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也說“民國范兒”

　　民國時期是個天下大亂的時期，根本不像現在人吹的，簡直是黃金時代。天下大亂，最最倒霉是誰?是老百姓，不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再不舒服.也跟老百姓沒法比。你不能把全部歷史都寫戎知識分子的受苦受難史。

　　這是一段戰爭與革命的歷史，血流成河、淚流成河，中國人受了很多苦。但這也是一個英雄輩出、大師輩出的時代。它既催生了武夫、政治強人和革命家，也催生了現在讓人羨慕不已的“學術大腕”。國家多難，英雄和大師都是幸存者。在中華民族的苦難史當中，知識分子并非神游物外，而是身在其中。他們或者被政治拋棄，想搞政治而不得，或者寄生于政治的夾縫之中，有如褲襠里的虱子(阮籍的經典比喻)，躲避政治還來不及。很多人的學問都是逃避政治逃出來的。

　　比如王國維，他對政治本來很上心，革命絕了他的望，他才借學術打發時光，像魯迅說的，“無聊才讀書”。他根本看不慣這個時代，覺得革命就是天下大亂，天下大亂有什么好。他跟羅振玉東渡日本，就是出去躲政治。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在他看來，都是亂黨。什么時候不亂?當然是大清朝，特別是早一點兒的大清朝，其父祖之輩的大清朝。陳寅恪也如此，他的感情也在民元以前。此人無黨無派，要說派，是名士派，臺灣不去，北京不來，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他都不買賬。現在有人說，某些文化保守主義者對保存文化有功，這是對的。但說“萬般皆下品，唯有保守高”，就過了。這兩位大師，講范兒也是“前民國范兒”。真正的“民國范兒”是國民黨的范兒。

　　1949年，蔣介石兵敗如山倒，逃往臺灣。國民黨不得民心，連挺蔣的美國人都大失所望，打算換掉他(文換胡適，武換孫立人)。現在倒好，有人說，大陸淪陷，文化斷裂，傳統文化全都去了臺灣，不但人去臺灣，東西也去了臺灣。比如“中研院”，那才叫人才濟濟;臺北故宮，好東西全在那兒。這不是胡扯?

　　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幾個想上臺灣?實在不敢留大陸，那也是去美國。1948年底，蔣介石有“搶救大陸學人計劃”，派人拿飛機接，誰都不去。1948年中研院選出的第一批院士，共81人，除郭沫若是左翼人士，一水兒全是“民國范兒”。他們，只有傅斯年、李濟、王世杰、董作賓去臺灣，陳省身、李書華、汪敬熙、林可勝、李方桂、趙元任、蕭公權去美國，胡適先去美國，后去臺灣，其他人全都留在了大陸。胡適幼子胡思杜、李濟之子李光謨，還有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他們也留在了大陸。

　　文物，民國那點家底，跟大陸沒法比。故宮南遷文物，只有1/4去了臺灣，東西在他們的故宮。殷墟的標本，山彪鎮與琉璃閣的標本，還有居延漢簡，東西在他們的“中研院”。老河南省博物館的收藏，東西在他們的歷史博物館。他們帶走的東西，就這么多。中國的文物絕大多數還在大陸。更何況故宮搬不走，殷墟搬不走，中國的風水寶地搬不走。考古在大陸從未中斷，新文物層出不窮，即使“文革”也未中斷，真正的文化資源還是在大陸。

　　出版，大陸也未中斷，即使“文革”也未中斷。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文物出版社和科學出版社，整理古籍，翻譯外文，印考古報告、文物圖錄，不知出了多少東西，臺灣沒法比。

　　民國有什么遺產，咱們來看一看。

　　臺灣學者的傳燈錄，杜正勝來北大講過。他們的第一代學者是上述遷臺五院士，以及北大、清華和中研院的個把老人，根子在大陸。第二代是留美的余英時(1930-)、許倬云(1930-)、張光直(1931-2001)，也是從大陸走的。第三代是杜正勝(1944-)他們這一代。這一代才是在臺灣長大。我記得，1990年“中研院”選院士，呼吁本土化。他們的院士，國籍多是美國。本土化的意思是臺灣化。

　　余英時和許倬云，家庭背景都是國民黨。因為人在美國，國籍是美國，他們更喜歡的身份是“世界公民”。

　　余英時是燕大歷史系的學生，跟社科院考古所的陳公柔是同學。考古所的老所長徐蘋芳先生也是燕大的。他跟我講過余去香港的前前后后。他去香港是跟錢穆學，去美國是跟楊聯陛學。錢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后來是蔣介石的帝師。余的歷史研究，中心是士。《士與中國文化》，強調中國文化，命運系于士。他回憶說，他在燕大那陣兒，自由主義者分化，左翼向中共靠攏，右翼以胡適為首。他的表兄是北大地下黨的負責人，勸他參加革命，無論左派、右派，他都不參加。

　　許倬云是臺大歷史系畢業，遷臺五院士，胡適、傅斯年、李濟、王世杰和董作賓，還有李宗侗，他都奉為老師。他在匹茲堡大學教歷史學和社會學，性學專家李銀河留學美國就是跟他學。王小波“以性交解構文革”。許說，王的作品經他推薦，才在臺灣獲獎。許的代表作是《漢代農業》和《西周史》。前書，我在農經所時，曾從農業科學院借閱過，我意外發現，此書是送給杜潤生(中共負責農業的高官)的。

　　他們兩位對臺灣影響很大。臺灣的很多學者都是他們的學生。

　　張光直是臺大考古人類學系畢業，考古，師從李濟，人類學，受凌純聲影響最大。李濟是中國考古第一人。離開大陸，無古可考，是他最大的遺憾。1960年，大陸策反李濟，他沒回來(夏鼐寫過信)。他的學生圓了他的夢。

　　張光直是李濟最得意的門生。他是把新中國的考古發現介紹給世界的第一人，也是促成中美考古合作的第一人。1994年，“中研院”請兩個本省人出長該院，正院長是李遠哲，副院長是張光直，兩人都是有國際聲譽的學者。當時，張光直已患上帕金森癥。

　　張光直是臺灣人，但他說，他也是中國人。他在臺灣做過發掘，但更大愿望是回大陸發掘。因為中國考古的基地畢竟在中國。李水城回憶，張先生和夏鼐聯系過，想回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也一跟宿白聯系過，想回北大工作，都未成功。商丘考古是他的圓夢之旅，可惜已經太晚。當他終于站在商丘工地的探方里，他已舉步維艱。他比前兩位小一歲，但旱旱離開了我們。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90期，摘自2014年5月16日《作家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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