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一、兩極分化的民國印象
二、是誰在懷念民國時代?
三、什么是“民國范兒”?
四、所謂“不重視知識分子”
五、民國地主不好當(北方篇)
六、民國地主不好當(南方篇)
七、光怪陸離的東方魔都
八、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無人權的民國年代
九、國黨殺自己人比殺土鱉還狠!
一、兩極分化的民國印象
按照我們在傳統教科書上讀到的信息，從1912年清朝覆滅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民國時代，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主權淪喪、積貧積弱、災禍不斷、餓殍遍地、軍閥混戰、列強橫行、日本入侵……
在《包身工》、《白毛女》、《三毛流浪記》、《茶館》、《駱駝祥子》等膾炙人口的革命主流文學名著之中，都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國時代社會動蕩、剝削殘酷、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悲慘現實。
但是，在改革開放之后，隨著臺灣和海外的現代文學作品流入大陸，張愛玲、周作人、胡適等人的作品也被從故紙堆中翻出來，讓我們似乎又從另外的視角，看到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民國。
尤其是一系列以民國時代為背景的瓊瑤小說，例如《情深深雨蒙蒙》、《水云間》、《蒼天有淚》等等，在大陸受到追捧，并且翻拍成電視劇之后，我們更是看到了一個充滿小資情調的民國時代——教會學校出身的賢淑小姐、出國留洋的文雅少爺、主仆情深的狡黠丫鬟、善良寬厚的豪門太太、持重仁愛的鄉下老爺、愛國愛民的商會老板……總之思想是進步的，戀愛是自由的，生活是悠閑的，情調是小資的，求愛是浪漫的，官府還算是勉強過得去的，洋人都是彬彬有禮的，還有各式各樣的舞會、酒會、書畫比賽、文娛活動、慈善活動，感覺完全是一個文明進步的摩登社會嘛!
嗯嗯?原來教科書上那個黑暗殘酷、民不聊生的舊社會，竟然也有如此和諧美好的一面?
等到進入21世紀之后，在某些網站和雜志上，更是掀起了一陣又一陣的歷史翻案風，一位位民族英雄被拉下神壇，還要踩爛批臭，扣上破壞民族和諧的帽子;一位位漢奸國賊則是被重塑金身，變得光明磊落，成為了忍辱負重、維護國家統一的典范……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在歷史觀上竟然可以發生180度的大逆轉，令人不由得產生出“這個世界正在天翻地覆”的荒誕感覺。
而對于民國時代的百姓生活，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新思維”，以及種種令人“耳目一新”的“新發現”。例如“1927年的武漢紡織女工月薪30多塊大洋，可買6000～9000個雞蛋，養活一家四口毫無壓力”;“舊社會學徒工待遇遠比現代血汗工廠優厚，每年帶薪休假72天”;“民國時期的‘溫飽’早已不是問題，‘員工福利’大大超過新中國的任何時期”;“新中國60年，中產階級收入水平還沒有達到民國貧困線”……
于是，在看過上述這些“新發現”之后，就有人感到納悶了，既然解放之前的舊社會是如此美好，社會福利是如此的先進，地主和資本家是如此有良心，為什么當初中國的工人農民，還有許多知識分子在內，全都鬼迷心竅地要跟著鬧革命，連命都不要，非得埋葬這個舊社會不可?莫非是集體中邪了?
對于這個顯而易見的問題，自然會有很多公知跳出來，異口同聲地叫囂道：全都是因為不學無術，沐猴而冠的土鱉在蘇聯人的幫助之下，學習邪教大搞宣傳鼓動，欺騙這些“無比幸福”的工人、農民和學生們起來造反，硬是搗毀了精英們建立的國民政府，毀掉了自己自由民主的美好生活。從而讓中國迎來了漫長的悲慘年月，以及一場場駭人聽聞的災禍，例如“餓死三千萬”、“十年浩劫”等等。
——感情在他們的眼里，土鱉就等同于奧姆真理教?
如此這般搞到最后，根據一個微博上流傳的段子，當代“公共知識分子”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基本觀念，大致上可以歸納如下：“……現在有幾個人知道這樣一個偉大的政府?它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王朝,建立起了多黨制的兩院制民主政府,擁有一支堪比發達國家的現代化軍隊,創辦了很多自由而現代大學,為民族工業帶來了黃金時代,依靠自己的實力收復了外蒙!”
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唉，實在是讓人無語了……
為什么這一前一后的描繪口徑，竟然存在著如此巨大的差異?究竟哪一邊在胡說八道?
怎么說呢?這兩邊的說法，都不能算是絕對的胡說八道，只不過是彼此的階級立場迥然相異罷了。
——民國時代的舊中國，對于不同階級的觀察者來說，確實是有著兩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區別只在于由什么人持什么立場，從什么角度去看待那個社會。
要知道，每個人的內心都是自私的，通常只會從個人利益的角度去考慮問題。簡單來說，就是屁股決定腦袋，也決定了每個人的思路。
舉一個比較極端的類似例子，在西藏叛亂被平定之后，許多舊西藏奴隸主貴族流亡印度。由于得到了歐美反華勢力的財力支持，他們的后裔們有一部分混得不錯，在那些“海外人權組織”里面充當宣傳喉舌。
前幾年，曾經有一位身為舊西藏農奴主后裔的女作家，在接受西方記者采訪的時候，拿出自己的一本作品進行宣傳，回憶自己幼時養尊處優的生活，大談特談舊西藏的精神生活是如何的崇高淳樸，喇嘛們是何等的圣潔無私，奴隸主們是多么的溫和仁慈，貴族少爺們是如何的英俊瀟灑，有情有義。而莊園里的那些農奴，在她的筆下總是又懶又饞，整天不肯好好干活，就知道琢磨著如何偷吃農奴主倉庫里的食物。
——看到這里我就納悶了，既然舊西藏是如此的幸福和諧，為什么這些“仁慈”的奴隸主們，在莊稼收獲之后，按戶頭分配給農奴的口糧，總是這么少，以至于每年冬天都要餓死一堆人?
至于那些剝人皮、點天燈、殺人祭天和用少女腿骨做法器的獵奇傳聞，這位女作家總是避而不談，實在避不開了，就說這是多少年傳承下來的宗教習俗，要大家“區別看待”，“尊重地方傳統”!
——按照這種說法，日本是否還應該尊重古代蓋房子要埋人柱祭神的傳統，每蓋一座摩天大樓就往地基里活埋一個少女下去?
在她的書里，還寫了一個反映農奴“忘恩負義”的故事。大致上就是在某一年的冬天，有一個奴隸女娃的家里沒有了糧食，全家都快要餓死了，只好偷偷潛入到她家的莊園，偷吃倉庫里的食物，結果手腳不夠敏捷，被莊園里的打手們給發現和逮住了——于是，她的爹娘兄弟都被活活打碎了腦袋喂狗。
輪到她的時候，被這位當時還是貴族小姐的女作家(或者是她的姐妹之類，記得不太清楚了)給發現了，由于看著這個預定被打死喂狗的小姑娘實在可憐，所以就下令饒了她一條命，讓她在莊園里干雜活，也算是賞了一口飯吃。女作家還為此頗為自得，以為這已經是天大的恩德了。
誰知過了沒多久，西藏叛亂爆發，一隊解放軍打到了莊園外邊。這個奴隸女娃不但沒有誓死抵抗來報答“大恩”，反而帶頭砸死了一個管事，打開大門“投敵”……在這位女作家看來，可真是十惡不赦啊!
總之，以大陸讀者的眼光來看，在這位藏族女作家的筆下，基本上就是滿篇的顛倒黑白——不勞而獲的奴隸主永遠都是正義高尚的圣人，而辛苦賣力的農奴和漢人則都是卑鄙陰險的無恥惡鬼。硬是把一個土地貧瘠、環境惡劣、殘酷血腥、愚昧野蠻的人間地獄，描繪成了如天堂般美好幸福的“香格里拉”!
而如此荒唐的文字，在西方世界居然還廣受吹捧，并且被認為是真理!
沒辦法，經過美國和西歐各國的長期宣揚，“西藏獨立的正義性”已經成了西方學術界和新聞媒體不可抵觸的雷區。正如在中國大陸絕對不可以發表言論支持達賴一樣，在西方世界也是絕對不能否認，西藏人正強烈渴望著回歸農奴制，繼續給那些流亡在外的老爺和喇嘛們效勞——在這里就不談民主只講傳統了!
總之，請大家明白一件事，這個世界上主要媒體的話語權，目前依然掌握在美國手里，他認為你幸福，你就是天天挨炸彈、餓肚皮、住難民營、把女兒賣去當雛妓，也是幸福!華爾街的大財團們認為你悲慘，你就是人人住洋房、開小車、吃滿漢全席，也是悲慘!華爾街的大財團們認為你是民主，你就是搞終身執政制、世襲君主制甚至奴隸制，也是民主!華爾街的大財團們認為你是獨裁，你就是全國一人一票選出來，任期四年不得連任，也是獨裁!千萬莫要忘記了!
事實上，西方的媒體霸權涉及許多方面，不僅是在國際政治上如此，甚至還包括自然科學的范圍!
例如在丹麥哥本哈根的世界氣候會議上，就捅出過這樣荒誕的簍子——美英兩國說世界氣候在變暖，這世界氣候就一定是在變暖。哪怕這些從某個三流大學拿出的“科學數據”被證明都是捏造的，哪怕大家在百年未遇的嚴寒之中都快凍死了，這個世界的氣候依然一定在變暖!否則就是這個世界錯了!
(講到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個笑話，傳說在美國獨立戰爭勝利，英國戰敗之后，喬治三世國王看到宮里居然還在用富蘭克林這個逆賊發明的避雷針，頓時大為惱怒，下令把避雷針的尖端改成圓球狀。學者們苦勸說這不符合科學定理，喬治三世怒罵道：我是國王，一切科學定理在英格蘭都得聽我的安排!如果把這句話改成“我是美國，一切科學和歷史在地球上都得聽我的安排!”會不會很貼切?)
回到正題，無論這位流亡者女作家寫得再怎么煽情感人，再怎么天花亂墜。青藏高原上那些好不容易翻身得解放的奴隸娃子，不管是否有分裂國家的傾向，恐怕都不會愿意讓這些“仁慈的”主子們重返高原，繼續將他們剝皮抽筋點天燈，每年餓死一堆人，然后再流幾滴憐憫的眼淚，念幾句超度的經文的。
——奴隸社會是奴隸主的天堂、奴隸的地獄。而筆桿子則被掌握在奴隸主的手里……
放到民國時代，也是一樣：對于勞苦大眾來說，那是地獄;而對于少數“精英”來說，那是天堂!
有人說，這已經是幾十年前的舊事了。那就說一個最新的例子：印度的新德里有個女教授，家里很有錢，雇了很多個仆人。她在博客日志上寫了一篇附有照片的短文，吹噓自己家對待仆人是何等的仁慈寬厚——具體來說，就是允許仆人在不當班的時候，和她一起在客廳里看大屏幕液晶電視上播放的美國肥皂劇。
但問題是，在看電視的時候，女教授她自己獨自坐在沙發上，仆人卻必須跪在地板上。而那張長沙發最起碼可以坐得下四五個人，旁邊還有幾張靠背椅……可仆人們卻不能坐，因為他們是低種姓族群。
這要是放在我們中國，簡直是無法想象的事情——你讓你家里的保姆有凳子不許坐，只能跪在地板上跟你電視試試看，人家不氣死才怪!
然而，就算是這樣的人格侮辱，在當今這個號稱“民主自由”的印度社會，都已經算是寬容的表現。
中國的老板們或許會對這種不平等的社會氛圍很喜歡，但是放在普通人身上，恐怕會憤怒得要爆炸了!
所以說，就整個社會的各階層而言，民國有民國的好，新中國有新中國的好，具體就要看每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個人收入而定了，不能一概而論。
二、是誰在懷念民國時代?
上面已經說過，就整個社會的各階層而言，民國有民國的好，新中國有新中國的好，具體就要看每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個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論。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在懷念那個“無比美好”的民國時代?
請大家在這里先看兩份工資單：1918～1919年，青年時代的毛CCC主CCC席曾在北大圖書館擔任管理員，而著名海歸學者胡適則在北大當教授。
——毛圖書管理員的月薪不過8塊大洋，胡教授的月薪卻高達240塊大洋，兩者相差30倍!
事實上，當時的胡適雖然從海外鍍了一層金歸來，但在北大參加工作的時間還不長，名聲也遠不如后世，月薪還不算最高的。同一時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陳CC獨CC秀的月薪為400塊大洋，相當于毛管理員的50倍——再過幾年，北大教授的月薪還要再翻一倍，平均達到500塊大洋，而圖書管理員的月薪卻沒怎么上漲。
而更要命的是，胡適教授的240塊大洋，一般來說每個月都能按時發放。而毛管理員的8塊大洋月薪卻總是被拖欠，直到離職也沒能全部拿到手。據說他先后干了半年，最后卻只拿了三個月的薪水，相當于減薪一半……
嗯，此外還有陳獨秀主席在日后為什么會右傾投降，而胡適又為什么堅持右派立場，也可以從這份工資單上看出一點倪端——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的既得利益者嘛!
事實上，真正的問題還不止于此。
平心而論，假如我們工薪階層能夠拿到2000～3000元的工資，基本滿足溫飽、接近小康，那么就算看到某位高級白領能拿十幾萬的月薪，是自己的幾十倍，大家最多也就在私下羨慕一番，只要自己的日子還過得去，就不至于會發展到階級仇恨的程度。
可問題是，毛圖書管理員的8塊大洋月薪，在當時的實際購買力，到底有多少呢?
由于民國時代戰亂頻繁，各地物價的變動幅度極大，光是米價就經常上下波動好幾倍。基本上是越到后面的年代，通貨膨脹就得越厲害。而且城市與鄉村、南方與北方的物價水平相差也很大。如果在比較的時候，有意無意地張冠李戴，用上海的收入去比山西的物價，用20年代的物價去比40年代的收入，用鄉下豐收時節的糧米收購價去比大城市工人的收入(可參考《多收了三五斗》)，就很可能得出一堆非常荒謬的結果——而這也是當代“歷史發明家”們常用的一種移花接木之術。
舉個例子來說，前些年，河南鄉下的白菜收購價一度跌到一毛錢一斤，讓農民們賠本得欲哭無淚。可我們有誰在城里買到過一毛錢一斤的白菜?光是運費就有采購成本的好幾倍了啊!
