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的黨。沒有一個革命的黨，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1948年11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360零頁)
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帶領全中國人民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進行革命，解放了全中國，推動了全人類革命事業的發展。
一、政治革命
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88英文版序言中指出：“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因此人類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
自從有階級社會以來，人類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無論是封建階級革命推翻奴隸主的統治還是資產階級革命推翻封建統治，其形式都是通過暴力革命取得政權，其目的都是為了奪取政權后為自己和少數人謀利益。
在舊社會，少數人騎在大多數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人與人之間不平等，分有各種等級：官吏和平民不同，富人和窮人不同，男人和女人不同，主人和奴仆不同。在舊中國和資本主義國家，人可以象其他動物一樣當作商品買賣，被賣者將成為買者家庭的財產，成了服侍買者的奴仆，主人對仆人有生殺大權。在舊中國因為家庭貧窮被迫賣兒賣女的事例不計其數。
毛澤東同志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針對舊中國農村的社會現狀分析指出：“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為鬼神系統(神權)。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資本家通過雇傭制度剝削工人階級，工人們為了生存，不得不在資本主義統治下把自己當作商品賣給資本家當雇工。在資本家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下，勞動人民沒有任何自由。
無產階級革命同樣是通過暴力革命的形式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奪取政權，與之不同的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不只是為了自己和少數人的利益而是為了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利益，為了全人類的解放。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肩負著無產階級革命最后解放全人類的崇高使命，擔負著解放人民，教育人民，團結人民，服務人民，改造社會，改造自然、改變思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責任。
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后與資產階級革命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人民政權，實行政治掛帥，由人民當家作主，人人平等，工人農民不再受資本家和地主的剝削，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剝削階級通過思想改造也可以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中國共產黨章程中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堅持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積極支持人民當家作主，切實保障人民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權利。廣開言路，建立健全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的制度和程序。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指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政治是無產階級政治，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政治完全不同。無產階級政治是人民當家作主，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的社會主義國家，資產階級政治是由少數資本家金錢壟斷，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壓迫剝削勞動人民，為少數有錢人服務的資本主義國家。
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政治方向是正確的。如果不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如果不是人民當家作主，如果不是搞社會主義公有制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修正主義的黨。只有堅定無產階級正確的政治方向，才不會盲目地“摸著石頭過河”。如果政治方向錯了，就象是“南轅北轍”一樣，所有的一切都會搞錯。
二、經濟革命
翻開中國的現代史，我們可以發現中國人民在“民國”時期是災難深重的，是毛澤東同志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帶領全中國人民團結起來進行革命，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趕走了帝國主義，消滅了封建主義，打垮了官僚資本主義的代表國民黨反動派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大團結，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高潮，這是中國自古以來沒有過的經濟革命。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權利屬于人民，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的公有制經濟，任何個人不準私自占有和侵吞人民的社會主義共同財產。在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國家人人平等，共同富裕，逐步消滅貧富差別。