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飯嗎?”
1965年7月27日，毛澤東在接見剛剛從海外歸來的前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夫人郭德潔及秘書程思遠時，跟程思遠說道：“我是靠經驗吃飯的。以前我們人民解放軍打仗，在每個戰役后，總來一次總結，發揚優點，克服缺點，然后輕裝上陣，乘勝前進，從勝利走向勝利，終于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靠經驗吃飯的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承繼的是一個一貧如洗的國家，什么樣子呢?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在他的《毛澤東的中國》中寫道：“數十年的外國侵略和國內戰爭摧毀了中國經濟中本來就很弱小且主要是由外國支配的現代工業成份(在當時甚至還不如印度發達)……即使在最好的年份里也只能維持最低生存水平的中國人民，此時又面臨著構成中國最糟糕的年份之特征的那種普遍饑餓的威脅。與共產黨人所承襲的經濟危機比肩而至的是世界歷史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和財政崩潰，這一切，便是國民黨統治留下的最后遺產。”他們沒有選擇，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是他們唯一可資借鑒的樣板，他們照著蘇聯的樣子，在一張白紙上畫著中國的藍圖。然而模仿盡管有效，可也不乏苦楚。毛澤東曾經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抱怨說：“橫豎自己不曉得，只好搬。統計工作幾乎是抄蘇聯的;教育方面也相當厲害，……甚至不考慮解放區的教育經驗;衛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雞蛋和雞湯，因蘇聯有一篇文章說不能吃雞蛋和雞湯……我們對整個經濟情況不了解，對蘇聯和中國的經濟情況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從。”毛澤東需要獨創，需要一條自己的路。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利用幾個月的時間聽取了中央工業、農業、運輸業、商業、財政等三十四個部門的工作匯報后，以蘇聯及我國建設中的經驗為戒鑒，論述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十大關系，提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和思想。他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在論述重工業與輕工業和農業的關系時，毛澤東指出：“我們現在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么穩固，幾十年后算總賬是劃不來的。后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在論述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的關系時，毛澤東指出：“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如果采取消極態度，就會妨礙內地工業的迅速發展。所以這也是一個對于發展內地工業是真想還是假想的問題。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須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特別是輕工業。”在論述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時，毛澤東指出：“我們一定要加強國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在論述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時，毛澤東指出：“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1]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國家和工廠，國家和工人，工廠和工人，國家和合作社，國家和農民，合作社和農民，都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無論只顧哪一頭，都是不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無產階級專政的。這是一個關系到六億人民的大問題，必須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間反復進行教育。”在論述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時，毛澤東指出：“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也是一個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這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復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在論述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系時，毛澤東指出：“我們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在蘇聯，俄羅斯民族同少數民族的關系很不正常，我們應當接受這個教訓。天上的空氣，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寶藏，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質因素只有通過人的因素，才能加以開發利用。我們必須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鞏固各民族的團結，來共同努力于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在論述黨和非黨的關系時，毛澤東指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論述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時，毛澤東指出：“一顆腦袋落地，歷史證明是接不起來的，也不像韭菜那樣，割了一次還可以長起來，割錯了，想改正錯誤也沒有辦法。……機關肅反實行一個不殺的方針，不妨礙我們對反革命分子采取嚴肅態度。但是，可以保證不犯無法挽回的錯誤，犯了錯誤也有改正的機會，可以穩定很多人，可以避免黨內同志之間互不信任。不殺頭，就要給飯吃。對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應當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有自新的機會。這樣做，對人民事業，對國際影響，都有好處。”在論述是非關系時，毛澤東指出：“黨內黨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對待犯了錯誤的人，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正確的態度應當是，對于犯錯誤的同志，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允許他們繼續革命。”在論述中國與外國的關系時，毛澤東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從毛澤東提出十大關系起，中國開始找到了一條自己的發展路線，走上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1956年9月25日，毛澤東在同拉丁美洲一些黨的代表談話時指出：“共產黨人不要怕犯錯誤。錯誤有兩重性。錯誤一方面損害黨，損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員，很好地教育了黨，教育了人民，對革命有好處。失敗是成功之母。失敗如果沒有什么好處，為什么是成功之母?錯誤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過來。這是馬克思主義。‘物極必反’，錯誤成了堆，光明就會到來。”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第一個五年計劃是不是正確?我贊成這種意見，就是說，從前四年的情況可以看得清楚，第一個五年計劃根本正確。