同理，如果現在讓人拿著上海的收入到青海的西寧去生活，也絕對會非常寬裕，但問題是根本辦不到。
回到正題，當太祖進北大擔任圖書管理員的時候，民國才建立了六七年，尚未進入最黑暗的年代，大洋的幣值還算堅挺。根據《民國經濟史》提供的數據，在1919年的北京消費市場上，一塊大洋應該可以買20斤米，8斤豬肉，購買力最多相當于如今的40元人民幣。
而毛圖書管理員的8塊大洋月薪，只能折合如今的320元，還不夠當代很多城市的標準。
更要命的是，首都北京又是全國僅次于上海的物價高昂之地，毛管理員的8塊銀元月薪在湖南老家已經算是高薪，可在北京卻實在是不經花——雖然這8個銀元可以買到160斤米，可是他在北京除了吃飯，還要吃菜，要買衣服，要交水電費，要買煤球做飯，還要買報紙和火柴、香煙，尤其是還要交房租……
當今的“北漂一族”，想必都對北京的房租之高昂深有體會。而太祖當年的北京房租水平，雖然沒有眼下這般夸張，但同樣也不會便宜到哪里去。
——現在的320元人民幣，在不少地方應該也可以買到160斤米，可有誰能用320元的收入過日子?不信的話，讓你到北京拿320元招募一個圖書管理員試試看?恐怕就算是兼職的也招不到吧!
而胡教授的240塊大洋月薪，卻可以折合為當今的9600元人民幣，完全夠得上現代大學的標準。若是放到那個烽火四起、餓殍遍地的民國年代，更是已經要歸為富豪一類了!
很顯然，讓勞動人民們拿著3000元工資看教授們月入*****元，與拿著300元工資看教授們月入9600元，絕對會導致兩種完全不同的心情——前者還只是一般的羨慕，而后者就是恨得眼睛都要紅了。
——富者有阡陌之田，從來都不是革命的理由;貧者無立錐之地，才是造反的原因!
總之，在民國年間，大學教授是一個非常體面的職業。而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也是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大學教授們的工資水平遠高于社會的平均工資，過著非常優越的物質生活。如此高薪之下，北京的大學教授和講師們，自然有很多錢去逛琉璃廠，買書籍報刊，買古玩字畫，生活充滿了小資情調。
北洋政府的那些軍閥們，雖然外表看起來頗為粗野魯莽，彼此之間總是打來殺去的，但對知識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氣。哪怕在財政上捉襟見肘，也從來不曾虧欠這些專家學者們的薪水。就算是魯迅這樣總喜歡與執政當局鬧別扭的刺頭兒，教育部門也不曾扣了他的每月300銀元高薪。
而這些教授們的職位通常又很穩當，既不像商人那樣可能因為投資失敗而破產，也不像官員那樣隨時可能因為政權更迭而被無故罷免，還居住在治安相對良好的大城市里，不像鄉下地主們那樣要擔心農民抗租、土匪劫掠、軍閥勒索，堪稱是鐵飯碗中的鐵飯碗。所以，他們的幸福生活常常讓后人感嘆不已。
再回過頭來看看當代，在如今國內的沿海一線城市，大學講師的月薪通常在6000元上下，副教授8000元，教授*****元。而門衛、勤雜人員的薪水，最起碼也有2000元左右。兩者僅僅相差3～5倍而已。
對于這樣被大幅度縮小的收入差距，廣大勞動人民認為是理所當然，甚至覺得這些教授的收入已經夠高了，更何況在教育機關的編制內，很可能還有分房子之類平常人享受不到的優厚福利。
如果把大學門衛、勤雜人員這些人的收入，壓縮到民國年代的標準，也就是原來的10%，月薪只有200元左右，而物價指數不變，福利待遇全無，此外還要時常拖欠薪水……我想他們應該就可以充分體會到當年毛圖書管理員在干活時的心情了——“……我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長，我的思想越來越激進……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摘自斯諾的《西行漫記》)
所以，勞苦大眾們就算對當今社會有些不滿，也絕對不會懷念那個月薪320元人民幣的民國年代。
而當今的很多“磚家叫獸”們回顧歷史，卻覺得心里非常不平衡——在他們看來，時代在進步，知識應該更受尊重，知識分子的薪水也更應該與時俱進，跟愚民們拉開差距才對!
哪怕是按照民國時代的“落后標準”，他們最起碼也該拿2000元的30到50倍，也就是月薪6萬到10萬才算是合理啊!可現在政府才肯給民國標準的1/10!!真是太不尊重知識分子了!!!
——民國時期的大學教授，可以很輕松地在北京買一座四合院。而現代的大學教授，想要在北京弄個100平方米的三室一廳，都要幾乎買到通州那邊的地界上去了!
對于這些人來說，當代社會給他們提供的待遇，遠遠不如民國年間的高標準，自然要滿腹牢騷，并且無限懷念那個“美好的年代”。而他們又都是高級知識分子，也是最擅長玩筆桿子的一類人，自然有本事在筆下“發明”出無數描述民國時代美好之處的“新思維”、“新發現”了。
——正如我們在政治課本上學到的那樣，一切問題從根本上講都是經濟問題!
三、什么是“民國范兒”?
好了，對于當代某些知識分子懷念民國的深層次根本原因，在上一部分已經有了初步的描述。那么，他們有關于提高自身經濟待遇的要求，到底有沒有一定的合理性呢?
……這個……該怎么說呢?
尊重知識分子這個說法，是絕對沒有錯的。
但有一點請大家先弄清楚，我們到底應該尊重知識分子?
或者說，究竟是哪一類的知識分子，才能給我們這個社會真正地創造出財富和價值?
(人文科學也是財富和價值，問題是...)
近年來，國內學術界有個很時髦的名詞，叫做“民國范兒”。大概意思就是說，民國時代雖是社會政治上的動蕩亂世，卻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師輩出、精英涌現，一個個都有著獨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氣質，把這些民國時代的節操和風骨歸納起來，就是所謂的“民國范兒”。
總之，從清朝上溯整個中國古代的那種士子之氣，那股“以天下為己任”的博大胸懷，于民國時代的教育界和學術界猶有遺風。可惜隨著眼下的社會風氣日益浮躁，在如今我國的大學里，已經幾乎沒有那種清高不凡的氛圍了。所以，過去那些充滿古典中華士人風骨，又結合了近代西方進步思想的“民國范兒”，實在是我輩信仰空虛的現代人，應當仰慕和借鑒的經典對象!
嗯，這番論述不能說沒有道理。但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過一點，這些“很有范兒”的“民國時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陳寅恪、梁漱溟、梅蘭芳、徐志摩、聞一多、魯迅、張愛玲、梁啟超……雖然確實是名聲如雷貫耳，令人高山仰止，肅然起敬，可他們基本上都是搞社會科學的文化人，學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學、外語、歷史、哲學、藝術之類，卻很難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
而我們比較熟悉的老一輩科學家，例如錢學森、李四光、竺可楨等等，幾乎都是從國外留學回來，因為國內沒有培養和扶持優秀科學家的條件，在民國時期也看不出什么很特別的“范兒”——這就有些奇怪了，以北洋軍閥時代的教授待遇之優厚，大學經費之充足，難道就蓋不起一個實驗室嗎?要知道，20世紀早期的科學研究，其所需經費還遠沒有后來那么龐大啊?
事情的真相是這樣的，在民國前期，北洋軍閥統治時代的中國各所大學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極度不平衡——學習文法藝術的文科生獨占鰲頭，竟然達到了學生總數的90%以上!
而與之相對應的是，在大學里攻讀工科、農科的學生卻寥寥無幾，連商科都沒啥人，講這些課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醫科稍微強一點，但也好得有限。
唉，在當年北京的那些大學里，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還是文科!
除了醫學和外語之外，如果你還要想學一點實用的先進技術，就只能到國外去留學了。而且在學成之后，也很難歸國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謀生——舊中國的工業實在是太落后，海歸的工程師和科學家除非是自己辦廠創業，否則簡直是毫無用武之地。
總之，在民國前期的大學里，理科的情況真是叫做一個悲劇!據說就連學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學工程技術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聞名全國的清華大學，當時的教學內容居然也還是以政法、文學和神學為主，每年的理科畢業生從來都不曾超過100人!
那么，民國時代的大學教育，為什么會辦得如此不科學?明明國家在工業和科技上全面落后，急需建設現代化產業的科學技術人才。可是在大學里卻把經費向文科極度傾斜，反而對理工科毫不重視?
民國的大學教育之所以會出現如此怪誕的狀況，自然是有著多方面的原因。
事實上，在經歷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后，民主與科學的觀念，已經在中國的知識界深入人心，社會上一直都在強烈要求發展實用科學，培養實用人才。但問題是，當時的中國經濟落后，人才匱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學的人才更是奇缺。而且，文科大學只要有圖書館和教室，再湊齊了教師即可招生開辦。理工科大學卻必須購置大量昂貴的教學儀器設備(國內基本不能生產，進口則需要天價)、教育經費要求更高，教師的聘請也極度困難。
因此，在當時想要辦一所兼具文科和理工科的綜合性大學，實在是難上加難。于是，很多辦學者不得不降低大學設置標準，先把耗資較少的文科學院創辦起來。
上面說了在中國興辦理工科大學的客觀困難，而另一個最關鍵的因素，則是由于主觀方面的不重視。
——在傳統上，中國就是一個由文官統治的國度。而所謂的文官，在很多時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國的古代歷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們無論是否出仕，總是與統治階層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所以，在封建科舉體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國子監”、“太學”之類，其實就是高級官僚的專門培養機構。而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同樣也是如此。一定要做個類比的話，基本相當于如今的黨校。因此自然會更注重于傳統文學、政治、法律、財政乃至于傳統禮儀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一些外語、國際政治和世界歷史之類的“新式”內容進去，就已經算是符合時代潮流了。
而當時的學生們之所以要去讀大學，大部分人的最終目標也跟過去封建社會的讀書人類似，就是為了當官——所以自然要學法律和行政，沒有多少人愿意去學習跟仕途無關的理科。
至于西方人在中國開辦的大學，最初的目標是培養一批親近西方的中國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國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幾千名大學生，從英美教會和民間教育機構在中國創辦的大學畢業，然后進入政府或工商業領域就業，而他們的政治觀點自然普遍傾向于親美、親英。
為了適應這一需求，這些學校的課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學為主——前者用于滲透上層建筑，后者則向底層民眾傳播影響力——最多再辦一些醫科課程，卻并不怎么愿意為中國培養出工業和科技人才，從而為自己本國的企業在中國市場上制造競爭對手。
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國，可能德國人的心眼兒比較實?在割占了青島之后，于1909年開辦了一所當時亞洲第一的理工學院——德華大學。并且以德國式的嚴謹，為中國培養了一批相當優秀的工程技術人員。可惜這所學校僅僅辦了5年時間，就隨著日本在1914年攻占青島，而從此灰飛煙滅了。
呃，這真諷刺……
外國人在中國的辦學，有著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民國初年那些主持大學教育的中國人，盡管在一輪又一輪西方堅船利炮的猛轟之下，已經明白了西方科學的重要性。但出于傳統士大夫的理念，對這些“奇技淫巧”仍然多少有些抵觸，不怎么愿意把它們放進相當于“國子監”的大學校園之中。
例如民國時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認為大學不應該開辦理科，只要有文科、醫科和藝術類的內容就已經足夠。至于理工之類的科學技術人才培養工作，則應當由專科職業學校來承擔。
他的觀點也不能說是全錯，畢竟近代的德國就曾經這么搞過(后來改了)。但問題是，當時北洋政府撥下來的非常有限的一點教育經費，幾乎都給了諸位耍筆桿子的大師們去鉆研傳統國學，順便教導諸位未來的官老爺們各種傳統文化，實在是沒錢再辦各類理科的專科職業學校了。
同樣的道理，在民國初年，那些北洋軍閥之所以對待大學校園里的師生們十分客氣，也不是因為他們思想進步、重視教育，而是恰恰相反——在他們的腦子里，依然延續著過去清朝的舊思維，普遍把北京城的那些大學，看成是“太學”、“國子監”之類的高級官僚預備隊，自然要待遇優厚，態度客氣才行。
——在中國的封建王朝時代，那些讀書人，尤其是身具功名的士子們，就和民國年間的大學生一樣，經常做一些集體請愿或者集體抗議的事情，甚至還有罵皇帝的，很類似現代西方國家的示威游行。例如康有為這位廣東舉人，就在甲午戰爭期間搞過“公車上書”，一度拉起了上千名進京趕考的舉子共同行動。
而對待這些未來的官僚成員生力軍，不管是再怎么專制腐朽的朝廷，也都總是表現得異常的寬容，一般都會派出重臣耐心勸解，最多就是懲處幾個帶頭的人，幾乎從來沒有過查封國子監，把師生盡數下獄的瘋狂舉動——因為這些人就是未來的朝廷官員，如果過分地得罪了，豈不是就要擔心在日后被秋后算賬?
相反，要是鬧事者并非身份特殊的士人，而是一般草民……那么通常就是血腥鎮壓沒商量了!
于是，就在民國初年的動蕩歲月之中，面對著遍地的文盲和失學兒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業，這些充滿了“民國范兒”的大師們，卻心安理得地揮霍著僅有的一點兒教育經費，悠然自得地研究著歷史、哲學、書畫藝術之類缺乏實際意義的“傳統國學”，或者翻譯一些西方文學名著，同時對落后愚昧的國民視而不見，還自詡為國家柱石、社會脊梁……這究竟應該說他們是沒良心呢?還是說他們沒頭腦?
有人看到了這種現象的荒誕，比如說魯迅，他認為不事生產的知識分子獨自富裕，是很恥辱的;有人卻覺得這才是知識分子應當享受的待遇——沒有人民的苦難，哪有士子的享樂?
例如說胡適。
在過去，我們認為魯迅是對的。現在卻有越來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適的理論。
大家在這里不妨設想一下，假如在百廢待興的建國初期，我黨不肯花錢搞現代化建設，構筑自己的獨立工業體系，而是富有超前意識地組織了大批國學宗師和考古學家，去搞“夏商周斷代工程”，號稱要以此來提高民族榮譽感……不知老百姓會怎么想?恐怕只會大罵政府昏了頭本末倒置吧!
所以說，北洋政府投入僅有的經費，養了一群窩在大學象牙塔里的“國學大師”和“留洋高材生”，卻無視了遍地的文盲和一片空白的科研領域……這樣只重視“貴族教育”的“民國范兒”，難道就很好?
在此摘錄雜志《翻閱日歷》當中對“民國范兒”的一個定義：“……如果非要定義“民國范兒”的話，我想，或許可以用‘貴族精神’來指稱……第一是‘自尊精神’，第二是‘講求原則’，第三是‘保持低調’，第四是‘淡薄名利’……”
上面的這些描述不能算錯，也不是沒有道理，但如果我只要寫寫文章上上課，就能跟這些大師們一樣每月收入10萬以上，還有大筆稿費和版稅進賬的話，那么我想我應該也可以變得很有“民國范兒”……
民國范兒，呵呵!
