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開35年對文物的破壞遠甚“文革”
“殺雞取卵”、“竭澤而漁”能有可持續發展
一提起文化大革命，很多人會想到紅衛兵的“破四舊”;一清算文化大革命的罪惡，很多公知精英就會拿對文物和文化的破壞說事。可真要看看改開35年對文物的破壞，那才慘不忍睹，那才怵目驚心。那不僅是破壞一個個珍貴文物，更是在毀滅一座座文化名城，在割斷一座座城市的文脈。
一、對“文革”期間的文物保護要客觀評估
92歲的中國文物界元老謝辰生，現為國家文物局顧問、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專家委員會委員，他在2013年10月23日接受《瞭望》記者采訪時，就明確講到對“文革”的破壞文物要客觀評價，不要夸大其詞。
1、“文革”對文物的破壞并非想象那樣大。文革之初，紅衛兵破“四舊”，出現對文物的破壞，周總理力挽狂瀾，對制止文物破壞起很大作用。1966年“造反派”剛一上街，周總理就立即下命令，調集一個營的軍隊來保護故宮，所以整個“文革”期間，故宮沒受任何破壞。整個“文革”對文物的破壞，也不像許多人所想象那樣大，當時國務院已經公布的180余處全國文物重點保護單位，除西藏有一處被破壞外，其他都得到了很好的保護。
2、“文革”期間走私文物的現象幾乎不復存在。文革期間，幾乎就沒有盜墓和走私文物，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國內都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文物走私和文物盜掘等犯罪活動，整個文物保護的環境還是比較好的。
3、文革期間我國文物保護事業取得重大成就。文革期間不僅主要文物單位都得到保護，更令世界矚目的是，就在那一段時期內，我國的文物保護事業還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長沙馬王堆、銀雀山竹簡、金縷玉衣和西安兵馬俑，這些震驚世界的重大考古發現，都發生在那個時期。
4、文革期間破“四舊”很多舊物件無文物價值。文革時破“四舊”，絕大多數的物品，都屬民國時期的舊物件，大都沒什么文物價值，幾乎都沒進入國家文物保護范圍。而那些神龕、牌位的存在，卻極大桎梏人們的精神。砸碎一些神龕佛像、祖宗牌位，就是砸碎精神枷鎖的物質符號，砸封建宗法制度的圖騰。而改開破壞和毀滅的文物，都是被明確標明和定級的文物，絕非是神龕瓦當之類。
二、中國文物最悲慘劫難始于上世紀90年代
改革開放以后，情況就開始變得復雜了。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尤其上世紀90年代，是“中國文物最悲慘的時期”，比“文革”期間對文物的破壞還要嚴重，真真進入文物“浩劫”，而且，這種“浩劫”的破壞勢頭還在繼續延續。
1、4.4萬不可移動文物消失。根據最近一次的全國文物普查結果，我國已登記不可移動文物共766722處，其中，17.77%保存狀況較差，8.43%保存狀況差，更有約4.4萬處不可移動文物已被人為消失。
2、數十座文化名城名存實亡。尤其，令人震驚的是很多歷史名城，已經徒有虛名。由于歷史文化街區成片被拆除，一些歷史名城根本就不復存在。據最新統計：中國120個歷史文化名城中(截止至2013年)，有將近20個沒有歷史文化街區，等同于20多座歷史文化名城已名存實亡，將近一半的歷史文化街區不合格，基本是假冒偽劣。
3、1670萬件文物流失海外。文物流失海外的情況更為嚴重，近年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有統計，僅在47個國家的218家博物館中，就有中國文物167萬件。估計流失海外民間的中國文物，大概又是館藏數量的10倍，那就是流失1670萬件，其中，30年間，僅流入美國就達230萬件。
三、改開與文革破壞文物之不同
將改開35年與文化大革命對文物的破壞相比，歸納起來有三個不同：
首先，持續的時間不同。文革”提出的“破四舊”、“立四新”與陳小魯、賀鵬飛等高干子弟的“破四舊”、“立四新”根本不是一回事。雖然紅衛兵“破四舊”等行為，給文物保護造成不小的傷害，但時間很短，很快，就幾個月。因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都不贊成，特別是毛澤東很不高興。才有康生、戚本禹等，特別是周恩來出面強力制止破壞文物。而改開對文物的破壞持續35年，而且，還在持續，還看不到止損點。
其次，破壞的性質不同。紅衛兵“破四舊”中的一些舉動，往往是學生無知的狂熱舉動，很多沒收的文物都上繳了，后來也都返還了，很多砸碎的舊物件也并非文物。而改開對文物的破壞，既有犯罪分子有目的，甚至是廣泛化、產業化、國際化的惡性犯罪活動;更有政府有組織的，公然違反文物保護法的犯罪行動。
再次，破壞的范圍不同。紅衛兵“破四舊”雖然破壞了一些文物，可同改開以來出現的掘墓、偷盜、走私了千萬件文物，甚至毀滅一座座文化名城，根本沒法相比。改開以來對文物破壞的范圍極大，毀滅的更為嚴重!