通過對剝削階級分子的勞動改造，使剝削者改變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通過發展生產，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中國遭到了罕見的連續“三年自然災害”，加上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國家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和政治圍剿，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帶來嚴峻的考驗。“三年自然災害”比民國時期的1942年災荒更嚴重，1942年的自然災害是局部性的，那時中原人民生活在災難的水深火熱之中，國民黨政府的官員只顧著自己發國難財，不管災民的死活。“三年自然災害”是全國性的，加上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國家對中國的封鎖、圍剿，可想而知那時的中國是多么艱難。如果“三年自然災害”是發生國民黨統治年代，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如果沒有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與人民同甘共苦無私為民的奉獻，如果不是經過革命斗爭考驗的中國人民團結一致，如果……中國將不知道有多少勞動人民要流離失所，餓殍遍野，尸骨成堆……。全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同甘共苦，自力更生，憤發圖強，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緊密地團結在一起，經過三年的苦戰，終于戰勝了來自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和自然災害帶來的重重困難。到1965年，周恩來總理向全世界宣布：中國已經是一個既無外債也無內債的社會主義國家。1964年，中國進行了第一顆原子彈試驗，“兩彈一星”的成功讓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國家再也不敢小覷中國。中國人民在“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運動中，“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煥發出了前所未有的革命熱情，大家共同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堅持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使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通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發展成為一個具有初步現代化的工業強國。雜交水稻種植成功解決了10億人民的吃飯問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在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環境下，老百姓免費接受教育，看病有報銷，畢業有分配，退休有養老，生孩子有獎，做壞事要罰;工人不受虐待，工資不會拖欠;低廉的物價，安全的環境，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好人好事有人夸，壞人壞事有人抓，人人學雷鋒，個個焦裕祿，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清明的政治，廉潔的政府，社會正氣上升，沒有結黨營私，沒有貪贓枉法，沒有賣官買官，沒有黃賭毒黑，沒有貧富差別，沒有拼爹坑爹……;自然環境優美，山是綠的，水是清的，空氣是新鮮的，食品是安全的，沒有毒奶粉，沒有蘇丹紅，沒有三聚氫氨……;人民安居樂業，大家喜氣洋洋，這與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的社會狀況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對比。事實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正如大型革命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的朗誦詞所說的：“在毛澤東時代，祖國的人民的多么幸福，祖國的江山是多么壯麗。可是，我們怎能忘記過去的苦難，怎能忘記毛主席帶領我們跨過的萬水千山!”。為了中國人民不再遭遇過去的苦難，于是……
三、文化革命
孟子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
自古以來，勞心者作為剝削階級統治著勞力者，在剝削階級眼里，勞心者是君子，勞力者只是小人而已。這就是中國幾千年的儒家文化。
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中寫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魯迅在這這篇文章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封建社會所謂的“仁義道德”其實就是“人吃人”的文化，舊中國就是一個“人吃人”的黑暗社會。
縱觀中國歷史舞臺，文化藝術被封建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所壟斷，改革開放后又受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所侵入。毛澤東同志說：“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65頁)毛澤東同志的這一“講話”無疑是向封建和資本主義文化發起進攻的沖鋒號角。幾千年來，特別是近代社會以來，中國人民在封建和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毒害下，國家和人民積貧積弱，飽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蹂躪，封建文化和資本主義文化是毒害中國人民的精神鴉片。
為了滿足人民對文化藝術的正面追求，于是有了革命樣板戲，有了《紅燈記》，《沙家浜》，《白毛女》、《紅色娘子軍》，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
習近平同志在北京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
“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
毛澤東同志為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帶領全中國人民對封建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進行革命，特別是1966年，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和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文化大革命是“破四舊，立四新”的運動，從“一斗二批三改革”的目的和改革開放后的情況來看，文化大革命確實“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正如王光美同志所說的：“看今天的社會，毛主席當年是對的!”