四、所謂“不重視知識分子”的真相
說真的，在這方面，就是國民黨的教育方針，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強一些，至少搞過幾個科學研究所。而擔任教育部部長的陳果夫，還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方案》，竭力試圖扭轉這種文科生過剩而理科生匱乏的荒誕局面，為此鬧得教育界一片嘩然，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修改了幾次才勉強通過。
盡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強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戰前夕，國難當頭的時候，全中國還是有70%的大學生在讀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學生當中，大部分讀的又是醫科或商科。真正在現代戰爭中最能夠發揮用途，指導工人搞兵工廠、維修廠和建設戰備公路的專業工程師，卻是打著燈籠都找不到幾個……
而搬遷到“西南聯大”的那些大師們，最多也只能在報刊上發表幾篇支持抗戰的“精神原子彈”。
總之，民國的教育界有學術自由，有先進的治學理念，有國學大師，有“民國范兒”……就是沒有培養出現代化建設所急需的技術人才，也沒有誕生出像后世袁隆平那樣可以讓人吃飽飯的農科專家。
有人說，你這是人文科學無用論的錯誤傾向，伏爾泰、孟德斯鳩和盧梭這些法國啟蒙思想的泰斗，也從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飽飯啊!
可問題是，上述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述立傳的時候，法蘭西也沒到民族危亡的關頭啊!
雖然每個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諸位民國大師們之中，也不乏正氣凜然，令人敬仰之輩。但是，相當一部分很有“民國范兒”的家伙，卻是在一個租界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橫行、工業基礎全無，戰亂頻繁、餓殍遍野的悲慘國度，在一個生與死，血與火的動蕩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義完全拋到腦后，反倒是站在亡國滅種的懸崖邊上擺出一副優雅的姿態，講究什么思想獨立、學術自由，玩什么小清新，搞什么小資情調，例如說鴛鴦蝴蝶派……我該說這是冷艷高貴，還是醉生夢死呢?
相對而言，似乎還是六十年代那句“不穿褲子也要爆原子彈”的悲壯豪言，更能讓人感到折服。
——優雅不是一個貶義詞，但如果踐踏和遺忘了民族存亡的大義，那么所有的優雅都是可恥、可憎，也是可憐的，宛如南朝陳后主那曲哀婉的《后庭花》。
整個20世紀上半葉，中國一直處于戰亂、饑荒、貧困和愚昧的深淵之中。在這種背景之下，揮霍民脂民膏，追求什么“優雅”的文化，都是不合時宜的;談什么民國風和民國范兒，更是非常搞笑的。因為1%上等體面人的“優雅生活方式”，根本無法掩蓋99%掙扎在生死線上的底層同胞的無盡苦難。
如果說前面描述日本公卿的種種腐朽做派，多少是因為當時日本國內安靜無事，并無開拓進取的必要性，可以安心享樂的話。那么民國年代諸位文化人的小資生活，就正好應了明末陳子龍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飲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將及也，可哀也哉!”
其實，對于胡適這些很有范兒的民國大師們來說，只要走出北平、上海這些大城市，走出他們的校園、書齋和沙龍，就會看到真實的中國，可惜大多數民國范兒都看不見，而看得見的人則基本都成了左翼革命者。
回到正題，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土鱉之所以要號召全世界中華兒女回來建設祖國，乃是因為當時中華民族最優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而在國內的大學里，卻只能找到一群學文科的國學大師，真正的工程技術專家寥寥無幾……
很顯然，不管這些大師們再怎么擅長搖筆桿子、妙筆生花，也畫不出工程藍圖啊!
接下來的時間里，中國人民的主要任務，顯然就是要熱火朝天地搞社會主義建設，在一窮二白的國土上建立起民族工業體系。在這種時代大背景之下，究竟是科學家、工程師更重要，還是國學大師們更重要?
公平地講，許多民國文人對于中國革命都是有貢獻的，他們用自己的筆為中國人進行了思想啟蒙，揭露了舊社會的虛偽和罪惡。可是在革命勝利之后，他們也應該算是初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到了和平建設的年代里，那些曾經立下過無數戰功的解放軍人們，紛紛放下槍桿，拿起鐵鍬和榔頭，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但很多文人的腦袋卻轉不過彎來，不愿意走出書齋、停下筆桿，去做一些社會上迫切需要的工作——例如說到鄉下掃盲、普及基礎教育之類。
而當時的中國窮困至極，百廢待興，還有朝鮮戰爭的巨大開銷，實在是養不起一幫小資情調的文人了。
于是，就發生了讓“百歲學者”周有光感到義憤填膺的一幕：1953年，上海實行工資改革，對待收入最高的大學教授和銀行工作人員，取消原來待遇的80%。100元改為20元;200元改為40元;300元改為60元。周有光對此憤憤不平地罵道：“……民國年代腦力勞動者的待遇都高于今天……工資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見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靂，中產階級貧窮化!共產主義從一開始就不承認中產階級，把中產階級歸入資產階級。后來還掀起‘反右’運動，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否認中產階級……”
拜托!這說法是多么的荒唐啊!想要給社會制造出一個穩固的中產階級，有哪個國家是靠給吃財政飯的公務員大幅度加薪來實現的啊!而是要大家自己想辦法創業，自己賺錢啊!
舉個例子來說，當今只有1100萬人口的希臘，在21世紀初加入歐元區之后，以為傍上了大靠山，硬是養了100萬吃財政飯的公務員，自以為搞成全民中產階級的“社會”了。結果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如今的希臘都變成什么模樣了?說國將不國都是輕的!
希臘還有歐盟這個大款可以傍，中國又該去傍誰?只能靠我們中國自己!
像是有本事搞發明創造，讓全中國老百姓吃飽飯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不要說給他發10萬的月薪，就是發100萬的月薪，人民大眾也會認為是應得的。而那些只會發幾篇酸文的“公共知識分子”，發8000月薪都讓人感覺太多——你的這些文章早就另外給過稿費了!
在我看來，假如這些“磚家叫獸”覺得生活不夠寬裕，嫌錢少的話，那你就去出書寫文章，賺稿費和版稅啊!如果當真能夠寫出什么暢銷書，甚至進一步改編成電影、電視劇甚至網絡游戲，月入幾十萬上百萬的話，想來也沒有多少人會感到憤憤不平，正如同當今社會看待那些成功企業家一樣。
說到這里，我不禁想起了前不久發生在美國華爾街的“獎金事件”——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保險業巨頭AIG因經營困境，累計接受超過1700億美元政府救助。但公司領導在得到政府救助之后，竟然不是首先想著如何彌補虧空，挽回客戶的損失，而是拿出巨額款項給公司高管人員發獎金!
此事一被揭發，頓時引起民眾的一片討伐聲——你們AIG先是虧光了我們存進去的錢，然后又要政府拿我們繳納的稅賦給你們填窟窿，最后還不肯填賬上的窟窿，而是要把錢揣進自家腰包里拿走……最后，諸位只會虧錢的銀行高管們，在無數憤怒公民的暗殺威脅之中，總算是勉強放棄了這筆不合時宜的獎金。
所以說，在新中國建立之初的艱難年代里，諸位民國大師們如果依然要求政府撥出巨款，給他們這些對實際建設工作沒有多少裨益的文人，發放那么高的薪水。那么從本質上來說，他們跟華爾街AIG的高管們，在公司虧本倒閉的邊緣，強行用老百姓的稅款給自己發巨額獎金，又有什么不同呢?
接下來的幾十年里，為了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需求，中國教育界一直秉承“重理輕文”的基本方針，要求大家“學好數理化”，最后甚至出現了“工程師治國”，也就是幾乎整個國家領導團體都是工程師出身的現象。故而教育資源和經費一直都在向理科傾斜，自然讓心氣甚高的文科教授們感到憤憤不平。
偏偏這些人又是最會揮筆寫文發表觀點的，所以隨著思想管制的放松，社會上就開始出現奇怪的言論，例如說民國時代是被我黨宣傳部門妖魔化的，其實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而又是何等的罪惡滔天，把全部有骨氣的中國人殺光，從精神上閹割，讓君子們欲做隱士而不可得……最后甚至說什么：“半個多世紀過去。民國的種種善，民國的禮義廉恥信，早被大規模玷污，大規模失傳了……”
——當文人墨客和人民大眾的利益發生嚴重對立的時候，社會上就會充斥著無數荒謬不經的奇談怪論。
事實上，在幾千年的漫長歲月里，這些霸占輿論話語權的文化人們，從來都是只敢在軟弱的皇帝面前表現得很有節操和骨氣;對中國人民則是趾高氣揚，作威作福;但是到了軍閥和異族侵略者面前，卻是一個個奴顏婢膝、諂媚無比，什么節操都丟到爪哇國去了。譬如明末的東林黨，抗日戰爭時期的汪精衛……
對于這些“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傳統文人，我們中國老百姓栽的跟頭已經夠多了。通過新中國建立以來的各種批判(當然有些矯枉過正)，90%以上的中國人這才知道，那些牛氣沖天的文化人，其實也只是會放放嘴炮而已，否則還真以為他們是神仙，是菩薩，是文曲星，是冒犯不得的。
所以，在建國之后到改革開放的那段年月里，我們真正應該重視和歌頌的知識分子，是錢學森、李四光、竺可楨、鄧稼先、袁隆平這些科學功臣，而不是那些民國時代遺留下來的“國學大師”——前者是開拓進取，后者是墨守成規——所謂“不重視知識分子”的說法，不過是一幫在現代化建設年代里被邊緣化的文人墨客，在感到內心失落、囊中羞澀之余，在筆下歇斯底里爆發出來的怨念產物而已。
反過來說，如果真的讓這些代表“社會良心”的文化人知識分子，發泄出了心中郁結的怨念，那么對于國家來說，往往就意味著一場浩劫。這在前蘇聯就有過最慘痛的案例——那位寫了《古拉格群島》，被譽為“俄羅斯的良知”索爾仁尼琴同志，整天鼓吹著要搗毀腐朽冷酷專橫的蘇聯體制，接下來就必然會迎來一個民主繁榮的新時代。可結果卻是蘇聯解體，民不聊生，腐敗橫行，從超級大國跌落到內戰國度的深淵，整個國家被“去工業化”，那么多個“五年計劃”統統都白干了……如果他還有點良心的話，就真的應該朝北冰洋里一頭跳進去，以此向被他忽悠慘了的兩億多蘇聯人民謝罪。
切記，文化人只是知識分子的一小部分，從來都沒有權力把“知識分子”這個團體給“代表”了!
PS一記，我是直到現在都無法理解戈爾巴喬夫的，投票的結果顯示大部分的人還是愿意維持蘇聯，可最后還是解體了。要說這個體制確實是不給力，不過解體后的蘇聯又和民主哪里扯上關系了呢?自由倒是真特么夠自由的。
五、民國地主不好當(北方篇)
之前閑扯了這么多有些跑題的話，主要是為了戳破某些民國崇拜者的真面目。以及那些高雅的“民國范兒”在一般庶民眼中的荒誕。否則，不管我怎樣描繪民國時代的日常生活，都總是會有人提出這些“歷史發明家”的“新觀點”，“證明”我寫的都是一派胡言，并且指責我是在為粉飾歷史。
下面言歸正傳，如果要穿越到民國時代，你會穿越到民國時代的什么地方?
——民國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從沿海到內陸，在全中國的不同地域之間，社會面貌差異極大。
當上海灘的十里洋場，已經亮起了絢麗多彩的霓虹燈光之際;西藏拉薩的農奴莊園，還處于中世紀的愚昧黑暗之中。英國人曾經把一輛小汽車拆卸開來，用馱馬背著，翻山越嶺、千辛萬苦地運到拉薩。結果在拉薩把汽車拼裝起來之后一看，發現這里首先沒有司機，其次沒有汽油，最后沒有汽車能跑的路……
鑒于上述種種天壤之別般的差異，所以我們在具體描述民國生活的時候，只能選擇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地區作為樣本，從而以小見大，映射出整個民國年代的社會風貌。
必須要明確一點，那些穿越到民國的現代人，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除了少數想要搞紅色革命的人之外，應該都不會愿意去當中下貧農或者拉黃包車的。而想要在民國時代過得比較體面，那么在鄉下似乎就得當地主老財，在城里則要當小資闊少，或者索性直接當官走仕途……
在這里，我們首先來討論一下民國時代地主們的生活。
在老一輩的很多人心中，最為經典的民國地主形象，恐怕莫過于《白毛女》當中的那位黃世仁了——他們通過巧奪豪取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并且利用掌握的土地殘酷剝削農民，不勞而獲，侵吞著農民創造的財富，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
與現代那些經營大農場的農業資本家不同，那些傳統的中國地主們，似乎根本不用關心選育良種、租用農業機械、采購化肥和農藥，也不用關心如何興修灌溉水利工程，而是把一切交給農民自己打理。
平時，這些地主們坐在家里只管享樂，有事情還可以征發佃農無償服役。到了秋收的時候，就讓管家帶著一幫狗腿子到田間去挨家挨戶地收租。萬一年景不好收不上租子，則逼迫農民賣兒賣女來抵債，或者發一點善心，酌情允許他們減一點租子，基本上跟現代公司里那些等著分紅的大股東差不多。
如此說來，地主的生活應該是十分輕松悠閑的??
……這個……怎么說呢?像這樣悠閑寬裕的地主生活，在清朝的太平年景里倒是還有可能出現。可是到了兵荒馬亂的民國年代……呃……只能說正應了那句老話：“地主家也沒有余糧哇!”
