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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時代，中國外交史上有三件標志性事件：一是“紫石英”號事件，二是抗美援朝，三是尼克松訪華。“紫石英”號事件，向英國宣示了中國的主權，意味著中國要在自己的領土范圍內說了算;抗美援朝，向美國宣示了朝鮮屬于中國的勢力范圍，意味著中國要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說了算;尼克松訪華，意味著中美蘇三足鼎立形成。雖然中國實力最弱，但是天下勝負，取決于中國和那一邊結盟——中國地位類似當年韓信在楚漢相爭期間的地位，“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多說一句，今天，中美俄三國的關系仍然如此，不過中國已經從老三，進化為了老二。究其原因，這其中既有蘇聯自己領導人的愚蠢，也有中國毛澤東以后的領導人的努力。)今天外交的基礎是當年毛澤東打下的，這一點毋需置疑。

　　要分析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外交，首先要介紹當時的歷史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世界上建立了凡爾賽——華盛頓體系，英國是最大的殖民國家，控制著廣大的殖民地。美國是最強的工業國家，不過其工業能力暫時還沒有表現為軍事實力。德國、法國、日本、意大利和蘇聯，也都有強大的實力。英國很難維持自己的殖民地，頗似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形勢。理論上存在國聯，實際上國聯就是一個擺設，連提議設立國聯的美國自己都不加入。當時國家之間，解決爭端，靠的是坦克、戰斗機和戰列艦。

　　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在二戰后被雅爾塔體系取代。二戰末期，美英蘇三國，在雅爾塔舉行秘密會議，劃分勢力范圍。戰后，美英勢力范圍內發生了禪讓，美國取代了英國成為了昔日大英帝國范圍內的最高領袖。美國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操縱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控制石油資源，壟斷高科技工業，采取貿易剪刀差、控制經濟命脈、周期性金融打擊、推廣美元債務等經濟殖民的方式，取代了英國的直接殖民。這樣一來，既節約了殖民成本，也提高了壓榨殖民國家的效率。表面上看，大批亞非拉國家獲得了獨立，實際上，這些國家長期處于不利的經濟地位，向美國源源不斷地提供利潤，長期處于世界經濟金字塔的底層，陷入經濟困境難以自拔。蘇聯方面其實也類似。在蘇聯主導的經互會國家內部，也存在類似美國與落后國家之間的金字塔關系。不過，因為蘇聯實力弱于美國，所以經互會的規模和影響力，不如美國構建的經濟殖民圈規模和影響力大而已。

　　維護美蘇控制的兩大經濟殖民圈的，是軍事聯盟。美國領導北約，蘇聯領導華約。因為有了核武器，兩國都能把對手打回石器時代，所以大規模的熱戰暫時打不起來。但是，在冷戰期間，代理人戰爭、武裝干涉、向對方勢力范圍用兵，從未停息。

　　雅爾塔體系時代，處理國際關系名義上有聯合國安理會，遇事需要大國集體同意。實際上，聯合國無非是一個小國賣選票，美蘇找合法性的地方。決定聯合國投票結果的，一是錢，二是槍。絕大多數情況下，小國都是插標賣票的。美蘇之間的沖突(比如古巴導彈危機)，在聯合國是解決不了的。對美蘇來說，可能的時候，利用聯合國給自己的行為找理由，占領道義的制高點，找不到合法性的時候，就甩開聯合國，自己直接干。

　　兩個帶頭大哥，彼此都有核武器(蘇聯的晚一些)，都有自己的勢力范圍，都有自己的軍事聯盟，都有自己的經濟殖民圈。想要得到其中任何一方的援助，就要接受對方的附加條件，都可能成為大國間爭斗的炮灰、大國利益的犧牲品或者被大國壓榨的經濟殖民地。

　　除了兩個超級大國的勢力以外，還有一些雜七雜八的小國(包括印度)，組成不結盟運動組織和77國集團，產油國則結成歐佩克組織。這些小國結成組織的初衷是抱團取暖。實際上，和任何松散的民間組織一樣，這些組織內部因為缺上統一的權威，注定存在激烈的爭權奪利。許多小國兩頭吃糖，甚至多頭吃糖，騎墻搖擺。不僅如此，同一組織內部的個別小國之間還偶爾發生熱戰。如果美蘇的插手，這些熱戰往往演化為代理人戰爭，最終曠日持久，導致生靈涂炭。這些組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