至于錯誤，確實有，這也是難免的，因為我們缺少經驗。將來搞了幾個五年計劃，有了經驗，是不是還會犯錯誤呢?還會犯的。經驗是永遠學不足的。一萬年以后，搞計劃就一點錯誤不犯?一萬年以后的事情我們管不著，但是可以肯定，那個時候還是會犯錯誤的。青年要犯錯誤，老年就不犯錯誤呀?孔夫子說，他七十歲干什么都合乎客觀規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講辯證法，不分析，凡是蘇聯的東西都說是好的，硬搬蘇聯的一切東西。其實，中國的東西也好，外國的東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個省的工作也是一樣，有成績，有缺點。我們每個人也是如此，總是有兩點，有優點，有缺點，不是只有一點。一點論是從古以來就有的，兩點論也是從古以來就有的。這就是形而上學跟辯證法。中國古人講，‘一陰一陽之謂道’。不能只有陰沒有陽，或者只有陽沒有陰。這是古代的兩點論。形而上學是一點論。現在，一點論在相當一些同志中間還不能改。他們片面地看問題，認為蘇聯的東西都好，一切照搬，不應當搬的也搬來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對的，不適合我們這塊土地的東西，必須改過來。”對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批判斯大林的問題，毛澤東提出：“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有的國家的同志說，中國的群眾路線不對，很高興學那個恩賜觀點。他要學也沒有辦法，橫直我們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不干涉內政，互不侵犯。我們不企圖去領導任何別的國家，我們只領導一個地方，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你有多少資本呢?無非是一個列寧，一個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丟了，把列寧也丟得差不多了，列寧的腳沒有了，或者還有一個頭，或者把列寧的兩只手砍掉了一只。我們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十月革命的。馬克思寫了那么多東西，列寧寫了那么多東西嘛!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是從他們那里學來的。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斗爭，不分清敵我，這很危險。”對官僚主義問題，毛澤東指出：“世界充滿著矛盾。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就社會主義階段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進行了分析。他說：“當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之后，中國要向哪里去?向資本主義，還是向社會主義?有許多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實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一點，甚至連國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了。但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在工商業的公私合營企業中，資本家還拿取定息，也就是還有剝削;就所有制這點上說，這類企業還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和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有一部分也還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完全社會主義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個別問題上，還需要繼續解決。在各經濟部門中的生產和交換的相互關系，還在按照社會主義的原則逐步建立，逐步找尋比較適當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里面，在這兩種社會主義經濟形式之間，積累和消費的分配問題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也不容易一下子解決得完全合理。總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些上層建筑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建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它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但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機構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制度中某些環節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我們今后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繼續解決上述的各種矛盾。……現在的情況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斗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廣大群眾一面歡迎新制度，一面又還感到還不大習慣;政府工作人員經驗也還不夠豐富，對一些具體政策的問題，應當繼續考察和探索。這就是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有一個繼續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人民群眾對于這個新制度還需要有一個習慣的過程，國家工作人員也需要一個學習和取得經驗的過程。”對節約問題，毛澤東指出：“反對浪費，同批判其他缺點錯誤一樣，好比洗臉。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臉嗎?中國共產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工商業者、工人、農民、手工業者，總之，我們六億人口都要實行增產節約，反對鋪張浪費。這不但在經濟上有重大意義，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義。在我們的許多工作人員中間，現在滋長著一種不愿意和群眾同甘苦，喜歡計較個人名利的危險傾向，這是很不好的。我們在增產節約運動中要求精簡機關，下放干部，使相當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產中去，就是克服這種危險傾向的一個方法。要使全體干部和全體人民經常想到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后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斗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就工業化道路問題，毛澤東指出：“經濟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因為才進行七年，還需要積累經驗。對于革命我們開始也沒有經驗，翻過斤斗，取得了經驗，然后才有全國的勝利。我們要求在取得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比較取得革命經驗的時間要縮短一些，同時不要花費那么高的代價。代價總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時期所付的代價那么高。必須懂得，在這個問題上是存在著矛盾的，即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我們主觀認識之間的矛盾，這需要在實踐中去解決。這個矛盾，也將表現為人同人之間的矛盾，即比較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同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之間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觀存在的，我們的任務在于盡可能正確地反映它和解決它。為了使我國變為工業國，我們必須認真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經有四十年了，它的經驗對于我們是十分寶貴的。大家看吧，誰給我們設計和裝備了這么多的重要工廠呢?美國給我們沒有?英國給我們沒有?他們都不給。只有蘇聯肯這樣做，因為它是社會主義國家，是我們的同盟國家。除了蘇聯以外，東歐一些兄弟國家也給了我們一些幫助。完全不錯，一切國家的好經驗我們都要學，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這一點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還是要學蘇聯。學習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教條主義的態度，不管我國情況，適用的和不適用的，一起搬來。這種態度不好。另一種態度，學習的時候用腦筋想一下，學那些和我國情況相適合的東西，即吸取對我們有益的經驗，我們需要的是這樣一種態度。”