總之，民國時代的地主，并不怎么好當。
首先，民國年代是一個戰亂頻繁的時代，全國各地到處都是橫行肆虐的軍閥和土匪。四川從1911年保路運動開始到抗戰前夕，一直在斷斷續續地打川軍內戰;河北省(當時叫做直隸)雖然位于京畿，卻也因此而成了直皖戰爭，直奉戰爭，第二次直奉戰爭，以及蔣介石二次北伐的主戰場。
更慘的則是河南地區，正所謂爭天下必爭中原，作為內戰的重災區，河南省在整個民國時代，總是不斷地被各路北洋軍閥還有流寇們一遍遍地洗劫——白朗起義、鎮嵩軍、巨匪“老洋人”、紅槍會、馮玉祥的國民軍、北伐戰爭、蔣介石在1930年的中原大戰……最后全省流竄著40萬土匪，幾乎被打爛了。
在如此頻繁的戰亂之中，不要說升斗小民的骨頭都填了溝壑，就連地主士紳的生命也毫無保障。
要知道，在民國時代的一大半年月里，中國都是一個無法無天的混亂世界。那些軍閥們的兵馬，在大城市里多少還講點紀律，到了鄉下就完全跟匪徒無異。
在清朝的時候，那些地方上坐擁廣袤田土的地主縉紳們，往往有著舉人、秀才、捐官(花錢買的官，多為虛職)之類的“功名”，不少人還有子侄或親戚在朝廷內當官，從而編織出一張巨大的關系網。
哪怕是在征戰動蕩的太平天國時代，除了作為反賊的太平軍之外，湘軍、淮軍、楚軍這些掛在朝廷名下的兵馬，通常也都會對他們有些顧忌，從而不敢劫掠得太過分。不管是再怎么跋扈的兵頭們，只要尚未決心謀反，否則對待這些人脈關系盤根錯節的地主縉紳，多少也會有些忌憚。
但問題是，到了破舊立新的民國年代，這一切護身符和特權就統統打了水漂。民國時代的兵痞和軍閥大帥們，可都再也不會把清朝的功名身份放在眼里。該勒索就勒索，該屠殺就屠殺，根本不會客氣——那年頭在鄉下死一個人，就真是跟死一只螞蟻沒啥兩樣。
在楊白勞眼中，黃世仁無疑是主宰生死的存在;但是在手握兵馬的軍閥面前，黃世仁也就是個屁。
雖然地主們也試圖走新時代的上層路線來維護自身權益，例如去競選國會議員之類。但民國前期畢竟是一個“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年代，哪怕你在北京跟什么高官攀上了交情，到了地方上也未必有用。
想法子結好當地軍閥也是一條路子，畢竟縣官不如現管。但問題是大多數的軍閥旋起旋滅，這個“現管”更替得實在太頻繁。士紳們剛剛花大錢投資下去，軍閥就已經通電下野了……于是又白忙乎一場。
其次，在民國初年的河北、山東、河南、四川這些戰亂頻繁之地，就算是遇上了不打仗的年月，軍閥們為了供養龐大的軍隊，以及維持奢華的生活，從而攤派給地主們的賦稅，也遠比清末時期更加沉重。
例如四川全省在清末只需供養新軍一鎮(相當于一個師)*****人，外加差不多數量的綠營舊軍，還有向云南、貴州、甘肅提供約250萬兩白銀的財政補助。
但是到了1935年的時候，四川人需要供養的川軍總兵力，卻已經膨脹到了340個團，約84萬人的龐大規模!每年所需的開銷自然是幾倍十幾倍地往上翻。在某些地方，農稅居然“預征”到了民國一百年(2012年)以后!再加上川軍混戰對地方經濟的破壞，縱然是四川這樣的天府之國，地主士紳們也同樣叫苦不堪。
北方各省農村被“預征”賦稅的狀況，雖然不如四川這么荒誕，但由于自然條件差，災荒頻繁，民間財富有限，戰爭的破壞慘烈，實際的負擔比例還要更加沉重。
當然，地主們也可以設法提高地租，把這些負擔轉嫁到農民頭上。但是土地上的出產就只有這么多，哪怕不給農民留下一粒谷子，能夠搜刮到的糧食也是有極限的。而軍閥們發明苛捐雜稅的本事，卻是從來都無上限的，一下子搞出來六七十種附加稅也是常事——例如青苗捐、煙捐、衛生捐、青山費、馬路費、招待費、人口稅、花燈稅等等。正所謂“自古未聞屎有稅，如今只剩屁無捐”嘛!
而且，在這些苛捐雜稅之外，軍閥們還喜歡向地主們以各種名義大肆攤派勒索，時常能讓人傾家蕩產。
例如在民國初年，陜西省便一邊推行剪辮令，一邊大肆攤派“光復款”。于是，鄉紳們便領著村民圍攻政府，號稱“復辮豁款”(我要繼續留辮子，所以不交錢了)。前清一眾遺老遺少聞之，皆以為“人思圣清”!
所以，在民國時代的華北和山東地區，盡管許多縣里的地主豪紳，把實際地租已經收到了七成以上，還在荒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利用高利貸來盤剝農民，把佃農們逼得只能把谷糠麩子當做主食，到了災荒年月就要出門逃荒，乃至于到東北去“闖關東”。但是在軍閥們的橫征暴斂和土匪的肆意橫行之下，除了極少數最頂級的大地主之外，大多數中小地主的日子還是過得很糟糕。
根據1930年的一份鄉村調查顯示，如果沒有工商業之類的額外收入，只靠地里刨食，也沒有辦法逃避捐稅的話。那么地主的家里最起碼要有200畝以上的好地，才能頓頓都吃白面饃饃，逢年過節吃一頓肉。
而在這個標準線之下的地主和富農，自家種的小麥就算磨成了白面，也不敢多吃，要拿出去賣錢繳稅，以及換一些火柴、食鹽、布匹之類的必需品，只留下棒子面、高粱面之類的粗糧來給自己果腹。
只有在每一年的初夏季節收了麥子之后，這些人家才能吃幾頓白面做的面條，在他們看來，這已算是一種了不起的奢侈了，能夠吃白面一直吃到八月的人家，已經極其稀少，更不用說吃上一年了。
至于更窮的貧農，每天能喝上兩碗摻著樹葉的番薯稀飯就算老天開眼了。
我們現代的農村常常擺設宴席，雖然菜肴不甚精美，但也是雞鴨魚肉一應俱全，還有香煙和好酒供應。而民??國年代的華北地區，根據馮玉祥將軍的回憶錄描寫，鄉村里遇有喜慶喪祭之事，待客的席面卻多半是“白菜豆腐泡席”，只有素菜而已——白菜、粉皮、粉條、豆芽、豆腐泡等。飯是摻有很多細砂子的大米蒸的，吃時一不小心，就會把牙齒震掉(感覺很像古埃及人的伙食)。馮玉祥將軍在河北清苑縣住了十余年，也只吃過一次葷席，然而就算是那所謂的葷席，也不過每碗里蓋了兩三片極薄的豬肉而已。
當時算是小富之家的馮玉祥將軍家里，吃飯的配菜也只有大蔥、蘿卜、咸菜，從來舍不得用油做一碟炒菜，葷菜自然更不用提了。更窮的人家連咸菜也舍不得吃，只臨時泡點咸水下飯。
第三、民國時代的北方，一直在接二連三地爆發著可怕的災荒。
例如從1920到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亡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5000萬。從1928到1930年，北方八省再次連續大旱，蝗、風、雪、雹、水、疫并發赤地千里，顆粒無收。此次災情延續3年，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最起碼高達1000萬。陜西原有人口1300萬，但在這三年大荒中，淪為餓殍、死于疫病的高達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兩者合計占全省人口的70%。根據某些外國記者的描述，饑民的尸體經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莊，人肉甚至被公開售賣。
1942年，中原爆發大饑荒，“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1000萬人口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人口瞬間削減三分之二。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貧苦農民固然是九死一生。地主們的日子也是慘淡無比。縱然家里屯著些糧食和銀錢，也得首先拿出來招募家丁，購買武器，加高院墻，修筑土堡，抵御土匪和流民的劫掠，以及賄賂前來打秋風的軍閥部隊。能夠維持生存就已是極端不易，更別提什么奢侈享受了。
最后，哪怕在誕生之前，鄉下的農民也是整天抗租鬧事，百般拖欠，想要把租子十足地收齊，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尤其是收成很差的時候，常有人卷了糧食棄田而逃，讓地主家里什么都收不到。
這樣一來，地主家就不得不養上一群打手，用以催逼佃農繳納租子，于是又多了很大的一筆開銷。更要命的是，這些打手的忠誠心有時候也非常可疑，如果主人家過于軟弱或苛刻，甚至還會聯合土匪干掉地主全家，然后自己把財產分了，當個小地主享福——所以民國地主必須能打，正如當今的村干部一樣。
鑒于上述這些情況，像電視劇里那種仿佛《紅樓夢》里那座大觀園的山寨版，宅院深深，丫鬟成群，錦衣玉食的奢華地主生活。至少在兵荒馬亂、災害頻繁的華北地區，光靠從田地里收租子是很難維持的。
那些能夠在鄉下過著奢華生活的人，要么是另外有工廠、商行、礦山、鴉片之類的非農產業額外收入，要么就是最起碼有上萬畝地的頂級大地主。
但是，一旦某人的地盤大到了這樣的程度，如果手里沒有一支過硬的兵馬，那么根本就看不住場子。而有了上萬畝田地，又拉起了大票兵馬的人，通常就已經是軍閥而不是地主了。一旦被其他軍閥擊敗，這些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土地，最后也別指望還能保得住。
所以，一旦穿越到北方的地主家庭，你想要學功夫高手整天跟人斗毆，倒是從來不愁缺少對手，基本上每年都有流民和土匪前來串門，地主土豪們也時常拉起團練彼此攻打。那年頭每一個能夠保住家業的地主，幾乎都是打出來的。如果你特別能打，又有本事拉起一幫兄弟，那么就算是要像“樊哈兒”(電視劇《傻子師長》的原型)一樣晉身軍閥大帥，也是有一定希望的。
但是，如果你對打打殺殺之類的事情興趣不大，只是想要過上比較現代化的生活，那么可就非常困難了——根據1930年的一份統計，在河北清苑縣11個村2000多戶人家上萬口人之中，總共只有自行車7輛、手電筒6個、熱水瓶2個，而收音機則是一臺都沒有。電燈是不用想了，因為鄉下一般根本沒有電力，也沒有自來水。如果還要自己弄發電機的話，似乎只有那些大軍閥的家里，才能拿得出這許多款子。例如清末的袁世凱，在老家鄉下退隱之時蓋的別墅，里面不光有電力供應，還拉了電報線，連私人電報房都有。
跟清朝相比，北方農村在民國年間唯一比較明顯的“現代化”標志，就是較為普遍地用上了煤油燈，農村照明已基本被煤油取代——在此不得不佩服一下美孚公司的推銷能力。要知道，在當時的北中國農村搞什么煤油燈的市場營銷，幾乎跟在現代的索馬里做小商品生意一樣危險。
六、民國地主不好當(南方篇)
在民國時期，北方各省的鄉下總是一片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盜匪橫行，連生命安全都毫無保障，更別提什么生活情趣，實在不是地主們可以安心享受腐敗生活的好地方。西南的四川省內先后爆發大小戰爭共計五百六十余次，軍隊膨脹到340個團，84萬人，賦稅預征到了民國一百年，不要說貧苦農民，就連地主士紳也被壓斷了腰，生活水平還不如窮山惡水的云南;湖南湖北三天兩頭地發大水，長江幾乎年年決堤。而一旦北洋軍南下攻打廣東，或者是革命軍北伐中原，湖廣之地也都是主戰場，被吳佩孚、趙易恒這些狠人來回燒殺劫掠，折騰得夠嗆，同樣不甚適合居住。
總的來說，在民國年代，除了廣東的珠江三角洲之外，唯有江南之地的狀況還算比較好。相對來說應該算是全中國經濟最為富庶，戰亂最為稀少，階級矛盾最為緩和，社會秩序最穩定的地區。
由于這塊地方的風氣開放，對外交流便利，地主可以投資工商之類收益率更高的商業和實業，不必完全依靠土地上的產出，所以表現得比較“開明”，一般不會把佃農往死里壓榨。
雖然在江南地區的農村里，名義上的租子也有五成以上，但實際收繳的時候往往會打個折扣。如果佃農比較刁蠻，而地主卻比較軟弱的話，那么實際地租甚至有可能降低到30%左右。有些地方的佃農，連年累月地賴賬不交租子，地主也捏著鼻子忍了——因為他在上海、寧波的工廠商行，收益百倍于老家鄉下的那點田地，實在是犯不上為了這么一點地租而興師動眾，到鄉下去大打一場……
正是因為江南地區的農村剝削程度較低，階級矛盾不算突出，所以就全國來說，鄉村秩序尚算不錯，而這也是蔣介石可以把江浙作為統治核心的原因。
但近年來有些“磚家”以偏概全，把江浙地區相對“和諧”的鄉村階級狀況，硬是放大到了全國，以此來證明我黨的土地革命完全是在無理取鬧——這就有些過分了。
那么，既然江南地區的土地肥沃，不怎么打仗，農民也不怎么造反，而且鄰近上海，想要購買熱水瓶、鐘表之類的工業品也容易，民國時期江南地主的生活應該相當不錯了?