　　具體到中國，形勢更不樂觀。雅爾塔會議瓜分了中國。外蒙獨立、東北歸于蘇聯的勢力范圍。蔣介石控制的區域，則是美國的勢力范圍。雖然名義上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爭度擁有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實際上連本國的領土都保護不了。1840年-1949年，中國的對外戰爭鮮有勝績，中國的抗日戰爭雖然在太平洋戰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牽制了數以百萬計的日軍，但是最終戰爭的勝利，卻不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的。當時，中國在國際上沒有什么地位，說話也沒人當回事。巴黎和會也好，雅爾塔會議也好，涉及到中國的內容，都犧牲中國的利益。中國沒有能力維護自己的利益，其他國家自然也不會把中國的利益當回事。

　　在這種形勢下，中國怎么辦?

　　毛澤東的選擇是獨立、自主、務實。國家間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國，就難免被別國出賣，為別國作出犧牲。這樣的教訓很多，比如蔣介石被英美出賣失去外蒙，比如中共被蘇聯出賣幾乎被蔣介石屠殺干凈。國際上，這樣的例子更多。再說，一個統一的中國，擁有龐大的人口數量，是任何一個大國不愿意看到的。分而治之，是各國對待中國問題的潛規則。所以，相比蔣介石選擇美國，王明選擇蘇聯，毛澤東選擇獨立自主，更有骨氣，更成熟，也更能維護中國的利益。(在毛澤東的時代，雖然中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都不如今天，但是當時的外交人員顯然不會說出：“美國是世界領導者，中國愿意和美國合作”之類既沒有頭腦也沒骨氣的話的。)

　　雖然世界上也存在金字塔，但是把受壓迫國家統一起來，反抗美蘇壓迫，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這些小國，很容易就被美蘇分化瓦解，出賣其它同盟國家的利益。再者，發達國家的社會底層，在國內是受壓迫者，在世界范圍看，則處于全球金字塔的中上層。從維護自身利益出發，他們往往樂于維護這種金字塔體系。在這種情況下，希望弱國聯合起來，或者希望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并不容易。這一點，在列寧時代就已經證實了——歐洲各國的無產者在帝國主義的戰場上，殺得你死我活。相比推廣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全球范圍內解放無產階級，增強本國的實力，維護本國的利益，是更務實的做法。這一點，在斯大林的時代，就已經是蘇聯的外交原則了。在“今日之友，明日之敵”的時代，成熟的政治家的外交政策，都奉行實用主義原則，以利益劃線而不是教條化地以意識形態劃線。斯大林、丘吉爾、羅斯福，莫不如此。以毛澤東這樣經歷過軍閥割據，從夾縫中殺出一條血路的成熟政治家，經歷過與蘇聯的合作與斗爭，在外交上自然也是實用主義者。在國內斗爭期間，他一向堅持“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在國際斗爭中，也是如此。毛澤東接見尼克松的時候曾經說過，他喜歡與美國的右派打交道——很顯然他不會以意識形態劃線，胡亂投靠蘇聯或者美國。

　　為了維護本國利益，關鍵時刻，毛澤東是絕不吝于一戰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個大國，在國際上的地位，絕不是靠施舍得來的，而是靠戰爭贏得的。從1949年到毛澤東去世，先后發生過“紫石英”號事件、抗美援朝戰爭、炮擊金門、珍寶島事件、中蘇新疆沖突、中印戰爭、西沙海戰，為了領土和主權，中國與外敵發生了多次戰爭或武裝沖突。五個常任理事國，中國和其中三個動過手。美蘇都曾經多次叫囂要對中國采取核打擊，毛澤東從未退縮，該怎么樣就怎么樣。那時，一旦毛澤東發出“懸崖勒馬”、“勿謂言之不預”的聲音，其它國家都要掂量掂量分量。1979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還是大量依靠了毛澤東時代的遺產。1982年，鄧小平對撒切爾夫人說“香港無論怎么樣都要回來，”中國怎么會有這樣的底氣?英國為什么會最終妥協?須知，當時英國剛剛打完馬島戰爭，大獲全勝。不難想象，英國妥協的原因，除了對越自衛反擊戰，毛澤東時代解放軍的戰績也是關鍵性的籌碼。可以說，有毛澤東時代的強勢和戰績，才有鄧小平時代縱橫捭闔的基礎。

