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國情分析方法論要——以近代中國為中心

　　認識國情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條件，毛澤東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非常重視分析國情的方法，運用調查研究、矛盾分析、比較研究等方法分析國情，這些方法對我們認識當代社會仍有指導意義。

　　一、從分析主要矛盾和矛盾的特殊性中認識社會

　　在毛澤東的國情分析方法中，矛盾分析法是其中的一種主要方法。毛澤東主張分析國情要抓主要矛盾。他說：“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告訴我們的方法。”[1]他運用這一方法，分析和揭示了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指出，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是封建社會，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但是從鴉片戰爭后，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偉大的近現代中國革命，就是在這些矛盾的基礎上發生發展起來的。

　　毛澤東還主張分析國情要分析社會矛盾的特殊性。他說：“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無從確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據。”[2]他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就運用了這一方法，指出，自從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中國后，中國已經不是完全的封建社會，也不是資本主義，而逐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在日本占領區，是殖民地社會;在國民黨統治區，基本上也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社會;而不在日本占領區和國民黨統治區，都是封建半封建占優勢的社會。這就是現時中國社會性質，這就是現時中國的國情。”[3]

　　毛澤東還運用上述方法分析民族資產階級的特點。根據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資產階級應是革命對象。但是，毛澤東從近代中國社會特點出發分析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卻得出了與經典理論不同的一番新認識。他指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同于外國資產階級，是一個具有兩面性的階級。一方面，他們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所以“他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有矛盾”;另一方面，他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并沒有完全斷絕經濟上的聯系，所以“他們又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氣”，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重性，“決定了他們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夠參加反帝國主義和反官僚軍閥政府的革命，他們可以成為革命的一種力量。”[4]這一分析，不僅使人們看清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特點，為中共制定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策略提供了理論依據，也彰顯了毛澤東的國情分析方法的科學性。

　　矛盾分析的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組成的，而其中主要矛盾規定和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作為辯證法大師的毛澤東非常清楚這一點，所以緊緊抓住主要矛盾來分析認識社會，實踐證明這是把握國情的正確方法。

　　二、用階級分析法來分辨敵友

　　從社會國情來說，社會階級狀況及其關系是一個國家基本國情的重要內容，尤其在革命年代，能否認清社會階級狀況直接關系到革命成敗。誠如毛澤東所說，敵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但是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作大概的分析。

　　毛澤東分析近代中國社會階級狀況及其關系，主要使用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即根據各社會集團在生產關系中的地位，生產資料的占有多寡來劃分階級。以近代中國農村階級為例，毛澤東在《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中即以階級分析法，清晰地劃分出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和工人(雇農)五個階級及其社會經濟地位。他指出：“占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農民為生的，叫做地主。”“富農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中農許多都占有土地，自己都有相當的工具。”“貧農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無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須租入土地來耕，受人地租、債利和小部分雇傭勞動的剝削。”“工人(雇農在內)一般全無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極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賣勞動力為生。”[5]

　　值得指出的是，毛澤東對階級分析法的運用，并不止于此，而在經濟分析的同時，又對各個階級相應作了革命態度的分析，借以判斷他們在革命中的地位。以貧農而言，他認為，無土地又無充足農具的貧農，每年勞動結果所得無幾，還要出賣一部分勞動力，因他們是農民中極艱苦者，因而“極易接受革命宣傳”。而有土地和較充足工具的貧農，每年大體能得到勞動果實的一半，所以他們的革命性，“優于半自耕農而不及另一部分貧農”。但不論那一部分貧農，都“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6]

　　事實上，由于近代中國社會的特殊性，經濟分析雖能分清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但未必能真正分清敵友。因為在這里，一般社會中的剝削階級并非都是敵人或革命的對象，民族資產階級就是一個例子。其政治態度明顯表現出兩面性，“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但是當著革命……對于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7]這就需要做革命態度的分析。毛澤東正是從這點出發，在階級分析中融入了革命態度的分析，從而在認定各階級經濟地位的同時，又認定了各階級在革命中的地位，為制定革命策略提供了可靠依據。

