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來意：毛澤東的“大悲咒”

　　那年去江西旅游，在一個叫江灣的地方，我在一家經營旅游產品的商鋪里跟老板說：“買一個毛主席銅像。”老板隨即給我糾正道：“毛主席銅像要說‘請’，不要說‘買’。”老板的話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中國民間，許許多多的老百姓對毛主席充滿了尊敬，甚至是虔誠，甚至于神化。我在廬山頂的一個出售毛主席像章的攤點，聽那個老者說，在南方一些地方把毛主席當成“平安神”。在汽車里掛毛主席像章飾件恐原于這種信奉，可以保一種平安。在一些地方民俗里，在農民家里張貼的年畫里，毛主席被當成了“財神”，與傳統的“財神”同列其中。在藏區及其他少數民族地區，把毛主席當成神來敬拜的現象也不鮮見。

　　毛澤東是一個無神論者，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他的兩件法寶。在他的身后，民間的老百姓卻把他當成了神，這是他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的。是老百姓愚昧嗎?恐怕不能這樣解釋，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老百姓對毛澤東的神化與那些世界頂級的政治家、學問家對毛澤東的評價那么吻合和趨同，大有英雄所見略同的趣味，只不過他們表達的方式不同而已。在很多老百姓的眼里，毛澤東的心里是駐著一個“佛”的，這恐怕也不是老百姓的無端托意，毛澤東確是懷著一顆濟世救人的悲憫之心的，就象他自己在詩里所說的：“遍地哀鴻滿城血，無非一念救蒼生。”

　　在美國記者斯諾所著《毛澤東自傳》里，毛澤東曾跟斯諾回憶小時候的事情，他說起自己的母親：“我的母親是一個慈祥的婦人，慷慨而仁愛，不論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憐惜窮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給那些跑來乞討的人。”說起1910年的長沙搶米風潮：“其中有許多人被砍卻頭顱，掛在柱子上示眾。……這事件，我們在私塾里討論了數日之久。它給予我一個深刻的印象。許多學生都同情‘亂黨’，但只是上在旁觀的立場。我們并不了解這對于他們的生活有什么關系。他們不過把這事當作一個具有刺激的事件，感覺興趣而已。然而我就不忘記它。我覺得這些‘叛徒’都是與我的家人一樣的普通良民，于是我深慨對待他們的不公平了。……第二年，新谷還沒有成熟，冬米已吃完的時候，我們一村發生糧食恐慌。窮人向富戶要求幫助，他們發動了一個‘吃米不給錢’的運動。我的父親是一個米商，他不顧本村缺少糧食，將許多米由我們的鄉村運到城里。其中一船米被窮人劫去，他氣得不得了。但我對他不表同情。”毛澤東很小的時候，從感情上就背叛了自己所處的階級，走上了救苦救難的革命之路。

　　1925年冬，毛澤東在《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一文中說：“孫先生的主義、遺教，絕對是為了‘救苦’，絕對不是為了‘發財’;絕對是使人類從壓迫階級解放出來，絕對不是為了準備做新的壓迫階級。無論將孫先生的主義、遺教如何曲解，這個意義絕對不能變動。他們介在革命派反革命派之間，自以為可以獨立革命，其實沒有這回事。他們疑忌工農階級之興起，他們疑忌國內及國際無產階級政黨之援助，他們丟棄了群眾，丟棄了幫手，在二十世紀半殖民地內外強力高壓的中國，決沒有做成革命的道理。”

　　1927年3月，毛澤東深入湖南農村做了32天的考察，寫就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報告對發生在湖南的農民運動進行了高度的贊揚，對農民反抗壓迫和剝削的正義性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說：“土豪劣紳勢盛時，殺農民真是殺人不眨眼。長沙新康鎮團防局長何邁泉，辦團十年，在他手里殺死的貧苦農民將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殺匪’。我的家鄉湘潭縣銀田鎮團防局長湯峻巖、羅叔林二人，民國二年以來十四年間，殺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殺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殺的兩人是完全無罪的乞丐。湯峻巖說：‘殺兩個叫化子開張!’這兩個叫化子就是這樣一命嗚呼了。以前土豪劣紳的殘忍，土豪劣紳造成的農村白色恐怖是這樣，現在農民起來槍斃幾個土豪劣紳，造成一點小小的鎮壓反革命派的恐怖現象，有什么理由說不應該?”