　　這并不是說當時的中國是好戰，擴張的。多數情況下，與其它國家保持一種友好的關系，可以避免很多麻煩。雖然手握大棒，還要面帶微笑。四處樹敵，窮兵黷武，對一個相對落后的國家沒有一點好處。沒有美蘇的默許，其它國家奪取了殖民地，也很難能守住，相反軍費開支卻會暴漲。可能的情況下，中國愿意與其它國家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平等互利的外交關系。

　　概括起來，毛澤東的外交思想就是獨立、自主、平等、務實、不畏強權、不惜一戰、不搞霸權、互利互惠。

　　實現獨立、自主、平等、務實，要有相應的實力。如果自己沒有實力，或者自己的實力是由強國的實力衍生出來的，本國就不可能有獨立的外交政策。有了獨立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基礎，才可能有獨立的外交政策。軍事力量和經濟基礎越強，外交越好開展。

　　世界叢林金字塔之中，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不論是強國，還是弱國，都是靠實力說話的。這種實力是以軍事為基礎。弱國無外交，外交需要軍事的支持。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在談判桌上也得不到。反過來，在談判桌上得不到的東西，則可以在戰場上得到。如果軍事上弱于對方，那么只能經常屈從于對方，雙方之間的外交關系必然是不平等的，彼此之間的條約必然是不平等條約——強國有能力讓弱國簽訂城下之盟，弱國的選擇只能是主動接受不平等條約，或者被強國打敗接受更不平等條約。(多說一句，戰國七雄，秦國的外交最成功，原因無它，秦國的軍事實力就是秦國開展外交的基礎。)如果自己的軍事力量源自對方的支持，那么任何外交也談不上，只能無條件服從。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那些積極參與世界經貿合作的國家，變成多國經濟循環的一個零件。大多數弱國都處于不利的經濟地位。在經濟全球化的核武器時代，經濟戰場正在逐步取代軍事戰場。通過封鎖、禁運和金融打擊，造成敵對國家經濟內亂，引發政治動蕩，已經成為美國越來越常用的武器。使用這種武器，美國不必承擔巨額軍費，穩贏不輸。對那些被打擊的國家來說，則是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再多說一句，俄羅斯現在就遇到了困難，美國不使用軍事力量打擊俄羅斯，但是可以使用經濟手段打擊俄羅斯。而且，這種打擊還讓美國獲利頗豐。)

　　與蔣介石不同，毛澤東深知外力是靠不住的，所以他并不依賴外力：有外援，錦上添花，沒有外援，自力更生也可以。反映一國外交地位的不是出席國際會議的座次，或者國聯或聯合國的虛席。弱國的外交，要爭取在本國領土內，自己說了算。強國的外交，要爭取在本國的領土之外，照樣說了算。軍事不如人，經濟依附于人，就是在自己的領土上，也很難說了算。沒有足夠的實力，搞以夷制夷，類似一群狼在研究如何瓜分羊的時候，羊主動參與其中，引發狼的內訌。雖然狼之間可能彼此牽制掣肘，但是羊最終難逃被吃掉的命運。