……這個……只能說，也不一定，得要看是在什么時間。
江南地區素來是中國的精華之所在，城市工商業發達，鄉下盛產稻米、棉花和絲綢，在整個明清時期，一直相當富庶。即使是在近代前期，被洋人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之后，依靠出口絲綢、茶葉和瓷器，江浙兩省的經濟狀況也還不錯。民??國前期利用一戰的東風，江浙經濟曾經有過一段相當興旺繁榮的時代。
但是到了民國年代中期，進入三十年代之后，隨著交通運輸技術的進步，作為全國最開放的江浙地區，也越來越被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傾銷狂潮所害——很多時候，糧食傾銷對一個國家而言是致命的。
例如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時候，中國的農村就處于一個非常荒誕的局面——最初兩年，長江以北赤地千里，長江以南洪水滔天，饑民倒斃于路途，自然是慘不忍睹;到了1932年和1933年，氣象災害基本結束，江南地區和全國大部分省份普遍豐收，稻米小麥堆積如山，但卻被從上海傾銷的洋米洋面沖擊(那時候正值美國大蕭條，玉米腐爛在地里，牛奶往密西西比河里倒，出口農產品自然便宜得很)，于是在市價上，每一石國產土米往往比洋米貴了2、3元，根本賣不動。如果低價賤賣，農民又要賠本。
——由于農業技術落后，外加沉重的苛捐雜稅，江浙農民的生產成本就遠比西方同行高得多。
眼看著種植糧食掙不到錢，江浙地區的農民們開始指望經濟作物，可惜國產棉花的品種、質量和價格，都競爭不過進口的埃及長絨棉，在進入三十年代之后，就根本賣不動了。而作為傳統出口大宗的絲綢，由于長期在技術上固步自封，也在全球市場的競爭之中，被不斷改良品種和技術的日本絲綢徹底擊敗。
而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又在搞最典型的買辦經濟，根本沒有什么農業保護和補貼政策，反而還對農業征收重稅，提高農民的生產成本，毀滅本國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實在是倒行逆施。最后讓江浙地區的農產品既失去了國外市場，也保不住國內市場，又找不到品種改良的途徑，農村破產之風最終變得無藥可救。
走投無路之下，一些農民不顧禁令，開始種植起了罌粟，試圖依靠鴉片來賺錢。但江浙地區的土地價格和人工費用，在全國都是首屈一指，身邊又是上海這么個全國最大的物流中心，于是本地鴉片在價格上也競爭不過東北、云南和印度的煙土，而浙江的氣候條件又并不適合種罌粟，結果連販毒都要虧本。
——類似的情況，在西部的鴉片產地也發生過。抗戰期間，西康省為鏟鴉片死了7個縣長，上千保安隊。進入解放戰爭時期后，蔣委員長為了集中力量勘亂，宣布不再禁煙、鏟煙，不收煙稅。于是鴉片成為普通商品，價格暴跌，販毒無利可圖，毒販子從此大減。農民們收獲的鴉片賣不出去，也只好減少了罌粟種植量，不過由于鴉片太便宜，當地很快就弄得是家家有癮客，戶戶繞煙云了。
于是，三十年代的江浙農民們，便無限悲哀地發現，自己是歉收要餓死，豐收也要賠本，種什么都掙不到錢，而肥料和農具又都是借債買的，結果身上的債務永遠還不清，怎么樣都沒了活路。
葉圣陶先生的著名短篇小說《多收了三五斗》之中，就講述了舊中國江南一群農民因為洋米傾銷沖擊市場，不得不忍痛虧本糶米，在豐年反而比災年更加負債累累的慘劇。形象地揭示了舊中國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下，整個農村急速破產的可怕現實。為了在這種絕境之中求生，農民們要不就涌入城市闖世界，要不就只好走上反抗鬧革命的道路了。
很顯然，在江南地區的農村普遍破產之后，地主的日子也不會好過。
首先，地租如果收稻米的話，因為米價低廉，等于是縮水了許多，而若是收銀錢的話，農民又繳納不出來;其次，之前借貸給農民買農具、肥料和口糧的款子也收不回來，變成了一筆又一筆的呆賬和壞賬;最后，鄉下抗租運動極度頻繁，沒了活路的農民紛紛成了滾刀肉，索性自己種稻米自己吃，不交稅也不交租，能活一天是一天。萬一地主上門催討，則要么一哭二鬧三上吊，要么舉著刀子聲稱要同歸于盡。
而很多地主則發現雇傭打手的人工費太高，打官司需要打點的費用也不低。更要命的是，在花了這么多費用之后，最多也只能收到一些不值錢的稻米，甚至經常會打死了人也還是什么都收不到，用武力強行收租總是虧本。哪怕是把農民當成豬仔賣了，也還是得不償失——所以最后也只得允許拖欠租子。
一旦收租收到蝕本倒貼的程度，這地主也就當得太沒滋味了。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江南更是成了主戰場，政府軍、日軍、偽軍、新四軍反復打拉鋸，原本的一點繁榮景象隨之消失。在解放戰爭時期，又被國民黨“劫收大員”們搜刮得一窮二白，最后一點余財也沒了。
所以，如果有誰想要穿越到民國時代的江南地區當地主，最好穿越得早一些，也就是民國時代的前面十幾年，江南農村普遍破產之前，還要及時改換投資渠道，否則光靠收地租是絕對過不起闊綽生活的。
實際上，在民國時代，江浙地區的地主很多已經常居于上海、南京、杭州之類的繁華大城市，而把鄉下的土地交給“二地主”(代理人)負責收租。在扣掉了沉重的捐稅負擔，外加“二地主”及其幫閑的傭金之后，哪怕是風調雨順，“二地主”也比較有良心，每畝土地每年也就能得到平均一個銀元的收益而已。
假如完全依靠這么微薄的土地收入，顯然很難維持都市生活的高昂開銷。以之前提起過的諸位國學大師為例，胡適教授在1919年月入240個銀元，30年代漲到500銀元，年收入就是6000銀元，外加稿費和其余收入，只怕是每年一萬大洋都不止。而那年頭似乎還沒有個人所得稅的概念，這些銀錢都能實打實地落進胡適教授的口袋。若是把這個收入水平放到農村，都已經是坐擁上萬畝良田的微型軍閥等級了!
由此可見，民國時期的諸位“磚家叫獸”們，實在是貨真價實的“無冕貴族”啊!
事實上，就連毛圖書管理員的每月8塊大洋低薪，在某些貧瘠地方的鄉下，也要有100畝地才能掙到。
因此，這些定居在城市的地主，往往并不依靠家鄉田產來維持生活，只不過是給自己留一條后路罷了。
——從很早以前開始，比較有眼光的江南地主士紳，就已經把投資渠道放到了上海這樣的大都市，經營金融、商貿、實業和房地產等等，以求更高的收益。而財富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也是民國時期的總趨勢。當農村經濟整體衰敗的同時，與之相伴的則是部分沿海城市的畸形繁榮。
所以，在講完了民國農村的情況之后，接下來就讓我們把目光放到民國時代大城市的典型代表，冒險家的樂園，“東方魔都”大上海，看一看那個時代的上海人究竟過著怎樣的摩登生活。
七、光怪陸離的東方魔都
說一句比較傷自尊的話，民國時代的中國，在西方世界的普遍印象，基本上是一個愚昧、動亂、無可救藥的落后國家，哪怕與黑非洲相比也毫無優越之處。
確實，當時的中國雖然還擁有古老的璀璨文明，但在西方人的眼中，卻早已輝煌不再，被時代所拋棄。遍地都是破敗不堪的中世紀鄉村，貪婪野蠻的軍閥和盜匪，以及與現代化生活完全無緣，時刻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可悲窮人——正如同我們這些現代的中國人，用充滿優越感的眼光去看待非洲人一樣。
而僅有的少數例外，就是位于那些通商口岸里的一系列“文明”孤島，確切地說，就是那些由外國管治的租界。在西方人眼中，這些租界被視為連接“現代西方”和“傳統中國”兩個世界之間的橋梁。而其中最大也是最繁華炫目的一座“橋梁”，則莫過于大上海的“十里洋場”了。
民國時代的東方魔都大上海，究竟是怎樣的一副面貌?
——叮叮當當的有軌電車，蘇州河上的外白渡橋，閃耀著霓虹燈光的酒吧與賭場，戴著藤帽打著綁腿的安南巡捕，西裝革履、趾高氣揚的各國洋人，一口流利外語的金絲眼鏡買辦，牽著寵物狗的摩登女郎，走街串巷的黃包車夫，賣白蘭花和梨膏糖的干瘦小販，收音機廣播里放送的昆曲和京劇，用“標準石油”鐵皮桶搭建的閘北棚戶屋，衣衫襤褸、偷偷剝樹皮充饑的鄉下乞丐，面黃肌瘦、神色黯淡的大煙鬼……
當民國的農村全面破敗，不但農民生計艱難，餓殍遍地，就連地主也大量破產的時候，充滿了現代氣息的魔都上海，顯然格外具有吸引力。因此，幾乎每一年都有許多外地人前來上海謀生。而上海灘從1840年的荒蕪蘆葦灘，發展到20世紀的中國第一大城市，也是得益于全國人口和財富的不斷涌入——雖然不如后世的“深圳速度”，但也算是發展得很快了。
此外，在民國年代，那些失勢下野的軍閥政要，前清王公們，為了防備遭到昔日仇家的秋后算賬，以及享受現代化的高質量生活，也都喜歡扎堆地往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鉆(例如《情深深雨蒙蒙》里面女主角的老爹，虛構的東北軍閥陸振華)，一旦局勢有變，又可以立即再次出山，猶如現代的海外政治避難者一般——只不過當時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就到處是洋人的地盤，所以政治避難只要跑幾步路就可以了。
總之，除了沒有網絡和電視，現代的各種生活必需品，在上海都能搞得到，現代人穿越過去不會有太多的不適。雖然那年頭上海的治安不如后世，黃金榮、杜月笙這樣的黑幫分子橫行幾十年無人能治，但比起四川袍哥闖進成都市政府綁肉票的囂張程度，上海的社會秩序在民國已經算是相當不錯了。
但是，這一切從西方傳來的現代化文明生活方式，主要都集中在租界的十里洋場。而十里洋場外面的上海市區，就沒有那么美好了。
首先要注意的是，雖然當時的上海已是遠東最為現代化的繁華都市，但是與如今基礎建設極佳的上海不同，除了公共租界以外，居住在華界的相當一部分上海市民，是用不上電也沒有自來水的，市容市貌呢，用現代中國的東西不好類比，總之基本上就跟大家在國際新聞里看到的印度和巴西貧民窟差不多。
你知道嗎?在民國年間上海閘北的棚戶區，幾乎人人都會穿墻術!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由于洋貨的大量沖擊，江浙地區農村普遍破產，城市卻畸形繁榮。于是，成千上萬的破產農民甚至破產地主，全都一窩蜂地涌進大上海找飯吃。但這些人既無文化又無技能，進城之后混得好的百中無一。大多數人只能去扛大包，賣香煙，拉黃包車，當傭人，或者進工廠當小工，收入都很低，而且很不穩定，說不準啥時候就折本或失業了。所以買房是奢望，租房也困難。
當時，剛剛招募進廠的紡紗女工，每日薪水是三毛錢，一個月才9塊大洋。而技術很熟練的老工人，大概也就是14個銀元的月薪。魯迅家的女傭在包吃包住之余，月薪才3塊大洋……那些說什么民國時代紡織女工的月薪能夠達到二三十個大洋，完全就是在胡說八道——要么這個“紡織女工”其實是工頭或者高級技工，要么就是她其實拿的是金圓券……這具體又是個什么坑爹玩意兒，我們以后再談。
而上海的房價又是出了名的貴，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樓梯轉角下邊一個七八平米的放掃帚雜物的小亭子間，月租竟然就要10塊大洋以上!如果借用廚房的話，還要另外多付錢!你讓那些低收入的外地人去租房，剩下的錢就只夠他去喝西北風。租不起怎么辦?要么學習三毛流落街頭，要么就去住貧民窟。
那時候的上海閘北，以及其它很多大城市的近郊，都是一眼望不到邊的貧民窟，具體可參見當今印度的孟買。現代的巴西貧民，好歹還能用鐵皮、石棉瓦和塑料布搭建一個小屋。但那年頭的中國工業落后，連上述這些工業品都不是貧民能弄到的，他們只能用更原始的方式蓋窩。
當時，各地來上海謀生的農民，從鄉下運來毛竹、蘆席和篾片，把毛竹烤彎，插在地上，搭出一個半拱形的架子，上面蓋上蘆席，周圍捆上茅草，在向陽的一面割出門來，地上鋪塊爛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這種簡易窩棚俗稱“滾地龍”，高度僅到成年男子的腰部，進進出出必須深彎腰，夜里回去瞧不見入口，一不小心就會穿墻而入——就跟學了穿墻術似的。
這樣簡陋的“滾地龍”窩棚，通常來說都是非法建筑，自然是既沒有電也沒有自來水，最多也就是幾百戶人家可以分到一個公用水龍頭，每天早上排長隊輪流取水——據說很多都是從消防栓上私自接的——夜里經常因為煤油燈打翻而爆發火災，住起來既不安全也不舒適。根據記載，曾經有個住“滾地龍”的民工跟人有仇，晚上正靠著茅草墻吃飯呢，突然被一把長刀扎了個透心涼——原來他的仇人站在墻外給他來了一刀!如果你不了解當時上海貧民窟的建筑結構，肯定會以為這是武俠小說里的情節。
如果有人能夠收集到許多“美孚石油”或“標準石油”(當時向中國輸入煤油燈的最大兩家公司)的油桶，剪開鐵皮做一層屋頂，那么就已經算是貧民窟之中的“豪宅”了
——比起民國時代的貧民窟來，咱們如今的“城中村”簡直就是天堂了。
雖然全國各地的破產農民們紛紛涌入上海，試圖在城市里謀得一條生路。但事實上，雖然在民國前期，上海的輕工業一度很興隆。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由于受到世界經濟大蕭條的影響，上海工商企業的就業形勢一直很糟糕。根據1935年的一份調查，全城400萬人口之中，竟然有60萬以上的工人處于失業狀態——這是多么龐大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啊!
而那年頭既沒有失業保險又沒有補助，失業工人的下場比現在凄慘得多，在經濟形勢最悲催的那些年頭，每天早上在上海街頭都能找到不少餓死凍僵的“路倒”尸，而蘇州河里的浮尸數量，估計也能跟當今的印度恒河相比——現在明白我黨為什么能夠在上海組織工人起義了吧!
在舊上海真正一直保持著畸形繁榮的，是服務業等第三產業：得益于聚居在上海租界的大批富人，十里洋場的消費能力一直非常旺盛，總算是給了窮人們拉黃包車、當小販、擦皮鞋的生存機會。
當然，如今絕大部分的民國背景小說，尤其是言情小說，主角一旦到了那個時代，通常都會自動投胎成大戶人家的小姐少爺，最起碼也是小資階級的文人墨客，住的地方多半是在公共租界，經歷的都是風花雪月、燈紅酒綠、香車美人、恩怨情仇……至于臟亂破敗的棚戶區，恐怕往往連一個片段都懶得落筆。
那么，接下來，就讓我們探討一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生活吧。
通過民國時期的老電影、老照片，還有那個時代一些文人寫的生活散文，我們可以知道，當時的上海租界，是一個西裝革履與長袍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語與歐美語言交相班駁的地方——這里有一擲千金的富豪子弟，有穿蓬蓬裙參加化裝舞會的女大學生，有盛況空前的集體婚禮，有紅透半邊天的著名歌星及其粉絲群，有擺著誘人姿勢拍睡衣廣告的模特兒女郎，有專家學者的專題報告講座，有熙熙攘攘的股票交易市場，街邊報亭里擺滿了封面靚麗的外文雜志，電影院里有從美國好萊塢空中郵遞過來的新潮大片……總之，從外表上看，這似乎是一個與當今世界相比沒太多差距的摩登時代。
很多追求小資情調的人，從林徽因、張愛玲、郁達夫等人的文章中，想象出了一個社會價值觀多種多樣，人性自由解放的浪漫時代，并且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小資風格。
但是，我們人類畢竟是不能只靠浪漫和情調來生活的。當時租界里的小資文人們，生活壓力其實一點都不比當今社會的白領們低，而生活水平還遠遠不如現在。
沈從文在小說里寫過民國時代的一對小資夫妻，男的政法大學畢業，在上海某機關做小職員;女的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畢業，專職做家庭主婦，生了4個孩子。在當時的上海，一般公司職員的月薪大約是20銀元左右，而這位當丈夫的卻有60元月薪，想必肯定是在某個很有油水的單位里了。
但是，由于上海的物價高昂，房價更是北京的十倍，饒是這位男人已經很能掙錢，他們這對小資夫妻的日子依然很窘迫——由于租不起一整間公寓，他們一家六口人不得不住在半間公寓里，中間用木板隔開，另外半間住著沈從文，平攤下來連20個平方米都沒有。而就連這么半間公寓，當時都要收每月13元的房租(后來漲到了20元)，每個月還要收10塊大洋的水電費。光是這兩樣，每個月的收入就去了一半，剩下的錢用來吃飯和給小孩買西洋奶粉，就已經用得精光，結婚八年了都還剩不下什么錢。
——在當時的上海公共租界，一度電平均要收0.3～0.5銀元，相當于如今的12元到20元，顯然是貴得多了。幸好那時候也沒有空調、冰箱、微波爐這些耗電大件，光是照照電燈聽聽收音機，應該還能湊合。
所以，那年頭的小資們別看出門就是西裝革履，金絲眼鏡，一塊流利洋文。偶爾還會出席一些宴會，跟西洋女子跳跳舞，生活得貌似很時尚。但真正回到家里，恐怕多半還是住著亭子間，吃著咸菜泡飯，頭頂還掛著小孩的尿布……也就跟當代的“蝸居”、“蟻族”差不多。若是再窮一點，就要去閘北住棚戶了。
當然，比起江浙鄉下那些連米飯都吃不起，只能啃地瓜干度日，還要擔心農民暴動的破產地主，上海的“蟻族”們已經很幸福了——雖然能混上教授的小資文人們明顯還要更幸福。
唯一需要當心的是，那年頭的上海就真的跟電影一樣，夜晚黑幫械斗槍戰，白天洋人耀武揚威。租界巡捕也甚是蠻橫，隨便打死幾個人都不當回事……總之記得盡量躲開便是。
但這樣窘迫的生活，畢竟沒多少人愿意一直過下去，尤其是當他們還身處于上海灘這樣一個花花世界的時候。很多稍微有點積蓄的上海市民，就跟現代的我們一樣，紛紛把積蓄投進了股票交易所，企圖一夜暴富，但結果卻往往是血本無歸——資本主義的信條，就是騙輕信人之財，填貪婪者之欲。散戶和小戶在股市中永遠是被大戶和莊家宰割的對象。清末的“橡皮股票危機”，1922年的股票泡沫破滅危機，讓上海的股民們全都吃足了苦頭。而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更是讓破產股民們自殺后的尸體漂滿了黃浦江……
除了股票之外，當時還有另一個能夠獲利的投資渠道，就是政府債券。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以及各地軍閥大帥，都樂衷于在上海發行公債募集資金，而且往往打折發放，也就是一百元的債券只賣七八十元，到期之后卻能連本帶利給你返還一百二十元，貌似十分優厚。
但是不要忘了，民國年間的政府工作重點，基本上除了戰爭還是戰爭，所以這些公債并非我們如今買到的建設債券，而是風險極高的戰爭債券。北洋政府本身都是在戰火之中三天兩頭倒臺重組，政府的威信自然要大打折扣。買了勝利一方的債券自然收益不錯，可如果不慎買了戰敗一方的債券，那么就注定要變成一堆廢紙了——人家都已經倒臺下野了，你的債券又該去找誰兌付呢?