　　1929年12月，毛澤東在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又稱《古田會議決議》)中要求在官兵中開展“廢止肉刑運動”， 發布廢止肉刑的通令。對傷病兵要進行優待：“官長，特別是和士兵接近的連上官長，應當隨時看視傷病兵，送茶水給他們吃，晚上替他們蓋被窩，他們覺得冷，要替他們想辦法，如向別人借，增加衣服。……對行軍時沿途落伍的傷病兵：1、禁止任何人對他們的怒罵或譏笑;2、要傷病兵讓路的時候，要好好對他說，不要一把推開他;3、無論哪一個部隊或機關，凡有因病因傷落伍下來的，不論是戰斗兵非戰斗兵，均要立即派一個人去招呼他，如系重傷重病，并要盡量設法雇夫抬來;4、每次行軍，后衛要耐煩帶上落伍的傷病兵，必要時還要替他們背回槍彈。”古田會議后，制定了紅軍八項規則：“一、當你離開一個人家，將一切門板(睡覺用)放到原處;二、歸還你所睡的草褥并將它卷好;三、對老百姓要謙和并隨時加以幫助;四、歸還一切借用的物品;五、賠償一切損壞的物件;六、和農民以誠相待;七、購買一切物品須付錢;八、講衛生，尤其是在距離人家很遠的地方設立廁所。”

　　1934年1月27日，毛澤東在江西瑞金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的報告《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要求“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么辦法呢?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

　　1936年9月22日，毛澤東在《致蔡元培》信中說：“今日者何日?民族國家存亡絕續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輩，中年者如澤東一輩，少年者則今日之學生，不論貧富，不分工農商學，不別信仰尊尚，將群入于異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將非復我之河山，人民將非復我之人民，城郭將非復我之城郭，所謂亡國滅種者，曠古曠世無與倫比，先生將何以處此耶?共產黨創議抗日統一戰線，國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獨于當權在勢之袞袞諸公或則曰不可行，或則曰要緩行，盜入門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國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絕境，先生將何以處此耶?”

　　1936年12月1日，毛澤東在《致蔣介石》信中說：“夫全國人民對日寇進攻何等憤恨，對綏遠抗日將士之援助何等熱烈，而先生則集全力于自相殘殺之內 戰。然而西北各軍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戰陣知之甚悉，彼等之心與吾人之心并無二致，亟欲停止自殺之內戰，早上抗日之戰場。即如先生之嫡系號稱勁旅者，亦難逃山城堡之慘敗。所以者何，非該軍果不能戰，特不愿中國人打中國人，寧愿繳槍于紅軍耳。人心與軍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捫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綏遠形勢日趨惡化，前線之守土軍隊為數甚微，長城抗戰與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車可鑒。天下洶洶，為公一人。當前大計只須先生一言而決，今日停止內戰，明日紅軍與先生之西北‘剿共’大軍，皆可立即從自相殘殺之內戰戰場，開赴抗日陣線，綏遠之國防力量，驟增數十倍。是則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發，而國仇可報，國土可保，失地可復，先生亦得為光榮之抗日英雄，圖諸凌煙，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誠，再一次地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則不特吾人之幸，實全國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吾人誠不愿見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稱曰，亡中國者非他人，蔣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視先生為能及時改過救國救民之豪杰。語曰，過則勿憚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從，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禍急，言重心危，立馬陳詞，佇候明教。”

　　1940年1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后在《解放》雜志發表時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演講，他指出：“中國有一句老話：‘有飯大家吃。’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敵大家打，就應該有飯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書大家讀。那種‘一人獨吞’、‘人莫予毒’的派頭，不過是封建主的老戲法，拿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來，到底是行不通的。”

　　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在為延安民眾討汪大會起草的通電《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中指出：“五曰保護青年。近在西安附近有集中營之設，將西北、中原各省之進步青年七百余人拘系一處，施以精神與肉體之奴役，形同囚犯，慘不忍聞。青年何辜，遭此荼毒?夫青年乃國家之精華，進步青年尤屬抗戰之至寶。信仰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乃絕非武力所能壓制者。過去十年‘文化圍剿’之罪惡，彰明較著，奈何今日又欲重蹈之乎?政府宜速申令全國，保護青年，取消西安附近之集中營，嚴禁各地侮辱青年之暴舉。此應請采納實行者五。”

