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精神光照千秋——紀念遵義會議勝利召開80周年

　　遵義會議精神光照千秋

　　——紀念遵義會議勝利召開80周年

　　王二路

　　中央紅軍長征經過貴州，在攻克黔北重鎮遵義之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

　　毛澤東同志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遵義會議的重大作用，即是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軍隊、挽救了中國革命事業。遵義會議之后，中國共產黨峰回路轉、化險為夷，一步步走向獨立，走向成熟，走向強大。遵義會議這段蕩氣回腸的歷史，很值得每一個共產黨員和中國人永久珍藏。

　　遵義會議精神的具體概念、內容以及主要含義又是什么呢?

　　2002年4月，中共貴州省第九次代表大會報告中將“遵義會議精神”作為鼓舞激勵貴州干部群眾改變貴州面貌，建設美好家園的強大精神動力首先提出來。隨后，遵義市委“遵義會議精神課題組”將遵義會議精神歸納為：“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堅定信念，民主團結，務求必勝。”[1]

　　2009年4月，時任中共貴州省委書記的石宗源同志到遵義調研，強調要大力弘揚“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堅定信念、民主團結、務求必勝”的遵義會議精神。這是省委書記在公開場合首次正式提到遵義會議精神的概念。

　　遵義會議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和偉大時代精神在特定階段的集中展示，是中國共產黨理想、信念、宗旨的生動體現，更是共產黨人崇高品格、精神風范、思想境界的升華。可以說，遵義會議精神是中國共產黨民主革命時期最光輝、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革命精神。遵義會議精神不僅是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命運發生改變的重要精神元素，而且,對于近年來黨內開展的一系列活動(諸如：反“四風”、反腐敗以及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等),凝聚起富民強國、振興中華的強大力量,也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筆者以為，遵義會議精神永遠不會過時。只要中國共產黨存在一天，她就會熠熠生輝、光芒四射，只要共產黨人奮斗的最終目標——共產主義實現不了，她的現實意義、重大價值將會永存。

　　第一、遵義會議實事求是的精神是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形成的堅實基礎。

　　“實事求是”一詞出自《漢書·河間獻王傳》，是史學家班固對河間獻王劉德的一句評語：“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在古代中國用這個詞來指“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的治學態度，后作為一種學風，形成實學思潮，從宋至清延續數百年，對中國古代和近代的學術研究及政治和社會生活產生過長期的重大影響。從湖南岳麓書院的門匾，到清末北洋大學的校訓，“實事求是”四字蔚然成風。

　　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把“實事求是”作為與主觀主義相對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作風而賦予了新的含義。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精神展現的最為到位，也最為生動的即是遵義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無論是對五次反“圍剿”以來的歷史總結，還是對紅軍進一步軍事行動的謀劃，亦或是對犯錯誤同志的批評和對被錯誤處理的同志的重新起用，無不體現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完全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實事求的思想路線的形成其源頭即是遵義會議。也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實事求的思想路線孕育于遵義，形成于延安。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同志對主觀主義作了系統的批判，鮮明地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而，實事求是成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也是毛澤東在革命實踐中謀略決策的突出特點。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會議上毛澤東所作的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對“實事求是”作了唯物而辯證的說明，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2]1941年12月，他又為中央黨校題寫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作為校訓。1945年在黨的七大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毛澤東進一步對理論聯系實際即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作了系統而深入的論述，把它作為中國共產黨同其它政黨相區別的顯著標志之一。

　　可以說，毛澤東關于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的科學思想，都是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都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產物。黨的七大確定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也就同時把實事求是確立為全黨的思想路線。

　　由上所述可以斷言，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形成，遵義會議至關重要、功不可沒。

　　第二、遵義會議獨立自主的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可靠保證。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全部活動中，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依靠群眾進行革命和建設，逐步形成的一個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原則。

