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濟中：把“文革”說得“可怕”是政治陰謀

　　習近平同志說：“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要正確評價，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中國共產黨本著從實事求是為出發點，肯定了中國共產黨在建國以來工作的成就。后來用“‘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決議》中指出文革的主要錯誤是其“論點不符合馬列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國情”，也就是說，錯誤的性質是認識上的問題。敵對勢力利用黨內黨內走資派的權力和個別領導同志的私心雜念以及一部份人的個人恩怨，大造輿論進行挑撥，故意擴大“文革”的負面作用，把黨內認定“文革”本來屬于認識上的錯誤誤導為立場方向性的錯誤，將“文革”推向黨的對立面，進而全面否定毛澤東，否定中國共產黨。

　　把“文革”誤導為立場方向性錯誤是敵對勢力的一個重大陰謀，他們意在破壞中國共產黨內的團結，挑撥黨群關系，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領導的人民政權。改革開放后的各種敵對勢力對中國共產黨的顛覆，就是有力的證明。

　　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遭到摒棄

　　《決議》中表明“中國人民始終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自己敬愛的偉大領袖和導師。”但是由于全面否定“文革”和毛主席“犯了嚴重錯誤”的論述被敵對分子作為否定“文革”的依據，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被敵對分子利用，變為“放棄階級斗爭”。這樣，中國共產黨被反動勢力抓到了政治辮子，加之中國共產黨內混進了象胡耀邦、趙紫陽之類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他們熱衷于在中國推行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配合敵對勢力對“文革”的誣陷，從放棄階級斗爭到破壞社會主義，最后失去了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主動權。盡管在《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依然提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但是由于“走資派還在走”，加之敵對勢力在中國意識形態領域中越來越占據主導地位，實際上這種提法已經成了寫在紙上的空洞口號。改革開放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沖淡了無產階級政治的目的。三十多年來，指導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基礎不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是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學說和舊中國封建的發財理論，中國政府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價值標準來衡量中國改革開放中的所有是是非非。中國的主流媒體為迎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也配合國內外資產階級媒體吹捧資本主義普世價值。中國共產黨政府派遣黨的高層干部專門赴美國哈佛大學學習資本主義管理經驗，接受資產階級世界觀教育，為在中國培養資產階級接班人作人才準備。中國政府強制老百姓“人人學英語”，英語成了升學，晉級、考評、招聘公務員必考科目，在中國大陸掀起一股對西方國家的留學熱、英語熱、移民熱、財產轉移熱，崇洋熱、宗教熱。共產黨員不以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為榮，反以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個領域中銷聲匿跡，遭到中國政府的摒棄，連黨的基層組織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時間也取消了，黨和政府直至民間唯一的話題就是如何“發財”。三十多年來，在政府上層，很少有人提到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基層更沒有人敢提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真理的共產黨員似乎成了“地下黨”。如果有人在中國宣傳封建宗族迷信或者宣揚資本主義“普世價值”，反而會得到各地方政府和共產黨內部的支持。于是，中國政府在世界各地辦“孔子學院”，中國各地城鄉到處興建祠堂廟宇，基督教堂，宣傳封建宗教統治階級思想。中國共產黨的黨校公開宣揚資本主義“普世價值”，黨的媒體大篇幅宣揚西方資產階級享樂思想，宣傳庸俗、媚俗、低俗的“三俗”文化，中國政府創辦的大學教授在課堂上講授“憲政”政治，攻擊中國共產黨，抹黑社會主義……在中國，除了虛假的商業廣告就是封建和資產階級文化。三十多年來，從來看不到政府有組織宣傳、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活動，連在春晚上唱一首紅歌都遭到來自各種敵對勢力的攻擊。

　　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日前一次關于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我們的課堂、決不允許各種攻擊誹謗黨的領導、抹黑社會主義的言論在大學課堂出現等內容的講話在互聯網上遭到攻擊，個別高校教師和社會上的公知大V甚至聯合起來圍攻。袁貴仁部長的言行是其職責所在，為何竟然遭到圍攻?中國社科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朱繼東同志告訴我們：“某些人或勢力之所以對在意識形態領域敢于亮劍者一次次進行圍攻，這些人或勢力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懲處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因為政府的不作為，有的政府領導甚至有可能是這些圍攻者的強硬政治后臺，反華反共反毛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勢力才得以在中國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