　　歷史表明，階級分析的方法在毛澤東認識近代國情中起了極大作用，他運用這一科學分析方法，不僅創造性地把農民作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而且把民族資產階級作為革命動力并與之建立統一戰線，促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三、以調查研究作為了解國情的最基本方法

　　根據認識論觀點，認識事物最好的辦法就是同客觀事物接觸，而調查研究可謂接觸事物的最佳途徑。毛澤東非常重視通過調查研究來分析國情，他說：“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8]

　　毛澤東的調查研究常用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開調查會。早在廣州農講所期間，他就把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員召集在一起，向他們發放調查表和開調查會，了解他們家鄉的佃主關系。1930年他在江西蘇區所做的尋烏調查和興國調查，也都使用了開調查會的方式。尋烏調查邀請了10多位不同方面的人士，興國調查請了8個家庭的成員，或由毛澤東問其他人答，或有與會人士根據毛澤東調查提綱介紹情況。盡管被調查的人數很有限，但因毛澤東事先做了較為詳細的調查綱目，所以，這些調查使毛澤東弄清了不少問題。他說：“我做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貧農與雇農的問題，是在興國調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時才使我知道貧農團在分配土地過程中的重要性。”[9]

　　另一種方式是實地考察。比如農民是近代中國的一個重要階級，也是國情的一個重要內容，但是農民在民主革命中究竟起著什么作用?建黨初期，許多黨員對此不是很清楚。然而，毛澤東在1927年通過在湖南多地對農民運動的實地考察，對上述問題有了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針對當時不少人責難農民革命斗爭，毛澤東在調查后旗幟鮮明地提出：農民是“革命先鋒”，沒有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這些認識后來被證明完全正確。秋收起義后選擇什么樣地方進行武裝割據，毛澤東同樣選用了實地考察的方式。他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指出：“整個的羅霄山脈我們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較起來，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的中段，最有利于我們的軍事割據。”[10]進入井岡山后，針對工農武裝割據是不是能在那里立足并堅持下去，毛澤東繼續深入實地調查，不但調查當地的實際情況，而且調查過去有沒有人在那里開展過武裝割據。正是通過這些實地調查研究，對近代中國農村的特點及在農村開展革命斗爭心里有了譜，毛澤東才提出并論述了“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為中國革命實行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奠定了理論基礎。

　　毛澤東還極為重視調查研究的技術。他在《反對本本主義》等論著中，從多方面對如何做好調查研究作了較為詳細地闡述，要求調查研究必須領導親自出馬，擬提綱，做記錄;要下馬看花，眼睛向下;要運用科學方法等，充分體現了他對調查研究在分析國情問題上的重要性的認識。

　　四、在歷史長河中用發展的變化的眼光分析近代中國

　　毛澤東分析近代國情，還常常使用歷史的、發展的方法，把事實分析與動態分析相結合，把國情放到歷史長河中，用動態的眼光來認識它。眾所周知，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具有兩面性的階級，他們對于中國革命有著矛盾的態度。他們曾經是革命的同路人，參加過反帝反封建軍閥的斗爭;但他們也一度成為革命的陌路人，站到了蔣介石集團那一邊。因此，大革命失敗后，中共黨內不少人把民族資產階級視作敵人。然而，毛澤東卻沒有把民族資產階級釘在過往的歷史上，而是把過去與現時結合起來，特別是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后，他以動態的眼光再審視國情，看到了民族資產階級政治傾向在新形勢下的變化，明確指出：“在今天的情況下，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呢?我們認為是有這種可能性的。”[11]“日本侵略的情況變動了中國的階級關系，不但小資產階級，而且民族資產階級，有了參加抗日斗爭的可能性。”[12]歷史證明這一分析是正確的。