　　1940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論政策》中，對土地政策指出：“在經濟上消滅資產階級(過左的勞動政策和稅收政策)和富農(分壞田)，在肉體上消滅地主(不分田)，打擊知識分子，肅反中的‘左’傾，在政權工作中共產黨員的完全獨占，共產主義的國民教育宗旨，過左的軍事政策(進攻大城市和否認游擊戰爭)，白區工作中的盲動政策，以及黨內組織上的打擊政策等等，不但在今天抗日時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過去也是錯誤的。”對鋤奸問題指出：“應該堅決地鎮壓那些堅決的漢奸分子和堅決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衛抗日的革命勢力。但是決不可多殺人，決不可牽涉到任何無辜的分子。對于反動派中的動搖分子和脅從分子，應有寬大的處理。對任何犯人，應堅決廢止肉刑，重證據而不輕信口供。對敵軍、偽軍、反共軍的俘虜，除為群眾所痛惡、非殺不可而又經過上級批準的人以外，應一律采取釋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參加、多少帶有革命性的分子，應大批地爭取為我軍服務，其他則一律釋放;如其再來，則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財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誠懇和氣的態度對待之。不論他們如何反動，均取這種政策。”

　　1941年，毛澤東為延安中國醫科大學第四期畢業生題詞：“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

　　1941年11月6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指出：“就目前來說，革命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其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就是要為全國一切抗日的人民謀利益，而不是只為一部分人謀利益。全國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權利，參與政治的權利和保護財產的權利。全國人民都要有說話的機會，都要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總之是要各得其所。……除了勾結日寇漢奸以及破壞抗戰和團結的反動的頑固派，這些人當然沒有說話的資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說話的自由，即使說錯了也是不要緊的。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

　　1944年9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警備團追悼張思德的會議上作《為人民服務》的演講，他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斗。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盡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干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指出：“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的。而這個國家經營的所謂國家，一定要不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一定要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而‘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同樣應該是‘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說，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決不應該是‘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1948年1月18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決定草案《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中指出：“極少數真正罪大惡極分子經人民法庭認真審訊判決，并經一定政府機關(縣級或分區一級所組織的委員會)批準槍決予以公布，這是完全必要的革命秩序。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須堅持少殺，嚴禁亂殺。主張多殺亂殺的意見是完全錯誤的，它只會使我黨喪失同情，脫離群眾，陷于孤立。土地法大綱上規定的經過人民法庭審訊判決的這一斗爭方式，必須認真實行，它是農民群眾打擊最壞的地主富農分子的有力武器，又可免犯亂打亂殺的錯誤。應在適當時機(在土地斗爭達到高潮之后)，教育群眾懂得自己的遠大利益，要把一切不是堅決破壞戰爭、堅決破壞土地改革，而在全國數以千萬計(在全國約三億六千萬鄉村人口中占有約三千六百萬之多)的地主富農，看作是國家的勞動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我們的任務是消滅封建制度，消滅地主之為階級，而不是消滅地主個人。必須按照土地法給以不高于農民所得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

　　1948年2月15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新解放區土地改革要點》中指出：“反動分子必須鎮壓，但是必須嚴禁亂殺，殺人愈少愈好。死刑案件應由縣一級組織委員會審查批準。政治嫌疑案件的審判處理權，屬于區黨委一級的委員會。此點老區半老區都適用。”

　　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認為，經過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對于那些積極地并嚴重地反對人民民主革命和破壞土地改革工作的重要的犯罪分子，即那些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和惡霸分子，判處死刑，是完全必要和正當的。不如此，就不能建立民主秩序。但是，對于一切站在國民黨方面的普通人員，一般的地主富農分子，或犯罪較輕的分子，則必須禁止亂殺。同時，在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進行對于犯罪分子的審訊工作時，必須禁止使用肉刑。……對地主必須分給和農民同樣的土地財產，并使他們學會勞動生產，參加國民經濟生活的行列。除了可以和應當懲辦那些為廣大人民群眾所痛恨的查有實據的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和惡霸分子以外，必須實行對一切人的寬大政策，禁止任何的亂打亂殺。”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所寫的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范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這個影響現在還是很大的，并將在長時期內存在著，不能很快地消滅)，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路上去，并繼續前進，向著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前進。我們在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處罰，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這是若干個別的情形，和對于反動階級當作一個階級的專政來說，有原則的區別。對于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權被推翻以后，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壞，不搗亂，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他們如果不愿意勞動，人民的國家就要強迫他們勞動。也對他們做宣傳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們對俘虜軍官們已經做過的那樣。”

