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以天山為界，歷史上北疆以游牧為主，而南疆則以農耕為主。新疆之南疆(天山南路)，史稱回部，即《漢書》所謂“城郭三十六國”，在唐以前盛行佛教，而伊斯蘭教的傳播，萌芽于隋唐，大盛于元之后。不過，自元代以來，新疆的統治者是北疆的厄魯特蒙古，而信仰伊斯蘭教、農耕的南疆回部，則長期被信仰佛教、游牧的北疆準噶爾部所統治。
因此，康熙平定噶爾丹，特別是乾隆平定阿穆爾撒納，這對于南疆的回部來說，等于替他們打倒了長期的壓迫者和統治者，這對南疆回部來說是一次大解放。自此之后，長期以來天山南北之間存在的宗教對立、民族對立，一舉得到掃除，天山南北，佛教與伊斯蘭教，走向了平等，而這是新疆從此走向“安定團結”的主要原因。
清道光六年夏六月，南疆再次發生張格爾叛亂，而對于南疆重新陷入動亂的原因，魏源認為，問題的核心就在于：康、乾以來的邊疆官員路線遭到破壞，中央政府的官員選拔制度出了大問題。
魏源的這一論述極其發人深省，他在《圣武記·道光重定回疆記》中說：
回疆自乾隆二十年勘定后，各城設辦事領隊大臣(中央政府派出官員)，而統于喀什葛爾參贊大臣(南疆最高行政長官)，并受北路伊犁將軍(全疆軍事首長)節制。歲征錢糧土貢，數十分取一(惠民生)，朝廷常慎選邊臣，皆保舉之滿員與左遷之大吏，回戶賴其休息，仰朝廷如天人。
及其久也，保舉漸弛，多用侍衛及口外駐防，視換防為利藪，以瓜期為傳舍，與所屬司員章京服食日用無不取于阿奇木伯克。伯克借供官之名，斂派回戶，日增月甚。又土產氈裘、金玉、緞布賦外之賦，需索稱是，皆章京、伯克分肥，而以十之二奉辦事大臣。各城大臣不相統屬，又距伊犁將軍鶩遠，恃無稽查，威福自出。而口外駐防筆帖式更習情形，工搜刮，甚至廣漁回女，更番入直，奴使獸畜，而回民始怨矣。
從魏源的論述來看，曾經“安定團結”的新疆，當時為什么會重新出現民族矛盾乃至發生社會動亂?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敵對勢力的挑唆，也有清政府民族政策上的偏頗，更有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新的階級關系和階級矛盾。但是，其中最不容忽視的一點，就在于邊疆官員選拔標準、選拔制度出現了問題，這必然導致長期行之有效的政策遭到破壞，進而造成“官民對立”嚴重。
從這個角度說，邊疆發生的問題從來就不是孤立的，因為它不過是內地、全國問題的一個縮影。由此更可見，官民關系如何，對于內地重要，對于邊疆就更為重要。
《圣武記》中有這樣兩句話，講了非常樸素的道理。第一句是：“治國先治吏。”第二句是：“治國必治疆。”與這兩句話隨之而來的就是：“不能為邊才，則不能為大吏。”康、乾以來的所謂“慎選邊才”、所謂“保舉制”，其實就是把全國的模范干部、標兵式的人物，派到邊疆去任職，這一政策，更造成了一種風氣，那就是“任職邊疆光榮，只有光榮者才能任職邊疆”。把最好的官員選派到邊疆，這才是真正的“把中央政府的溫暖送到邊疆”，而如此一來，廣大邊疆百姓，則自然仰視中央政府派來的官員“如見天人”。
但是，嘉慶以來的政策卻恰恰相反，即把那些在內地表現很差、無望提拔和晉升的官吏，派到邊疆充數，以此作為對其長期不能得到提拔的補償。這些既無能力、人品又很差，甚至連知識都很缺乏的粗人，本來就心懷怨氣，于是，他們到邊疆任職的所作所為，自然就是可以想象的，而這無非就是魏源所指出的：“恃無稽查，威福自出。而口外駐防筆帖式更習情形，工搜刮，甚至廣漁回女，更番入直，奴使獸畜，而回民始怨矣。”
毛澤東曾經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是決定性因素。其實，對于治理而言，干部從來就是決定性因素。“吏不良，有法而莫能守”，選拔干部的標準敗壞了，即使有再好的政治路線，也只能停留在紙面上。魏源關于治疆的論述，講的雖然是清朝的事情，但對今天也不無啟發。唯有堅持正確的干部路線，真正踐行群眾路線，才能改善邊疆治理，破除官虐民怨，達致“萬方樂奏有于闐”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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