同，但不知是怎樣個燒法。由此聯想到宗教文化“煉獄”。可是，把共產黨人的政治斗爭，比做天主教和耶穌教所傳說的磨難，也不是很出格的嗎?又想，劉主任不僅是搞政治斗爭的把式，他還是個業余作家，著名長篇小說《太行風云》就出自他手，他用文學的詞匯指揮文化大革命，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再說，自己已經走到這步田地，哪里還敢給劉主任挑刺兒?!
后來的事實證明，劉主任所說的“燒”，和以往打右派、反右傾的“批”與“ 斗”沒有實質性的差別，無非是停職反省、寫檢查、打掃樓道、清理廁所、等待處分、下放勞動。對我而言，算不上什么“煉獄”!讓我和光軍同志哭笑不得的是，昨日還是兩只好斗的公雞，今天卻變成了廁所與樓道里的患難兄弟。如此這般地煎熬了一個多月，風云突變，從中南海傳來了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文如下: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緊接著，《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關于“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文章，經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反復廣播，迅速傳遍中華大地。我本能地看到一線重生的希望，立即串聯梁全智、賀招旺、張效仁三位游離在“紅衛兵”、“戰斗隊”外的黨員同志，秘密地組建了臨時黨小組，外稱山西四清報文化大革命輕騎隊。由我起草的秘會《紀要》全文如下：
“在黨組織暫時停止活動的非常時期，我們4個共產黨員自愿結合，組成臨時黨小組(行施支部的職能)，外稱輕騎隊。本小組成員一切行動以黨的固有原則為準，不得違法亂紀。黨員重大行動要隨時向小組負責人匯報，并記錄在案。待文化大革命結束，黨組織恢復活動后，連同此《紀要》交黨委審查。輕騎隊政治指導員由王生明擔任，輕騎隊隊長由梁全智擔任。
簽名：王生明、梁全智、張效仁、賀招旺
1966年9月X日”
輕騎隊成立不久，省廣播局的造反派打上門來，把一頂報紙制作的高帽子當眾給劉主任戴到了頭上。從此以后，編輯部群龍無首，所有的戰斗隊一齊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輕騎隊為了顯示自己的革命性和先進性，在別的戰斗隊之后，也和劉、樊二位進行了一次“拼刺刀”會。
輕騎隊四戰友問：光軍在本報撰文寫道：‘階級斗爭是毛澤東著作的精髓’，這種提法到底對不對?
劉、樊二位領導答：列寧和馬克思對這個問題說的十分明白透徹，光軍的提法是個原則性的錯誤。
輕騎隊四戰友問：既然如此，這個問題在編輯部爭論了很久，你們為什么始終不表態?
劉、樊二位領導答：先是粗心大意，后是黨性不純，怕丟面子，怕承擔責任。
輕騎隊四戰友問：一個人的最大幸福莫過于取得領導對自己的信任——這種幸福觀你二位是贊同還是反對?
劉、樊二位領導答：肯定是不對的!在黨報上宣揚這種錯誤的觀點極不應該，責任首先應該由我倆來負。
輕騎隊四戰友問：那為什么你二位一直不吭氣，不出面承擔責任?
劉、樊二位領導答：私心雜念，怕丟人，怕革命造反派造自己的反，向生明同志道歉!
輕騎隊四戰友問：你們在動員大會上，為什么說光軍和王生明原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兩個野心家、伸手派?
劉、樊二位領導答：主要原因是我們對毛主席的偉大戰略意圖沒搞清，以為這次運動是繼續打右派，繼續反右傾，因此把光軍、賀招旺、梁全智、蘭空和生明等5個同志暫時內定為運動的審查對象……大方向完全錯了。
——這就是當時令一部分人感到恐懼、感到憤怒的“右派翻天”;
——這就是令我欣慰、被我永世難忘的 “馬列主義回歸”。
輕騎隊因為撰寫《權由誰奪?印由誰掌》的大字報和傳單，被“1·12” 奪權后成立的中共山西核心小組副秘書長劉芝蘭同志指控為“反革命保皇組織”，下令砸抄。在砸抄中，將“輕騎隊”的備忘錄《紀要》送給省革命委員會審查，后被某領導人認定：輕騎隊是個罕見的“秘密反動組織”，勒令解散。但我們4個年輕的共產黨員始終舉著“山西四清報文化大革命輕騎隊”的旗幟一直戰斗到“文革”結束，戰斗到黨恢復正常組織生活。我至今為輕騎隊引以自豪!
后記王生明
劉主任是1937年參加革命的太行老八路，久經考驗的共產黨人。在八路軍總參謀長左權將軍壯烈犧牲的那次反掃蕩中，年富力強的老劉，冒死把身負重傷的史紀言同志(原八路軍太行報主編)背出日寇的重圍，他是沒有正式授過軍功章的戰斗英雄。“文革”中，山西省廣播局的少數造反派把他當作“修正主義分子”批斗, 吃了許多苦頭。老劉敗不餒，勝不驕，真正一棵太行不老松。聽說，近期他又有百萬字的巨著出版。他活的開心，過得很牛。遙祝老首長健康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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