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大屠殺是不可推翻的鐵案

　　納粹大屠殺是不可推翻的鐵案

　　——寫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70周年之際

　　【核心提示】如今在西方，納粹大屠殺已經成為不可推翻的鐵案。政治家和主流學者如果在公開場合否定納粹大屠殺無異于拿自身的職業生涯開玩笑，而且在一些國家還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70年前的1月27日，蘇聯紅軍第322師的士兵根里·科普捷夫-戈莫洛夫(Genri Nikolaevich Koptev-Gomolov)在沒有做好足夠心理準備的情況下隨部隊進入了奧斯維辛集中營。2000多名瘦骨嶙峋、形同鬼魅的幸存者向這些紅軍戰士表示歡迎。“這些人又哭又笑，用不同的語言喊著‘謝謝你們’。”其中一些尚有力氣的人揮舞著倉促制成的紅旗，這時，科普捷夫才意識到自己已成為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者中的一員。

　　奧斯維辛集中營并不是盟軍在歐洲發現的第一個大型集中營，此前，美英蘇軍已在歐洲發現了多處大型集中營。參與解放達豪集中營的美國陸軍上校威廉·奎恩(William Quinn)回憶道：“在那里，我們的軍隊所見到的場景、所聽到的聲音、所聞到的惡臭，都是難以想象的，這里的慘無人道，已經到了正常人無法理解的程度。”

　　奧斯維辛之后，否認比寫詩更加野蠻

　　“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德國哲學家希奧多·阿多爾諾(Theoder Wiesengrund Adorno)的名言提醒我們：在人類進入現代文明之后，居然發生了如此大規模有組織的、利用現代技術手段的滅絕性大屠殺。人類不得不對此進行深刻反思，以避免類似悲劇再次發生。然而，親歷者的證詞筆墨未干，就出現了否定納粹大屠殺的雜音。

　　哈里·埃爾默·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是戰后率先發出這種聲音的主流歷史學家之一。此前作為反戰人士的他從1955年開始逐漸形成否認納粹大屠殺的思想。他認為，對德國和日本戰爭罪行的指控，是為了讓美國脫離孤立主義而加入二戰的戰爭宣傳手段。他甚至認為納粹德國1939年在歐洲挑起戰爭的事實以及納粹大屠殺都是不存在的。

　　除了巴恩斯以外，西方歷史學領域先后有大衛·霍根(David Hoggan)、保羅·拉西涅(Paul Rassinier)、阿瑟·巴茲(Arthur Butz)和大衛·歐文(David Irving)等學者否認納粹大屠殺的存在。1978年，信奉新法西斯主義的美國政客威利斯·卡托(Willis Carto)在加州成立了“歷史評論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Review)，該所以歷史學研究機構的名義公開挑戰人們對于納粹大屠殺的歷史認知。在上述學者和其他一些對納粹持同情態度的所謂歷史學家的支持下，它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否認納粹大屠殺的組織。

　　戰爭罪行辯護者玩弄文字游戲

　　相對于早期單純否認納粹罪行的拙劣手段，“歷史評論研究所”開始在方法上尋求轉型，以期更好地為納粹罪行辯解。他們聲稱自己并不否認屠殺的存在，卻在數量和動機上極力做文章。這種方法與日本一些政客和學者在南京大屠殺的遇難人數問題上玩弄的伎倆如出一轍。一位名叫赫爾曼·奧登(Herman Otten)的人在“歷史評論研究所”第九次大會上發表演講時說：“我們并不否認，二戰時大量猶太人被驅趕到集中營或者隔離區，也不否認有許多人因此喪命。不過現在學者們已經提供了證據，證明德國對歐洲猶太人的最終解決計劃并不存在。二戰時在歐洲有600萬猶太人死亡的估計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夸大其詞。”