四、改開以來對文物大規模破壞的四種途徑
改開以來對文物破壞如此嚴重，主要分四種途徑進行。
一是盜墓走私空前嚴重。人們對金錢追逐欲望愈加強烈，加之，國家保護措施不力，于是沉渣泛起，偷盜、走私都出來了。尤其是1990年以來形成的盜墓風氣，不要說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不曾見到，就是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沒有出現這么嚴重的盜墓狂潮，幾十年來，總計有20多萬座古墓被盜。
“中國流失的文物，已形成國際化一條龍經營。從盜掘到走私，直至出現在國外交易市場，常常幾天之內就可完成。”以海關5%的抽查率，有的海關一天就查出千余件走私文物。若以此類推，中國文物每年大約流失多少?而且，連古生物化石都不能幸免。2004年以來上海海關共查獲古生物化石走私案件12宗，查扣各類走私古生物化石193件，其中二級古生物化石18件，其他禁止出境古生物化石175件。
中國政府依據有關國際法，不斷向非法占有中國文物的國家提出索回文物的嚴正交涉，每年還撥數千萬資金去海外回購流失的文物。一些實力雄厚的中國企業家和收藏家，也通過多種渠道斥巨資去海外買回本國文物，或捐獻國家，或藏寶于民。可面對數量巨大的流失文物，這一切努力都是杯水車薪。毫不夸張地講，現在中國文物保衛戰的文化含義，絕不亞于一場抗日戰爭!
二是城市改造毀滅名城。自1982年國務院批準設立第一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以來，進入名單的城市已為118個。這標志著不再僅僅關注單棟的建筑物，而是擴展到對歷史城市的整體保護。可在大規模的城市改造中，很多地方政府只圖眼前利益，置文物保護法于腦后，駭人聽聞的破壞文物，比盜竊文物的犯罪分子造成的后果還惡劣。
諸如，廣州自1982年被公布為全國首批歷史文化名城開始，歷史文化保護與開發之間的博弈一直未停。2009年7月，新河浦東山別墅區7棟小洋樓被拆除，曾引發軒然大波。2013年6月10日晚，僅靠一紙“緩拆令”保命的民國建筑金陵臺、妙高臺，一夜之間被開發商夷為平地;6月14日晚，蘿崗區5座先秦古墓被地鐵六號線施工方以鉤機挖毀等等。
“名城”昆明的老宅典雅、簡約、實用，用“萬國建筑博物館”來形容，一點都不為過。1994年起，昆明進入大規模的城市改造，隨著武成路、金碧路、長春路、同仁街、金牛街等大批老街的改造，許多既有明清時期的“一顆印”、“走馬轉角樓”，北方的四合院、粵式的滴水檐樓，也有蘇式的紅磚或青磚群樓和歐美風格的精美別墅，這些凝聚著昆明歷史文化精髓的老宅全都消失，有建筑頗有特色的小街巷徹底消失，“萬國建筑博物館”已不復存在。
上海的建業里本來是具有清水紅磚、馬頭風火墻的江南民居風格的建筑群。2008年，這個市級建筑保護單位的改造工程啟動后，它被打造成商用街區和海派文化的“新地標”，但里面卻是以私家豪宅為主的樓盤、酒店式公寓以及商鋪，失去了原來的味道。
諸如這樣由土地經濟和地方政府政績觀，導致的建設性破壞文物，幾乎每天都在發生，幾乎在每座文化名城都有發生。僅2013年1月，住建部和國家文物局聯合下發通知中，就對河北邯鄲等8縣、市因保護不力致使歷史文化名城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進行通報批評，這僅是通報一年的情況。
三是拆真文物造假古董。這是與建設性破壞不同的保護性破壞。在背后巨大經濟效益驅使下，打著振興、恢復的口號，實際上拆舊毀舊、拆舊建新、拆舊造假。
如，濟南老火車站于1912年建成，曾是亞洲最大的火車站，被二戰后聯邦德國出版的《遠東旅行》列為最值得一看的第一站，也是當時清華大學、同濟大學建筑學教科書上的范例，更是濟南的標志性建筑，也是“國保單位”的建筑。竟然在1992年被政府拆除了，一時引發全國輿論大嘩，可你大嘩有個屁用。后來火車站設計者費舍爾的孫女訪華，或成為重建的間接導火索，從得知到決定重建不過匆匆幾天。2012年，濟南市正式確認重建濟南老火車站，稱將“原汁原味”地復建21年前拆掉的濟南老火車站及行包房，可不管如何原汁原味，那也是贗品!
如，沈陽奉天紡紗廠舊址是不可移動文物，可不管輿論如何呼吁，政府就是不出面制止，任建筑開發商將其拆毀，后在各方壓力下按原樣修復重建，現存的早年建筑僅剩一座辦公樓。這座辦公樓為品字形仿歐式建筑，主體建筑為三層，中間上部另起鐘樓一層，其上還懸掛著古老時鐘。門窗全部為拱形，上面雕飾弧形窗套，小葫蘆圍墻，磚木結構，水泥瓦頂。可不管重建的這座樓多像，那也是假貨贗品!