鄧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說過：“這是一個興無滅資，保證我國永不變色、避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偉大革命運動。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壯舉。”【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1966年10 月23日)】
鄧小平同志還說：“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對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證明我們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由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對了。”【同上】
對于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文化革命的歷史，全中國人民特別是經歷過這次運動的勞動人民來說都是心知肚明的，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的“這是一個興無滅資，保證我國永不變色、避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偉大革命運動。”是一場人民擁護，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如此恐慌”的大革命。
四、軍事革命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部隊是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軍隊與其他軍隊性質完全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與其他軍隊不同在于：
1、過去的軍隊都是在朝廷或者反動政府的領導下，由朝廷或者軍閥統領指揮;人民軍隊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子弟兵。毛澤東同志強調：“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空容許槍指揮黨”【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1938年11月6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35頁】
“八一”起義受到挫折后，秋收起義又遭到失敗，毛澤東同志深諳黨對軍隊領導的重要性。他帶領秋收起義的部隊來到江西省永新縣的三灣村，進行了舉世聞名的《三灣改編》。從此，這支工農武裝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南征北戰，戰勝困難，打敗敵人，解放全中國。毛澤東同志說：“那時(指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 作者)軍隊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這種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靠了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紅軍以至今日的八路軍，是繼承了這種制度而加以發展的。【毛澤東：《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320頁】
“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毛澤東：《井岡山的斗爭》(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68頁】
2、舊社會的軍隊都是為當時的統治階級服務的，封建統治者和軍閥的軍隊是鎮壓人民的工具，給人民群眾帶來深重的災難。共產黨領導下的隊伍是人民的軍隊，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和群眾打成一片，在人民眼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毛澤東同志說：“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澤東：《為人民服務》(1944年9月8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03頁 】“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于天下，……”【毛澤東：《論持久戰》(1938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01頁
3、舊社會的軍隊每到一個地方，就象日本鬼子進村，燒殺搶掠，強奸婦女，無惡不作。戰爭年代，兵匪一家，老百姓稱之為“兵災”或者“兵禍”。
人民軍隊有著嚴明的組織紀律性，毛澤東同志號召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提高紀律性，堅決執行命令，執行政策，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民一致，軍政一致，官兵一致，全軍一致，不允許任何破壞紀律的現象存在。”【毛澤東：《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1947年10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239頁】
人民子弟兵每到一個地方，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幫助當地人民群眾干活，解決他們的困難問題。毛澤東同志說：“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0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39頁 】
“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沒有紀律，黨就無法率領群眾與軍隊進行勝利的斗爭。”【毛澤東：《論新階段》(1938年10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17——518頁】
4、舊軍隊的任務單純就是為了打仗。“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并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毛澤東：《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1929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88頁)】
“我們有打仗的軍隊，又有勞動的軍隊。打仗的軍隊，我們有八路軍新四軍;這支軍隊也要當兩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產。我們有了這兩支軍隊，我們的軍隊有了這兩套本領，再加上做群眾工作一項本領，那末，我們就可以克服困難，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垮。”【毛澤東：《組織起來》(1943年11月29日)《毛澤 東選集》第三卷第931頁】
5、國民黨軍隊和軍閥的兵源基本上都是靠抓壯丁來的，舊軍隊當兵是為了“吃糧”，是雇傭兵。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兵源是人民群眾敲鑼打鼓，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兒子爭著參軍。因為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人民自己的部隊，參加人民子弟兵是自己的義務，是自己的光榮，人民懂得：“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74頁】
6、舊軍隊大部份官兵是文盲，而人民的軍隊不但打仗還學習文化，因為“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毛澤東：《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1944年10月30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09頁】