1959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與波蘭黨政代表團談話時說：“即便是兄弟的共產黨國家，在一切重大問題上，在原則問題上，也必須要完全依靠自己國家和自己國家人民的力量，……任何企圖依靠別人幫忙過日子的想法，都是錯誤的，靠不住的。”
1959年11月12日，毛澤東第一次就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言論指出：“對于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必須要有所警惕。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在中國歷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兒子斷送掉的，例子很多嘛。歷史的教訓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注意，我們的黨將來會不會變質?杜勒斯的預言會不會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國實現?這是很難預料的。建國10年了，我們從現在起就要講這個問題，要引起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極大警惕。”
1960年1月，毛澤東在讀書小組會上指出：“認識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必須經過多次勝利和失敗，并且認真進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認識合乎規律。只看見勝利，沒有看見失敗，要認識規律是不行的。……在一個長過程中，在進入最的質變以前，一定經過不斷的量變和許多的部分質變……如果我們在工作中不促進大量的量變，不促進許多的部分質變，最后的質變就不能來到。”
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在上海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十年總結》的講話，對十年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進行了回顧和反思，他說：“鄭重的黨在于重視錯誤，找出錯誤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錯誤的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公開改正。我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實際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錯誤大概也是難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們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者，不是形而上學的認識論者。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對于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對中國如此，對整個世界也應當如此。
1960年6月1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海)，毛澤東進行了建國10年來的工作總結：“(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個人民公社決議，九月發表。幾個月內公社的架子就搭起來了，但是亂子出得不少，與秋冬大辦鋼鐵同時并舉，亂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鄭州會議，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主要談到價值法則、等價交換、自給生產、交換生產。又規定了勞逸結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實行生產、生活兩樣抓。十二月武昌會議，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長篇決議，基本正確，但只解決了集體、國營兩種所有制的界線問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線問題，一共解決兩個外部的界線問題，還不認識公社內部的三級所有制問題。……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對于人們頭腦的真實的反映，即人們對于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我們過去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是這樣一個過程。中間經過許多錯誤的認識，逐步改正這些錯誤，以歸于正確。……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萬噸鋼。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萬噸。又在上海會議同意了一六五○萬噸。……我們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者，不是形而上學的認識論者。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對于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對中國如此，對整個世界也應當如此。”
1960年11月3日，經毛澤東審閱并多次修改的《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12條，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發出，信中指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至少7年不變;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必須堅決反對，徹底糾正;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實行按勞分配，積累不能過多，65%用于社員消費;保證農業生產每一線有足夠勞力;組織集市貿易，便于交換產品，活躍農村經濟;放手發動群眾，整風整社，徹底糾正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反對干部特殊化、徇私舞弊、打罵群眾的國民黨作風。
1960年11月27日，毛澤東在各中央局匯報工作時說：“前幾年糧食增產，豐收了，鋼鐵指標也降下來了，為什么還會出現餓死人的現象?八屆八中全會制定的各項方針、政策，是經過認真考慮的，是全會通過了的;現在出了問題，也很正常，事物總是在變化，我們要積極想辦法，和全國人民一道共闖難關，不要再搞‘共產風’了，實事求是，因地制宜，不要瞎指揮，不要搞浮夸，干部不可以搞任何的特殊化，但是可以搞點自己市場，調整價格，注意抓輕工業……我們這些人都是全國人民大眾的公仆，不是老爺，凡是那些一心想當官做老爺的人，不關心老百姓疾苦的人，應當從共產黨人的革命隊伍中開除出去……中央定的政策，我是領頭的，有缺點，有錯誤，第一個要負責任的是我;北戴河會議決議，有些內容寫過了頭，我向大家、向全國人民做自我批評，大家也可以批評我的每一個缺點和每一個錯誤，關鍵是改正;凡是愿意接受批評并愿意改正錯誤的人，我和他們是坐在同一條板凳上的……想想那些為革命犧牲了的烈士們，難道還有什么缺點錯誤不能改正、還有什么困難能夠阻擋住我們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前進嗎?”