當時的中國每逢一輪軍閥大戰落幕，上海灘都有一群失意的投機客要跳樓——當然，如果是穿越者的話，或許可以憑借對歷史的先知先覺，在債券市場上大獲暴利，甚至謀得一個“投資之神”的稱號。
雖然小資階級知識分子在上海灘多半過得并不如意，但那些大戶人家的小姐少爺，還是有條件盡情享受花花世界的。某些家底殷實的浪蕩子弟，為了在戲院包一個名角一擲萬金的，也是常有的事。而在上海的夜總會里，也總是云集著世界各國的佳麗，尤其是俄國大洋馬——在蘇聯建立之后的二十年代，據說有上百萬“白俄”逃出國境，在世界各地從事一些上不了臺面的勾當。正如同蘇聯解體之后的九十年代。
所以，與中世紀那些縱然身家萬貫也過不上好日子的悲慘富人相比，民??國年代躲在租界里的中國富豪們，多少還是能夠活得更瀟灑的。唯一的麻煩是……錢從哪里來?
北洋政府時期，雖然北方內戰不斷，但江浙和上海的經濟還算繁榮。而到了三十年代之后，雖然進入了所謂的“黃金十年”，但由于洋貨的大舉傾銷，以及海外市場在大蕭條之中的急速萎縮，上海的工廠反而紛紛破產，投資實業漸漸變得無利可圖。
而經商也不容易，因為那時代的所謂民國，其實更像是個大拼盤。蔣委員長的權威在江浙尚可，到了荊湘就要打折，至于川渝則幾乎成了獨立王國，沿江到處設卡收錢，稅率普遍高達20%甚至40%。還有那些橫行于河溝水岔的大小盜賊，混跡于碼頭市集的黑幫流氓，更是會讓中等商人在轉眼間就傾家蕩產。
在工商業全都前景黯淡的時候，資本家們的投資方式跟如今并無差別，不是投資房地產，就是搞金融投機，然后弄出了越來越大的泡沫……很多原本搜刮了許多民脂民膏，打算在上海租界安享晚年的軍閥大帥，就是因為昏了頭投資金融，又被黑心代理人欺騙，結果賠得傾家蕩產血本無歸，幾乎成了流浪漢。
所以，如果在那個動蕩無序的年代，中國的富翁們想要保住家產，最好的辦法就是投資到海外，想辦法把錢換成美國的股票和債券……至于在其它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到了二戰也鐵定要被蒸發的。
八、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無人權的民國年代
現在有些“磚家”回顧歷史，把民國年代給捧上了天，說什么那是一個自由的時代，民主的時代，有人格尊嚴的時代，民國的上海是亞洲最國際化最自由的城市，光是電臺和報紙就有好幾百家。在三民主義的光輝下，中國人民自由的買，自由的賣，自由的游行，自由的批評政府，特立獨行，牛氣沖天……而到了新中國，民主、人權和自由就統統沒了，人民在專制暴政之下變得了無生趣，中國變成了一個藍色和灰色的王國，連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針對上述贊歌，我不由得也想補充一句：中華民國是中國歷史上人均收入最高的時代，并在1949年初達到歷史的高峰。當時的百姓真是富啊，上廁所都普遍在用100元的金圓券當手紙……
——這些“磚家”覺得如今言論不自由，我倒是覺得，如今的大陸已經是言論太自由了，甚至對網絡陣地簡直是放任自流，才會群魔亂舞、謠言紛飛，某些發明歷史的自虐狂還真是應該抓起來關號子。
最起碼，當前的中國人已經可以公開說“這個國家言論不自由”而不被抓進去壓土袋然后鼻子灌水弄死，也不會被警棍皮鞋當街毆打到吐血殘疾，甚至于連威脅恐嚇都沒有收到(國民黨時期的軍統、中統，幾乎年年月月天天都在搞這個，從來沒人敢說他們違ZZ法)，你還要怎么自由?
事實上，整個民國時期，不管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全都沒有想過要尊重什么自由、民主和人權。民國時代的統治者不是不想對民眾進行高壓管制，也不是沒有做過高壓管制(不要光看學生上街游ZZ行，沒看到他們接著就被高壓水槍射ZZ擊，之后更是成百上千地關進監ZZ獄)，問題是執行能力太差，管不過來罷了。
先說說北洋政府，這個政權給人的印象就是亂，自從袁世凱死后，黎元洪、徐世昌、吳佩孚、曹錕、段祺瑞、馮玉祥、張作霖這些大人物爭相上臺，中間還復ZZ辟了一次大清國。至于內閣，更是好像走馬燈一樣，平均一年換好幾屆。當過總理的人，能編一個加強排。真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很多時候老百姓還沒弄清楚大總統是個什么人，臺上就已經換人了。
由于政權更迭的速度太快，諸位總統、總理們在自己短暫的任期當中，光是要穩住各方勢力就已經很不容易，控制輿論之類的細枝末節就顧不上了。而那些希冀奪權的反對派，通常發動政治軍事攻勢的同時，也會用報紙之類的媒體對執政者大肆攻擊。而當時的執政者已經馬上要倒臺了，又如何壓制得住輿論?
——北洋政府不是不想搞特務政治，不是不想搞高壓管制，問題是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經費。特務機關往往是剛搭了一個架子，還沒開工呢，上頭的人就已經倒臺了，于是一切又只能從頭開始。
即便如此，北洋政府也沒少做過查封報館之類的事情。而民國名記邵飄萍，也是被張作霖下令槍斃的。
九、國民黨殺自己人比殺共產黨還狠!
當我們閱讀黨史的時候，在感嘆前輩黨員們的艱苦卓絕、百折不撓之余，對那一場場殘酷的內部肅反、政治運動、整風，以及冗長的無辜受害者名單，恐怕也會不由得心有余悸。
總之，現代的很多人都覺得，在那年頭投身紅色革命真是太危險了，不僅要應付反動派的殘酷剿殺，還要提防背后那些“紅色整人專家”上查八代，穿鑿附會，隨意構陷。只要一丁點兒莫名其妙的小紕漏，甚至根本沒有錯誤，就會被毫無道理地逮捕、批斗和處決。
例如電視劇《長征》里面，就有過肅反委員會審判劉志丹的那一幕經典場面：“……先把這個反革命抓起來再說，證據以后會有的……要什么證據?白紙黑字就是證據!”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如果穿越回那個年代的話，似乎還是投靠國民黨比較穩當——雖然這個黨在最后是注定要失敗的，但是在失敗之前，好歹也能享受一段舒服日子不是?
但事實上，如果你在投靠國民黨之后，不能很快混到一定地位，而是在基層黨員的位置上原地踏步的話。那么在蔣委員長的屠刀舉起之時，恐怕還會死得更快!
——黨史一般認為，蔣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及汪精衛的“七一五”清黨行動，給造成了巨大的損害。但事實上，在這次國共分裂的悲劇之中，死在蔣介石和汪精衛屠刀之下的國民黨員，最起碼也是共產黨的好幾倍!
(四一二最近這方面的論文看了好多，這篇完事一會我也得黑一下土鱉，處在青蔥歲月的土鱉那叫一個二啊)
1927年4月清黨前，國民黨擁有約65萬普通黨員(在海外和軍隊內還有近30萬)，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漢“7。15”之后約一年，國民黨員人數已經銳減到了22萬!而具有國民黨員身份的黨員，在清黨前僅5萬人而已。即使把這5萬人全部算在內，也意味著國民黨這次清黨最起碼自己清掉了38萬國民黨黨員，超過全部普通黨員的一半還多!尤其是在廣西，1927年清黨之前約有國民黨員12.8萬人，而到1934年卻只剩了區區五千，還不足之前的一個零頭，可見其殺戮之慘。
(這段我一直琢磨著，估計是看到情形不對跑路的國民黨員會更多點。但四一二國民黨殺了相當多的自己人這是肯定的!)
為什么國民黨搞清黨，卻要連自己的黨員也大批殺掉?
因為在國共合作之初，共黨在國民黨內的組織活動是秘密的，除少數要員外，絕大多數黨員的身份并未公開，所以清黨最大的困難就是分不清誰是共產黨。而把這么多國民黨員全部抓起來一個個審訊盤查，又實在是太麻煩，如果拖延日久，難保不會生變(譬如南昌起義)。
于是，蔣介石和汪精衛索性就來了個一鍋端，清黨的軍隊一到地方，就立即將當地縣、鄉或區的國民黨部人員集體關押或殺害，根本不分什么國、共——這才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這句口號的真正含義!根本就是在下令要良莠不分，把全體國民黨基層黨員和“疑似共產黨員”統統殺光!
(順便“誤殺”掉國民黨內部的左翼分子)
除了蔣介石和汪精衛這兩位帶頭人之外，后來才加入國民黨陣營，只換了面旗就成為“革命軍”的各地新軍閥，在清黨過程中更是異常賣力地推波助瀾。
例如白崇禧就一邊向蔣介石進諫說，清黨工作不能再搞下去了，不然整個黨組織都要被弄沒了，一邊又讓桂系的人在蔣介石的老家浙江抓清黨工作，殺國民黨殺得比誰都厲害——因為這些新軍閥都很清楚，趁著這個機會把國民黨糟蹋得越厲害，蔣介石接手的攤子就越爛，而日后要反蔣倒蔣也就會越容易。
而且，在此次清黨過程中，某些貌似溫文爾雅的文人，也露出了猙獰殘忍的真面目
——蔣ZZ介ZZ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時，著名教育家、北大校長蔡元培就是幕后主謀之一，他還與當時的著名文人吳稚暉，以國民黨監委的身份一起起草了清黨的決定，領銜發出了清黨通電，之后又親自主持江浙地區的清黨工作，把浙江國民黨的基層干部一掃而空，直殺得人頭滾滾、血流成河，頗有當年曾剃頭(曾國藩)屠殺太平軍的風采，心腸兇狠。
而吳稚暉更是公然說過：“……留在世界上是禍水，送監獄是多事，倒不如直接殺了省事。”
由此可見，幸好如今我國那幫悲天憫人的“公知”手上沒槍，否則殺起人來絕對不會比蔡校長手軟的。
雖然蔡元培的學生們在日后為校長辯護，說他是一個書氣生十足的人，只是被騙上了賊船，雖然他確實對共產黨不滿，但按照西方的觀點，總以為清黨只是在法律和政治上進行一個兩黨分割，從此分道揚鑣而已。只可惜忘了蔣委員長是青幫出來的，人家清理門戶習慣于用刀……
但實事求是地說，蔡元培從一開始就在蔣介石的上海龍華司令部，積極策劃清黨方案，連日商討羅列需要抓捕的人選名單，之后又一次次地公開宣言，要對共黨和左傾分子斬草除根，堅決不肯停止清黨，一直到蔣介石失勢下野為止，怎么看都是一個殺氣騰騰的冷血屠夫，而不是什么上當受騙的老好人。最極端的時候，蔡元培甚至把他自己的得意門生柳亞子(同樣是國民黨監委)，也列入了清理和通緝的黑名單。
魯迅在他的雜文中，也對當時國民黨的清黨有過這樣的評價：我平生從未見過有殺人殺成這樣的!
一時之間，各地國民黨員人人自危，發現自己全被視為共產嫌疑犯，隨時有被抓槍斃的危險。與其坐著等死，還不如索性投了共產黨拼死一搏……
(咳，難怪土鱉的情報工作搞的那么有聲有色。。。)
這也是共產黨人能夠在大革命失敗后的短短幾年間，發動上百次武裝起義，迅速建立起許多根據地的原因——跟前面所說的那位黎族世襲峒長王國興一樣，很多原本不是共產黨的家伙，隨著清黨的擴大化，也紛紛“被共黨”了，害得他們是不想革命都不行了……
總之，如此這般地一通清理下來，基層國民黨員幾乎被高層領袖們的殺氣騰騰嚇得脫黨溜走，或是直接投了共黨，等于是把孩子和臟水一起潑了……說實話，像這種比黑幫還要恐怖的黨組織，也實在是沒法呆了，哪有連個罪名都不找，就隨隨便便干掉自己一大半基層黨員的道理啊!