　　改革開放后，由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遭到摒棄，共產黨員的理想信仰嚴重缺失，人們慚慚地成了金錢的奴隸。為了錢，中國共產黨和黨領導的政府變成了創收營利的商業集團，賣官買官，貪污腐敗，沒有錢到政府辦不了事;學校、醫院……等公益單位都產業化。官員入股經商，官員家屬親友和紅二代、“官二代”利用權力資源經商變成了一擲千金的大富豪，“紅頂中介”遍布，官商勾結，警匪一家，工人下崗，農民失地，房地產業和股票等金融行業成了中國泡沫經濟的龍頭……大家都在做著“發財夢”。為了發財，有的黨員相信迷信，燒香拜佛，求神拜鬼，迷戀風水，算命卜卦，求財許愿;有的加入宗教組織;有的參加同鄉會，同學會搞小山頭、小團體、小幫派活動;有的腐敗犯罪……一切都在向錢看!反而如果有人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有可能會遭到共產黨政府的阻止和發難。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好像成了“異教徒”似的，“共產主義”被人誣蔑為不可實現的“騙人”口號，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已經“過時論”占了上風。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把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堅持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辦事的有良知的共產黨人打成“文革余孽”，取而代之的是封建思想復活和資本主義思想泛濫。

　　二、否定“文革”成了攻擊中國共產黨的尖銳武器

　　30多年來，只要有人堅持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正確路線，只要有人堅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來指導中國共產黨，只要有人堅持走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大道，就會被人攻擊為“文革余孽”，甚至還有人叫囂：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是亡黨亡國。不知道這些人說亡的是什么黨?亡的是什么國?共產黨的媒體學著境外媒體的論調，無論是新聞報道還是在論述什么評價什么，開口閉口就是以“文革”作為判斷是非曲直的標準。

　　“文革”前，中國共產黨人曾經在大陸發動勞動人民進行“憶苦思甜”活動，是用毛澤東時代和國民黨統治時期新舊社會的對比來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群眾的政治思想覺悟。可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攻擊中國共產黨的人借用中國共產黨的手段搞“憶苦思甜”，只不過憶苦的對象不是舊社會而是“文革”，于是許多“傷痕”文學的書籍統統出籠。一夜之間，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文革”描寫得遠比國民黨統治的舊中國還要黑暗，“文革余孽”遠比“國民黨余孽”更可怕“

　　2008年2月13日，賀衛方在西山會議上公開叫囂：“老話說“圖窮匕首見”，我們的匕首包裹著一大堆地圖，把匕首包起來我們沒有力量，我們天機不可泄漏，不敢說。到底往哪方面走?我們都有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實際上現在說不得，將來一定要走這個道路，比如說多黨制度……比如說臺灣現在的模式……我明確的說希望共產黨形成兩派，希望軍隊逐漸地走向國家化……我們這個國家里卻有這樣的政黨完全不符合這樣的要求。我們參加了這個組織，我在這個組織20多年，但是它沒有注冊登記，這是很麻煩的事情。這樣的政黨所行使的是什么權力?是法外權力。這是嚴重的違法。”

　　賀衛方的叫囂無疑是向中國共產黨挑戰，不知道賀衛方說共產黨沒有注冊登記是要中國共產黨到美國政府注冊登記還是要去臺灣政府注冊登記?賀衛方說共產黨是違法的組織，目的就是要共產黨下臺。不知道賀衛方在20多年前是怎么樣混入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建議有關方面查一查他的底。象賀衛方這樣的黨員在中國共產黨內不只幾個，他們抱著美國政府的大腿，夢想復辟過去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如果中國的八千多萬共產黨員都象賀衛方一樣，中國共產黨馬上就會變成為前蘇聯第二。

　　中國共產黨政府對這類反動的人和事不但不進行阻止，反而助長這股逆流的發展，是因為在中國政府內有他們的后臺。

　　從否定文革、攻擊“文革”、攻擊毛澤東到攻擊共產黨延伸到敵對勢力攻擊“大躍進”，“反右”、“人民公社”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部歷史，他們公開宣稱中國共產黨不合法;造謠誣蔑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是“游而不擊”;顛覆毛主席的《桃子該由誰摘》論斷，把害怕日本鬼子躲在峨眉山上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國民黨政府一夜之間突然吹捧成為抗日戰爭的主力。說實話，如果國民黨軍隊真能夠成為抗日戰爭中的主力那可是中國人民之大幸，這樣就不會丟失中國大片領土，就不會有南京大屠殺。遺憾的是國民黨對日寇采取是的是不抵抗政策，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導致日本鬼子在中國橫行。可有些人偏要顛倒歷史，偽造歷史，虛無歷史。他們造謠誣蔑攻擊狼牙山五壯士、劉胡蘭、董存瑞……為了達到顛覆共產黨政權的目的，在抗日戰爭時期，張靈甫本來是國民黨王耀武的部下，他們不宣揚李宗仁、王耀武更不宣揚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功勞卻竭力歌頌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為敵并殘殺中國人民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擊斃的國民黨戰犯張靈甫為“抗日名將”，這是為什么?改革開放后的種種事實證明，借“文革”否定毛澤東已經造成了敵對國家及其反動勢力攻擊中國共產黨的尖銳武器。

