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研究唐代政治制度，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采用了階級分析的觀點，但又沒有墮入教條主義和簡單化。他說，唐代社會的主要矛盾，是“關隴貴族集團”與“洛陽文士集團”之間的矛盾，并不是籠統的“統治階級”與“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而這就是最典型的“階級分析”，但卻不是簡單化的階級分析。
什么是階級?任何社會都由各種“等級”構成，但“等級”并不是“階級”。馬克思說，“階級”，就是通過奪取和掌握政權，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說成是全社會普遍利益的那個政治組織。掌握政權的階級，按照自己的意志來構造社會，當這種意志采用法律的形式來表達，這就是所謂“憲法”，也就是所謂制憲。
《唐六典》是一部民法，那么，唐帝國有沒有憲法?當然是有的。所謂“憲法”，西文的意思就是“構成”，反映在制度上，就是政權的構成形式，必須體現那個奪取了政權的階級的意志。唐帝國社會的關系構成的基礎，就是關隴貴族集團，所謂“社稷一戎衣”，意思也就是“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反映在軍事制度上，就是府兵制，而反映在制度構成上，就是關隴貴族執掌的中書、門下和尚書“三省”制度。
什么是主權?主權講的是政權的最終歸屬。正像法國革命、美國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一樣，唐的政權也不是談判談出來的，即不是“禪讓”得來的，而是靠槍桿子打出來的。唐的主權既然是由“革命”來奠定的，所以，唐的主權，必然歸屬于那個打天下的階級，當然，這就是關隴貴族集團這個階級。
而唐帝國變遷的根源，就在于它的主權形式，在公元8世紀中葉發生了變化。
陳寅恪先生說，在武則天時代，唐帝國的“主權”，發生了重要的轉移，這就是從關隴貴族集團手里，向著“洛陽文士集團”轉移，這當然與國家考試制度的改革有密切的關系。隨著這種主權的轉移，當年“打天下”的老干部及其子女受到了冷落，大批新進的文士作為技術官僚得到了重用，而隨著關隴貴族集團逐漸失去了“主權”，府兵制和“三省”制度必然敗壞，其結果就是“安史之亂”，以及權力互相制衡的“三宰相”制度的瓦解。
這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如果從總結唐帝國治亂興衰的角度來講，這一“大轉型”最終釀成了唐帝國的瓦解，當然不能說是一件好事。不過，歷史研究絕不是做簡單的價值判斷，一旦我們采用“超越善惡之上”的歷史唯物主義立場，那么，就會看到：物質交換的方式，改變著人們的社會交往方式，一定的社會交往方式，決定了政權的組織形式，而絕不是相反。
為什么說是不得不然呢?因為僅靠土地收入不能養活如此龐大的帝國，僅靠徭役制度，也不能實行帝國的有效動員，這是唐帝國在發展中必須面對的問題。設關設卡，向行商收稅，這是“安史之亂”期間各藩鎮的發明，而在“安史之亂”平息后，國家便把這項發明繼承下來，從此就把商業稅作為國家稅收的一項重要來源，或者說，從此以后，國家便不再僅僅依賴土地稅收和徭役，而是逐漸地依靠市場交換和貨幣稅收。對于中國歷史和人類歷史，這都是極為重要的、根本性的轉變。
唐德宗元年(公元780年)，楊炎行“兩稅法”，規定“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確了國家要征收商業稅。
不過，欲開征商業稅，那就必須鼓勵商業發展，必須給商人以鼓勵、補償和“甜頭”，而這就是劉晏的發明：將鹽的國家專賣權，讓渡給商人，這就是“榷鹽法”的出臺。同時，更將漕運開放給商人經營，這就是“漕運法”的出臺。
《資治通鑒·唐紀四十二》說：
“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于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縣不復置鹽官。”“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乏鹽。”
劉晏，時為尚書左仆射，與擔任門下侍郎的楊炎同朝為相，他所發明的“榷鹽法”和“漕運法”，將市場經濟引入國家治理，說白了，就是使國家能以最小付出，獲得最大的商業利益。他的這個發明，被后世的改革家王安石和張居正繼承下來，昭示著中國治理方式的重大轉化。
于是，“一個階級勝利了，一個階級失敗了”，那個勝利的階級，就是掌握著“簿書句檢，出納錢谷”大權，以市場經濟的方式治理國家的技術官僚集團，而那個失敗的階級，就是依靠府兵制打下天下，依靠“三省制”治理天下的關隴貴族集團。
隨著“兩稅法”的出臺，中世紀的大門正徐徐合上，橫刀立馬的豪杰已經被事無巨細的官僚取代，而一個不再需要英雄的時代正向我們走來—這個時代，就是“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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