——有人說，之后的整風、肅反之所以如此殘酷，很大程度上也是跟蔣委員長學習的。
而且，肅反雖然同樣冤案頗多，但也從來沒有哪次會一下子讓黨員數量減半的……
因此，在一場血腥清黨之后，共產黨固然是損失慘Z重，但國民黨更是被自己人鏟除了整個根基。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國民黨縣鄉基層組織，在清黨后基本瓦解，恢復得十分緩慢。直到1933年，全國僅有17%的縣建立有縣黨部，更不要說下面鄉鎮的黨組織了。
更糟糕的是，國民黨的清黨工作不是一次了結，而是反復鬧騰了許多次，對象也不僅僅是針對共產黨——別看蔣介石對胡漢民、汪精衛這些元老們似乎很客氣，但對待下面的小卒子，可就是一律砍頭槍斃沒商量了。光是在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的中上級黨內反對派骨干，就多達百余人，被害時全都高呼三民主義萬歲，孫中山萬歲，中華民國萬歲，打倒叛徒蔣介石……
偏偏蔣介石也同樣也有失勢下野的時候，這時候就輪到蔣介石派系的國民黨員被清理了——所以民國中期的國民黨員，無論投靠哪一個派系，同樣都有淪為清黨對象的危險。
哪怕是在蔣介石打贏了中原大戰，已經初步建立了穩固統治之后，“思想惡化”(國民黨關于左傾的代名詞)仍然是掛在每一位國民黨員頭上的達摩斯克利劍，就猶如特殊時期時期的“敵特”和“反革命”一樣，乃是可以隨便亂扣的大帽子。
只要有人被扣上了這頂大帽子，接下來又沒有大人物肯出來擔保的話，恐怕什么證據都不用找，就能隨意槍斃——在三十年代的湖南和江西，甚至有中學教師因為寫簡體字，而被當局以共黨嫌疑抓捕的荒唐事。鬧到后來，連吳稚暉這個鐵桿共黨屠夫都看不下去了，對此向蔣委員長發出強烈抗議。
總之，1927年以后，中國雖然是蔣介石的天下，卻不是國民黨的天下。
相反，基層國民黨員在很多時候都是被迫害和提防的對象。蔣介石雖然是國民黨總裁，但由于黨內元老太多，難以完全掌握黨務，所以他實際上真正信任的只有黃埔軍校的嫡系，普通國民黨員并不能因為國民黨的執政而獲得多少好處——相反，那些被收編的兵痞流氓，倒是很容易就能披上一層國民黨員的外皮，甚至連考核都沒有。
既然國民黨員的身份這么容易就能弄到，那么自然也就不值錢了。
如此一來，由于既受排擠又不被信任，在巨大的失落感驅動之下，國民黨內部對蔣委員長的忠誠心自然高不到哪里去。從而給了共黨以極大的滲透空間，最后搞到了“哪兒有國民黨，哪兒就有共產黨”的程度。到了解放戰爭時期，甚至出現了這么一個略顯夸張的局面：蔣委員長下令剿共-->共諜郭汝瑰制定剿共計劃-->共諜劉斐審閱剿共計劃之后上報-->共諜沈安娜記錄一些臨時的修改并整理上報-->共諜韓練成負責保管已確定的剿共計劃-->剿共計劃經由幾乎全是共諜的南京軍話總站下達-->出兵剿共……
所以，如果你不是黃埔生的話，在蔣公手下當國民黨員，恐怕真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最后的小總結：
在中國，任何一個大一統的王朝，都有其盛世和末世，唐宋明清皆不例外。
而民國的悲哀就在于，它始終就沒有出現過什么盛世，總是在從一個末世到另一個末世的泥潭中掙扎。
現在的文化界有一種很荒唐的思潮，就是對民國的瘋狂崇拜。許多“磚家叫獸”認為如今的中國很不好，而解放前的舊社會卻莫名其妙地成了天堂——這些自稱喜歡民?國的人，既不看民國時期的國民實際生活情況，也不看國民時期的經濟統計數據，只關注少數精英們詩情畫意的優雅生活。
所以他們總是說，民國好多好多文化大師啊，民國知識分子待遇多么高啊，民國的言論多么自由啊，民國對地主多么多么人性化啊，總之民國的一切就是好!新中國的一切就是壞!
——當屁股決定腦袋的時候，常識就會被丟進馬桶。
事實上，如果你想要體會風云激蕩的時代狂潮，感受先烈志士們的高尚情操，那么民國的歷史雖然黑暗而又屈辱，但也確實是一個社會變革最劇烈，最能激動人心的年代，有著無數令我們后世之人熱血沸騰、可歌可泣的精彩傳奇——就如同歐洲有很多人愛好中世紀的城堡與騎士傳說一樣。
但問題是，西方的中世紀愛好者，從來不曾把中世紀吹成天堂，而中國的民國粉絲們卻偏偏這么做了。
有關具體的民國風貌，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一些，基本上，所謂的“民國范兒”可以和大煙、梅毒、潰兵并稱民國四大特色，下面再講一點整體的情況。
一、民國經濟啥都好，就是沒有工業——解放前的中國，頂多只能生產一點肥皂火柴之類的小玩意兒，一個用機器磨坊加工面粉的人，當時就算是大企業家，這在今天簡直就是笑話!而能夠生產點暖水瓶和膠皮鞋的廠家，就已經算是高科技企業，老板都可以跟政府要員們平起平坐了。
想想現在中國的“世界工廠”頭銜，再想想民國年代一大串帶“洋”字的詞匯：洋槍、洋炮、洋米、洋面、洋油、洋火、洋煙、洋釘、洋布、洋車(單車)、洋灰(水泥)、洋堿(肥皂)、洋奴……唉，到了現在，前面大部分帶“洋”字的叫法早已作古，不過最后那個“洋奴”倒是一直后繼有人，從未絕種。
二、民國政治啥都好，就是沒有主權——各地租界林立，洋人享受治外法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英國和日本炮艦橫行長江……當然，如果有人還是堅持認為中國應當被滅亡并殖民三百年才好，就算我沒說。
三、民國生活啥都好，就是沒有活路——很多公知總喜歡拿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三千萬人”來說話，殊不知民國年代的此類饑荒更是家常便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就曾經統計過，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于饑餓。整個民國時代更是累計餓死過2億以上的人口。遇到災荒年頭，上海街頭每天都要用卡車運走成百具的“路倒”尸體，有時候卡車上堆疊的尸體太多，在拐彎的時候把尸體甩了下去，司機也沒有發覺。于是，路邊店鋪的老板早上一開門，就看到門口多了具僵尸……
那時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只有35歲，比現在非洲人的平均壽命高5歲。而到了1979年，中國人均壽命是68歲，比同一年代的印度人高14歲。試問那些把民國時代吹上天，把當代中國踩下地的公知們，莫非你印象中的老家常逃荒?時常要賣兒賣女?鄉親們一輩子從不刷牙?既不通電，又無自來水，連熱水瓶都沒有?一人分不到一床被子?
事實上，就算是那些養尊處優的大師和小資們，到了民國末期的時候，很多人也不再有好日子過了。例如在1949年的時候，就有北大教授餓死在宿舍里的事，被發現的時候，兩顆眼珠子已經被老鼠啃了——沒辦法，那年頭用金圓券發的工資根本就只能點煙用，而美國的救濟面粉在經歷了層層克扣之后，也只會發給胡適這樣的頂級大師，其他等級稍微低一點兒的專家教授們，就是哭著喊著也還是吃不上。
四、民國軍隊啥都好，就是沒有什么像樣的勝仗——截止到抗美援朝為止，中國人連自己的家園都守不住，更別提真正打敗過什么強國了。
就算是抗戰后期，遠征軍光復緬甸的那一系列最出彩的戰役，也是用15:1的絕對優勢兵力壓著日軍在打，還有美軍的空中優勢，但依然打得險象環生，異常吃力，怎么看都談不上什么世界強軍。
至于遠征軍先前從緬甸撤退的時候，更是創下了一個戰場記錄——1942年夏，在完全占領緬甸之后，日軍快速部隊約3000人越過中國國境，以10輛坦克為先導，繼續挺進云南。5月2日向駐守畹町的第66軍兩個師發動進攻，3日繼續沿滇緬公路長驅直入，再占遮放、芒市，4日下午進入龍陵城，5日就到了金沙江畔的惠通橋邊上，在四天內前進了300公里，但是楞沒追上國軍……真不愧是轉進如風的偉大軍隊啊!
唉，能與國軍相比的,惟有數十年后的中國男子足球隊了。或許，正是出于對歷史上近代中國各路軍隊的極端輕視，麥克阿瑟才會在朝鮮戰場上對陌生的志愿軍掉以輕心，從而導致一系列的全盤崩潰吧!
五、當代磚家啥都好，就是沒有節操——現在網上和社會上有很多不知是真是假的大地主，總是自豪地宣稱自己家在解放前是多么多么的富有，然后就咬牙切齒咒罵奪走了他們家祖產的邪惡政府……但說實在的，就算如今還是那個舊社會，你就真能保住那份家產嗎?
就以我本人的家庭往事來說，我曾祖父原本也算是個大地主，還曾經當過區長和縣教育局長。但是在1947年的時候，竟然坐在自家院子里被一發流彈打死——似乎是某個士兵在行軍的時候胡亂放槍，最后也沒查出來是怎么回事——之后，家里的田產和房子，立即被幾個壞親戚巧奪豪取，當時尚未成年的我爺爺和他的幾個兄弟頓時成了赤貧戶，日子過得苦不堪言。
但是等到解放之后，那幾個侵吞田地的壞親戚全都被劃成了地主富農，吃夠了苦頭，而我爺爺和他的幾個兄弟倒是清一色的貧下中農……也算是因禍得福了。
——有某位“精英”曾經大放厥詞說，民國的鄉村肯定不是天堂，但也不是地獄，試想都是鄉里鄉親，哪有不給人活路的呢?假如一有矛盾就非得要搞流血革命才能解決，那得有多大的仇?所以中國革命的原因，并非是因為貧窮，而是蘇聯在煽動和策劃左派……
我真的很想對他說，別提什么鄉里鄉親的鬼話了，當年那幾位真正血脈相連的親戚，在買通官府謀奪我家田產的時候，又有誰想過要給我爺爺留一條活路?
實際上，我曾經接觸過好幾位在民國時代出生的老地主、老資本家，他們普遍認為，就算是民國時代的富人，也更希望生活在當今這個和平繁榮的新社會，而不是軍閥混戰不休，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民國時代。在那個萬惡的舊社會，不僅僅是窮人過的窮苦不堪，大多數富人也仿佛是在煉獄中煎熬。
當時，只要你有了一點兒錢，黑白兩道三教九流土匪流寇就會很快找上門來，用各種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來迫使你就范，乖乖把金錢奉上。而各種苛捐雜稅也讓人疲憊不堪——各路軍閥和流寇也是需要生存和壯大的，自然必須搜集資金。那么資金從哪里來?窮人就算是榨干了也榨不出幾滴油，當然就只有榨富人了。所以別再想當然地認為舊社會的富人何其瀟灑，真正的富人在舊社會一樣過著朝不保夕的壞日子!
那年頭除了極少數留洋回來的大知識分子，其余的絕大多數人，包括富人在內，都不會去關心什么民主自由之類的玩意兒，而只關心人的生存問題——當時各地土匪惡霸橫行，死個人就跟死個螞蟻一樣，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和安全保證都無法得到滿足
在那些從民國過來的老人看來，現在的中國人各個豐衣足食，吃飽了還能胡侃亂吹，就已經是極大的幸福了，還要奢求什么權利，實屬大逆不道。那時候，就是地主老爺想要天天吃上飽飯，都是很困難的事。
自由和人權固然是個好東西，但前提卻是國家主權得以維護。沒有了主權，在敵國的軍靴與刺刀之下，在可怕的饑餓與瘟疫面前，人們連命都保不住，還奢談什么自由與人權?
例如，1946年的湖南某位小地主，就給身在陜北的兒子寫信說：“……現在捐稅比10年前增加百倍，加租既沒人種田，家中四人日食不過2斗，依舊無法自給，想教舊學，無人請，教新學，六十九了，學不上，討米呢，太出丑，尋短見呢，奈何還有幾個人，只有寄望你們快快來解放了，否則無生產的人家全要打人字樁(自殺之意)……”
現在這個時代的富人們，雖然失去了對百姓為所欲為的權力(最起碼成本是大大提高了)，但是也無需年年支付大筆的錢財去應付各路軍閥兵馬的搜刮劫掠(絕對比任何貪官污吏都要狠)，不需要重金豢養許多保鏢來護衛自己的府邸，也用不著膽戰心驚跟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土匪對保護費討價還價，出門的時候更不需要時刻保持警惕深怕被人綁票……這都是新中國才有的好環境。
就算是在城市里搞情調玩玩客廳沙龍，寫些小資文字的“民國范兒”們，在這個戰火動蕩的大時代里，除非出避海外，否則也很難找到屬于自己的安樂窩——不知當他們在生了病也沒有疫苗的時候，在家族產業被國民政府接收大員敲詐到破產的時候，在出門探親被土匪綁票百般拷打勒索的時候，在被飛機投彈問候的時候;在躲到租界里眼看著外面的同胞被虐殺的時候;在日軍掃蕩的炮火和彈雨中亡命狂奔的時候;在因為被扣上了“思想惡化”的罪名，而被特務們天天“伺候著”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的時候;在看著熟人、親戚、老師、同學和朋友，因為種種原因而“被失蹤”的時候……心中又是怎樣的感受?
說真的，我們在閑暇之余，談論分析今日社會的不足，是沒有什么不對的。但很多人在厭倦或失望于現實的時候，卻并不是把希望和理想投放在將來，而是深深地懷念著想象出來的美好過去……這就有些過分了——就算你對我國宣傳部門憶苦思甜的老套路有些膩了，也不能當真去懷念那年頭的苦難啊!