　　追根溯源，獨立自主原則始于遵義會議。毛澤東曾說：“從一九二一年黨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們就是吃了先生(指共產國際——引者注)的虧，綱領由先生起草，中央全會的決議也由先生起草，特別是一九三四年，使我們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從那之后，我們就懂得要自己想問題……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3]當年的遵義會議，批評了共產國際代表在軍事上不切實際的瞎指揮，獨立自主地解決了中國革命如何繼續發展的問題。它表明中國共產黨已經具備了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獨立自主地領導中國革命的能力，同時，也標志著共產國際控制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方針和領導組成的時代結束了。中國共產黨經過革命斗爭的反復考驗，隨著斗爭經驗的不斷豐富，終于擺脫了幼年的稚氣，在政治上成熟起來了。從此，中國革命就在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下，一改過去多災多難、屢遭挫折的被動局面，走上了勝利發展的坦途。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戰爭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建立抗日根據地，繼續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最終把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這表明遵義會議以后的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從某種教條出發，照搬共產國際決議和指示了，而是善于運用馬列主義總結經驗，獨立自主地從理論和實踐上解決中國革命問題。1942年的整風運動是一次打破教條主義思想束縛的思想解放運動，也是一次反對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公式化、神圣化的斗爭，使中國共產黨擺脫了“左”傾錯誤思想和右的干擾，走上了更加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為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作好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準備。這次運動實際上是糾正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錯誤，整共產國際通過王明等人刮來的教條主義之風，謀求獨立自主地領導中國革命的偉大運動，是中國共產黨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和自身建設的又一范例。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莊嚴宣布：“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在講到對外關系時強調，要堅持中華民族獨立的立場，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場。這就是說獨立自主是中國政府對外交往中的一項基本國策。至于與其他國家共產黨的關系，中國共產黨則提出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反對干涉別國黨內事務的原則。

　　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中國曾經照搬過蘇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模式。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發現了這一模式的弊端，經過實際調查，1956年4月，毛澤東發表了《論十大關系》，開始明確提出中國要走一條自己的建設道路。1958年6月17日，毛澤東在對第二個五年計劃指標所做的批示中說：“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和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主義，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

　　第三、遵義會議堅定信念的精神是中國共產黨立于不敗之地的精神支柱。

　　中國共產黨人在黑暗勢力面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無畏精神，在艱難險阻面前昂揚向上、視死如歸、前仆后繼的獻身精神……皆源于純潔高尚，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正是這種信念才使我們黨不斷發展壯大，使革命事業越來越興旺發達。

　　當年，在遵義會議召開之前，中國共產黨所面對的是極度危難的生存絕境——紅軍數量的銳減，敵軍瘋狂的圍追堵截，物質條件的極端困難，生存環境的極度險惡，隨時有全軍覆沒的危險。盡管如此，從黨的領袖到每一個黨員，從軍隊的總司令到普通戰士，沒有動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對中國革命事業必勝的信念，大家臨危不懼，處變不驚，遇難不餒，認真總結失敗的教訓，積極尋找正確的道路。正因為如此，才使遵義會議得以召開，錯誤路線得以糾正，正確路線得以確立，從而轉危為安，化險為夷，轉敗為勝，使中國革命一步步走向勝利。

　　綜觀當今，筆者以為，遵義會議堅定信念的精神不僅不能丟，而且還需要進一步挖掘升華，繼承弘揚下去。長期以來，在反腐敗斗爭中拍住的“蒼蠅”，揪出的“老虎”，居多屬于信念的不堅定乃至于缺失。前些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曾做過一項《轉型時期的社會倫理與道德》大型社會調查，調查結果是：“有信仰的”僅占28﹒10%，這充分表明“信仰危機”不僅客觀存在，而且還很嚴重。另據傳，某單位搞警示教育，組織領導干部參觀三個地方：①參觀監獄，想讓領導們體會自由的可貴;②參觀天文臺，想讓領導們認識人的渺小;③參觀火葬場，想讓領導們懂得珍惜生命。有貪官在參觀監獄時，心里想：我過去沒想過法律和監獄啊，今后收財禮時還真得小心點哦。參觀天文臺時，他想：人類在宇宙中真是太渺小了，我在位時要不多撈點，不是更渺小了嗎?參觀火葬場時，他又想：死了死了，一死百了，趁現在還活著，我得及時“賺一把”啊。凡此種種，足以表明不進行信念教育是不行的。

　　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忘記遵義會議堅定信念的精神，忘記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光榮歷史，不僅滋生腐敗行不正之風，更有黨亡國破的危險!