7、舊軍隊打仗的目的就是為了爭地盤消滅對方，毛澤東同志提倡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原則，是一切軍事原則的根據。”【毛澤東：《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1938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397——398頁】因為“戰爭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消滅敵人，就是解除敵人的武裝，也就是所謂‘剝奪敵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滅其肉體)。……戰爭目的中，消滅敵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為只有大量地消滅敵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毛澤東：《論持久戰》(1938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471——472頁】
因此，中國工農紅軍創立初期，由于敵我力量對比十分懸殊，為適應當時的形勢，1928年5月毛澤東總結中國工農紅軍游擊戰初期的作戰經驗，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開始形成了中國工農紅軍游擊戰的基本原則。
看過電視劇《八路軍》的人都知道，當國民黨的軍官衛立煌問及八路軍朱德總司令“什么樣的戰術才是最好的戰術”時，朱德回答說：“打得贏的戰術就是最好的戰術”。共產黨領導軍隊打仗不搞教條主義，不拘形式，從來就是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指揮作戰。
8、舊軍隊的管理完全是軍閥作風，打罵士兵。而人民軍隊“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敵軍。這些原則要實行有效，都須從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虜的人格這種根本態度出發。”[毛澤東：《論持久戰》(1938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01頁]
在井崗山斗爭時期，“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毛澤東：《井岡山的斗爭》(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67——68頁】
于是，“這個軍隊有一個很好的內部和外部的團結。在內部——官兵之間，上下級之間，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間;在外部——軍民之間，軍政之間，我友之間，都是團結一致的。一切妨害團結的現象，都在必須克服之列。”【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39頁】
9、人民軍隊之所以能夠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是因為人民軍隊依靠人民群眾進行的是人民戰爭，是正義戰爭。毛澤東同志指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毛澤東：《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31頁】“帝國主義者如此欺負我們，這是需要認真對付的。我們不但要有強大的正規軍，我們還要大辦民兵師。這樣，在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時候，就會使他們寸步難行。” 【毛澤東：《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1958年9月29日)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報》】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事革命是建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采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人民戰爭。
五、教育革命
“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人民出版社版第23頁】
中國封建社會的教育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讀書的目的是“學而優則仕”。“十年寒窗無人問”，刻苦攻讀，“頭懸梁，錐刺股”，為的是 “一舉成名天下知”。舊中國教育出來的知識分子成了“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書呆子。我們老家在清末民初有一個知識分子，他是清末和國民黨時代吉安國立師范的國文老師，寫得一手好字和八股文章，可是不知道計數。他存放在家中的銀元都是分幾堆并排地平放在一起，如果有人拿動了一個，他就會知道少了錢，如果有人在每一堆上各拿一個，上面還是平的，他就不知道銀元少了，由此可見舊社會的教育是多么地落后。
解放前，農村的文盲半文盲率起碼在98%以上。解放以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家采用辦夜校等形式在農村進行掃盲，一些老人婦女都參加了掃盲識字班，學習文化知識。在毛澤東時代，村村有學校，人人免費接受教育，中專(高中)以上學歷由國家全包分配工作，到1980年，全國95%以上的人民群眾已經脫盲。
在毛澤東時代，普及教育，“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國家培養具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改變過去讀死書的狀況，培養出來的人既有文化又身心健康。為建設共產主義“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打下了夯實的基礎。
1958年，江西省創辦了第一所“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由當時的江西省主管農業的省委書記劉錦秀同志兼任校長。并在江西省各縣市設立了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分校，采取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形式辦學，為農村基層培養了大批科技人才。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同志在給林彪的信中寫道：(軍隊)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
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這就是毛澤東同志關于教育的“五七”指示。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報》刊載《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并加編者按。編者按中有毛澤東親筆加的一段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在社會上，宣傳機構和媒體宣傳的都是黨的政策和人民喜愛的紅色文化，宣揚正氣，打擊邪惡，維護人民的利益，無論是家庭、社會、學校，一律禁止“三俗”、色情、兇殺和反黨反華反人民反社會主義以及出賣國家利益的負面文化教育。
如果你是家長，你是希望自己的兒女受的教育是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培養出來的后代有責任感，愛黨愛國家愛人民，有良知，與勞動人民有感情，孝順父母，通情達理，與人團結友愛，能夠適應社會，可以在社會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發揮自己的作用;還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受的教育是厭惡勞動，沒有責任感，甚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背叛自己的國家，沒有良知，不孝順父母，心靈扭曲，不會尊重他人，畢業后找不到工作，為了金錢可以出賣自己的靈魂的人?
如果你是一位正在接受教育的青少年，你是希望自己受的教育能適應中國的實際國情，熱愛真正的中國共產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勞動，能和周圍的人和睦相處，有良知，有責任感，有愛心，使自己長大以后能成為一個有益于社會，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祖國的人;還是希望自己只求一紙文憑，不學無術，貪大求洋，畢業后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為了錢甚至可以變成一個出賣自己的祖國，出賣自己靈魂的人?