　　近代中國歷經清朝、民國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時期，外侵內戰交替，社會紛亂動蕩。毛澤東同樣把它放入歷史長河中，用動態的方法分析發展變化中的社會，解析不同時期的社會特點。北洋政府時期是“政治更發黑暗，財政更發紊亂，軍隊更發增多，實業教育更發停滯。”[13]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前期是“微弱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嚴重的半封建經濟同時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業都市和停滯著的廣大農村同時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軍閥和管理地方政府的小軍閥同時存在”。[14]進入抗戰后，毛澤東在全面考察了中國社會的演變后，重新概括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日益成為統治中國的決定力量、中國的封建勢力已經成為帝國主義奴役近代中國的社會基礎、民族資本主義有了某些發展但沒有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雙重壓迫下中國人民經濟上的貧困和政治上的不自由程度是世界所少見等近代中國的六個特點。

　　其實，任何社會都是沿著相對穩定與絕對變化的軌跡運行的，不變的社會是沒有的。雖說有時一定時期的社會變化置于歷史長河中審視微不足道，但惟其細微易被忽視和不易察覺，就更需要我們確立動態的分析方法來分析觀察事物，這對于我們全面準確地把握發展與變化中的國情的脈搏、及時作出正確決策具有重要作用。

　　五、在比較研究中分析國情

　　比較研究的方法也常見于毛澤東分析近代中國國情之中，這方面，毛澤東常用的有橫向比較和縱向比較。

　　橫向比較即不同國家之間的比較。在論述近代中國究竟應該建立何種政治制度時，毛澤東就是從比較分析不同國家的國情來解答的。他說，全世界多種多樣的國家體制中，按其政權的階級性質來劃分，不外乎三種：一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三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共和國。第一種屬于舊民主主義的國家，在今天這種形式已經過時;第二種除蘇聯外，是將來一定時期的世界統治形式;第三種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所采取的過渡的國家形式。通過比較毛澤東指出，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所以中國革命的國家形式，“就是幾個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15]

　　對于中國革命戰爭道路和斗爭形式，毛澤東同樣通過分析中外間國情差異來回答。他說，武裝奪取政權這個馬列主義革命原則，不論在中外都是對的。但基于各國不同條件會有不同。如資本主義國家在沒有法西斯和戰爭時期，“國家內部沒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外部沒有民族壓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壓迫別的民族”，所以，那里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是經過長期的合法斗爭，準備最后到推翻資本主義，“斗爭形式是不流血的”。而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基本的不是經過長期合法斗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主要的斗爭形式是戰爭”。[16]

　　縱向比較即在中國不同歷史時期內的比較。1940年毛澤東對中國文化革命的歷史特點的分析論述，就采用了這種比較研究的方法。他說，“五四”以前中國文化戰線上的斗爭，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和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斗爭，那是所謂新學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是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服務的。但是“五四”以后則不同。中國革命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登上了中國政治舞臺，中國產生了嶄新的文化生力軍，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所以，在“五四”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中國的文化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而在“五四”后，中國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中國的文化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17]

　　不論橫向比較還是縱向比較，其實只是一種分析問題和認識問題的方式。從認清問題的角度來說，它往往能使人們在比較中對問題看得更加清楚或更加深刻;從解決問題的角度來說，通過比較，不但可以清楚地反觀自身，而且還可以找到更適合解決自己問題的方法。

　　綜觀毛澤東分析近代國情的方法，讓人領略到科學方法的重要性，它不僅為毛澤東正確認識近代中國，引導新民主主義革命朝著勝利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保證，也為認清國情，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重要的條件。

　　【注釋】：

　　[1][2][4][5][6][7][10][11][12][14]《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09、309、127-129、70、4、79、145、158、188頁。

　　[3][15][16][17]《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675-676、542-543、696-698頁。

　　[8]《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頁。

　　[9]《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3頁。

　　[13]《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頁。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科學部 上海 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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