　　有一種說法，開羅會議上，羅斯福曾經提出把琉球群島交給中國，蔣介石考慮再三，沒敢接受。許多人為此惋惜。實際上，蔣介石的做法是明智的做法。以中國當時的實力，根本無力收回東北、臺灣和澎湖列島，全要仰仗盟國的支持，這樣的情況下，得隴望蜀很可能被迫在其它方面做出更大的讓步。(當時，斯大林拒絕參加中美英蘇四國領導人會談，蔣介石當時很可能猜到斯大林要提出對中國不利的要求，所以拒絕中國參會。他應該也能猜到，美英為了讓蘇聯參與對日作戰，則要犧牲中國的利益。在他看來，羅斯福給予中國琉球群島，不過是犧牲中國利益的一種補償。這種情況下，收下琉球群島，便更難拒絕美英支持的蘇聯對中國的領土要求。)某種意義上講，德黑蘭會議和雅爾塔會議，都是狼商量怎么吃羊的會議。中國雖然是戰勝國，但也不過是一只羊。

　　因為毛澤東不倚賴外力，所以許多時候，能做到蔣介石做不到的事情。比如，統一中國，必須依靠自身的力量，不能倚賴外力。這就是依附于歐美力量的蔣介石難以統一中國的原因(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中毛澤東解析軍閥和帝國主義之間的利益關系，把軍閥混戰難以統一的原因分析得很清楚)。當年解放軍兵臨長江，斯大林曾經建議毛澤東劃江而治，毛澤東沒有聽從，而是揮師南下。很顯然，如果當時解放軍在長江止步，拋開華南、華東不說，統一西北、西南、西藏，都是不可能的。中國仍將長期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毛澤東能夠拒絕斯大林建議的原因，在于毛澤東的力量不是來自外援，而是來自國內。再比如，1958年，美國干涉黎巴嫩，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毛澤東的反應就是炮擊金門。一陣炮擊下去，金門駐軍傷亡慘重。美國軍艦為蔣介石軍艦護航，向金門運動補給。毛澤東炮擊蔣艦，美艦拋下蔣艦，掉頭規避。這時，蔣介石就知道自己再次被美國出賣了，反攻大陸沒戲了。毛澤東的力量來自本土可以一直打下去，蔣介石的力量來自美國，除非美國支持，否則無力反攻。

　　1949年以后，中國雖然解放了，但是國力仍然虛弱，在世界叢林中并不安全，位置也很低。中國當時的目標，是維護本國基本利益，不斷增強國力。中國最終的目標，是爬上金字塔頂峰，或者拆散世界金字塔(那就是世界大同，實現共產主義了)，后者比前者更遙遠。不過，不論是前者還是后者，都需要實力。

　　解放以后，毛澤東一直注意建立自己的獨立的經濟基礎和國防力量。短期內，從無到有建設獨立的經濟基礎離不開外來援助。(當然，副作用就是蘇聯撕毀協議、撤走專家的時候，使中國本來就處于困難時期的經濟雪上加霜。當時借助蘇聯力量是不得已，但也照樣付出了代價。)從那以后，中國對外來經濟援助一直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有利于我則利用之，不利于我則拒之門外。

　　外交成功的標準不僅僅是維護本國領土與主權完整，還包括能抓住各種機遇，不斷擴充本國實力。勢均力敵的時代，各國其實都是在耐心等待機遇。一方面不能讓對方有機可乘，一方面要能做到利用其它國家內亂、國力虛弱、有求于我等機遇擴充本國實力，甚至“乘你病，要你命”(比如二戰以后，蘇聯趁機在東歐擴展，美國接管大英帝國的勢力范圍;比如蘇聯解體，北約東擴)。

　　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不斷利用美蘇爭霸帶來的各種機遇，增強實力，一直是毛澤東時代外交的方針。其實，這種方針不過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之中關于紅軍如何在困難重重之中發展壯大的思想，在國際大環境中的翻版。有人認為毛澤東依靠蘇聯，后來有和蘇聯鬧翻了，在東北和新疆動手，和美國打仗，后來又和美國合作，是一開始選錯了合作對象。這樣的觀點，只看到表面分分合合的現象，看不到毛澤東借助美蘇爭霸，不斷為中國謀求最大利益，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的本質，是形而上學的觀點。

　　了解了當時的歷史背景、毛澤東的外交思路和外交方針，就不難理解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政策，波瀾壯闊的外交史以及所取得的成果。否則，只能覺得波詭云譎，充滿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