　　第四、遵義會議民主團結的精神是中國共產黨蓬勃向上的一大法寶。

　　黨內只有實行真正的民主才能達到真正的團結，真正的團結是實行真正民主的具體體現。

　　在遵義會議之前，“軍委的一切工作為華夫同志個人所包辦，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懲辦主義有了極大的發展，自我批評絲毫沒有，對于軍事上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疏忽，而且采取各種壓制的方法，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造性是被抹殺了”。[4]同時，不僅毛澤東被剝奪了對軍事的領導權，就是身為軍委重要成員的朱德、周恩來，實際上也被剝奪了領導權，黨內政治生活極不正常。而遵義會議開創了中共反對黨內違反民主集中制這一組織原則的勝利斗爭的先河。從會議的醞釀、準備、召開、傳達的過程來看，這次會議實際上就是一個實行群眾路線、恢復集體領導的過程，是在黨內生活中運用群眾路線的重要體現。遵義會議召開前，隨著長征中紅軍作戰的屢屢失利，廣大干部、戰士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逐漸產生了懷疑和不滿的情緒。為了聽取黨內意見，爭取黨內支持，毛澤東在行軍途中與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干部促膝長談，共同探討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開始以來中央在軍事指導上的錯誤，在黨內做了大量、深入、細致的思想動員工作，得到了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大部分中央領導人的認可和支持，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創造了條件。為了充分發揚民主，尊重和傾聽各方面意見，遵義會議擴大了規模和人數，與會者除隨紅軍長征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外，還有紅軍總部、各軍團主要負責人及中央秘書長，李德及其翻譯列席了會議。會上，20多名同志各抒己見，暢所欲言，積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會場氣氛既緊張嚴肅又熱烈民主，在否定“左”傾冒險主義軍事指導方針的基礎上，“使黨轉到了正確的干部政策和正確的組織原則方面來了”。[5]在充分發言后，會議根據多數人的意見起草了深得全黨全軍擁護的《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會后，經過調整的黨中央密切聯系群眾，在政治局常委會審議通過后，將《決議》發至各支部學習討論，凝聚了黨心軍心。同時，中央領導人集體議事的優良傳統也得到恢復。可以說，遵義會議是中共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貫徹執行群眾路線、實行集體領導的光輝典范，是黨的建設史上的重大轉折點。

　　1942年，毛澤東曾經把遵義會議的民主團結精神運用到延安整風中，并提煉為“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又把這種民主團結方法作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正確方法，并號召廣大群眾向共產黨提意見。他說：“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目前，在中國共產黨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創建中國政治文明活動中，進一步弘揚遵義會議民主團結的精神，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第五、遵義會議務求必勝的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不屈不撓、堅忍不拔的思想根基。

　　務求必勝的精神就是既要有出以公心，旗幟鮮明地堅持真理的勇氣，又須具備正視困難和戰勝困難的氣概。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堅持真理，勇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光輝典范。遵義會議上黨和紅軍領導人爭得面紅耳赤，在今天看來，就是為了使處在生死關頭的中共中央和紅軍找到一條獲得革命勝利的真理。在遵義會議上，周恩來做出了表率，他是“三人團”成員之一，但他敢于承認自己犯的錯誤，并且主動請求中央撤換他的職務，決心把指揮權交還給黨，讓黨來重新安排，他建議并請中央考慮，毛澤東無疑應該回到紅軍的領導崗位上來。列寧說過：“向真理低頭不算丟人。”周恩來就做到了，為了追求真理，他衷心支持毛澤東，其他黨和紅軍領導人也多數支持毛澤東。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的指揮下，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靈活地變換作戰方向，四次渡過赤水河，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敵軍重兵之間。在渡過金沙江后，紅軍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紅軍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順利地通過四川境內的大涼山彝族地區，趕到大渡河畔的安順場渡口和瀘定城鐵索橋邊。隨后，強渡天險大渡河，翻越人跡罕至的夾金山，在懋功(今小金)地區同張國燾、徐向前等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會師。之后，中央紅軍挫敗了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陰謀，堅決反對南下，堅持繼續北上，過草地，趟沼澤，翻雪山，突破臘子口，跨過六盤山，抵達陜北吳起鎮，標志著行程二萬五千里、縱橫十一個省的長征勝利結束，終于實現了戰略大轉移。

　　總而言之，遵義會議精神與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一樣，是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最光輝、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革命精神。遵義會議精神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畫卷中，猶如一顆璀璨的明星光照千秋、輝映萬代!

　　作于：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四日

　　一點說明

　　2015年1月是遵義會議勝利召開80周年。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這一重要會議，我查閱了大量相關資料，對“遵義會議精神”做了初步探索與粗淺的研究。依據中共史料，結合當前實際，加上自己一些不很成熟的見解，而形成了此篇拙文。

　　我覺得，時下認真回顧遵義會議，大力倡導“遵義會議精神”(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堅定信念，民主團結，務求必勝。)，對加強并推進中國共產黨的各方面建設是大有裨益的。

　　——王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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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參見2004年《遵義黨史黨建》第一期文章：《大力弘揚遵義會議的五種精神》、《毛澤東與遵義會議精神》。

　　[2]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頁。

　　[3]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8—339頁。

　　[4]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469—470頁。

　　[5]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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