　　1951年5月，毛澤東在修改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時，要求“鎮壓反革命必須實行黨的群眾路線”，他說：“目前在全國進行的鎮壓反革命的運動，是一場偉大的激烈的和復雜的斗爭。全國各地已經實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線，是黨的群眾路線。……打破關門主義和神秘主義，堅決地反對草率從事的偏向。……對于有血債或其他最嚴重的罪行非殺不足以平民憤者和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必須堅決地判處死刑，并迅即執行。對于沒有血債、民憤不大和雖然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但尚未達到最嚴重的程度，而又罪該處死者，應當采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后效的政策。此外還應明確地規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錯誤;凡介在可殺可不殺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殺，如果殺了就是犯錯誤。”

　　1950年12月至1951年9月間，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指示中指出：“中央已決定，在共產黨內，在人民解放軍內，在人民政府系統內，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內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應判有期或無期徒刑、或予管制監視者外，凡應殺分子，只殺有血債者，有引起群眾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強奸許多婦女、掠奪許多財產者，以及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在緩刑期內強制勞動，以觀后效的政策。這個政策是一個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錯誤。……其應執行死刑的極少數人(大約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為慎重起見，一律要報請大行政區或大軍區批準。有關統一戰線的重要分子，須報請中央批準。此外，對于農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殺那些非殺不能平民憤者，凡人民不要殺的人一律不要殺。”

　　1951年11月至1952年3月間，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三反”、“五反”的指示中指出：“檢查違法工商戶，必須由市委市政府予以嚴密控制，各機關不得自由派人檢查，更不得隨便捉資本家到機關來審訊。又無論‘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嚴防自殺現象發生，已發生者立即訂出防止辦法，務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軌健全發展，爭取完滿勝利。”

　　1953年10月-11月，毛澤東在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期間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的談話中指出：“現在農民賣地，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們要做工作，阻止農民賣地。辦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組還不能阻止農民賣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農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戶的大合作社帶幾戶鰥寡孤獨，問題就解決了。”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論十大關系》中關于“黨和非黨的關系”指出：“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采取又團結又斗爭的方針。一切善意地向我們提意見的民主人士，我們都要團結。像衛立煌、翁文灝這樣的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我們應當繼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就是那些罵我們的，像龍云、梁漱溟、彭一湖之類，我們也要養起來，讓他們罵，罵得無理，我們反駁，罵得有理，我們接受。”就“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指出：“那一次鎮壓反革命殺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億人民的大革命，不殺掉那些‘東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來的。……機關、學校、部隊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堅持在延安開始的一條，就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真憑實據的反革命，由機關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檢察機關不起訴，法院也不審判。一百個反革命里面，九十幾個這樣處理。這就是所謂大部不捉。至于殺呢，就是一個不殺。……一顆腦袋落地，歷史證明是接不起來的，也不像韭菜那樣，割了一次還可以長起來，割錯了，想改正錯誤也沒有辦法。……機關肅反實行一個不殺的方針，不妨礙我們對反革命分子采取嚴肅態度。但是，可以保證不犯無法挽回的錯誤，犯了錯誤也有改正的機會，可以穩定很多人，可以避免黨內同志之間互不信任。不殺頭，就要給飯吃。對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應當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有自新的機會。”關于“是非關系”指出：“如何對待犯了錯誤的人，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正確的態度應當是，對于犯錯誤的同志，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允許他們繼續革命。……對于犯了錯誤的同志，有人說要看他們改不改。我說單是看還不行，還要幫助他們改。這就是說，一要看，二要幫。人是要幫助的，沒有犯錯誤的人要幫助，犯了錯誤的人更要幫助。人大概是沒有不犯錯誤的，多多少少要犯錯誤，犯了錯誤就要幫助。只看，是消極的，要設立各種條件幫助他改。……對待犯錯誤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幫助態度還是采取敵視態度，這是區別一個人是好心還是壞心的一個標準。”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要勤儉建國，反對鋪張浪費，提倡艱苦樸素、同甘共苦。同志們提出，廠長、校長可以住棚子，我看這個法子好，特別是在困難的時候。我們長征路上過草地，根本沒有房子，就那么睡，朱總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過來了。我們的部隊，沒有糧食，就吃樹皮、樹葉。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禍同當，這是我們過去干過的，為什么現在不能干呢?只要我們這樣干了，就不會脫離群眾。……我們殺的是些‘小蔣介石’。至于‘大蔣介石’，比如宣統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們一個不殺。但是，那些‘小蔣介石’不殺掉，我們這個腳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產力，不能解放勞動人民。生產力就是兩項：勞動者和工具。不鎮壓反革命，勞動人民不高興。牛也不高興，鋤頭也不高興，土地也不舒服，因為使牛、使鋤頭、利用土地的農民不高興。所以，對反革命一定要殺掉一批，另外還捉起來一批，管制一批。……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統籌兼顧，各得其所。這是我們歷來的方針。在延安的時候，就采取這個方針。 一九四四年八月， 《大公報》作社評一篇，說什么不要‘另起爐灶’。重慶談判期間，我對《大公報》的負責人講，你那個話我很贊成，但是蔣委員長要管飯，他不管我們的飯，我不另起爐灶怎么辦?那個時候，我們向蔣介石提出的一個口號，就是要各得其所。現在是我們管事了。我們的方針就是統籌兼顧，各得其所。包括把國民黨留下來的軍政人員都包下來，連跑到臺灣去的也可以回來。對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殺的，都加以改造，給生活出路。民主黨派保留下來，長期共存，對它的成員給予安排。總而言之，全國六億人口，我們統統管著。比如統購統銷，一切城市人口和農村里頭的缺糧戶，我們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進學校，或者到農村去，或者到工廠去，或者到邊疆去，總要有個安排。對那些全家沒有人就業的，還要救濟，總以不餓死人為原則。所有這些，都是統籌兼顧。這是一個什么方針呢?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力量，為了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一個戰略方針。”