中國共產黨應該教育培養具有共產主義理想的革命事業接班人，教育培養能為人民服務，為人類作出較大貢獻的革命后代。政府把官員派去資本主義國家學習資本主義理論和剝削勞動人民的經驗，這樣會使中國共產黨的接班人變質成為騎在人民頭上的寄生蟲，這樣的教育是一種非常嚴重的政治偏見。建議黨中央，但凡是在歐美留過學的人，要看他(她)在歐美學的是什么專業，只用其技術人才。不能把在歐美留學沒有真正到中國最基層參加過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實踐”鍛煉的人直接安排到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中任職，不能隨便讓這些人入黨，更不準輕易讓這些人擔任領導職位。取消任用公務員必須考英文的文化殖民錯誤政策，要任人唯賢，不能搞任人唯親，更不能搞任人唯“洋”。這些受過資本主義思想教育被西方國家用資產階級價值觀洗過腦的人滿腦子都是反動的資產階級“普世價值”，這些人一旦受到重用，必將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是西方敵對國家象前蘇聯解體一樣在中國進行顏色革命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的走狗。為了防止中國共產黨變色，有必要嚴格采取這樣的措施。
六、思想革命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
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毛澤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里來的?》(1963年5月)人民出版社版第一頁】
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要有正確的路線，正確的方向，正確的思想。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社會實踐中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意識，正確的思想必須要有一個良好的社會氛圍。如果社會正氣被壓制，邪惡上升，人們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就不可能接受先進的思想。思想革命必須結合實際進行社會革命。
“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論和方法，你就得參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的。【毛澤東：《實踐論》(1937年7月)《毛澤 東選集》第一卷第276頁】
只有通過實踐檢驗證明正確的理論才是真理，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個人主義思想無處不在地腐蝕著人們的思想，只有經常到“三大革命實踐”中去接受鍛煉改造，才能抗拒資產階級的香風毒霧糖衣炮彈和封建思想的侵蝕，才不會變質。
“在我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還會長期存在。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我們已經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勝利，但是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方面，我們還沒有完全取得勝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斗爭。不了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斗爭，那就是錯誤的。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人民出版社版第19 ——20頁】
人的思想意識決定人的言行，既然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反馬克思主義思想還會長期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就必須還要進行長期的斗爭。毛澤東同志早在1957年就預見到了20多年后的中國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沒有真正解決，近30多年來的事實證明中國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不是消失了而是越來越嚴峻。顏色革命隨時可能發生，香港“占中”的“雨傘革命”已經在敲響了中國“顏色革命”的警鐘。中華民族已經又到了非常危險的時候，所以，中國共產黨必須帶領全中國人民繼續進行思想領域的階級斗爭，肅清資本主義普世價值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影響。
“我們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毛澤東：《關于共產國際解散問題的報告》1943年5月26日《1943年5月28日解放日報》】“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128頁】是要做官還是要革命，是向人民負責還是向資本家負責，這是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的根本區別，是共產黨員和走資派的根本區別。干部和“官員”是本質不同的兩個階級體系，共產黨的干部是要革命的，共產黨員應該具備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要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做人民的勤務員;“官員”是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寄生蟲，是官僚，是壓迫和剝削人民的敵人。如果共產黨的干部成了“官員”，要么是整個共產黨已經變了顏色，要么就是這個干部的在思想上已經脫化變質了。改革開放以后，西方資產階級話語權逐漸占領中國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陣地，他們把共產黨的干部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員等同起來，把共產黨人的無產階級世界觀與資產階級世界觀等同起來，混淆兩種對立階級本質上的差異，他們同化共產黨的目的就是要改變共產黨的顏色。一些混入共產黨組織內的共產黨員因為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他們用資產階級話語體系來包裝無產階級革命，有的甚至站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立場上用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標準來衡量共產黨人的一切，使中國共產黨人在話語權中占被動地位。有的共產黨人自覺和不自覺地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和中國傳統的封建主義思想，承認自己已經由為人民服務的干部了異變成了騎在人民頭上的“官員”，這是一個多么可怕的由量變到質變的社會現實。