　　三、攻擊“文革”成了攻擊毛主席的尖刀利劍

　　1976年6月15日，早已重病在身，自知將不久于人世的毛澤東，在病情不斷加劇的情況下，對華國鋒及當時也在場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說：“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決議》中雖然肯定了毛澤東的功績，但由于全面否定“文革”并指出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錯誤”，這一把柄成了反共反華反毛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階級敵人握在手中攻擊毛澤東同志的尖刀利劍。有人借用鄧小平同志的“三七”開來評價毛主席。其實按毛澤東“一生干了兩件事”的說法，應該是“五五開”。可是他們真正的目的不是贊毛主席的“七”而是在貶低和攻擊毛主席的“三”。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在中國出現一股否定毛澤東，攻擊毛澤東的歪風。習近平同志說：“如果當時全盤否定了毛澤東同志，那我們黨還能站得住嗎?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能站得住嗎?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會天下大亂。”從習近平同志的講話中可以推斷出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共產黨站不住腳(黨群關系緊張)、社會主義公有制受到嚴重破壞、國有企業被瓜分，國家機關遭到老百姓的沖擊，警察殺害人民群眾，貧富兩極分化等所有一切亂象都是由于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所造成的惡果。因為中國有良知的人畢竟是大多數，而且毛澤東同志得到了中國共產黨內的大部份共產黨員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熱愛和擁護，否定毛澤東的妖風才翻不起大浪，所以亂象也不會完全動搖中國共產黨的根基。不過，其危害也不小，如果放任繼續下去，必然禍及子孫。直到最近幾年，仍然有人毀壞毛澤東同志的畫像，砸爛毛澤東的雕像，侮辱毛澤東的人格，中國共產黨的政府對此不敢反對。有些別有用心的人通過自己篡奪的權力、財力和地位、名聲在兩會上提議要拆除毛主席紀念堂，毀掉毛澤東的遺體，是可忍，孰不可忍!

　　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都肯定了毛澤東的偉大功績，在提倡“依法治國”的中國，可是還有人在公開場合攻擊毛澤東，在媒體上惡意誹謗謾罵毛澤東，這不是明顯的違憲犯罪么?國際反華反共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勢力反毛，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渣余孽反毛，出賣國家利益的漢奸反毛，甚至共產黨的黨校反毛，共產黨的媒體反毛，共產黨員反毛都是以《決議》中的毛主席“犯了嚴重錯誤”為借口作為進攻的武器。無論何時何地，甚至在毛澤東的誕辰講話中也被套上一句毛主席晚年“犯了嚴重錯誤”的話，這是對毛主席的極不尊重，更是不公。試問：孔子有沒有犯過錯誤?孫中山有沒有犯過錯誤?劉少奇有沒有犯過錯誤?鄧小平有沒有犯過錯誤?中國所有曾經由政府組織紀念過的人有沒有犯過錯誤?為什么在紀念他們的時候沒有人提他們犯過錯誤的話?而偏偏在紀念毛澤東同志的講話中說毛澤東犯了“嚴重錯誤”呢?如果毛澤東真的象敵對勢力攻擊的那樣是“犯了嚴重錯誤”，那么就沒有必要紀念毛澤東。如果不紀念毛澤東，就是否定毛澤東，中國人民不答應啊，這樣，中國共產黨就站不住腳，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就站不住，中國就會大亂。紀念毛澤東的活動難道只是為了暫時蒙騙人民的愿望不得已才舉行的活動?提“毛澤東犯了嚴重錯誤”難道是為了迎合反華反共反毛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敵對勢力的進攻和敵對勢力一起產生的共鳴?如果這樣，也必然會引起熱愛毛澤東和有良知的億萬人民群眾的更大不滿和強烈反對。

　　四、否定“文革”和否定“改革”

　　1985年10月23日，鄧小平同志在會見美國時代公司組織的美國高級企業代表團時說：“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以后，他又在多種場合、多次提到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問題。2006年7月21日，新華網刊登了艾琳寫的一篇《正確理解小平同志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文章，文章中說：“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的目的基本達到，社會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富人群體’。據有關資料，這些先富起來的群體雖然比例不足20%，卻占有了全部財富的60%以上，而且這只是一個保守數字。但是，帶動其他人一起富裕、走共同富裕之路的目的并沒有完全達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論斷，也一度受到了質疑，被認為是形成社會“兩極分化”、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文章也承認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后并沒有按鄧小平所說的“帶動其他人一起富裕”反而事實上是造成了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文章中說“把兩極分化、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歸咎于小平同志的論斷是荒謬的、荒唐的。”

　　再來看文革的目的是什么?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第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 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中指出：“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如果說文革中出現的錯誤是“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那么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中“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和“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等論點所造成的各種社會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導致失敗則更是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也是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參照對“文革”評價的標準，人們把“兩極分化、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歸咎于鄧小平的“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論斷也應該不是“荒謬的、荒唐的”吧?