1960年11月28日，毛澤東在起草的黨內指示《永遠不許一平二調》中指出：“無論何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公共積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過多。不是死規定幾年改變農村面貌，而是依情況一步一步地改變農村面貌。”
1960年11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資本家還要花點代價，只是不等價，平調卻什么都不給。一定要堅決退賠，各部門、各行各業平調的東西都要堅決退賠。賠到什么都沒有，公社只要有幾個人、幾間茅屋能辦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沒有東西，公社原來就沒有東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縣、社的工業，房屋，其他財產等，凡是平調來的，都要退賠，只有退賠光了，才能白手起家。縣、社干部可能會不滿意，但是只有這樣，才能得到群眾，得到農民滿意，得到工農聯盟。……今后大辦改成中辦、小辦。農村勞動力要好好組織，專業隊砍掉百分之二。再把牲口問題好好研究一下。搞代食品是一條出路，再是從外國買糧，各省要盡可能搞一些外匯。要考慮到明年是不是還有天災，天的事情我們管不了，不然明年又可能轉不過來。陳云同志說的幾條我都贊成。一是低標準、瓜菜代，今后幾年都要注意。總之口糧標準不能高，好日子當窮日子過，有了儲備，才能抗御災害。二是人畜要休息。三是進口糧食。還要加上我剛才說的幾條，把領導重點放在農業生產上，吃飯第一，市場第二，建設第三。總的說來，縮短工業戰線，延長農業戰線，把整風搞好，把抽掉的勞動力壓下去，把‘共產風’搞掉，把壞人搞掉，幾個大辦變成中辦、小辦。這樣糧食生產多了，就可以多吃點糧了。還有，多產的要多吃一點，要有差別。”
1961年1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要求“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他指出：“無產階級不能剝奪勞動者，不能剝奪農民和城市小生產者，只能剝奪剝奪者，這是一條基本原則。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是剝奪勞動人民的，他們使那些小生產者破產，才有了無產階級。他們剝奪的方法比我們一些人‘高明’一點。他們是逐步逐步地使小生產者欠賬、破產，而我們一些人是一下子就把人家的東西拿過來。用這種方法來建立社有經濟、國有經濟是不行的。比如收購農副產品壓級壓價，非常不等價，搞得太兇，脫離群眾。……工業呢?我們已經摸了一些底，還要繼續摸底。大體上今年的盤子，要縮短基本建設戰線，縮短工業戰線，縮短重工業戰線。除了煤炭、木材、礦山、鐵道等，別的都要縮短。特別是要縮短基本建設戰線，今年不搞新的基建，只搞正在建的或急需建的項目;正在建的和急需建的項目也不是今年統統都搞，其中有一部分今年也不搞，癩痢頭就讓他癩痢頭。……現在看來，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辦不成事，越急就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波浪式地向前發展。這同人走路一樣，走一陣要休息一下。軍隊行軍有大休息、小休息，勞逸結合，有勞有逸。兩個戰役之間也要休息整頓。……我們對國內情況還是不太明，決心也不大，方法也不那么對。我們要分批摸各省、市、自治區的底，二十七個地方分開來摸。每一個省，每一個市，每一個自治區又按地、縣、公社分頭去摸。今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個河間縣，漢朝封了一個王叫河間獻王。班固在《漢書·河間獻王劉德》中說他‘實事求是’，這句話一直流傳到現在。提出今年搞個實事求是年，當然不是講我們過去根本一點也不實事求是。我們黨是有實事求是傳統的，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但是建國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對實際情況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我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點，這個會開完，我想去一個地方，做點調查研究工作。不然，對實際情況就不摸底。不摸清一個農村公社，不摸清一個城市公社，不摸清一個工廠，不摸清一個學校，不摸清一個商店，不摸清一個連隊，就不行。其實，摸清這么幾個單位的情況就差不多了。”
1961年3月13日，毛澤東在廣州工作會議(南三區會議)上要求“要做系統的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其中指出：“看來人民公社需要有一個條例。高級農業合作社的條例已經過時了。幾年來沒有一個新的完整的條例。這次起草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稿，內容太繁雜、太長，邏輯性不強，不能抓住人一氣讀下去，要壓縮到八千字左右。這次會議討論一下，先聽聽你們的意見，你們回去再調查，下次會議作決定。……過去這幾年我們犯錯誤，首先是因為情況不明。情況不明，政策就不正確，決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對頭。醫生看病是先診斷，中醫叫望、聞、問、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處方。我們打仗首先要搞偵察，偵察敵情、地形，判斷情況，然后下決心，部署隊伍、后勤等等。歷來打敗仗的原因大都是情況不明。最近幾年吃情況不明的虧很大，付出的代價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調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調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報告。現在，我要搞幾個點，幾個調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對城市問題我沒有發言權，想調查幾個工廠，此心早已有了。我現在搞了幾個基地，派了幾個組住在幾個地方。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他們會后還要回去。我和大家相約，搞點副食品基地的調查研究，目的是為了解決問題，不是為了報表。發那么多表格，報上來說糧食增加了，豬也增加了，經濟作物也增加了，而實際上沒有增加。我看不要看那些表格，報表我是不看的，實在沒有味道。河南要求下邊報六類干部情況，今天通知明天就要，這只能是假報告。我們要接受教訓。報表有一點也可以，統計部門搞統計需要報表，可是我們了解情況主要不靠報表，也不能靠逐級的報告，要親自了解基層的情況。……有些食堂難以為繼。廣東有個大隊總支書記說，辦食堂有四大壞處:一是破壞山林，二是浪費勞力，三是沒有肉吃〔因為家庭不能養豬〕，四是不利于生產。前三條都是講的不利于生產，第四條是個總結。這個同志提出的問題值得注意。這些問題不解決，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強辦下去，辦十年也還得散伙。沒有柴燒把橋都拆了，還扒房子、砍樹，這樣的食堂是反社會主義的。”
