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文革時期幾位中央領導人的生活

李素文

　　2014年第八期《名人傳記》雜志，刊載了該刊記者對江青秘書楊銀祿的采訪。楊銀祿談到了一則江青關心他的往事。有一次楊銀祿得了腸胃炎，發燒，江青來楊銀祿辦公室看望，后來還要自己的廚師為楊做營養餐。江青對楊銀祿說：“我叫程師傅給你做飯，用我的錢，糧票你自己出，做點軟的和可口的。”當年權傾一時的江青，連富余的糧票都沒有，現在想起來真有點不可思議。實際上，在文革十年時期，很多東西都要票證，上至黨和國家領導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沒有特殊。

　　說到糧票，還有一位國家領導人曾為此遇到過尷尬。1974年9月，陜西省咸陽市西北國棉一廠的勞動模范吳桂賢作為工人階級的代表，參加了中央的一個會議。開完會，中央把吳桂賢留了下來，讓他們在中央工作，后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當時吃飯要交糧票，由于事先不知道會留在北京工作，吳桂賢沒帶多余的糧票。最后還是急忙請家屬把糧票寄過來才解決的。以后每個月的工資和糧票都由咸陽寄過來。

　　到中央工作后，她的工資沒變，從1973年到1977年，她的工資一直是67.2元。中央辦公廳每天給基層來的同志補助1元伙食費。到北京的頭一個月，伙食費花了60多元，她嚇了一跳，只好對炊事員說實話，叫他們降低標準。中央政治局開會時，喝龍井茶，每次收費3角，月終結算。因為會議太多，茶水費就很可觀。她因經濟拮據，就推說不愛喝茶，算是節省了一筆開支。

　　另一位1975年1月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李素文，在中央工作時也不得不精打細算。工資仍然是原來的62元，還是在沈陽的原單位發。后來經李先念等領導研究批準，中央有關部門給了她每月18元的補助。她丈夫怕她出門在外應酬多，每月給她寄50元，甚至夏天北方發的降溫茶也給她寄去。

　　她那時最怕的是家鄉來人，不是不歡迎，是囊中羞澀。因為在故鄉人眼中，李素文當了大官，他們到北京來看李素文，一定能吃好玩好。可李素文就難了。招待差，人家說你慢待說你忘本;招待好吧，月底就得“扎脖”。果然，有一個月家鄉來了四五撥人，結果，月底她只好大蔥抹大醬了。她記得很清楚，一次，沈陽市財貿部的老部長來看她，她左右掂量，最后只得包餃子招待老人。和吳桂賢一樣，每次到國務院、人大開會都只喝白開水，因為喝茶是要收費的。組織上安排出國訪問時，服裝就成了一個大問題。她只好到對外友協去借皮箱和衣服，訪問回來再把那些東西歸還人家。

　　說到出國，李素文自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就多次被評為全國勞模。1966年9月，組織上安排她隨中阿友好代表團到阿爾巴尼亞參加中國國慶活動，文革前出國還有10美元零花錢，文革開始后一分錢也沒有了(到鄧小平上臺時又恢復了，他老人家出國時把這十美元全買了法國牛角面包)。女性同胞總該整整發型、理理發吧，可一分錢難倒英雄漢。后經大使館安排，她最后找到了一個老華僑開的理發店，說明情況，才免費理上了發。

　　還有一則關于毛澤東的史實。有一次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外出采購到了北京市友誼商店，他們看中的商品卻需要外匯。盡管售貨員了解到他們是中南海的，還是因為沒有外匯而不予供應。工作人員回到中南海后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回答，你不買不就行了嘛。

　　這些發生在文革十年時期的人和事，在當時很普遍。現在的年輕人可能知道的并不多，有人還認為那個時期特權、貪腐也很普遍。毋庸置疑的是什么時代什么社會都會有特權和貪腐現象，文革十年期間也一樣，不過只是很少而已，與“普遍”二字是掛不上勾的。如果我們對照當今社會萬象，不管怎樣，還是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