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作者袴田茂樹先生是日本著名私立大學青山學院大學教授、俄羅斯問題專家，素以俄國通聞名學界。他的這篇文章雖然發表于20多年前，但讀來宛在目前。經常看一看蘇聯解體的鏡子，有利于加深對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治黨治國治軍戰略思想的理解，有利于增強歷史主動精神，把中國的前途命運牢固地掌握在黨和人民手里。
為什么看起來那么牢固的蘇共和蘇聯國家政權竟未遇到流血抵抗就頃刻土崩瓦解?這有幾方面原因。
第一，官僚們的明哲保身主義。自30年代以來的蘇聯共產黨已不是本來意義上的政黨，已成為與國家組織一體化的政治性行政組織，所以黨員不是根據思想、信念入黨，而是為了取得在國家機關或社會組織謀取優厚待遇所不可缺少的條件而入黨的。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由于意識形態的腐蝕，黨員的心理已經近似日本公務員的心理。所以使黨員捍衛黨或燃起黨員的使命感起而采取政治行動的可能性極小。蘇共官僚們最關心的既不是馬克思和列寧的意識形態，也不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而是維持和擴大自已的特權，保持既得利益。即使要堅持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制度，也是為了維護黨政官僚的利益。既然主要關心的是擴大個人特權和明哲保身，就不會冒更大危險去犯上作亂。黨政官僚們對戈爾巴喬夫政策的反抗，充其量是對改革睜一眼閉一眼，遇事偷梁換柱，以不變應萬變。
第二，大部分蘇共黨員是順應主義者，多半不拘泥于意識形態，隨機應變。當改革政策成為當局的正式路線時，所有黨員都在順應領導層的意識形態路線和政策的改變。如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外交家阿爾巴托夫和普利馬科夫很快適應了時代潮流，馬上成為戈爾巴喬夫外交的得力助手。各級官僚對改革政策的解釋五花八門，各取所需地順應新政策。
第三，事實上最熱衷于資本主義化的正是黨政官僚。在幾年前改革派提出發展與社會主義根本制度有矛盾的私有制時，曾遭到主管國有財產的國家官僚和黨的官僚的激烈反對。但他們不久從東歐的動向醒悟到市場化的潮流不可阻擋，善于見機行事的官僚們改而采取先下手為強的市場化政策。1987年以來逐漸實行了國有財產私有化、國營企業私營化政策。在市場化政策實施過程中，與新企業家或黑社會結成一團熱衷于民營化和私有化的，是頗諳其中訣竅的黨政官僚們。他們利用固有的特權、有利的社會地位以及裙帶關系，首先把國有財產攫為已有，辦起有利可圖的企業。
第四，蘇共黨員和軍人中雖然對導致社會主義制度崩潰的戈爾巴喬夫路線不滿，也有許多人還提出尖銳批評，但是由于他們缺乏受廣大人民擁護的領袖人物，得不到人民的支持，還不能拋開戈爾巴喬夫，否則將造成黨的分裂、人民的背離、黨的沉淪，就是說他們對自己甩開戈爾巴喬夫來維持黨和國家的能力缺乏信心。
此外，人民意識的變化與國家解體有密切關系。最大的變化是蘇聯愛國主義思想的消失，通過改革時代，人們優先考慮的不再是國家利益，而是個人、民族、地區、社會集團的利益。另一個變化是蘇聯人民對黨、軍隊和克格勃不再懷有恐懼心理。以副總統、總理、國防部長、克格勃首腦、內務部長聯名發起的政變，并未得到軍隊和人民的無條件響應，因為他們錯誤地估計了人民意識的變化。
至于像戈爾巴喬夫這樣的改革家能夠成為蘇共領導人本身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歷史之謎。1987年1月在蘇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戈爾巴喬夫的演說曾使世界大吃一驚，因為向來蘇共總書記的演說總是向國內外宣傳蘇聯如何進步，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如何優越，等等。而他強調的是蘇聯如何不行，是落后了幾十年的制度。他的語調酷似反體制派的口氣，他提出的改革政策著實使國內外震驚。可是具有這種改革思想的人物怎么會當上總書記并能夠實施改革政策呢?第一，戈爾巴喬夫屬于批判斯大林時代的人。這一代人在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和“解凍”的時代度過了青年時期，戈本人雖然不是反體制派，但他是在這種環境中成長起來的，與沃茲涅欣斯基、葉夫圖申科等五、六十年代反斯大林體制的“憤怒的年青人”是同代人。又有乘轎車周游法國的經歷，使他有機會認識資本主義世界。第二，戈氏較之黨的理論更重視實際效果。第三，在勃列日涅夫時代有能力無地位的技術官僚普遍蔓延著一種對有地位無能力的意識形態官僚的不滿。這部分技術官僚成為金字塔式官僚機構內將戈氏推上頂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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