　　鄧小平同志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

　　從“黨章”到“憲法”，從改革開放后的所有中央文件到共產黨的領導講話中都堅持提“鄧小平理論”，難道鄧小平說的這句話就不是“鄧小平理論”嗎?

　　那么，“文革”的目的“一斗二批三改革”也是對的，不然為什么這么多久經考驗的革命領袖們會舉手同意發動“文革”?鄧小平同志也曾贊成“文革”，稱“文革”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壯舉。”“文革”中的失誤導致“文革”失敗，中央開全會作了一個《決議》，否定了文革。改革開放出現“貧富兩極分化”，按照鄧小平理論也應該是“失敗”了。中國共產黨在對待“文革”的問題上敢于承認“錯誤”，為什么在對待“改革”中出現的錯誤不敢遵照“鄧小平理論”承認“失敗”?也沒有象對待“文革”一樣作出《關于改革開放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來總結改革開放中的失誤，更沒有作出結論說改革中的這些失誤應該由誰負主要責任，是誰的錯誤造成的，這公平嗎?

　　五、把“文革”說得可怕是政治陰謀

　　翻開“文革”歷史的一頁，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指導“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鄧小平同志當時是政治局常委，一定參加了這個會議并對“通知”表決時投了贊成票)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第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 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兩個文件一個是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一個是全體中央委員會會議通過的，根據時間推算，時隔不到15年后，參加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的大部份中央委員，包括鄧小平同志在內，應該也曾參加過八屆十一中全會，而且在八屆十一中全會討論通過《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時應該都是舉手贊成的。換句話說。如果參加十一屆六中全會的委員們在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時不舉手贊成《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就不可能通過，這樣的推斷應該正確的。所以說《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決定，而是八屆十一中全會全體委員們的決定，是黨的決定。

　　鄧小平同志在文革初期曾經對“文革”評價說：“這是一個興無滅資，保證我國永不變色、避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偉大革命運動。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壯舉。”【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1966年10 月23日)】

　　鄧小平還說：“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對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證明我們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由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對了。”【同上】

　　1967年6月，鄧小平在《我的自述》中說：“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愿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鄧小平:《我的自述》(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

　　也許有人為之辯解說是他們是在文革中沒有辦法才這樣表態，或者說是迫于某種壓力才這樣做。這樣的辯解只能欺騙不懂世事的小孩子，只是一種狡辯。只要有一點政治頭腦的人，只要稍微懂得一些馬列主義常識的革命者，只要還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就不會被這種狡辯所蒙騙。在這里我舉兩個共產黨員的事跡就會明白：一個是方志敏，一個是夏明翰。方志敏同志在被捕后，受到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嚴刑拷打和誘降，英勇就義，這種壓力大不大?夏明翰同志英勇就義時“戴鐐長街行，告別眾鄉親。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自有后來人”的詩歌雄壯有力，至今還在余音繚繞，面對犧牲，這種壓力大不大?他們為什么沒有迫于國民黨反動派的壓力投降叛變革命?是因為他們在堅守一種信仰，堅持一個真理，具有堅定的無產階級政治立場。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都在堅守一種信仰，是堅持真理的模范，都具有堅定的無產階級政治立場。在革命戰爭年代，革命先烈為了革命的勝利，為了人民的解放，在敵人面前始終都沒有屈服，最后犧牲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屠刀下，贏得了全中國人民的尊敬和愛戴，他們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英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文革中的表現與對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的表現有本質上的區別，他們在不同時期的舉手贊成過某種決議并說過不同的話，只不過是在不同時期有不同認識，而不是立場問題。

