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自“普世價值”開始

　　從接受“普世價值”開始

　　——美國駐蘇聯大使馬托洛克談蘇共放棄階級斗爭理論

　　原編者按：此文摘自美國駐蘇大使小杰克.F.馬特洛克公開出版的回憶錄《蘇聯解體親歷記》。這段摘錄敘述了蘇共高層用“普世價值”取代階級斗爭理論的過程。此書雖不涉及美國在這個過程中的秘密活動，但從這位大使積極地介入這一事件的相關活動推測，其秘密干預的程度應當是非常深的。

　　階級斗爭理論是列寧主義者的國家結構演進觀及同西方發生冷戰所依據的中心概念。沒有它，冷戰的理由就不復存在，一黨專政的理論基礎也就隨之消失。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基于各自在生產方式中所處的地位，社會被分成了不同的階級。各階級為在社會中取得支配地位，注定就要發生斗爭，而最終的勝利者將是人數眾多并處于被剝削地位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在此基礎上，它將建立其對社會的專政，消滅其他階級，最終在地球上建立一個共產主義天堂。

　　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唯一權威代表被賦予對全社會實行專政的權力。

　　可以想象，1917 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后的蘇聯就是如此，只是純粹的共產主義階段尚未來到，但曙光常在。

　　用這條階級斗爭理論來處理與非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關系，其含義是很明顯的。這些國家可能還處在“資產階級”或“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之下，這種統治注定要被勝利的無產階級所推翻。因此任何與非共產主義政府的聯合或合作安排只能是暫時的，一旦其策略依據消失，就要擯棄這種聯合或合作。核時代所需的和平共處并不意味著在國際范圍內階級斗爭的結束，只是表明當時有必要采取戰爭之外的斗爭方式。

　　70 年代，西方與蘇聯之間曾出現過短暫的緩和期，即使這時，勃列日涅夫領導集團也向蘇聯公眾清楚表明， 1972 年反彈道導彈之類的軍控協議的簽訂并不意味著階級斗爭理論有所改變。那時經常出現的口號是“在意識形態領域沒有什么緩和期”。雖然上層官員在親近屬于“資產階級”的西方人，但是蘇聯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是封閉的，政府采取措施防范西方思想的腐蝕，如嚴禁出國旅游，控制新聞媒介，干擾外國電臺廣播，等等。

　　不僅如此，這種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觀念還為支持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革命斗爭以及 1979 年進軍阿富汗提供了決策的理論基礎。盡管現實與這個理論并不相符，但上述行動卻被勃列日涅夫集團看作是為了階級的團結而采取的，因而也是合法的行動。如果上述行動能夠成功，那就會增強他們的實力，提高他們的威望。他們認為這是歷史賦予他們的使命，要他們實現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愿望。

　　由于親身經歷過蘇聯 70、 80 年代堅持階級斗爭理論所帶來的后果，我注意到了逐漸修正或廢除這一理論的種種跡象。在這一理論真正由官方拋棄之前，表明我們之間關系好轉的任何變化都可能是虛幻的，最多也是暫時的。只要共產黨堅持階級斗爭不放，就很難想象共產黨會輕易放棄政權上的壟斷地位，或者容忍黨內派別羽翼豐滿。因此改變蘇聯國內政策的風險很大。

　　一開始，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和謝瓦爾德納澤三人總是含蓄地采取行動，以削弱這一理論，仿佛是故意避開直接的辯論。政策上的變動隱含在“新思維”這個模糊不清的詞語里。它的確切含義有待于一步一步的剖析才會清楚。但是到了 1988 年夏，隨著雅科夫列夫與利加喬夫在國內問題上的緊張關系不斷升級，在階級斗爭問題上的辯論終于走向了公開化。

　　謝瓦爾德納澤7月就國際事務召開了一次由蘇聯高級外交官和學者參加的吹風會，主要是告知與會者蘇聯在其外交方式與實質內容上的一些變化。這次會議不讓外國人參加，但《真理報》登載了謝瓦爾德納澤開場白的概要。7 月 26 日吃早飯時，我打開《真理報》，很快瀏覽了該文。下面這段話一下子躍入我的眼簾：