毛澤東同志曾經尖銳地指出：“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里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后，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斗爭，包括思想方面的斗爭。而在這個斗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人民出版社版第29 ——30頁】
由于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后，社會上還有一部份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夢想要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復辟為資本主義私有制財產，夢想自己成為壟斷中國經濟的最大資本家，夢想著只要自己擁有“萬能”的金錢就可以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他們貪圖享樂，熱衷于聲色犬馬，嫖賭逍遙;他們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反對階級斗爭，反對愛國，反對人民當家作主，反對工人階級領導。于是，貪贓枉法，貪污腐敗，官僚主義相繼在中國出現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為了自己的個人和小團體的利益，違反憲法竭力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瓜公國企，工人被下崗，農民被征地，正氣被壓，邪氣上升，牛鬼蛇神橫行，黃賭毒黑泛濫;人民頭銜被取消，同志稱呼被異化。中國共產黨提出“轁光養晦”，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放棄階級斗爭，放棄無產階級話語權。資產階級普世派唯美是從，唯美是聽。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專請佐利克來中國指導并制訂改革開放的各種不符合中國國情的資本主義政策，企圖用資本主義方式替代社會主義內容，用資本主義私有化經濟來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用資產階級思想來推翻無產階級政權，使廣大勞動人民群眾重受二遍苦，重遭二遍罪。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曾經批判過的東西，從現在中國的狀況來看，毛澤東同志當年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非常正確的。
七、哲學革命
毛澤東同志說：“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23頁)】
中國古代的道家有許多理論也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比如說“金、木、水、火、土”這“五行”的相生相剋，陰陽八卦，就是“對立統一”的規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人民出版社版第9頁】只不過中國古代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理論被歷代帝王將相統治者采用唯心論來解讀。毛澤東同志說：“世界上只有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最省力，因為它可以由人們瞎說一氣，不要根據客觀實際，也不受客觀實際檢查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則要用氣力，它要根據客觀實際，并受客觀實際檢查，不用氣力就會滑到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方面去。”【毛澤東：《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按語(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版第70頁】
經毛澤東同志的大力提倡，馬克思主義哲學已不只是少數哲學家和哲學工作者的事業，而是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一件事業。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世界觀、方法論，是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的理論基礎和精髓。毛澤東同志把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放在黨的思想理論建設上。1941年9月，他把“思想方法論”規定為中央研究組及高級研究組學習的主要內容。延安整風運動實質是一次提倡“唯物論辯證法”，反對主觀主義，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習運動。許多干部學習了哲學，提高了修養，終身受益。陳云同志在1981年回憶說：“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同志提倡學馬列著作，特別是學哲學，對于全黨的思想提高、認識統一，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澤東同志親自給我講過三次要學哲學。在延安的時候，有一段我身體不大好，把毛澤東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電報認真讀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領會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實事求是。”所以，“在黨內，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學哲學，有根本的意義”。【《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頁】