1961年6月1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總結經驗，教育干部》中總結了近幾年的經驗教訓，他指出：“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干過，沒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后搞社會主義的。我們搞了十一年社會主義，現在要總結經驗。……民主革命是二十八年，如果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減少六年，也還要十一年。是不是能夠縮短?蘇聯的經驗是蘇聯的經驗，他們碰了釘子是他們碰了釘子，我們自己還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樣，有些病他害過就有了免疫力，我還沒有害過就沒有免疫力。……現在同志們解放思想了，對于社會主義的認識，對于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大為深入了。為什么有這個變化呢?一個客觀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這兩年碰了釘子。有人說‘碰得頭破血流’，我看大家的頭也沒有流血，這無非是個比喻，吃了苦頭就是了。”
1960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政治局常委、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說：“我們頭腦這個加工廠，沒有了解實情。四高，幾個大辦，供給制，食堂，這些都是錯誤的，做了有損于人民利益的事，為人民服了不好的務。服務服得不好，這是一方面。還要看到，有了這些錯誤，這是我們的寶貴財產……有了這樣錯誤的經驗，我們就可以不再犯了。這12年，恐怕還是做對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錯誤占第二位。我們12年，已經有了兩方面的經驗，這就更強了，而不是更弱了。”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上說：“現在有些同志，很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們的黨章的，上了我們的憲法的，他們就是不實行。同志們，我們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錯誤，這種錯誤是不利于黨的事業，不利于人民的事業的，就應當征求人民群眾和同志們的意見，并且自己作檢討。這種檢討，有的時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滿意，再來第二次;還不滿意，再來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沒有意見了，才不再作檢討。……劉邦是在封建時代被歷史家稱為‘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英雄人物。劉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了，項羽敗了，不是偶然的。我們現在有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像項羽。
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臺的。不是有一出戲叫《霸王別姬》嗎?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我為什么要講得這樣厲害呢?是想講得挖苦一點，對一些同志戳得痛一點，讓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兩天睡不著覺。他們如果睡得著覺，我就不高興，因為他們還沒有被戳痛。……我們有些同志，聽不得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這是很不對的。在我們這次會議中間，有一個省，會本來是開得生動活潑的，省委書記到那里一坐，鴉雀無聲，大家不講話了。這位省委書記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問題，讓人家去紛紛議論呢?平素養成了這樣一種風氣，當著你的面不敢講話，那末，你就應當回避一下。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我們的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直到區委書記，企業黨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既然作了第一書記，對于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就要擔起責任。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如果有人說，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說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說我自己，對于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你們切記不要信，沒有那回事。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只是一股勁兒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階段才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我講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艱難地但是成功地認識中國革命規律這一段歷史情況的目的，是想引導同志們理解這樣一件事：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對于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我向好幾個國家的兄弟黨的代表團談過這個問題。我說，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我們沒有經驗。……那時候有這樣一種情況，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只得照抄蘇聯，特別是在重工業方面，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從一九五八年起，我們就確立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在一九五八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那一年又辦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在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一個相當時間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因為經驗還不足。