　　(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在他的講話中說，新的政治思維要在核時代的現實環境中考慮到和平共處。我們有充分理由認為在和平共處時期不存在什么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

　　所謂的共處是建立在不侵犯他國領土、尊重他國主權及國家獨立、不干涉內政等等這樣一些原則之上的。它不能等同于階級斗爭。兩種對抗性制度的斗爭已不再決定當今時代的走向。現今，起決定作用的，是我們依靠先進科學、現代化設備和尖端技術來加快物質財富生產與合理分配的能力，以及我們開發和保護那些人類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資源的能力。

　　我一直孜孜以求的東西終于呈現在我的眼前。階級斗爭這個決定對外政策實質的理論被官方人士宣布予以放棄。如果蘇聯領導層普遍接受這個改變，那么在未來的幾個月內，我就可以聽到其他領導人，當然包括戈爾巴喬夫，發表類似的言論。

　　然而，事與愿違，謝瓦爾德納澤的立場非但沒有得到加強，反而出現了駁斥的言論。就在外交部那次會議之后不久，利加喬夫訪問了高爾基，這是位于伏爾加河上的一座古城，因它是該地區國防工業的中心，所以禁止外國人參觀。傳統上該城稱做下諾夫哥羅德，不過至今還未恢復舊名。利加喬夫利用這次訪問的時機發表言論，駁斥謝瓦爾德納澤的觀點。 《真理報》8月 6 日報道了利加喬夫的講話，利加喬夫在講話中最直言不諱地維護著“階級斗爭”這個傳統思想：

　　我們的出發點是國際關系中的階級特性。在這個問題上的任何其他解釋只會造成蘇聯人民以及國外朋友們的意識混亂。積極參與人類所面臨的共同問題的解決，決不能人為地用來作為停止社會和民族解放斗爭的理由。

　　利加喬夫是想魚和熊掌兼而有之：方便時就一起解決“共同問題”，平時只要有可能就推行冷戰策略。

　　外國大使們一般不把一場意識領域里的爭辯寫進自己的報告里，這不是一個合適的話題。盡管我們的使館人員向華盛頓詳細地報道了莫斯科在意識領域里的辯論，但似乎只有研究共產主義事務的專家們給予了重視。對于天性講究實際的美國政客來說，這種爭辯沒有什么意義，只不過是窮究一些深奧的理論問題而已，與真實生活沒有明顯的瓜葛。在他們看來，這種爭辯就像中世紀神學家們的嘮叨，不會傷及他人，只是徒費時間而已。講究實際的人們最好不要理睬。

　　在這種態度下，我們從未接到任何指示，要求我們同蘇聯官員一起探討或闡明共產主義思想的一些觀點，不過，我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只是，我總覺得這場辯論的結果將會決定事態發展的命運。我想讓蘇聯領導人知道我們中有些人對事態的發展非常感興趣，并認為其結果將會影響我們對戈爾巴喬夫改革誠意的信心。因此，我決定下一次遇到謝瓦爾德納澤時一定與他探討這個問題，不是作為官方的探詢，而是個人之間的交流。

　　事有湊巧，為了向謝瓦爾德納澤傳遞國務卿舒爾茨的一些口信，我在8月8日就與他見了一面。會見是在晚上進行的。這時，謝瓦爾德納澤不像白天那么忙碌(他是出了名的夜貓子，常開夜車)。我說完正事，就把談話引向那個話題，并解釋說向華盛頓闡明莫斯科發生的事情是我的職責，因此表述時我要力求精確。我說我已把他的有關階級斗爭的講話作為一個可喜的跡象向華府作了匯報，可現在我又注意到了利加喬夫在高爾基的言論，我不知道他的觀點是否代表著整個蘇聯領導層的看法。我請他幫忙，使我對目前的形勢有個更清晰的理解。