總之，民國年代是很黑的，乃們真的不要萌它。就算要穿越，再往前一點也不要去民國呀，除非你真的是骨骼驚奇胸懷大志，普通宅男還是回避了吧。
最后，再附上一句對某圖書管理員的評語。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對民國時代的一個定論。
——當他出生的時候，這個國家被視作一個美麗而羸弱的女人，只要是喜歡誰都可以上她的床，當他離去的時候，卻再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敢于輕言對其開戰的話題。
時間1927年
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行動讓所有國人眼前一亮，可隨著國民革命軍陸續占領南京，武漢等地，眼看著統一全國掌握政權在望，國民政府內各種勢力便紛紛跳了出來，各種丑態畢露，妄圖在未來的權力分配之中占據大頭。短短一年不到的時間里，原本還算團結的國民政府內部矛盾終于愈演愈烈，到了爆發的邊緣。
李宗仁到達上海時，他所目睹的是：“全市群眾運動悉為共黨所操縱。工會擁有武裝糾察隊千余人，終日游行示威，全市騷然，稍不如意，便聚眾要挾，動輒數萬人，情勢洶洶，不可終日。”這種場景，令李宗仁大感震駭，而當時蔣介石也認為“上海情形已無法收拾”，終日深情沮喪。
而在湖北，自從國民革命軍占領武漢后，整個湖北便沸騰起來，大家都起來革命了。1926年7月底，湖北的農民協會會員，只有7.2萬人，到1927年6月，國星最后分裂之前，湖北正式成立的“縣農協”有22處，正在籌備的32處;“區農協”308個，鄉農協3852個;會員總人數達284萬余人;“農民自衛隊”所擁有的快槍多達兩千余支。有些地方的農民已開始暴動，搗毀了稅務局和禁煙局，聲勢極為浩大。
武漢成了罷工工人的天下，游行示威，集會演講，成為人們每天必做的功課。共產黨為了宣傳自己的主張，常常派人混在集會的人群中，故意向演講者提問：“什么是共產黨?”“什么是革命?”然后演講者就加以詳細宣講，于是共產黨的主張迅速深入人心。
一位蘇聯顧問記述：“最底層的群眾不經上級主管部門的同意，就自行組織工會，而且各廠工會都是按行業組織的。無論你怎樣打聽工會的數目和工會會員的數目，都是毫無結果的，只能憑印象粗略估計參加工會的大廠工人約為十六七萬。”據這位蘇聯人的統計，至1926年12月下旬，武漢的罷工達一百六十起，“就是說，幾乎每月罷工五十起，每天都有近兩起。參加罷工的總人數達二十萬。大部分罷工發生在半手工業式的小企業里。”另據陳獨秀在五大上提供的數字，至1927年4月，湖北有組織的工人為四十萬。甚至連要求房東減租的房客，也組織起自己的“工會”。
看著共產黨如此爆炸式的發展，底層人民爆發出來的強大力量，國民黨內部的當權人物們慌了神，他們怕打下來的江山最終便宜了共產黨，將自己排擠出權力的中央，再加上雙方階級立場的對立，最終蔣介石首先下定了決心要進行“清黨”!
然而，此時的國民黨內部由于和共產黨的長期合作已經形成了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態勢，可以說沒有任何人是單純的一黨身份，他們都或多或少的接觸過另外一方。如此錯綜復雜的關系再加上共產黨人在北伐中作戰英勇，在軍中也早已擁有相當的實力，一旦施行“清黨”很難保證到底最終會有多少人支持他們，這就使得蔣介石等國民黨高層當權派異常苦惱。
可就在蔣介石等人苦惱之時，由于工農運動發展過快，共產黨的實力、人員又遠遠不足，這就使得原本的革命運動之中不可避免的混進了大量別有用心的投機分子，讓工農運動變得越來越激烈，越來越難以控制。
當時湖南農民運動中流行著“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有點田產的都是“土豪”，穿長袍馬褂者即為“劣紳”，都在斗、打、掠之列。既然“一切權力歸農會”，那從殺豬、出谷、游鄉發展到殺頭，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殺“土豪劣紳”的事就頻頻發生，還要把“土豪劣紳”的祖墳挖掉，目的是破壞風水、斬草除根，《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也證實了這點。
這些行為直接妨害著正在進行的北伐，連李維漢都承認，這些“土豪劣紳”是農村重要的納稅者。農民的殺豬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殘殺，就使得他們失去了納稅的能力，也失去了納稅的“權利”。這樣，各級政府都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
影響北伐軍軍心的不僅是后援問題。李宗仁北伐時任第七軍軍長，他后來在回憶錄中說，工農運動中的“過激的作風，早已引起軍中官兵的疑慮。到民國十六年夏季，兩湖軍隊憤懣的心情，已到無可壓抑的境地。因當時中、下級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親戚在故鄉都橫遭工會、農會的凌辱，積憤已久，而各級黨部竟視若無睹。縱使是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父親，也被綁游街示眾”。
而在城市里，大量手持槍支、棍棒，頭戴五星藍帽的“工人糾察隊”，在一萬多名頸纏紅帶的勞動童子團配合下，頂風冒雨，呼嘯奔走于所有大街小巷，到處貼封條，今天扣貨、沒收，明天阻運、封廠;把“工賊”逐出廠門，把廠主、店主抓起來，插上牌子、戴上高帽游街示眾。那些小店主、小商人，或者沒有加入工會的人、不愿歸順革命的人，一聽見大街上傳來“萬歲”、“打倒”的口號聲，以及由遠而近的紛沓的腳步聲，就嚇得面無人色，急忙關門閉戶，東躲西藏。
此時越發難以控制的工農運動將農村的地主階級和城市中的資產階級以及軍隊中大量的中下級軍官悉數推到了共產黨的對立面，從中立派甚至是左派轉變成了右派，加入到了蔣介石等人的陣營之中。
這也是后來很多人始終堅持他們對于共產主義的消極看法的原因。
往后就是想起來點什么就貼什么了
接下來說說廣東。。。
清末廣東就有“粵東盜甲天下”的名聲，盜匪問題是清末民初廣東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辛亥革命成功后，由于新的革命政府缺乏控制社會的基礎與相應的條件，政府的清剿未能扭轉廣東的盜風。相比于清末，民國初年廣東的盜匪問題更趨嚴重化，一次性糾合成百上千的賊匪洗劫村莊的場景，司空見慣。
辛亥革命后，廣東社會陷入了軍閥混戰、災害頻發、民生凋敝的困境，于是匪人蜂起、匪情不斷。可以說，這一時期土匪組織發展迅猛，分布廣，股匪人多勢大。土匪的分布地域、活動時間以及組織形態，均超過任何歷史時期。處處有匪跡。土匪活動幾乎遍及廣東全省，幾近無一村、無一鄉、無一縣沒有匪情;無一山、無一水、無一路、無一市沒有匪情。據當時報紙報道，順德一縣“幾乎無鄉不有匪，或且數十，或且數百。一邑如是，他邑亦可以推求矣!”
歷史上1926年4月，順德縣著匪呂炳等糾集賊眾千余人之多，入劫桂洲外村。搜掠六七十家，擄去大小男子100余人，聲勢浩大，當地駐軍也幾乎無能為力。
又如1924年6月黃貴人初公然糾結數百人包圍東江剿匪司令徐樹榮的部隊，“意圖繳械”，槍傷官兵，并逼走了官軍。
而到了李濟深時期，粵省的土匪已經發展到了近乎可以讓社會崩潰的程度，在傳統的血緣、地緣關系的影響下，粵省的土匪往往會以“兔子不吃窩邊草”這類“約法三章”形式的幫派規矩來約束嘍羅，因為本地土匪往往不會騷擾本地人，這就很得家鄉人的支持，土匪們的行為也就被視為梁山好漢似的豪俠壯舉，非但無人唾罵反而人人向往，然而，在遍地土匪的情況下，不吃窩邊草不過是個笑話罷了，a地的土匪不吃a的草，去打b地的草谷，結果b地的土匪又去打c地，c地的土匪回頭過來打a第，的確各地土匪都不騷擾本地，可最終哪一個地方都不能幸免，還造成了各地民眾的嚴重對立。
當土匪的鄉人親眼目睹了從匪使從匪者不僅擺脫了匱乏饑饉，甚至被招安升官發財的時候，其誘惑力是不言而喻的。如土匪李福林、陸蘭清、陸領、袁帶都成了高級軍官，盜匪出身的李耀漢、翟汪、張錦芳還做過廣東省省長。
自己辛辛苦苦老老實實在地里刨食上一輩子不如人家當土匪一年賺得多，當了土匪還不用擔心被人欺負，運氣好招了安還能混個官當當，這一比較誰還會老老實實當農民?人們眼見各地的土匪當了司令，做了大官，以為做土匪是升官發財的一條捷徑，便整村整鄉的群體為匪，“有槍便是草頭王”，“要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的思想大行其道。
而之所以說當時的情況已經近乎可以讓社會崩潰，原因在于社會最基層的農村已經幾乎完全土匪化了，整個粵省農村十之七八成了匪窩
在有的地方，不僅地方民團頭目由匪首擔任，團丁本身也有不少盜匪。吳三鏡本是南海縣九江著名盜匪，“擄劫罪惡，鎮人皆知”，由于當地紳富畏其肆虐，委之為九江民團團長，而吳在“被舉為民團長之后，野心大熾，招集附近悍匪雷公全、何柏、張歪嘴裕等數百人，編為團丁”，且私制槍械，擴張羽翼，建筑堡壘，挖掘壕溝，成為九江的地方實際控制力量，不僅與駐扎當地的防軍爭斗，甚至還敢于對抗前往剿匪的國民政府軍隊。
據《肅清廣東土匪的方法及其善后》記載：“我的確實經過許久時間及詢問過許多與土匪大哥們相識的朋友們，告訴我現在全省土匪全數的—也們多毫不思量地按了十幾回手指，停一會便說道：‘就全省十八屬中的土匪通統計共起來，有20萬之多，他們所有的槍械大約有17萬枝左右’—我初不相信，經過他們拿出事實來證明，才覺得煞有介事。因為就我個人一點一滴調查所得股匪尚有如下表那么多。”
以下為三十年代民國教師的實際生活水準，內容參考自論文《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小學教師的薪水及其生活狀況》等。
據張鐘元30年代初的調查，合城鄉男女教師的俸金混合計算，全國小學教師平均年俸為195元，平均每月為16.25元。而每一教師每年用于自身的費用為122元，擔負家庭的費用為158.30元(自己生活費除外)。由此可以推算出每一教師合家庭費用和自身所需每年共計280.30元，一年之內虧空的數目競高達85元。
北平協和醫院bemard.e.read教授曾對30年代初中國五口之家的貧農所需的最低生活費做過估算：食料150元，住宅5元，燈火5元，醫藥交際娛樂教育雜用7元，共計187元。按此項貧農用費和每一教師年俸所入相比較，相差僅為8元。但食料一項系read教授就各類蔬菜(以蘿卜白菜為主)以及油鹽醬茶計算，魚肉雞蛋等并未計及，其熱量雖可能達到標準，但營養成分顯然不足。此外住宅燈火醫藥交際娛樂教育以及衣服等項，因所處環境的不同，鄉村貧農所費數目，在一般教師，尤其是城市教師，即為同樣質料，價格也應當相對高些。所以中國小學教師即使過與貧農相似的生活，其所入也當不敷所出。
這一事實可進一步從1934年7月張鐘元對438名小學教師家庭經濟狀況所做的調查中得到證實。這438名教師分布在浙江、江蘇、安徽、山東、福建、河北、河南、廣東等8省的80個縣。調查顯示，438名教師中家庭經濟盈虧人數比例分別為：盈余者54人，占12.33%;虧空者220人，占50.23%;大致相抵者164人，占37.44%。54名教師每年的盈余數額從20一350元不等.以20一50元居多，占62.96%;次為50一100元，占14.81%;300--350元者僅有1人，占1.85%余;盈余中數為60.25元。220名虧空教師每年的虧欠數額從10—550元不等，以10一150元居多，共有163人，占74.09%;虧欠數額在500—550元的有6人，占2.73%;虧欠中數為85.00元。該調查還清楚地說明了平均每一教師生活費的分配情況：飲食占46.22%，服裝占17%余，交際占11.53%，娛樂占7.51%，其他費用占9.45%，而書籍費僅占8.23%。理論上教師應該多多購置書籍，備為自修研究之用，但低微的薪俸，顯然使得教師力不從心。這種生活費之分配方式只是表明，一方面小學教師薪水之低微，而不得不將幾乎一半的錢用于飲食(營養成分另當別論);另一方面“衣服”及“交際”費用的相對較高，又流露出小學教師之難言之隱。當時輿論認為，小學教師作為一知識分子，論其身份，儼然一上等人物，雖“甕中米常空，門不離索債人”，還得裝出上等人物的模樣，惟恐失其“為人師表”的身份。
1930年4月14日《時報》載：“(蘇州)市立小學教師費，積欠已久，市小學教員，大半無米為炊.仰屋興嗟。市立胥江小學教員單鼎襄、孫信良等，以生活維持無方，學童課業，又不能任其中輟，故決定于每日課后，習拉人力車，以維生活。”1930年4月，江都小學教師亦因索欠而停課，其停課聲明稱：“……計至現在為止，除舊欠五個月不計外，新欠又達三個月以上。同人等服務教育，受俸本微，處此米珠薪桂之秋，已感生活竭蹶之苦，近復從公數月，不獲一錢，個人不得一飽，遑論仰事俯畜之資。同人等受苦之深，已達極點，……自即日起，一律停止工作，專事索欠，及力謀以后生活之安定，圖窮匕見，事非偶然，生計所關，情非得已……總之，同人等此次停止工作，實受生計壓迫所致，迥與無理取鬧者不同……”
國民黨浙江省黨部主辦的《東南日報》曾報道：“長興的小學教師，苦得竟比災民都不如;因為這學期只發得22年度3月份一個月的補助費，總計共欠9個月。……所有區款，又因廢除苛雜，已廢光了!所以經費來源已告斷絕。在這種情形之下的小學教員，除中途停閉打鋪蓋滾蛋外，其余都是靠當當頭吃山芋、燒餅等度日……但是這倒還不算什么，最可憐的，是某校某教師，因為當局不發款，一家老小維持不下，竟將他十四歲的妹子(現已五年級了)以八十元的代價，賣給漁船里做小媳婦，雖經我們流淚的相勸，但到底終為生活所迫，勸不回來!”
《東南日報》就此曾刊登數則教員來稿，有一署名“苦教員”者寫信訴苦說：“我們長興小學教師的待遇向來就很微薄，(普通每月20元左右)自從前年(1933年)打了一個9折，就覺得不敷應用了，到了去年，又是打了一個八折，九折后再打八折，一共不是成了七二折嗎?假定是20元一月的收入，豈不是只剩14元4角了嗎?扣去了6元的膳資，余下的8元4角，叫我們怎樣的支配呢?!可是教育當局，不顧我們的死活，一扣再扣，扣了又欠，欠到現在已經有10個月了，(去年6月下半月起至今年4月15日止)難道我們做小學教師的，飯都不要吃的嗎?衣都不要穿得嗎?我們的家庭，也隨著我們餓死嗎?欠了人家的錢可以不還嗎?將來的衣食，向那里去賒欠呢?”
1934年9月29日《東南日報》又有報道稱：“說到他們(指小學教師)的代價呢，實在可憐得很，最多不過十五六元，少則四五元，較之現錢交易的黃包車夫，不及多多，一連欠了四個月的薪，家庭中的老和小，暫且不去顧他，就是個人生活，也難維持。因之在初欠薪的時候，向人告貸;繼則挾了大包小包的衣服，向長生庫里跑;近來可愈棄愈糟糕了，日復一日的欠下去，弄得來借已無門，當亦無衣，一日三餐，將到了沒有著落的日子，一切的寒衣，還安居在高墻頭里，學校辦公室的教員，好似監獄署里囚人，大家只有相對而泣。改業嗎，人浮于事，不敢輕易嘗試，苦干嗎?!只有餓死一條路。唉!這是余杭的神圣教育，這是余杭神圣的教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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