在這種情形下，干部和群眾，還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統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要經過一段時間，碰過一些釘子，有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才有這樣的可能。現在好了，有了這些東西了，或者正在制定這些東西。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加妥善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著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干過許多蠢事嗎?……有些同志還沒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現在就要開始建立這個思想，開始認識這個問題。我們充分地發揚了民主，就能把黨內、黨外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就能使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團結起來。做到了這些，我們的工作就會越做越好，我們遇到的困難就會較快地得到克服，我們事業的發展就會順利得多。”
1962年8月9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資本主義思想，幾十年、幾百年都存在，不說幾千年，講那么長嚇人。社會主義才幾十年，就搞得干干凈凈?歷代都如此。蘇聯到現在幾十年，還有修正主義，為國際資本主義服務，實際是反革命。……黨員成分，有大量小資產階級，有一部分富裕農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識分子。還有一批未改造過的壞人，實際上不是共產黨。名為共產黨，實為國民黨。對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還不徹底，明顯的貪污、腐化，這部分人好辦。知識分子、地富子弟，有馬克思主義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這些人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我們沒有來得及對他們進行教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陽過來，陰過去，陰魂未散，要作分析。……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搞合作社，開始搞社會主義。互助組、合作化、初級社、高級社，一直發展下來。真正社會主義革命是從一九五三年開始的。以后經過多次運動，社會主義建設與社會主義改造在全國展開。一九五八年已有些精神不對，中間有些工作有錯娛，最主要的是高征購，瞎指揮，共產風，幾個大辦，安徽‘三改’，引黃灌溉〔本來是好的，不曉得鹽堿化〕。因此四個矛盾再加上一個矛盾，正確與錯誤的矛盾。高指標，高征購，這是認識上的錯誤，不是什么兩條道路的問題。好人犯錯誤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完全不同，與混進來的及封建主義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設多招了二千萬人，沒看準，農民就沒有飯吃，就要浮腫，現在又減人。……要花幾年功夫，對干部進行教育，把干部輪訓搞好，辦高級黨校，中級黨校，不然搞一輩子革命，卻搞了資本主義，搞了修正主義，怎么行?”
196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講話指出：“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階級存在?有沒有階級斗爭?現在可以肯定，社會主義國家有階級存在，階級斗爭肯定是存在的。……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斗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沒有什么要緊，還要來一個否定之否定，以后又會走向反面。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面，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所以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國內形勢，過去幾年不大好，現在已經開始好轉。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因為辦錯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認識問題，多數人沒有經驗。主要是高征購，沒有那么多糧食硬說有，瞎指揮，農業、工業都有瞎指揮。還有幾個大辦的錯誤，一九六○年下半年開始糾正，說起來就早了，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就開始了，然后十一月武昌會議，五九年二、三月第二次鄭州會議，然后四月上海會議就注意糾正。……我也犯過錯誤，去年我就講了，你們也要容許我犯錯誤，容許我改正錯誤，改了，你們也歡迎。去年我講，對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錯誤的，所謂圣人，說圣人沒有缺點，是形而上學的觀點，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勸同志們，無論是里通外國也好，搞什么秘密反黨小集團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統統倒出來，真正實事求是講出來，我們就歡迎，還給工作做，絕不采取不理他們的態度，更不能采取殺頭的辦法。殺戒不可開。……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我們的意識形態是搞點革命的馬克思的學說、列寧的學說，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結合得好，問題就解決得好些。結合的不好，就會失敗受挫折。講社會主義建設時，也是普遍真理與建設相結合，現在是結合好了還是沒有結合好?我們仍然正在解決這個問題。”
1963年9月3日，毛澤東在同印尼共產黨代表團談話時指出：“中國人不懂中國情況，這怎么行?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教條主義者說蘇聯一切都對，不把蘇聯的經驗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這個口號就是在延安整風時提出的。這個口號寫進了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那里面說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要與各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外國經驗，不管是哪一個國家的，只能供參考。”