　　謝瓦爾德納澤向來不喜歡搪塞敷衍，但是在這個問題上，他還是有點不習慣與我進行討論，這畢竟是國家內部的爭辯，他在座椅里不自在地挪動著身體。他向我保證說戈爾巴喬夫的觀點具有權威性，戈爾巴喬夫已明確說過他們壓倒一切的任務是避免核戰爭。階級斗爭是在國家內部出現的東西。他評論說利加喬夫的言論肯定是指這個意思。

　　我根據《真理報》的報道向他說明，利加喬夫很清楚地指出階級斗爭是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的指導原則”。于是，謝瓦爾德納澤避開我的話題，間接地肯定了這種爭論，他說道：“好吧，你們的政府領導人不也常常出爾反爾嗎?溫伯格與舒爾茨的觀點有時就不一致。”他在最后向我擔保說蘇聯政府對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爭端抱有堅定的信心。

　　我向謝瓦爾德納澤提及利加喬夫的講話，目的并不是為難他，而是為了加強他在蘇聯國內這場辯論中的地位，不過前提是他得利用我的看法，向他的同僚們挑明說，美國了解這種爭辯的含義，繼續堅持階級斗爭理論會使兩國之間的關系改善變得步履艱難，我認為這么做沒有什么不妥。

　　究竟會不會出現這種情況，我當時心里也沒譜。然而，就在一周之內，亞歷山大· 雅科夫列夫在立陶宛的維爾紐斯對利加喬夫的講話作出了反應(沒有指名)。他對這條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重新做了明確的解釋。他用哲學術語作掩飾，而且不時選用復雜的句型，不通過反復的閱讀不能完全掌握它的含義。

　　而且，支言片語的摘引也無助于理解。下面引用的這段話是他爭論的中心部分，我在翻譯成英語時力求做到準確：

　　防止核威脅、以和平的名義裁軍、以安全的名義相互信任與合作、關心人類的生存——所有這些都是當今世界所要完成的任務。但是如果我們在歷史的范疇里進行思考，完成上述任務只是公正地、民主地、合理地解決人類面臨的所有其他問題的一個主要的、最根本的前提。這些問題包括：

　　減少饑餓，維護生命賴以存在的地球環境，合理利用地球上遠非取之不竭的資源。

　　人類共同利益不是哪一位思想家在象牙塔中通過苦思冥想而假設出來的抽象的哲學范疇。在我們這個時代，當整個地球似乎已小得不可思議之時，當人類的命運與歷史只要按一下按紐就會結束時，當不用幾個時辰全球 50億人便對某一事件家喻戶曉時，這個人類的共同利益就是具體而又生動的了。

　　這些確是全人類的利益所在。這也是我們的利益所在，因為我們是人類的一部分，而且還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把人類凝結在一起的正是這些利益，這意味著它們能夠超越幾個世紀以來阻礙人類文明發展的那些力量，即分裂、矛盾、對峙以及戰爭。正是這種共同利益將使對立各方走到一起，因為當哲學的、抽象的、歷史的分類與純粹實踐的、世俗的、日常經驗的東西融合在一起之時，這種共同利益便使個人的利益融入到了大家的利益里。

　　因此，馬克思主義是從歷史觀的角度、從所有人類發展的前景出發，是對人類共同利益的詮釋。它不是只考慮哪一個國家或哪一個階級、民族、社會團體的利益。它把那些受剝削的社會最底層的利益放在首位，并在特定的社會結構里將之單獨作為一個階級劃分出來，以承擔解放人類的歷史使命，我們能說社會主義的諦造者們是以這個階級的利益來對抗所有其他階級的利益嗎?當然不能。

　　優先考慮人類共同的利益，這個觀點很有價值，因為它包含著發展的客觀趨勢。它要求放棄僵化的世界觀、國家觀、民族觀。它有助于我們現實而又理智地把政體不同的國家之間的共處看成是歷史的要求，是國際主義者追求全球發展的體現.

