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節說到莫言家鄉人民公社時期的農田水利建設，并指出，沒有這些農田水利建設，今天的莫言也許還會在家鄉吃“紅高粱”，還要“半年糠菜半年糧”。
這個感想絕不是像莫言那樣信口開河胡編亂造，它不僅僅有水利工程一類的實物證據，還有一些鮮為人知的歷史故事。
莫言獲獎后，他的大哥管謨賢也熱了起來，2012年10月12日他在接受新浪讀書訪問中有下面一段對話——
【新浪讀書：莫言發布會中說現在本來是能看到紅高粱的季節，現在卻沒有了。
管謨賢：紅高粱早就不種了，高粱因為太難吃了，除了造酒沒有什么別的功能。
新浪讀書：這個高粱地是哪個時期種高粱?
管謨賢：是七十年代以前還大量的種，特別是七十年代初期的時候。這里公社干部到海南島引進一種多穗高粱，種一個種下去像小麥一樣分解很多，那個難吃，像石 頭一樣，磨出的面粉做個窩窩頭可以打死狗，像石頭一樣。
新浪讀書：所以這個高粱只限于幾十年以前。
管謨賢：就是造酒，另外高粱全身都是寶，高密土話叫“挺稈”，就是秸稈上面的部分包餃子放在上面當蓋簾，他那個皮揭下來編席子，都是用那個高粱。
真的種就是為這個，再就是扎掃帚，都是高粱。】
看了這段對話，大于有些疑惑。那個時候公社干部為什么要引進這樣一種留作笑話的高粱呢?查閱了一些資料后，發現它的后面隱藏著一個不應該遺忘的關于“紅高粱”的大故事。
高密曾經是紅高粱獨霸的天下，后來為什么消失了呢?有文章形象地說，因為這里進行過“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參考《消失的紅高粱——一個村落和一個物種的歷史》)。
“國以農為本，農以種為先”。早在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就提出“有了優良品種，即不增加勞動力、肥料，也可獲得較多的收成”。1958年，毛澤東同志再次提出，要把種子作為發展農業的主要措施之一。大躍進中，科研戰線上良種研究的躍進可以說是全面出擊，廣泛鋪開。水稻、小麥、玉米、高粱、紅薯等都組織了一些科研團隊。他們培育出來的優良品種，有的在名稱上還帶有大躍進的烙印，如：小麥的“躍進8號”等新品種，水稻的“躍進3號”、“躍進4號”等。中國人不應該忘記，為解決中國人吃飯問題其到重要作用的雜交水稻的研究，實際上也是從大躍進開始，在20世紀70年代取得重大突破后全面推廣的。
在高密，經過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昔日的不毛之地成為物產豐饒的脂膏之地，經過改造的鹽堿地已經不可能再是高粱一統江湖。解放前不見蹤影的玉米闖入了這塊土地，“卷入這場戰爭的卻不僅僅是玉米和高粱，中國的傳統作物谷子(稷)、黍、麻甚至大豆也未能幸免。”
“好在解放后不久就開始有了氨水和磷肥，沒有這些東西誰也不敢種玉米。”《高密縣志》記載了1957年各種作物的單產：小麥129.7斤，高粱144.2斤，玉米168.6斤，谷子185.4斤。化肥的使用改變了玉米和高粱的對比，但還不足以成為決定這場戰爭的根本力量。在高密的人口從1951年不足50萬人猛增到1957年的61萬多人的同時，全國人口由1949年的5.5億增加到1959年的6.6億。巨大的人口壓力，迫使人們追求更高的糧食產量，1960年國家主席劉少奇簽發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提出要“多種高產作物”，“根據需要和民食習慣，適當地發展玉米和薯類等高產作物”。在這場農業改革中，高粱被視為低產作物逐步淘汰。
但是，對高粱雜交優勢的科研仍在進行。管謨賢說的那種“做個窩窩頭可以打死狗”的高粱，指的是“1969和1971年，高密縣政府兩次派出雜交高粱制種隊，遠赴海南島陵水縣和雷州半島徐聞縣，配制了原雜10號和原雜14號兩種豐產高粱。這兩個品種的推廣曾一度使高粱播種面積提高到糧食作物的11%。”據說原雜10號高粱的“雜種優勢強,稈粗壯,穗型大而中散,籽粒品質較好,產量高,一般畝產800—1,000斤;同時耐旱、耐澇、耐潰,后期灌漿能適應低溫,秋季再生能力強,十分有利于一播兩熟(春播一熟加再生一熟)栽培。” “但是因為這種高粱所含單寧比較高，人畜均不喜食，最后不得不停止種植。”但是，如果沒有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其它作物難以入駐，說不定雜交高粱就會在高密勝出，今天的莫言家就不得不得要吃那“可以打死狗的窩窩頭”。可以順便提一下的是，“1969和1971年”的時候，高密就因為“這種高粱所含單寧比較高，人畜均不喜食”，說明他們對糧食已經有了口感的要求，自然不可能是莫言寫的那樣人們天天挨餓饑不擇食的情景了。
回頭來說，許多良種科工作者研對高粱雜交優勢的科研，至少在高密是失敗的。因為失敗了，所以人們遺忘了他們。到今天，連像管謨賢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提起他們也連諷帶刺，不留情面。
現在，一說起中國糧食問題的突破，絕大多數人都知道雜交水稻和袁隆平，甚至只知道袁隆平，這是不公平的。實際上，袁隆平團隊不過是成千上萬良種研究隊伍中，攻克水稻雜交高地的幸運者、佼佼者和優勝者。在袁隆平的背后，不僅有無數的參與者、組織者和支持者，還有許多像雜交高粱在高密一樣遭遇的“失敗者”。他們在探索中付出的辛苦和努力，可能比研究雜交水稻也不會少，雖然他們“失敗”了，但他們的探索同樣具有促進社會進步的積極意義。今天我們這些吃飽了飯的人，對他們曾經的失敗，不僅沒有嘲笑的權利，而應該不忘他們作出的奉獻，在提到他們的時候，理所當然地應該向他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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