　　1958年6月，毛澤東在讀罷江西余江縣消滅血吸蟲病的新聞報道后欣然寫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一為：“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其二為：“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1959年4月15日，毛澤東在關于西藏平叛問題指出：“現在是平叛，還談不上改革，將來改革的時候，凡是革命的貴族，以及中間派動動搖搖的，總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邊的，我們不使他吃虧，就是照我們現在對待資本家的辦法。并且，他這一輩子我們都包到底。資本家也是一輩子包到底。幾年定息過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給他工作，你得給他薪水，你得給他就業，一輩子都包下去。這樣一來，農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農民就不恨這些貴族了，仇恨就逐漸解開了。……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動農奴主對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幾歲女孩子的腳骨拿來作樂器，還有拿人的頭骨作飲器喝酒。這樣野蠻透頂的叛亂分子完全能夠滅掉，不需要二十萬軍隊，只需要五萬軍隊，可以滅得干干凈凈。滅掉是不是都殺掉呢?不是。所謂滅掉，并不是把他們殺掉，而是把他們捉起來教育改造，包括反動派，比如索康那種人。這樣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來，悔過自新，我們不殺他。”西藏上層貴族發動的武裝叛亂平息后，在西藏開始了民主改革運動，世代為奴的百萬農奴翻身獲得了解放，他們歡快地唱起了《翻身農奴把歌唱》的歌兒：“毛主席呀紅太陽，救星就是共產黨。翻身農奴把歌唱，幸福的歌聲傳四方。”

　　1959年9月14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書面建議，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之際，特赦一批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犯——其中包括晚清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第二天，毛澤東在大會堂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負責人和著名無黨派人士座談會上指出：“要分批給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對國民黨戰犯實行特赦。……讓我們的國家盡快富起來，強大起來，讓全國的老百姓都盡快過上好日子。”

　　1959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西湖邊與衛士李銀橋談話時說：“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國的大地上再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再出現資本家、企業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鴉片煙，如果那樣，許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1960年5月27日，毛澤東同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談話時指出：“我的意見是這樣的，一個領袖應該是絕大多數人的代言人。……他應該代表人民的愿望。……他必須是為了人民的利益。”