在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共產黨內涌現出了一大批具有哲學修養的黨、政、軍領導同志，從而使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更大的成功。
在上世紀50至70年代，中國出現了一場群眾性的學哲學、用哲學的運動。大慶人靠的就是“兩論”起家的，他們克服各種困難，開發和建成了現代化的大型企業。1960年4月，在大慶會戰開始時，石油工業部機關黨委曾發出《關于學習毛澤東同志所著的“實踐論”“矛盾論”的決定》。該決定刊登在油田指揮部機關報《戰報》第1期創刊號上。石油工業部在北京購買了幾萬本“兩論”單行本，空運至哈爾濱，供油田職工學習。1964年12月21日，周恩來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大慶油田的建設，“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典范，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是‘兩論起家’，就是通過大學《實踐論》和《矛盾論》，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去分析、研究、解決建設工作中的一系列問題。”【《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69頁。)】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李四光等均是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來指導自己的科學研究，為我國現代科學事業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指導下取得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勝利。
一九七〇年，舉國上下學習毛主席哲學思想的熱浪達到了高潮。那時，東西南北中、工農兵學商，學哲學、用哲學蔚然成風，盛極一時。這個時期，在全國涌現出不計其數的學哲學、用哲學的先進集體和模范個人。據當時的新聞報道天津市第三建筑公司綜合廠有位老工人叫葉世忠的同志學哲學又學文化的事跡很突出，也很感人。
黨的歷史經驗表明：“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這就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陳云文選》第3卷，第360頁。】
李瑞環同志曾說：“在‘兩論’指導下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成功的事實，是大家所熟悉的。大慶就是靠‘兩論’起家的。”【《學哲學，用哲學》(上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頁。)】
馬克思說：“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9頁】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辨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再一個是它的實踐性，強調理論對于實踐的依賴關系，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毛澤東：《實踐論》(1937年7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73頁】
毛澤東同志提倡要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解放出來”，是要讓廣大人民群眾學會懂得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確立無產階級世界觀，掌握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論，學會運用唯物辯證法。“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毛澤東：《矛盾論》(1937年8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91頁】
要使全體黨員懂得任何一個政黨的覆滅首先是它自己內部的腐爛，千里之堤，潰于蟻穴。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只能通過內因的變化而起作用。牢記“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明白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共產黨自己不變質，任何敵人都無法撼動共產黨的人民政權，要革命就必須先要抓好黨內建設，提高共產黨員的思想覺悟和革自己命的自覺性。哲學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樣，哲學就會變為人民“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
八、作風革命
“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毛澤東：《關于重慶談判》(1945年10月17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161頁】
共產黨的干部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和人民群眾一起參加生產勞動充分體現了共產黨人的優良作風和階級本色。
江澤民同志在1990年12月在全軍軍事工作會議上對中國人民解放軍提出：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這五項要求中就包括了“作風優良”。
我們在觀看反映戰爭的電視電影中看到兩種完全不同的場面，共產黨的軍官在帶領戰士向敵人沖鋒時總是高呼：“同志們，跟我沖!黨考驗我們的時候來到啦!”而國民黨或其他軍閥部隊的軍官在沖鋒時一般都是用槍逼著部下高喊“弟兄們，給我沖!……賞大洋**塊。”從這兩種“沖鋒”中，一個是帶頭向前沖鋒，沖鋒陷陣犧牲生命是對共產黨員的考驗;一個是下令士兵向前沖鋒，要部下用性命去換取一定數量的銀元，這就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世界觀換來的兩種完全不同的領導作風。