　　這是《共產黨宣言》以及《資本論》中的馬克思主義嗎?用雅科夫列夫的話來說，當然不是。因為馬克思的的確確把“無產階級”的利益凌駕于其他階級的利益之上。而且，這一基本理論還導致了他的許多其他錯誤。如果蘇聯領導人真的愿意拋棄這個觀念，那么他們是否繼續稱他們的指導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這已是一個在別樣的社會里實行的別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別樣的社會則是我們大家都能認可的社會。人類的確有它的共同利益，如果蘇聯領導人能認識到他們的利益也包含在其中，那么冷戰就會成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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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們探討過的上述國內大辯論為背景，東西方關系迅速實現了和解。戈爾巴喬夫在國內進行政治改革的決定，既要求也有助于同西方建立友好關系。畢竟，人們不可能在支持建立法制國家的同時依然抓住“階級斗爭”理論不放，正如人們堅持階級斗爭觀念就不可能結束冷戰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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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加喬夫盡管過去一直維護——現在仍在維護——“階級斗爭”觀念，但他似乎并不反對蘇聯為改善與西方的關系而采取的大部分具體步驟。他與戈爾巴喬夫的分歧在于后者擁護政治體制改革，要求推行更加激進的經濟改革措施。利加喬夫曾一度贏得了對葉利欽的勝利，但卻正在輸掉同雅科夫列夫的一場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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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爾巴喬夫 1988 年 12 月在聯大會議上的發言標志著蘇聯這一年在國內外發展變化的頂峰。他單方面宣布削減蘇聯軍隊的舉措，證明他已掌握了蘇聯軍隊。就在幾個星期之前，包括總參謀長阿赫羅梅耶夫在內的軍方高級將領還在堅持一定要經過談判協商之后才能答應裁軍，而且要求這種裁軍必須是雙方的。可見，當時的戈爾巴喬夫已經完全支持把人類的共同利益作為其對外政策的基石，明確無誤地拋棄了階級斗爭觀念。

　　在他的這個發言里，還有一句非常關鍵的話：“選擇的自由是條普遍原則;它不應該有任何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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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經常聽到的一種批評是，戈爾巴喬夫沒有明確的前進方向。正如利加喬夫和雷日科夫在回憶錄中所指責的那樣，他已把政策置于情感之中，對于政策意欲實現的目標則不明確或者說不理解。就在離開莫斯科對意大利和梵蒂岡進行國事訪問并準備同布什總統在馬耳他舉行首腦會晤的前夕，戈爾巴喬夫發表了一篇回應這種批評的長篇文章。

　　文章的題目是《社會主義思想和革命性的改革》，刊登在 1989 年 11 月26 日即周日的《真理報》頭三版上。文章的署名為“米·戈爾巴喬夫”，沒有官銜，表明文章代表的是他個人的觀點，沒有經過政治局討論。我讀了這篇文章，戈爾巴喬夫自 1987 年十月革命周年講話和《改革》一書發表的兩年來，思想變化之大深深打動了我。文章一方面仍表示堅持“社會主義”，但另一方面，戈爾巴喬夫把這個詞的內涵做了新的界定，其內容與其說是屬于列寧和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毋寧說更接近于西方的社會民主。

　　一開始，他承認自 1985 年執政以來他的觀點已經發生了變化。他聲稱：“我們開始從不同的角度看待許多事物。”接著，他解釋道：起初我們以為，改革基本上只是一個糾正我們社會機體中的個人歪風、完善已經發展了的制度的問題，而今我們要說，必須從根本上重塑整個社會制度，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包括)改革產權關系、經濟機制和政治制度，同時改變社會的精神和道德風氣。

　　接著，他既排除了保存現有的計劃經濟的可能性，也排除了接受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其取代方案是主張創建一個“人道的、自由的和理性的社會”，他聲稱這是一個與“馬列主義理論相聯系”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將排除“官僚集權主義”，有利于“勞工集體自愿聯合會”管理。工人將擁有其使用的生產工具，農民將成為其土地的主人。