　　1960年11月27日，毛澤東在各中央局匯報工作時說：“生我者父母，養我者人民。人民群眾的每一件小事，都應當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大事。我們共產黨人干革命、搞社會主義，為什么?為的是全國的老百姓。從土改到互助組，到初級社、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我們走的是集體化道路;我們要把全國人民的喜怒哀樂、冷熱苦暖時時刻刻掛在心上。我們這些人都是全國人民大眾的公仆，不是老爺，凡是那些一心想當官做老爺的人，不關心老百姓疾苦的人，應當從共產黨人的革命隊伍中開除出去。”

　　1960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今后大辦改成中辦、小辦。農村勞動力要好好組織，專業隊砍掉百分之二。再把牲口問題好好研究一下。搞代食品是一條出路，再是從外國買糧，各省要盡可能搞一些外匯。……把領導重點放在農業生產上，吃飯第一，市場第二，建設第三。”

　　1961年9月28日，毛澤東結束在外地的考察回到北京，發現工作人員趁他離開擅自修繕了房間后大發雷霆，他說：“現在正是國家困難時期，誰叫你們這么干的?老百姓還在挨餓，你們卻在這里給我修房子，這還像共產黨人干的事情嗎?”從此毛澤東搬進了中南海游泳池的休息室，以后再也沒有回到菊香書屋。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上說：“有一個捕人、殺人的問題，我還想講一下。在現在的時候，在革命勝利還只有十幾年的時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動階級分子還沒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圖陰謀復辟的時候，人總會要捕一點、殺一點的，否則不能平民憤，不能鞏固人民的專政。但是，不要輕于捕人，尤其不要輕于殺人。有一些壞人，鉆到我們隊伍里面的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這些人，騎在人民的頭上拉屎拉尿，窮兇極惡，嚴重地違法亂紀。這是些小蔣介石。對于這種人得有個處理，罪大惡極的，也要捕一些，還要殺幾個。因為對這樣的人，完全不捕、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這就是所謂‘不可不捕，不可不殺’。但是絕不可以多捕、多殺。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殺可不殺的，都要堅決不捕、不殺。……人要少捕、少殺。動不動就捕人、殺人，會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講話。在這種風氣下面，就不會有多少民主。……我們提倡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講意見。……人是要有人幫助的。應當幫助那些犯錯誤的同志認識錯誤。如果人家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愿意改正錯誤，我們就要寬恕他，對他采取寬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績還是主要的，能力也還行，就還可以讓他在那里繼續工作。” “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堅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這一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拳頭，更不能用刀槍，只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一句話，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

　　1962年8月9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一九六○年以來，不講一片光明了，只講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亂，于是提出任務：單干，全部或者大部單干。據說只有這樣才能增產糧食，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包產百分之四十到戶，單干、集體兩下競賽，這實質上叫大部分單干。任務提得很明確，兩極分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而軍、烈、工、干四屬，五保戶這邊就要貧困。……農村的事，依靠貧農，還要爭取中農，我們是按勞分配，但要照顧四屬、五保。”

　　196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指出：“去年我講，對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錯誤的，所謂圣人，說圣人沒有缺點，是形而上學的觀點，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勸同志們，無論是里通外國也好，搞什么秘密反黨小集團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統統倒出來，真正實事求是講出來，我們就歡迎，還給工作做，絕不采取不理他們的態度，更不能采取殺頭的辦法。殺戒不可開。許多反革命都沒有殺，潘漢年是一個反革命嘛!胡風、饒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們都沒有殺嘛!宣統皇帝是不是反革命?還有王耀武、康澤、杜聿明、楊虎等戰犯，也有一大批沒殺。多少人改正了錯誤，就赦免他嘛，我們也沒有殺。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來平反之風不對，真正錯了再平反，搞對了不能平反，真錯了的平反，全錯全平反，部分錯了部分平反，沒有錯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1964年6月24日，毛澤東與王海蓉談話時，王海蓉說學校里有人寫“longlive蔣”的標語，如果查出來，應該開除，去勞動改造。毛澤東說：“只要他不殺人，不要開除他，也不要讓他去勞動改造，讓他留在學校里，繼續學習，你們可以開一個會，讓他講一講，蔣介石為什么好?蔣介石做了哪些好事?你們也可以講一講蔣介石為什么不好?”