現在古鎮古城重建成風，都不過是一些地方政府或開發商“拆了真文物，造了假古董”。據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吳必虎統計，我國有30多個城市正在或謀劃進行古鎮、古城修復或重建，而這所謂的保護性重建，都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以保護為名的破壞!
四是開發過度釀成一場場災難。央視焦點訪談：河南鄭州新鄭新空港規劃拆遷古村,300多處不可移動文物即將在“生態之港”“時代之港”“樞紐之港”的夢想中灰飛煙滅。
除在開發中大面積毀滅不可移動文物外，因過度開發釀成的各種火焚、水淹等，更讓大批文物毀于一旦。2014年1月11日凌晨，始建于唐朝，具有1300多年歷史，具有“月光城”之稱的云南香格里拉縣獨克宗古城遭遇了火災，整座古城核心區域焚燒殆盡，大批重要文物付之一炬。
京侗寨是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北部地區最大的侗寨，曾是中國保持最完整的侗族村寨之一，距今已有300多年歷史。可2014年1月26日的一場火災，就將全寨焚為平地!
2014年4月，麗江古城又遇火災先; 7月，“鳳凰”遭滅頂之災，19.6萬人受災，近4000家被淹災，橋梁倒塌……。
河北正定大火燒毀千年古城樓;貴州省銅仁市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600余年歷史的古建筑川主宮，被燒得只剩殘磚斷瓦等等。
那么，探究一下這些造成這些巨大災害的原因，哪一個能離開“人禍”?面對一場場如此慘痛的火災，政府防備不足，消防不力，無疑是不可推卸的責任，獨克宗古城發生火災，消防栓不就虛設沒水。而在經濟利益的強烈驅使下，開發過“火”更難逃其咎。 2012年獨克宗古城接待游客七百多萬人，完成旅游業總收入70多億元，全都兩位數增長。而1990年獨克宗還是個很小的鎮，這次大火重災區，就位于古城四方街的消防隱患重點——酒吧等娛樂場所。
至于貴州國保級文物川主宮，更不可思議的，被承包出去作茶樓賺錢，茶爐一把大火，將其毀于一旦。至于京侗寨被焚，不同樣是因重旅游，輕保護。
而“鳳凰落水”起因似乎是百年未遇洪水，可實際不是過度商業開發的人禍所致?僅拿吊腳樓來說，原來就13座，現有130多座。這些吊腳樓敢建在河道兩邊，業主不是這個處長，就是那個主任!吊腳樓越來越多，沱江不僅變窄，反成泄洪障礙。
改開以來，這種出賣祖宗，毀滅文物的追求發展，不包括在習近平痛批的“竭澤而漁”，“殺雞取卵”?這樣的發展能對得起子孫?而類似這樣飲鴆止渴的求發展，還有多少?還不需要反思?
王婆賣瓜
對寫作本篇博文，有三點體會和博友交流。
其一、文章需要思索。無論寫作什么詩文，佳作都在思索。本篇博文思索的一個命題，就是“發展就是硬道理嗎?”“發展就是硬道理”，這是改開以來叫的最響的一句話，管它“黑貓白貓”，發展起來就是好貓。可我們的發展真的不顧一切?真的不計成本嗎?不顧一切的發展，真能持續發展嗎?習近平明確指出，發展不能“殺雞取卵”、“竭澤而漁”，這指的什么?28年的毛澤東時代，都已經過去35年了，還將什么倒霉事，都往毛澤東時代上扣，這公平嗎?這能是實事求是?
其二、思索需要膽識。“改開”35年，一直都在強調解放思想，可細數我們 “解放思想”的歷程，基本都是在打破“兩個凡是”上下功夫，都是在摒棄毛澤東思想上破“紅線”。否定毛澤東時，弄出個實踐檢驗真理大討論，在思想解放的口號中，沖破了共產黨的無數底線!而現在經過35年的實踐，為什么不再來個實踐檢驗真理大討論?為什么不再來一場思想大解放?為什么對“改開”的模式不做反思?為什么對“改開”的一些做法不能提出質疑?為什么不搞搞調查，還有多少百姓能支持改革?
其三、思索需要依附。無論多重大命題的思索，總要有思索的切口，思索的依附。或者說，總是由一個個具體的思索，綜合成一個整體的思考。本文對“發展就是硬道理”的思索，就是依附在對文物保護的思索，筆者還要依附更多的具體，去思索“發展就是硬道理”。中央提出要“科學發展”，那毫無疑問的說，我們“改開”的35年，有很多方面存在“偽科學”的發展。而真正要實現“科學發展”，就必須檢討“偽科學”的發展。而這個反省、檢討、思索，則更需要依附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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