“我們共產黨員，無論在什么問題上，一定要能夠同群眾相結合。如果我們的黨員，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經風雨，不見世面，這種黨員，對于中國人民究竟有什么好處沒有呢?一點好處也沒有的，我們不需要這樣的人做黨員。我們共產黨員應該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群眾斗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群眾斗爭的大世面。”【毛澤東：《組織起來》(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36頁】
共產黨員只有在群眾斗爭的大風大浪中鍛煉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不知道現在有多少共產黨員經歷過群眾斗爭大風大浪的鍛煉?有沒有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經風雨，不見世面”的共產黨員呢?
在舊社會，任何一個擁有權力的官僚群體都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為了自己升官發財，為了金錢美女的享受，為了衣錦還鄉，妻妾成群，光宗耀祖，一人得道，齊家升天。而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干部堅持一夫一妻制，不亂搞男女關系，不搞什么光宗耀祖，也不會搞“一人得道，齊家升天”的勾當。我們老家因為是老區，有很多是在井崗山斗爭時期參加革命的老紅軍，在毛澤東時代都是高級干部，他們回鄉探親最多去自己父母的墳前掃墓，探望一下過去的親友，從不接受鄉親們的送禮，更沒有人想過為自己的祖宗修建墳墓、祠堂、廟宇或者紀念碑之類的建筑。解放后，江西省主管農業的省委書記劉錦秀的母親生活在鄉下做農活和家務，他的胞弟只是公社供銷社的一個售貨員;獨臂將軍左齊的兒子只是公社糧食倉庫的保管員;張國華將軍的媽媽一直生活在永新縣城，沒有請保姆服侍，左鄰右舍的鄉親們經常會主動地去看望她;甘祖昌將軍退休回蓮花縣老家務農;60年代初，我親眼看見回鄉探親的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在家鄉的社隊干部和群眾的陪同下卷起褲腿到農田“視察”。……七十年代初，我們經常和縣委書記縣革委會主任們一起在生產隊插秧，收割水稻，和書記主任們一起下工廠車間參加勞動;在1972年雙搶季節中，我們曾經還和當時兼任永新縣委書記的吉安軍分區張參謀長進行過插秧比賽。在毛澤東時代，從中央到地方的省委書記、省長，從專區的書記、專員到縣、鎮、公社的干部沒有一個不參加勞動的。參加勞動是毛澤東時代共產黨干部的優良傳統作風，不參加勞動的干部在那時是可恥的，是不會被重用的。
翻開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在工礦車間，在田間地頭，到處都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干部挽起衣袖，卷起褲腿，和工人農民一起參加勞動。在工人群中，在農民家里，我們可以看到共產黨的領導干部和普通工人農民在一起談笑風生;在階級敵人面前，在犯罪現場，我們可以看到警察與群眾一起攜手斗爭，共保平安;小孩子在路邊撿到一分錢都會高高興興地交給警察叔叔。有困難，找民警，有問題，找干部。村趕村，戶趕戶，群眾看干部，干部看支部。群眾有困難上訪，有人熱情接待，沒有人誣蔑人民群眾是“刁民，農民進城不會被當作“三無人員”抓走關押。黨員帶頭樹正氣，壓邪氣。愛黨愛國愛勞動成了英雄模范，賣淫嫖娼銷聲匿跡。人人爭當先進，個個助人為樂，家家和睦相處，戶戶團結友愛，一夫一妻，多子多女，天倫之樂，其樂融融。這是多么美好的社會家園，這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為人民服務所形成的良好社會風氣，是共產黨人和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的結果，是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發揚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換來的良好社會環境，這是其他任何一個時期不可能具有的社會現實。
1965年5月，正是井崗山春末夏初交替的季節，到處“鶯歌燕舞”，毛主席“千里來尋故地”，回到了闊別38年后“舊貌變新顏”的井崗山，沿途沒有象現在的共產黨干部那樣警車鳴警開道。毛主席在井崗山下的永新縣城休息了一晚，晚上在招待所召集已經退休的紅軍老戰士和縣領導及普通工作人員在一起聊天，毛主席利用這一時間搞調查研究，對同志們問寒問暖，后來大家還在一起照相合影。在毛澤東時代，不管是毛主席本人還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下鄉下廠工作，都是和人民群眾在一起，不會象封建社會和改革開放后的“官員”一樣有前“兵”后“勇”的人在前面鳴鑼(警)開道。
共產黨的領導出門警車開道，全程封鎖路面好像是從1999年深圳第一次高交會的時候開始風行。我記得那天晚上，從南山到上海賓館的深南大道全程封路，我從“錦繡中華”開始向東行走，沿途被禁止任何車輛行走，一直到*總理的車隊過去后才緩緩有公交車輛開過來，當時在路上行走的人們個個怨聲載道，都以毛澤東時代的中央領導下鄉工作做為榜樣，特別是用周總理親民的形象用來對比作為發泄對這次封路的怨言。
封建社會的官員出門鳴鑼開道，老百姓必須回避。解放后用警車開道的“官員”是因為意識到自己已經演變成了官僚階級，成了人民的敵人，因而害怕人民群眾，他們不是真正的共產黨的干部。共產黨的干部從來不會害怕人民群眾，因為共產黨的干部和人民群眾心連心，是人民群眾心中的親人。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歷來反對這種官僚主義的作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害怕中國的老百姓，這是一個天大的笑話，也是對中國共產黨極大的侮辱。
毛澤東同志告誡我們：“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已奉公，埋頭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10頁】
是把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還是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大公無私還是自私自利?是積極努力還是消極怠工?是克己奉公還是貪污腐化?是實事求是還是風頭主義，是可敬還是可鄙?這是真假共產黨的分水嶺，前者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后者是混進黨內的階級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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