　　1964年6月24日，毛澤東在與越南客人談話時嚴厲批評了中國高級干部的保健工作：“什么都搞特殊化，看病也搞特殊化，我很不贊成搞什么高級病房、高級病床，老百姓有了病怎么辦啊?有那么多的工人、農民，有了病怎么辦?你不級看?不給治?現在的這些醫生，都喜歡給大官看病，還不如三國時期的華佗，華佗給老百姓看病是不收錢的，實行治病救人。”

　　1965年1月3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問題指出：“一進村就宣布幾條，開門見山，一條是對社員宣布，我們不是來整你們的，我們是整黨，整干部隊伍，不是整社員……貪污幾十、百把塊，兩百塊的，你們自己講出來，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眾批準，拉倒!……坦白退賠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塊的也可以赦免。表現好的，群眾同意的，還可以當干部。……四清，要給群眾講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數人，不清社員。有不清者清之，無不清者不清。沒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即使是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壞最厲害的。”

　　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在茨坪召開的座談會上，就群眾提到農村中缺醫少藥的問題愧疚地說：“是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呢，主要是我，對不起鄉親們;以后，相信我們的黨會認真做好農村的醫療保健工作。”對高薪問題，他指出：“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應該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對單干問題，他跟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說：“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對特殊化問題，他指出：“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我很擔心高級干部出現修正主義，中央出現修正主義怎么辦?有沒有制度管住他們?……現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遠新在哈軍工讀書，他們那個學校高干子弟比較多，有些還是保送的。毛遠新高中畢業時也被保送到哈軍工，我不贊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華，第二年轉過去。陳賡那時還活著，當校長。他們放假回家，黑龍江省委還請哈軍工高干子弟吃飯，工農子弟就不請嘛!這說明了什么問題?這和我們井岡山時期提倡的東西不一樣。條件好了，共產黨掌權了，過去的優良作風還要不要繼承?怎樣繼承?”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在同醫務人員談話時強調“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他很嚴厲地說：“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脫離群眾，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于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的問題上去。”

　　1965年7月19日，毛澤東說：“北京醫院并沒有徹底開放…要開放，給老百姓開放。不要怕得罪人。這樣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興。這批人不高興讓他們不高興好了。做什么事總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興的是些什么人，老百姓高興就行……縣衛生院認為賺錢的醫療隊就好，不賺的，少賺的就不好，這難道是人民的醫院?藥品、醫療隊不能以賺錢不賺錢來看。”

　　1965年8月15日，毛澤東看了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批轉的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向中央和國務院寫的關于糾正一些地區糧食征購任務過重問題的建議，給李寫信說：“‘還須下一番苦工夫’，你的意見很對。請你在這幾年內抓緊檢查督促，務必達到藏糧于民的目的，絕對不可以購過頭糧。”

　　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毛澤東在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不無憂慮地說：“民主革命后，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一百年后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萬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見了?怎么看不見呢，是看得見的。”

　　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爆發，整個城市化為廢墟。而此時的毛澤東，身體已非常虛弱，連說話都很困難了，然而，關于唐山地震的災情報告，他卻堅持一個字一個字地看完，他的眼睛里噙滿了淚水，他把華國鋒叫到床前，說：“盡快去唐山，代表我慰問災區的人民，安置好災民的生活。”毛澤東生前看的最后一個中央文件，是關于唐山災情的。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

　　毛澤東是一個革命者，是一個帶兵的人，可他帶兵而不帶槍;他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可他不嗜殺伐;人們贈予他很多稱號，可他獨喜歡“教員”，他跟人說：“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當一個小學教員，也沒學過軍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國民黨搞白色恐怖，把工會、農會都打掉了，把五萬共產黨員殺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們才拿起槍來，上山打游擊。”他也很喜歡那個護同唐僧西天取經的孫大圣，他在詩里寫道：“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毛澤東是為濟救中華蒼生而來，他秉承的“主義”是實現他“濟世”思想的武器，他要為中華民族“掃除一切害人蟲”，他要為中華民族開啟一片“桃花園”，他用畢生的精力為中國民族寫下了一篇“大悲咒”。

　　“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毛澤東寫下的這詩句，是不是有什么隱喻呢?或許，他真的化作了背負青天的“平安神”，依然眷戀著這片天下的人間城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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