　　2015年2月3日，曹林在中青報發表文章中稱：“不想回到可怕的‘文革’”。這種否定“文革”拔高“文革”危害性的作法在中國不是少數，其目的就是轉移中國共產黨人的目標，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作為共產黨人，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應該弄清楚。“文革”中有錯，但把“文革”作為衡量一切是非的標準是一個極大的陰謀。難道“文革”比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統治時期更“可怕”?難道“文革”中傷害的人比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5月21日許克祥在長沙“馬日事變”中殺害的中國共產黨人還多?難道“文革”中的“造反派”比帝國主義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對待革命人民還兇殘?難道“文革”中的共產黨員全部是欺侮人民群眾的強盜土匪?是欺壓老百姓的官僚?是騎在勞動人民頭上壓迫和剝削勞動人民的“寄生蟲”?“文革”中有的共產黨人被罷“官”，讓群眾出出氣，被批斗一番，有的下放到工廠農村參加勞動鍛煉，總不至于比國民黨反動派“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走一個”還殘忍吧?更何況罷“官”、批斗、下鄉勞動也是對共產黨人的磨煉，連共產黨員的黨籍都保留了，有什么值得懷恨呢?為什么不說復辟到國民黨時期要掉腦袋的“可怕”，卻偏偏執意要說回到“文革”下鄉參加勞動的可怕?如果拋開個人利益，“文革”究竟有什么可怕的呢?

　　對“文革”結論，歷史一定會有一個公正的評說。如果“文革”真象曹青們所說的比國民黨時期還“可怕”，真象“文革”后有人把十年“文革”當作比國民黨時期還可怕的“十年浩劫”，那么，作為共產黨員，作為無產階級革命者，他們在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的槍炮和屠刀面前都沒有屈服過，難道還會被“可怕”的“文革”所嚇倒?這樣的拔高“文革”的錯誤為“十年動亂”和“十年浩劫”，其目的就是要挑起共產黨內部的矛盾，貶低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人格，麻痹人民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警惕，提升國民黨反動派的地位，企圖復辟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

　　鄧小平同志所指的“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對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也就是說，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才是真正對“文革”感到“可怕”的人。當然還有那些心胸狹窄，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對“文革”心存恐懼之心。真正的共產黨人和正直的人民群眾對“文革”并不感到可怕，因為他們并沒有做虧心事，并沒有危害黨和國家、人民的利益。

　　如果“文革”真的象曹林所說的那么“可怕”，那為什么在“文革”中受委屈最大的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同志在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當記者問：夫人，你是怎樣看待當年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的?

　　王光美深思了片刻說：看今天的社會，毛主席當年是對的!

　　張愛萍將軍的兒子 張勝說：“文革”結束后，父親全心全意呼喚改革。可是，改革開放一方面帶來了經濟繁榮，另一方面也帶來了貧富懸殊，帶來了賣淫、吸毒、走私、警匪勾結的黑社會的恃強凌弱等等，帶來了所有解放初期曾經被他們徹底消滅了的社會丑惡現象。這不能不使革命了一輩子的父親在晚年陷入痛苦、迷惘、難以容忍的境地。他常自言自語地說：“難道這就是我們革命的目的?”如果“文革”真的象曹林們所說的那么“可怕”，張愛萍將軍晚年就不會說“如果革命的結果就是這個樣子，我當初就不該參加革命。”

　　承認“文革”有錯誤并提出糾正這些錯誤的辦法才是明智之舉;借用“文革”中的錯誤來夸大事實拔高“文革”的“罪惡”，把“文革”說成是“十年浩劫”，企圖把“文革”推向與黨和人民的對立面，甚至把“文革”描繪得比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還黑暗。這樣，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待“文革”本來屬于認識問題，卻被別有用心的人提升到立場問題，其真實意圖是要詆毀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高品德，誣蔑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沒有堅定的革命意志，不能堅守共產主義崇高信仰，不能堅持真理。這樣，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就成是歷史上“出爾反而”、“反復無常”的“小人”，他們貶低老一輩革命家們的目的就是為了否定中國共產黨。

　　習近平同志說：“正確處理改革開放前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的關系，不只是一個歷史問題，更主要的是一個政治問題。”【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2013年1月5日)】

　　改革開放前后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探索，都難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錯誤。“文革”是“抓革命，促生產”，用政治帶動經濟的發展;改革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經濟促進政治的鞏固。警惕有人無限夸大“文革”的錯誤，不用共產黨的標準反而以西方國家的價值標準來衡量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的成就是極端錯誤的。

　　習近平同志說：“我們的方向就是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改弦易張。”【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葉的講話》(2012年12月31日)】

　　改革開放前后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措施，而不是為了迎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文革”完全不符合西方國家的利益，被他們誣蔑為“十年浩劫”，有良知的中國人不應該跟著西方敵對國家起哄。18大以后，習近平同志提出：“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中國共產黨開始總結過去30多年來走資本主義邪路的教訓，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經聞到中國共產黨要重返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進軍號聲，敵對勢力妄圖徹底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切成就，其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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