1963年9月，毛澤東在審閱文件時寫道：“我國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共計一百零五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戰爭，由于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現在，我國社會制度變了，第一個原因基本解決了;但還沒有徹底解決，社會還存在著階級斗爭。第二個原因也已開始有了一些改變，但要徹底改變，至少還需要幾十年時間。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當然，帝國主義現在是處在衰落時代，我國，社會主義陣營，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都是處于上升的時代，世界性的戰爭有可能避免。這里存在著戰爭可以避免和戰爭不可避免這樣兩種可能性。但是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后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
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在春節座談會上關于教育革命的談話中指出：“現在這種教育制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么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歷史學家搞不了歷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于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實際。”
1964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要改變計劃方法。這是一個革命。學上了蘇聯的方法以后，成了習慣勢力，似乎很難改變。這幾年，我們摸索出來了一些方法。我們的方針是;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按照這個方針，制定計劃時先看可能生產多少糧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農藥、機械、鋼鐵。……兩個拳頭，一個屁股。基礎工業是一個拳頭，國防是一個拳頭。要使拳頭有勁，屁股就要坐穩，屁股就是農業。……爭取幾年內做到不再進口糧食，節省下外匯來多買技術設備，技術資料。不能亂花錢。不要看到情況好轉了，又隨便‘大辦’。‘留有余地’過去說了多少次，不照辦。這兩年照辦了。不要情況好了又不照辦了。機關工作人員，大部分可以做到半工作半勞動。這辦法值得提倡。懶是出修正主義的根源之一。……文藝界為什么弄那么多協會擺在北京?無所事事，或者辦些亂七八糟的事。文藝會演，軍隊的第一，地方的第二，北京〔中央〕的最糟。這個協會，那個協會，這一套也是從蘇聯搬來的，中央文藝團體，還是洋人、死人統治著。一定要深入生活。老搞死人洋人，我們的國家是要亡的。要為工人、貧下中農服務。……一般干部中，‘三門’干部很多〔出家門、進學校門、進機關門〕，‘三門’不能很好培養干部。國家將來靠這種干部掌握，就危險。靠‘小學門、中學門、大學門’干部也不行。不讀書不行，讀書太多了也不行。本事，光靠讀書不行，要靠實踐。我們的國家主要靠在實踐中讀書的干部掌握。”對防修反修問題，毛澤東指出：“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怎么辦?中國出修正主義中央怎么辦?要縣委頂修正主義中央。”對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問題，毛澤東指出：“要準備后事，接班人問題，帝國主義說我們第一代沒問題，第二代也變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國主義這個希望能不能實現呢?帝國主義這話靈不靈?希望講得不靈，但也可能靈，蘇聯就是第三代出了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我們也可能出修正主義。……接班人的問題還是要部署一下。要準備好接班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
1964年7月 10日，毛澤東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等的談話時說：“我說我的歷史是從不覺悟到覺悟，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從有神論到無神論。如果說我一開始就是馬列主義者，那是不正確吆。如果說我什么都懂，也不正確。我今年七十一歲了，有很多東西不懂，每天都在學習。不學習、不調查研究，就沒有政策，就沒有正確的政策。可見，我并不是一開始就很完善，曾相信過唯心論，有神論，而且我打過許多敗仗，也犯過不少錯誤。這些敗仗、錯誤教育了我，別人的錯誤也教育了我。就是那些整我的人，教育了我。難道要把他們都拋掉嗎?不!我們統統團結了。比如陳紹禹〔王明〕，他還是中央委員，他相信修正主義，住在莫斯科。比如李立三，你們有人會知道，他現在還是中央委員。我們這個黨，幾朝領袖都是犯錯誤的。第一代，陳獨秀，后來叛變了變成了托派。第二代，向仲發和李立三，是‘左’傾機會主義。向仲發叛變，逃跑了。第三代就是陳紹禹，他統治的時間最長——四年，為什么把南方根據地統統失掉，三十萬紅軍變成了二萬五千，就是因為他的錯誤路線。第四代是張聞天，現在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當過駐蘇大使，當過外交部副部長，后來搞得不好，相信修正主義。以后就是輪到我了。我要說明一個什么問題呢?這么四代，那么危險的環境，我們黨垮了沒有呢?并沒有垮。因為人民要革命，黨員、干部大多數要革命。有了適合情況的比較，正確的政治方面的政策，軍事方面的政策，經濟方面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策，組織路線的政策，黨就可以前進，可以發展。如果政策不對，不管你的名稱叫共產黨也好，叫什么黨也好，總是要失敗的。現在，世界上的共產黨有一大批被修正主義領導人控制著。世界上有一百多個共產黨，現在分成兩種共產黨，一種是修正主義共產黨，一種是馬列主義共產黨。他們罵我們是教條主義。我看那些修正主義的共產黨還不如你們，你們反對結構改革論，他們贊成結構改革論。我們和他們講不來，和你們講得來。”