　　在政治方面，他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平民社會和一個法制國家。“民主和自由”被譽為“偉大的人類文明價值觀”，它只需再加一項“社會主義的內容”就會成為合適的目標。考慮到強硬派會反駁說西方民主不是真正的(也即經濟的)民主，他指出，雖然他的目標是創造真正的民主，但經驗表明形式上的民主也很重要。

　　這一公式間接但明白無誤地否定了傳統的共產主義論點，即“資產階級”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戈爾巴喬夫似乎是說，民主就是民主，如果我們必定要有民主的話，就必須在西方民主的基礎上重塑我們的政治體制。接著，他話鋒一轉又指出，社會主義的理想不得不同“經過時間考驗”的代議制民主“機制”相結合，包括立法、行政和獨立的司法明確分立。

　　他的結論是，共產黨在“新的社會體制”中將起“一種特殊作用”，因為它是蘇聯社會的“政治先鋒隊”。但這也要求它停止計劃經濟，并進行自身內部改造。他堅持認為在“目前社會變革的復雜階段”，維持一黨制度是“有利的”，但他警告說，黨本身必須發展思想上的多元化和競爭，并擴大公開性。戈爾巴喬夫雖未稱贊葉利欽在過去兩年里一直表達的那種思想，但卻沮喪地寫道，作為一個整體，社會正邁向民主，而黨始終落在后面。

　　撫卷沉思，我多了一些勇氣，少了幾分氣餒。我生性樂觀，通常更多關注的是注入空瓶里的水，而不是還有多大空間沒有灌滿。我不能說戈爾巴喬夫究竟是給改革目標的瓶子注入了 20%、還是 40%、抑或 60%的水。可以肯定的是，瓶子中仍留有很大的空間。但看得出戈爾巴喬夫正在從經驗中學習。由于他所遇到的困難，他的目標正變得更趨于激進而非謹慎。

　　這篇論文避而不提階級斗爭，其基本的民主制度概念與西方也沒有什么兩樣。然而，戈爾巴喬夫的經濟觀念卻相當混亂。充斥于他 1987 年“周年”講話中的那種教條式馬克思主義公式已經蕩然無存;現在他模模糊糊地選擇了集體所有制和集體經營思想，并繼續堅持捍衛作為一般概念的“社會主義”。他沒有指出走向市場關系制度的重要性，也根本沒有承認沒有私有財產權就不可能有政治民主。

　　當然， 我不能奢望即使是最有眼光的蘇聯領導人在 1989 年會撰文為資本主義辯護。如果戈爾巴喬夫真的這樣做了，那么他蘇聯領導人的位置也就不會維持多久了。他對西方社會民主半推半就的心態在當時也許只能走到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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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爾巴喬夫在對外政策方面也留下了重要的遺產。不過短短幾年，他就從一個傳統民族主義的、排外的、蘇聯偏狹觀念的教 條主義衛道士，變成了一個為人類普遍價值而戰的戰士。他拋棄了階級斗爭觀念，這對克服由布爾什維克革命所造成的孤立、敵對和同外部世界的長期緊張關系是必不可少的。

　　只要主要大國不處于蘇聯的直接控制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冷戰就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蘇聯不放棄其制度的意識形態核心——階級斗爭觀念，冷戰就決不會停止。而一旦它放棄，該制度自身就不再具有任何理論依據。既然共產主義統治和冷戰都建立在共同的意識形態基礎之上，那么，只要摧毀了這個基礎，兩者便都難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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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共產黨在蘇聯的統治并非美國政策的明確目標，我們應該承認，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是促成這一結果的主要因素……如果我們要確認某一個人應對蘇聯共產黨統治的瓦解負責，那么這個人只能是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畢竟是他所堅持的改革最終把共產黨從統治地位拉下來，他拒絕同意使用武力去維護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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