　　然而，主流社會和大多數歷史學家都不會輕易被這些人的文字游戲所迷惑。美國媒體人保羅·勞勃(Paul Rauber)表示：“在‘歷史評論研究所’的人看來，對于‘大屠殺’這個詞，如果你的解讀是對猶太人的政治迫害和一些無組織的殺戮，或者是一些殘忍的行為，那么沒有人會否認。但是如果你認為這個詞指的是對集中營中600萬—800萬猶太人進行的有組織的滅絕性屠殺，那他們會說你的觀點毫無依據。”英國歷史學家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J. Evans)認為：“大屠殺否認者們承認小規模殺戮行為的存在，這種讓步是為了分散對于更重要問題的注意力。不過他們不會承認遇難者在百萬以上，也不會承認屠殺是在有組織的情況下發生的。”

　　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科教授石田勇治提醒人們不要陷入這種思維陷阱，他說：“如果我們(歷史學家)撇開種族屠殺發生時的前后事件而孤立地加以研究，久而久之可能只理解一個完整事件中的一部分，大屠殺的否認派也會利用這一點。”

　　以法律維護人類的正義和受害者的尊嚴

　　盡管一些政客和學者出于不同目的來粉飾納粹的罪行，但他們徒勞的行為基本上已成為明日黃花。如今在西方，納粹大屠殺已經成為不可推翻的鐵案。政治家和主流學者如果在公開場合否定納粹大屠殺無異于拿自身的職業生涯開玩笑，而且在一些國家還會受到法律的制裁。早在1984年，加拿大中學教師詹姆斯·吉格斯特拉(James Keegstra)就因被指控在課堂否認納粹大屠殺以及宣傳反猶言論被加拿大最高法院判定有罪，他也因此被學校解雇。英國歷史學家、大屠殺否認者大衛·歐文曾因為其1989年否認奧斯維辛毒氣室的存在而被奧地利通緝。2006年，歐文因赴奧地利出席一個講座而被捕并且被判有罪。歐文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其中包括從被捕到審判期間的時間。最終，歐文在服刑13個月后被奧地利驅逐出境。歐文本人也表示他承認對其罪行的指控，他承認自己一直犯著錯誤，并且他對于納粹大屠殺的觀念已經轉變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和日本對大量無辜民眾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然而在今天，德國和日本對戰爭罪行的認知層次和悔過程度截然不同。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經盛鴻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二戰以后，西方對納粹戰爭罪行比較重視，對日本的戰爭罪行卻知之甚少，重視程度與前者也不可同日而語。由于時局原因，戰后早些年間，亞洲的被侵略國家也沒能及時、充分揭露和追討日本侵略罪行。”這個問題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愈加凸現。先有2012年2月時任日本名古屋市市長的河村隆之否認南京大屠殺，最近，又發生了日本外務省要求美國麥格勞-希爾出版公司對其教科書內有關“慰安婦”的內容進行修改的事件。

　　對此，石田勇治認為：“(日本戰爭罪行)否認派的做法與納粹大屠殺否認派所謂的‘奧斯維辛謊言’如出一轍。這與近來日本國內一股強烈的民族主義復活的傾向有關，一些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歪曲歷史。這是一種我們不能忽視的現象。”

　　二戰罪行不容翻案

　　有跡象表明，對此現象，西方國家已經從懵懂、漠然的態度中醒悟出來。比如2012年，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指示美國國務院所有文件禁止使用按日語直譯的“慰安婦”(comfort women)，要求改稱其為“被強迫的性奴隸”(enforced sex slaves)。美國眾議員邁克爾·本田(Michael Makoto Honda)也一再敦促日本承認其在二戰中犯下的罪行，并且一再提出議案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承擔相應責任。美國眾議院也在2007年通過了由他提出的“日軍慰安婦法案”(HR-121)。可見，如今相當一部分頭腦清醒的西方政治家已經逐漸認識到日本在二戰中反人類的戰爭罪行在當今的巨大危害性和警示意義。國際社會在法律層面具備了對軸心國尤其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中犯下的戰爭罪行進行聯合治理的條件，也有能力在法律層面上約束少數軍國主義殘余分子的不當言行。大衛·歐文在奧地利的經歷就是最好的證明。經盛鴻向記者表示：“以法律的形式限制為德日戰爭罪行翻案的經驗是可以借鑒和學習的。”

　　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被解放70周年的時刻，我們有理由期待，隨著國際社會對戰爭罪行領域法律治理的不斷完善，無數受害者的冤屈和苦難也將在未來得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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