1964年7月14日，毛澤東在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中指出：“事物的矛盾規律，即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著的對立面又統一又斗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社會主義社會也不例外。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著兩類社會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這兩類社會矛盾性質完全不同，處理方法也應當不同。正確處理這兩類社會矛盾，將使無產階級專政日益鞏固，將使社會主義社會日益鞏固和發展。許多人承認對立統一的規律，但是不能應用這個規律去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他們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有矛盾，不承認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不僅有敵我矛盾，而且有人民內部矛盾，不懂得正確地區別和正確地處理這兩類社會矛盾，這樣也就不能正確地處理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單有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并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斗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在工作問題上，與其看得容易些，寧可看得困難些。這樣想，這樣做，較為有益，而較少受害。如果對于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是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線。必須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多數，首先是工農基本群眾的多數。要善于同群眾商量辦事，任何時候也不要離開群眾。反對命令主義和恩賜觀點。我國人民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創造出來的大鳴、大放、大辯論，是依靠人民群眾，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一種重要的革命斗爭形式。……我們黨和國家的干部是普通勞動者，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干部通過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同勞動人民保持最廣泛的、經常的、密切的聯系。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應當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任何特權。”
1965年5月，毛澤東在井岡山聽老百姓反映：農村中缺藥少藥，人們一旦生了病得不到及時、很好的治療，大城市里的醫院老百姓根本去不起。毛澤東說：“是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呢，主要是我，對不起鄉親們，以后，相信我們的黨會認真做好農村的醫療保健工作。”6月26日，毛澤東批評衛生部：“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15%服務，而且這15%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的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 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1965年8月3日，毛澤東與戴高樂特使馬爾羅交談時，馬爾羅問：“你們是如何啟發農民這么勇敢的?”毛澤東回答：“這問題很簡單，我們同農民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使戰士們感覺我們不是一個特殊階層。我們調查農村階級關系，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把土地分給農民。”談到中國的前途，毛澤東說：“中國也有兩個前途，一種是堅決走馬列主義的道路，社會主義的道路，一種是走修正主義的道路，我們有要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社會階層，我們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義道路，但誰也不能擔保，幾十年后會走什么道路。”
1965年10月1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我不怕你們造反，你們制造機器，制造武器，你們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對袁世凱稱皇帝的那種反。如果中央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造反就犯錯誤，要準備造反……靠老爺，不靠人民，你有飯吃呀?你有衣穿呀?而70%是貧下中農。工廠里也有這個問題。……我快要去見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干。”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過《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進入了一段長達10年的“文革”階段。
1976年3月3日，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1.打倒一切，2.全面內戰。”6月，毛澤東對自己的一生進行了總結，他說：“我一生做了兩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蔣介石，把蔣介石趕到臺灣，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一件是勝利地進行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建國之路充滿了艱難和曲折，靠經驗吃飯的毛澤東，把走過的每一步都當成寶貴的財富，哪怕這一步是失敗的，是慘痛的，在他看來是難得的教員，因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沒有任何一個人為毛澤東提供一個成功的經驗或者一個失敗的教訓來借鑒，點點滴滴都需要毛澤東來探索。回顧那段被今天的人們叫做“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我們清晰地看到了一個碩大的公式：探索——反思——再探索——再反思。毛澤東背負著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使命，沿著這個公式伏驥前行，他留下的那一串串腳印，連接著中華民族的希望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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